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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核心区而轻边疆区，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总体特征。这种边疆治理模式不仅受到“华夷之辨”文化观念的影响，还受到王朝利益的根本性制约。历代的边疆治理行为，渗透着以王朝利益为核心的“成本”与“收益”的功利主义考量。在这一视角下，中原王朝之所以不愿进行深入的边疆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法从中获得土地、人口和赋税上的收益。这样的边疆观念贯穿于整个王朝国家时代，并对边疆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本—收益”观的形成及其内涵 中原王朝边疆治理中的“成本—收益”观最早明确出现于秦汉之际。秦代李斯就认为用兵边疆是得不偿失的，并指出“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汉昭帝也认为治边会带来“转仓廪之委，飞府库之财”的经济成本，而治边结果却是“力耕不便种籴，无桑麻之利”。这种“成本—收益”边疆观的形成，是由中原王朝特定的国家形态所决定的。首先，从国家属性或国体方面来看，国家政权为王朝所垄断，甚至成为一家一姓的私产。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王朝利益就是特定时期的国家利益，因此往往以王朝利益得失作为边疆治理损益的标准。其次，从国家合法性来看，中原王朝的道统和治统均主要来自核心区臣民的政治认同，因而在疆域治理问题上更容易以核心区利益为价值取向。再次，从国家能力来看，在生产力水平和政治技术较为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最后，从国家体制来看，中国在王朝国家时代尚不存在主权，自然也就无所谓领土，边疆的存废和盈缩主要取决于国家实力，因而经常出现因实力不济而舍弃边疆的现象。 “成本—收益”观自产生之日起，便处于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并最终沉淀为一种稳定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观念。在王朝统治者看来，边疆治理将带来巨大的成本问题，而“耗中事边”无异于“割根干以奉枝叶”。除却治理成本，历代诸朝还多从土地和人口这两项构成国家的根本要素来衡量边疆治理的“收益”。对此，唐代狄仁杰认为边疆乃“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明太祖朱元璋也劝诫子孙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照此逻辑，既然边疆的土地不宜进行农业生产，边疆的人口既不能提供赋税也不易统治，那么花费大量成本进行边疆治理自然是徒劳无益的。此外，“成本—收益”观又与“夷夏观”相互强化、相互激荡，从而以“利益”和“文化”的双重动力，共同形塑了中原王朝“外而不内，疏而不戚”的边疆治理模式。 “成本—收益”观对边疆治理的影响 对于中原王朝的边疆观念，以往人们多聚焦于“夷夏观”的研究，而相对忽略对“成本—收益”观的考察。这样的分析范式，一方面低估了古人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无法充分解读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逻辑。实际上“成本—收益”观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边疆观念，它还对整个王朝时代的边疆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对边疆治理理念的影响。在“成本—收益”观念中，边疆区域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其高昂的治理成本还会拖累核心区发展，甚至导致王朝国家的统治危机。基于这样的算计，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理念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特征。其一，重“本”轻“末”理念。历代王朝常将内地和边疆比作主体与枝节，并以“本末”“体用”理念来看待二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序列关系。尽管边疆问题时有发生并亟待解决，但这往往被看作“手足之蚧搔”，而内地的问题才是“胸背之瘭疽”。传统“夷夏观”对于这种“本末”理念的解读常常显得较为乏力。如唐太宗曾一面宣称对华夷“爱之如一”，一面却又认为内地是根干而边疆是枝叶，“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这样的论断显然是基于王朝统治利益得出的。其二，“守中治边”理念。“守中治边”强调要在守住王朝统治腹地的基础上，才能治理边疆。与此相通的还有“守在四夷”思想，即认为若要维护核心区的安定繁荣，就要与边缘区形成此疆彼界之分。其三，“谨事四夷”理念。历史上开疆拓土活动，多被视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行径而饱受诟病。 其次，对边疆治理制度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既要对边疆区域实现有效统治，又要尽量降低治理成本。为达成这种两全其美的治理目标，历代统治者普遍遵循“务在羁縻，不深治”的政治逻辑，羁縻之治由此成为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核心制度。如果说汉、唐、宋、明诸朝的羁縻治策含有“夷夏观”的偏见，那么自诩无华夷中外之分的元、清两代的土官土司制度则将“成本—收益”观呈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和亲、盟誓、教化、互市等治边方略虽不以“羁縻”为名，但都具有“以夷制夷”和“因俗而治”的性质，与羁縻制度属于“名异质同”的关系。 再次，对边疆治理实践的影响。在“成本—收益”的利弊权衡下，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常采取间接控制，国家力量并不深入到边疆社会内部，由此形成了松散性的边疆治理实践。第一，治理活动主要围绕对边疆的政治笼络和控制展开。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防范边疆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同时防止边疆区域从国家版图中分离出去。相比之下，中原王朝往往并不奢望从边疆治理中获利，所以直接介入边疆区域具体问题和具体事务的行为较为罕见。第二，边疆治理对象主要针对边疆社会的上层势力，而不是底层民众。为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中央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大都具有羁縻特性，而羁縻对象主要指向民族精英和宗教领袖，普通民众并不一定与中央政权发生直接关系。第三，边疆治理程度处于“治”与“不治”之间。中原王朝奉行“君子不治夷狄”的教条，但实际上这种“不治”指的是一种有限治理，而非绝对“不治”。部分边疆地区的“夷狄”程度很深，但仍处于中原王朝治理之下；相比之下，一些受华夏文明影响更大的周边属国却游离于治理之外。其中原委，如果忽视“成本—收益”观的作用，仅从“华夷之辨”单一因素进行考察显然是无法理解的。 “成本—收益”观的当代启示 “成本—收益”视角下的边疆观念，形成于王朝国家时期，并在历代边疆治理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与历史上中原王朝相比简直判若天渊。那种以“成本—收益”作为边疆“治”与“不治”、“深治”与“浅治”标准的功利主义价值导向，已然无法融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语境。尽管如此，这一观念对于今天的边疆治理依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第一，边疆治理过程必然会产生治理成本。我们虽不能以工具理性来简单衡量边疆治理的得失，但却应当保持一定的成本意识，尤其须避免因政策失当而引发治理成本激增的问题。第二，采取适宜的边疆治理方式有利于控制和降低治理成本。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克服了国家能力有限和政治资源短缺的问题，从而实现了持续性的边疆治理。第三，应当重新评估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中原王朝从王朝本位和核心区本位出发，以工具理性考察了边疆治理的“收益”问题，得出了“务在羁縻，不深治”的结论。但在今天的环境下，应以价值理性重新评估边疆治理的重大意义，既要发挥边疆区域在推动国家发展中的空间优势，又要将促进边疆自身发展视为国家整体发展的有机构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