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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一、历史前提 共同点： 1、突厥人和日本人在历史上均为边缘民族，较为落后。中心民族是中国。 2、两个民族均曾努力向不同的先进民族学习，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突厥人向中国和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 3、共同的民族危机。奥斯曼帝国失去北非和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区的大片领土，埃及和塞浦路斯被英国控制；一战后，协约国甚至试图瓜分土耳其本土；美国军舰进入日本，强迫其打开国门。 不同点： 1、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帝国，而日本是一个民族较为单一的小国。因此，近代奥斯曼的历史任务是维持其帝国统治和版图，而日本在走向殖民扩张，力图建立一个包括东亚、东南亚和部分南亚地区的殖民帝国。因此，日本面临着挑战西方国际体系的艰巨任务。 2、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地区，只有巴尔干为基督教地区，这一地区从19世纪初开始逐步独立；东亚地区则为儒家文明区，但各国也有各自独特的传统文化，如日本的神道教，这是日本最终走上“脱亚入欧”的原因之一。伊斯兰教强烈的入世性使其具有较为突出的约束力。 3、奥斯曼帝国自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历史上与欧洲联系密切，控制了基督教地区，曾长期参与欧洲的争霸战争。 二、“脱亚入欧”是土耳其和日本国内现代化战略长期讨论、斗争的结果 1、“脱亚入欧”经历了从民间讨论向官方决策演变的过程 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即开始了脱儒运动，代表是古学思想家荻生徂徕的理论，它彻底否定了孔孟和程朱思想，但引起很大争议。此后兴起的国学继承了古学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本居宣长。之后日本思想界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两个极端现象，即全盘日本化和全盘西化。前者以本居宣长为代表，其极端表现形式是“皇国神道论”;后者以福泽谕吉为代表，其表现形式为“脱亚入欧论”。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指出，文明即文明化，因此是一个历史进程，“只能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渐进步的东西”。与先进的欧洲形成对比的是反文明的亚洲，即专制王国中国和古代的专制日本。地域的脱亚是为了脱离“东方的恶友”中、韩，而脱离中、韩，是为了脱离儒教。东京大学教授黑住真指出，近代日本之知识论特征，一般说来具有三大印记，即非原理主义、非理想主义、非道德主义。“脱亚入欧论”正是这三非主义的极端表现。 土耳其：保守派激烈地反对改革，素丹以武力消灭了反动的近卫军；一战后，凯末尔大力推动建立国民军，展开武装反抗希腊入侵的民族革命战争，并在胜利后开展现代化改革。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带有西方化的特点，如坦吉马特改革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挑战了传统的穆斯林观念（非穆斯林低于穆斯林）。 2、两国都可以分为具有明显连续性的两大阶段——土耳其分为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日本分为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和战后两大阶段。 连续性的表现——土耳其：从泛突厥主义到土耳其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仍然存在于民间；世俗主义的延续和强化。 日本：当代日本始终不愿意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极力维护天皇制。 三、“脱亚入欧”是一种现代化的国家战略 其主张和特点： 1、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现代化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避免殖民地危机，实现民族振兴。 2、改造传统文化，实现脱胎换骨的文化再生。 日本：“脱亚”即“脱儒”。 土耳其：世俗化，即伊斯兰教不干涉社会生活。凯末尔实行了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改革，在中东国家中是最突出的。其宪法、民法、刑法均照搬自西方。 3、全面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超脱于周边邻国，尤其是在政治、文化上。 日本：经历了二战前从挑战西方的国际关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到二战后融入美国的反共包围圈的变化。二战前，日本侵略周边国家。二战后，日本与美国建立美日同盟，成为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在经济上，日本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分工，形成雁阵模式。但日本始终不能充分反省战争罪行，并在领土、资源等方面与邻国发生纠纷。 土耳其：一战后的土耳其由于曾受到协约国的侵略，最初与苏联关系良好，并实行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但在二战后，土苏关系恶化，土耳其加入西方主导的北约、巴格达条约组织，部署了对付苏联的中程导弹。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走在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前面，因此土耳其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带有优越感，看不起阿拉伯邻国。政治上，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一些国家与苏联建立了良好关系，完全与土耳其属于不同阵营。经济上，土耳其加入亲西方的北层国家建立的地区合作组织，与阿拉伯国家联系不多。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63年，成为欧共体联系国；1987年，申请加入欧共体。文化上，土耳其参加欧洲的各种体育单项组织，如篮球、足球。 四、“脱亚入欧”战略的结果 1、日本——在二战中经历了战败，被美军占领，美国实施了民主改造。战后经济上迅速发展，但政治上始终存在种种问题，无法与周边国家实现彻底和解。 2、土耳其——在政治、经济上与周边国家几乎隔绝，而与同样亲西方的以色列、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但近几十年来，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出现波动，加入欧盟的努力迄无成效。 土耳其在经历了二战前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后，开始重新探讨国家的现代化道路。1989—1993年担任土耳其总统的厄扎尔曾提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概念，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伊斯兰文化成为现代土耳其国家“软实力”的来源之一。厄扎尔的外交政策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于2002年上台执政以来，其外交更是出现了“中东化”倾向，成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全面实践。 土耳其现任外长、国际关系学者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认为，20世纪前半期的早期现代化人士（指凯末尔等人）主张的世俗化是“对非西方社会的自我认知的威胁”，而20世纪末的“文明复兴主义者”则要重新定义自身的本体论和历史的存在。而且，穆斯林文明不论是在哪个地区还是民族中，其具有的普世性表现为对共同的伊斯兰世界（乌玛）的承认，这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模式，并表现为对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共同回应。因此，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继承人，它具有明显的“战略深度”和“地缘深度”，必须改善与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周边的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主动影响上述地区的政治发展，以确保地区安全。当今的土耳其不再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家”，而必须担当“中心国家”的职责，在伊斯兰世界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改革重任的今天，土耳其将发挥引领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历史作用。在这里，达乌特奥卢从传统伊斯兰政治文化的角度同样提出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挑战。 同时，土耳其也在新世纪之初逐渐拉开与以色列关系。土耳其对欧盟的兴趣也明显下降， 2004年，土民众有70%支持加入欧盟，到2011年仅有约30%的人仍持这一想法。 对于土耳其的外交新方针，西方的态度是复杂的。欧洲对土耳其宣称的“伊斯兰”身份感到担忧，西方媒体上出现了有关“失去土耳其”的争论。美国也担心针对中东和巴尔干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可能会给美国带来问题。 五、小结 1、“脱亚入欧”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东方国家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具有必然性。 在某种意义上，“脱亚入欧”存在于所有东方国家。 韩东育：“中华文明亦因其主体精神的堕落而次第失去了她昔日耀眼的光环。她被近代日本的彻底否定，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陈独秀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但是，日本的“脱亚入欧”明显存在严重问题。 2、日本和土耳其并未彻底放弃传统文化，仍然存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凯末尔主义反映了国家精英的思想，而民间伊斯兰教的影响仍然强大。1950年以后，土耳其的伊斯兰传统再次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