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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边疆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但对“边疆”概念的界定，学术界不无分歧。边疆史研究尤其如此。欲界定“边疆”，应把握其特征。边疆的主要特征是文化，突出表现于社会生活方面。基于此，研究中国边疆史，应将边疆文化，将边疆社会生活作为研究重点；应进行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思维角度应做适度调整。 关键词：中国边疆；边疆史研究；文化特征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研究在大陆地区再掀高潮，至今仍呈蓬勃发展之势。而目前，学术界日益将边疆史研究与当代边疆问题有机结合，经世致用的取向是比较鲜明的，同时也是边疆史研究走向深化的表现。 自边疆史研究再兴，“边疆”的概念与定义，不断有研究者予以阐发。此项工作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无论哪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首先要对其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才能保证内涵的确定，研究工作遂得以正常进行。第二，概念的界定，是对该领域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的基本规范，是为该领域研究者们提供普遍认同的交流基础。概念不统一，就不会实现真正的讨论与交流。第三，就中国边疆研究的实际而言，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有学者对中国“边疆”的概念提出界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们认识的提高，同时为满足研究的要求，需要使其更加缜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充实、完善的工作便由学者们一步步展开。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边疆”的定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复杂化，并具有了一定的结构性，不仅表明了学术研究的深化，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空间。有的研究者专门将“边疆”定义之学术研究状况从辞典对边疆定义的界定、古代边疆的含义、现代边疆的定义、“边疆”含义的拓展和延伸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①，虽谈不上全面，然对学术研究多有裨益。但该文所综述的“边疆”定义是通适性的，并非专指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有其发展的特殊性，所以界定其概念不能不另有考虑。研究中国边疆，不能忽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这是研究者反复强调的。但要将联系密切的历史上的“边疆”与当代的“边疆”清清楚楚地区分开，却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主观认识。“边疆”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存在，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虽然客观依据是必需的，但“边疆”的内涵、“边疆”划分的标准及范围的划定，则是研究者依据客观而作出的主观判断。对客观内容的取舍，对各种客观因素的排列组合，不同的研究者会运用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得出各有千秋的结论。所以，主观性又是最终结论的依据。于是，相关的表述便出现歧异，反映出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别。 例如，“边疆”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却首先表现在地域性。在当代，“边疆”外线的“边”是可以由“法”约定而成的。在古代，有时可能以“法”的形式体现，有时则没有。因为在古代中国，有时边疆并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所界定那样，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界地带，某个政权实际管辖区域的某个方向之外，可能并不存在另一个政权或者部落。部分研究者为“边疆”下定义时，或者在具体研究当中，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历史实际状况造成的区别。这尚不构成难题。关键之处在于“疆”，即“边疆”内线的划定，依据什么?界定当代“边疆”概念时，有的研究者主张依据行政区划，这是既简单又可行的。可是，历史时期又该依据什么?这是至今尚未真正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关涉到另一问题，即“边疆”定义的依据。有的定义是当代的，不适合于历史实际。而有关中国历史“边疆”的定义，大多只是说是靠近国境线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特点的地区，那么，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边疆”的无边无际。