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行为体：“一带一路”构建中的重要单元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近200年首次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开放合作的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涉及到全球约44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3%，是一个由诸多相互作用的国际行为体组合而成的国际化战略。因此，需要从国际体系的层面考察民族单元在“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按照巴里·布赞的国际体系理论，国际体系分为五个层次，即国际体系、国际次体系、单位、次单位、个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当前主流话语体系较多关注国家单位之上的国际体系、国际次体系及国家本身，却忽视了“一带一路”战略中次国家层面乃至个人层面的若干单一的民族群体。事实上，我国国内的56个民族群体或民族个体等次国家层次，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民族主体，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双重维度。回溯历史，“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到藏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蒙古族、回族、纳西族、撒拉族等若干个少数民族先民的聚居区。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各少数民族先民对于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商贸往来与文明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数代不同民族先民的开拓，丝绸之路不仅开启了古代欧亚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实现了多元民族文化的持续互动。
    展望现实，“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范围圈定了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囊括了西北、西南的诸多民族地区与多民族省份，同时也涉及到我国30多个跨界民族。各民族单元，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从边缘到中心”这一战略地位的根本性转变，支撑着国家发展新空间的历史责任。由于我国跨界民族群体与境外民族间彼此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近，因此，在相互交流和贸易方面具有明显的人文优势。如我国的傣族与泰国的泰族等东南亚国家民族，自古跨境贸易往来频繁，文化联系深厚，通过相互认知和理解形成的心理基础，对当下的跨境合作意义重大。再如，西北边境地区跨界民族之间天然的历史文化联系也可以充分利用。有考证认为，我国的撒拉族是来自土库曼斯坦境内一部落。基于先天血缘关系和语言便利，青海撒拉族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经济社会人文合作交流深入，不仅有政府层面的经济交流，如纺织、地毯编织、新能源、基础设施、农畜养殖等企业的对接洽谈，也有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现在，搭建了“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丝路沿线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的情感认同与互利共赢意识，使双方积极寻找更多发展契合点，携手推进深度合作。
    总之，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民族单元的类型是丰富多彩的，既要看到全球性、地区性国际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和沿线周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也要重视次国家层面的各民族群体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二、民族发展与安全战略：“一带一路”部署的必要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卢献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希望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把民族事务纳入进去。这一提议正是基于民族地区、民族事务、民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性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但是，由于“民族事务”一词所包涵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而在“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中，重点是国家层面的安全和发展，两者都与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民族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政治隐喻
    实施民族发展战略，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隐喻。与原有国际体系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战略所建构的新国际体系是全球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其根本目的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虽然实现“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重点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国家行为体。然而，不能不承认，“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隐喻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多边国际合作，最终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相对于东中部地区的迅速发展，中国西部地区，主要是民族地区的市场发育相对落后。只有实现了西部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使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联系的紧密度大大增加，才有可能最终保障国家利益，确保“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此外，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来看，经济上的互补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民族地区，矿产资源、森林草场资源以及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但其市场发育却相对落后。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大部分民族地区都设法利用招商引资促进当地发展，促进当地人员就业，缓解当地就业压力。在此过程中，除应关注自然资源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外，也需要重视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许多厂矿企业在建立伊始，在当地政府政策的要求下，关照少数民族群体的实际就业，但可能短时间内又辞退少数民族员工，导致少数民族群体实际就业率不足，没有使厂矿企业真正发挥服务当地就业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外资合作开发的民族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是未来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研究及解决的重要问题，它是“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安全战略：“一带一路”的显性重点
    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稳定，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部署的必要环节之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周边外交实质在于与周边国家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边境互动格局的主要承载者是丝路沿线的广阔民族地区和各民族人民。其中，本国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少数民族之间的天然的民族凝聚力在国际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民族聚合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可能与国家发展战略相抵触。如基于民族身份、民族认同产生的聚合力，在面对政策选择时，各民族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判断准则并非是非对错，而是我与他。此时，国家政治制度框架受制于族际间的观念认同框架，再加上民族间交往的开放性、松散性，这种族际聚合模式显然相对于国家线性的、规则的的治理机制而言，具有不可控性。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需要通过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对民族地区与外界的互动共赢做出提前安排，促进国家间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此外，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系中，应关注经济安全问题。丝路沿线地区将开展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区域合作，在全面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广受关注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民族产业，特别是少数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在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中，要求“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但同时也提及应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事实上，少数民族产业发展自身的脆弱性，需要国家作出更细致的战略部署，这种部署并不是依靠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限制和打击少数民族产业的竞争对手，将“国家逻辑”凌驾于“企业逻辑”之上，而是政府应努力为少数民族产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使少数民族产业群在竞争中学习提高，遵循市场运作的“企业逻辑”。
    总之，民族发展与安全战略部署，可以为“一带一路”国际互动格局的构建注入强大动力，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良性民族关系：“一带一路”实施的关键元素
    国内良性民族关系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元素和重要基础。从表面上看，在“一带一路”协同战略背景下，沿线地区，包括民族地区在内，将通过明确自身战略地位、区位优势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产业分工与合作。省际间“一带一路”协同战略使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联系的紧密度大大增加。按照缪尔达尔的回流效应理论，强大的回流效应和弱小的扩散效应，是经济关系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因此，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有赖于回流效应的弱化及扩散效应的增强。东西部经济联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此时，扩散效应将会增强，回流效应将会弱化，民族地区在此过程中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然而，民族地区发展并不意味着各民族关系的良性提升。当前我国颇为棘手的现实问题不仅在于东西部发展差距的加大，还在于民族地区内部各民族间发展差距的加大、民族内部不同职业人群贫富差距的加大所引发的民族关系问题。基于社会互动理论，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只有发生了相互依赖性的行为时才存在互动，并不是任何两方的接近都能形成社会互动。因此，各少数民族主体间互动格局的构建不可能通过其中任何一方的单独行为而实现，双方彼此依赖和相互信任是进行良性互动的前提基础。
    而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收入不平等等不合理现象的出现，使得社会互动过程受到阻碍，各民族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及各民族内部发展差距的加大所带来的必将是民族不安定、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甚至是民族敌视。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发展中，各民族经济状况的先天差异和既定的发展机遇、发展水平决定了各民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很有可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民族间及民族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必将导致恶性民族关系，从而阻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民族地区的发展，还需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真正将关注焦点聚焦于各少数民族群体，聚焦于民族关系，缩小民族间和民族内部贫富差距，维护和巩固良性的族际关系。基于此，“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实施，离不开民族间良性的互动关系，而良性民族关系的实施，需要以民族自身经济发展和平衡发展为基础。
    综上所述，重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民族性因素，对于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一带一路”为民族地区与民族发展提供历史机遇，而民族因素与一体化国家战略之间也并非此消彼长、对立冲突的零和博弈，而是相依相存的多元一体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一带一路”作为“民族国家”间的战略，具有很强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国家性内涵。特别是在国家内部，“一带一路”战略呈现出“国家一体化”的趋势，如我国各地方的开放态势涉及到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各地区间的同步化发展、国家一体化发展。     然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意味着中国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宗教多样性的存在。因此，不考虑民族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环境变迁的复杂性，仅关注（国家）政治因素、省域因素，忽视文化因素、民族因素，不仅会影响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而且可能会导致政治运行的低效，阻碍“一带一路”的国家一体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基于此，“一带一路”战略在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对接时，需要着重考察民族多样性因素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如何通过民族聚合力、族性认同、民族发展等因素而影响国家一体化战略布局。故本文将我国国内的民族单元，特别是少数民族单元作为重点关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