而在中国边疆史的实际研究当中，有的研究者并没有立意去为“边疆”下个定义，然观其论述，仍可见其对“边疆”概念的理解，或以政治为突出，重点研究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或以经济、文化为核心，侧重于探讨边疆地区的开发及生产、生活形态；或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研究他们的方方面面。透过这些倾向，可以窥见研究者们对“边疆”概念的各自理解与体会。 实事求是地讲，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为边疆划一“内线”，的确是一项艰苦工程。在当代，我们可以依据行政区划勉强为之，而在古代，即使划一条模糊的界线也几尽无望，但这并不是说此项工作可以放弃，只要抓住了边疆的主要特征，经过学术界的不懈努力，相信会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划出边疆内线的大致走向的。正如在许多历史时期，中国“边疆”的外线也是模糊、不确定的，但研究者们基本上得出了一个“大概”。 那么，除了地理上所必备的前提，边疆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笔者认为，应当是文化，主要表现于社会生活方面。因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结合而成，在历史时期，有时某个边疆地区的文化就是民族文化；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边地文化(边疆文化)。这是因为，在中国陆路边疆地区，没有哪个民族是长期孤立生存的，受外来文化影响是必然的。尤其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内地的农业文明较周边地区先进，也较周边富庶，于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吸引与辐射共同起作用，使边疆民族的文化发生变异。多民族聚居而非单一民族的边疆地区更是如此。 以清代东北柳条边外为例。这里的土著居民，系以游牧、渔猎、采集等为主的边疆各族，农耕成分不多，也较原始。闯关历险来东北垦田种地的汉族流民，亦从事采集、渔猎等活动，但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农业生产不足以生活而不得不为之的生活补充(除非农业歉收或遭遇灾害)，而是为丰富生活所进行的补充，也是寓乐于其中的生产活动，更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他们来自于小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内地，将小商品经济意识带到边疆地区，因此其“副业”活动，部分目的是以获取的自然资源(土特产品)进行交换(售卖)，或换来生活、生产资料，或换取货币，积蓄资金，以扩大再生产、娶媳嫁女、回乡探亲之川资，甚或周济故乡的亲友。而对于边疆民族来说，从事原始农耕的居民，渔猎、采集是其必要的生活补充；从事渔猎、采集的民族，原始农耕是其必要的生活补充。当然，也有不事农耕的民族。当大批汉族移民持续而来，受之影响，不仅农业经济在边疆民族中得到推广，边疆各族的商品经济意识也开始萌动，遂走上了与自然经济拉开越来越大距离的道路，如清初宁古塔、卜魁(齐齐哈尔)那样。中原汉族移民来到地理、气候、人文环境均与故乡迥然有别的边疆，他们的生活方式为适应环境而有所改变，并接受了边疆民族习俗、性格的熏染；而他们比较当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感染着边疆民族。双方的交互影响，遂融合成了淡化了民族特色的一种区域文化———边地文化(或称边疆文化、边塞文化、塞外文化、塞上文化)。 之所以说“文化”是中国边疆的主要特征，是因为从社会属性上观察，边疆的文化特点最突出、最明显。从大的范围严格来讲，笔者不主张将内地的文化称为“汉文化”，原因在于，汉族是在融合其他民族过程中壮大的，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恐难寻几何，即使意识形态领域，也不乏外来文化———如佛家思想———的渗入。汉族文化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并不排斥外来文化，甚至宗教。历史上的几次“毁佛”是特例，而且并非完全出自宗教的原因；清朝排斥天主教是反对外来干涉，况且西洋传教士照样在清宫中供职，他们的信仰也得到了尊重。所以，“内地文化”就是“内地文化”，即便称之为“汉文化”，不过象征而已，虽然这一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此外，内地的文化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主体上包括了内地文化和边疆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关系。“特点”是比较的产物；“边疆”只与“内地”结成对应关系。文化之成为边疆的突出特点，是与“内地”比较而言的。导致边疆文化异于内地，原因虽复杂，但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以及适合于该环境的社会生活方式。当然，历史发展进程也是同样重要的。再予强调，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虽存在差异，有时，有的地区可能还很明显，然而此种差异并不是截然的。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国外有的学者将其与内地农业文明对立起来看待，在某些方面似乎有道理，但细加斟酌，总体上是不正确的。包括游牧民族在内，边疆各族是汉族发展壮大的源泉；包括游牧文化在内，边疆各族文化是内地文化日益丰富多采的根源。从这一点观之，内地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 倘若承认“文化”是中国边疆的主要特征，将会使我们对“边疆”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重新思考。 首先，研究中国边疆史，应将边疆文化，尤其应将边疆社会生活作为研究重点。边疆社会生活，内涵似乎很宽泛，但此处所强调的，是边疆内部的方方面面，主要的不包括王朝政权对边疆的政治管辖政策与措施，强调的是边疆社会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也是分层次的，衣、食、住、行、艺术、文学、教育等，属于表征的层面，目前学术研究比较深入，而这些，恰恰是研究边疆文化史的基础。再深一层次，是研究边疆地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结构，以及文化表征各现象形成的过程、相互联系与历史影响。更深层次，是比较研究边疆不同地区文化特征的异同，研究导致边疆文化延续、变化(演变)的诸种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的、边疆社会自身的)等等相关理论，使人们对边疆文化特征有一个高屋建瓴的认识。 其次，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比较，既包括双方差异的比较，又应于比较之中，探讨内地文化如何影响边疆文化，边疆文化如何丰富内地文化，更要致力于研究“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的根本性因素。关于差异性比较，不应停滞在文化表面现象的对比，文化结构的差异与差异的成因，应是研究的重点。关于文化的交互影响，不只是寻找出结果，文化的融合，双向交流与传播及方式与渠道，更值得研究。和平环境下文化的融合、交流、传播固然可歌可颂，战乱时期、暴力的手段同样不能忽视，甚至要高度重视。关于“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的根本性因素，恐怕要通过对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研究去探寻。 最后，研究方法、思维角度应做适度调整，这是深化中国边疆研究的需要，更是研究中国边疆文化的需要。无论研究方法与思维角度，都是灵活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开创。目前，阶级分析方法、文化史学方法，及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边疆史研究中或广或狭地得到了运用。但如结构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家庭史学方法、心态史学方法等的运用，则需加强。思维角度的变换尤具灵活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尽的，是研究者无休止的努力目标。 例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提到了“边疆意识”，那么由此出发，我们可以从王朝政府、内地民间、边疆地区民间的“边疆意识”，反观边疆文化。政府的“边疆意识”，影响其边疆政策的制定，正确的边疆政策，有利于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错误的边疆政策，则会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譬如清政府，对口外蒙古地区制订、实施了“边疆政策”，其如此，乃“边疆意识”使然。边疆政策的实施，使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保持着“边疆状态”。而当大批汉民越过长城开垦事农，清政府观念适时调整，遂对这些农民辖以内地之制，边疆部分地区得以快速发展。内地民间的“边疆意识”，与边疆地区民间的“边疆意识”，其内容与影响都较复杂，需要深入、审慎地研究。但“边疆意识”的两个副作用，还是清晰可见的。其一，“边疆”与“内地”，作为社会观念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边疆发展的阻碍，只有到“边疆”仅仅是一种地理的概念存在时，当边疆与内地不存在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时，这种阻碍才会消除。其二，内地民间之“边疆意识”，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夷”视边疆，将边疆地区看作人烟稀少、社会滞后、自然环境恶劣的蛮荒之地。专制王朝将罪犯发配边疆，更加深了内地民众的此类印象。由是，至少人口向边疆移动时，尤其是文化水平较高人口及大家族人口的迁徙，若非极特殊原因，会产生来自社会的某些压力或阻力。内地民间之“边疆意识”形成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边疆地区经济、文化较内地的确存在差距，传统观念的遗传……等等。但还有比较突出的因素，就是民族不平等。在封建专制时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华夷观”长期涌动于内地民众尤其汉族之中，是无可否认的；而在边疆地区生活着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在内地民众看来，“少数民族”这一社会群体与“边疆”这一区域，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由此而引申，内地民间的“边疆意识”，不乏民族歧视的成分，而这一意识反作用于边疆时，或多或少地与民族离心倾向发生联系。只要有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存在，必然导致民族压迫；只要有民族压迫存在，则必然滋生民族离心力。在封建时代，狭隘的民族认同，多数情况下要超过对国家的认同，越是落后的民族，越容易出现这种状况。(人口稀少且散居的民族应当除外) 在研究方法与思路上，尤其重要的是，应当将“边疆”与“内地”结合起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根据特定的研究需要，或者在早期研究阶段，可以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但当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则显得肤浅了。这里所说的“结合”，不是上文论及的双方比较。边疆与内地结合研究的立论基础，一是中国的版图系由边疆与内地两部分构成，两者本来就是一个统一体。孤立地研究中国边疆，势必因忽略了中国疆域的整体性而导致对部分问题的研究无法周到，或者影响其结论。例如我们研究中原内地大规模移民边疆，研究移民在边疆地区的社会内部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必不可少地要与他们曾在内地时期的状况相联系，否则，研究结果似是而非。二是“边疆”与“内地”的相互对应关系使然。没有边疆，无所谓“内地”；同样，没内地，也就不会有“边疆”的存在，双方相互依存，无论在实际存在上还是观念意识上，都是如此。在文化上，任何一方的文化特点，都是与另一方比较当中显现出来的。而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各具特点的同时，两者之间的文化交互影响，保持沟通，并长期处于不断融合的状态，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破解中原内地文化不断壮大、日益丰富的过程，以及边疆文化持续地受着中原内地文化的辐射而发生着变化，更无法理解中华文明之“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边疆，尤其是近代以来，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跨国”问题。一条边界线，不可能完全限制了边境地区两国人民的交流与交往，文化的相互影响因之避免不了，所谓性相近，习相染。而域外文化传入中国边疆地区，被边疆人民所接受，融入当地文化中，也应视为边疆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应将其排斥于外。与此相关的研究还应包括:跨国民族，此与跨国文化有联系，但又有所区别。跨国宗教，这是跨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资源，如作为国界的江河资源的共有与共享，还有草原、森林、海洋资源等。资源的共有与共享，容易产生文化上的一些共性，也易于文化交流与沟通。跨国交通，分为两种，一种即利用自然条件的交通共有，如江河航运；一种系人工修筑的交通线路，如公路、铁路、桥梁。跨国交通，无疑加速、促进了跨国文化交往。最主要的，还是跨国贸易(或称之为边境贸易、跨国经济往来)。边境贸易不仅是边疆地区与域外的经济活动，其作为载体，更是一种文化交往。由此可以看出，边疆地区接受的文化影响，既有国内“内地”即来自“内线”外的，也有来自域外即“外线”外的；而边疆文化的释放，也是既对内地又对域外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边疆地区还承担着域外文化传入中国内地之桥梁作用。无论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界限，都不能阻隔人类社会的彼来我往，人我相习。 以上“感谈”之余，附带提出一个与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关的问题。 关于中国边疆史研究，主要是古代，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能不面对:我们研究的是“中国边疆史”还是“王朝边疆史”?此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的分歧有内在的联系，但各有侧重。笔者提出这一问题，绝非无病呻吟。仅举一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元、明、清三朝是大一统时代，或者说是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然众所周知，蒙古贵族被逐出中原后，明朝从未实现对塞外蒙古族地区的统一，甚至蒙古问题成为明朝的主要边患，几乎伴随其始终。若认为明朝是大一统国家，岂不将辽阔的蒙古族聚居区排除于中国之外?此其一。其二，研究那一时期的边疆史，曾见有“明朝边疆”、“明代边疆”的不同表述， (在研究其他王朝时期边疆史时，也曾有类似表述)二者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明朝边疆”就是明朝管辖(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范围内疆域的一部分，与明朝对峙的蒙古贵族控制的地区，是不能看作明朝边疆的。“明代”，既可以指明朝，也可以指明朝为中国主要政权的那个时代；“明代边疆”，则可以理解为1368年至1644年中国的边疆。所以，研究“明朝边疆”，研究的是明王朝的边疆，而非中国边疆；研究“明代边疆”，才具有了研究那一时期“中国边疆”的意义。 注释： ①于小秦、张晓东《边疆定义综述》，《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