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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化，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长足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推动跨学科合作、拓展思想史视野和夯实社会史基础是其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和品质的三项基本工作。这三项基本工作，一方面源自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目前学科发展瓶颈问题的矫治，这些问题集中于：排斥人文社会研究其他学科的“自我保护”意识，就事论事的碎片式研究，以及脱离社会史的逻辑优先方法或文本解读做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学科化，推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长足发展。不过，学科化思维，本身亦具有自己的界限。如何突破这些界限，这是学科发展和研究深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根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之特殊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般要求，本文从学科化与跨学科、专题史与通史、思想史与社会史三个重要的关系入手阐明本学科发展的三大基本方法论要求：整体思考、局部深入；通史观照、专题突破；历史支撑、逻辑开道。 一、整体性视野中的学科化与跨学科 在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子学科。作为思想史研究，它的特殊性在于两点：第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对象，但却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前提；第二，作为思想史研究，但比任何思想史研究都更明确地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其外，即改造世界实践。简言之，它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为前提，坚持唯物辩证法精神，把握社会生活之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系统地整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全球的发展成果，从而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更广泛的理论支撑。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其视野和方法之特殊性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要求。首要的，我们便遭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科化以及这一学科本身恰恰又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单一学科视野和方法规定这个辩证的矛盾。在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为显著，故以其为例来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它本身就是多重异质性思想和理论的集合。第二国际开始，就像学科分野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也分门别类地发展起来。而我们知道，仅仅基于经济、社会或文化单一视角是不足以科学地再现当代资本主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三位一体正是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之指导思想的保证。这也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不突破学科的界限，是否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发展的脉络和特点，从而进一步判断我们面对的具体思想家或思潮之地位。例如，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动其作为一个独立论题出现的英国著名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曾经对20世纪20—70年代初它们的实际表现有一个判断，强调其“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从而“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1](P65)并对之进行了批评。在总体上，安德森是正确的，但如果由此来评判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不公正的。因为，更为复杂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团队，产生显著影响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哲学表述恰恰包括了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贡献。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30年代至40年代，格罗斯曼和波洛克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不同判断，前者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结论使批判仍然具有实现其解放旨趣的乐观气息，而后者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同一性”的断言(当然，还有法西斯主义的现实背景)推动产生了把资本主义异化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起点的“启蒙辩证法”以及不再具有乐观想象的“否定辩证法”。在整体上，这个学派提出的“批判理论”，正如霍克海默解释的那样，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拓展和延伸，[2](P242)就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开辟的道路。甚至在霍克海默看来，“理论不是关于特殊的社会事件进程的各种假说的储存室。它勾画整个社会的发展图景，作出具有历史之维度的存在判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正是出于这种理解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3](P77) 当然，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多数时候，不同的学者都是倾向于以某个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或文学——作为依托的。这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亦给我们判断研究成果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及其现实意义带来了更大的难题。正是出于对这一倾向的纠正，也一直存在着对社会生活整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之总体性方法论的强调。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赖特·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问题便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即社会生活之多方面之间的联系)和单一学科视角之间张力的回应。在他看来，理解个人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4](P4)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米尔斯等人的例子表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也一直存在着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强调。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我国的设立，在直接的意义上，为从整体性角度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多数论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便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过，从近十年关于整体性汗牛充栋的研究看，国内研究进展不容乐观。原因在哪？ 一方面，研究多集中在整体性定义，然而抽象的整体性研究不会给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新的东西。因为重要的是基于整体性方法论对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相互作用及其理论再现的具体理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化”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而不是一味对整体性本身的强调。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整体性视角不是排斥各种具体的学科视角，而是需要它们的支撑。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业内有不少人士提出实际上并不恰当地代表着自我封闭的“防御性”学科化思路。因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本学科的对象，而学科的核心功能则是为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提供理论支撑，所以，出于善良的愿望，为防止个别高校将学科视为改变和提升本校整体学科建设的特殊通道从而产生侵占学科资源的情况，有一种声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独立化，应该排除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的“染指”，不允许其他学科教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专业担任导师，同时，本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应该严格地围绕学科对象进行。确实，学科和专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不过，从长远的学科发展看，这种过度发挥的“保护性”措施建议未必是合适的。 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事实看，无论是现实变化导致的新的主题生长，还是社会批判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拓展，在20世纪都推动产生了不少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离开特殊的专业支撑，我们就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些思潮的内涵和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结合所产生的各种精神分析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赖希的“性革命”和“劳动解放”理论，到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理论，再到今天十分热门的齐泽克之拉康式共产主义激进思想，要准确地把握这些理论，不仅需要有“本能”、“无意识”、“需求”、“爱欲”、“自我”、“性格”等精神分析主题的专门知识，而且还涉及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之方法论的发展。或许，正是在这方面的缺失，在汉语界产生了大量的马尔库塞和齐泽克等人的研究，但诸如马尔库塞结合弗洛伊德之“本能乃历史建构”和马克思的“需求是社会产物”思想对“压抑是一种历史事实”的揭示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制造和控制“剩余压抑”的分析，以及齐泽克在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之后基于主体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等等这些基本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恰当的分析。再如，受国外研究影响，许多国内学者也喜欢用源自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将之变成“管窥之见”，但却不曾注意这一理论本身是以美国著名建筑理论家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为例对阿尔都塞主体理论的再阐明，其核心强调的恰恰是总体性思想，即社会生活不同要素、不同方面之间相对作用对主体的影响。[5]因此，没有上文提及的米尔斯所称的那种社会学想象力，不能提供一种再现社会生活整体性的理论图景，是谈不上“认知图绘”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詹姆逊本人也从来没有给“认知图绘”提供一种确切的定义。这些例子都说明，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同样需要专门性学科的支持。 研究如此，研究生培养就更应如此了。只要观察一下近二十年关于整体性研究的实际成果，我们就知道把研究生论文的选题限定在其上将会产生何种结果。让我们假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提出要研究街舞，是否支持？答案不取决于话题从属哪个学科，而是看他怎么做。如果他或她仅仅从形式的角度说明20世纪舞蹈风格的变迁，那是艺术类研究，当然不妥。但是，如果从青年流行文化与意识形态变迁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那就要大大地欢迎。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不是学科，而是研究的旨趣、立场和方法。综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从列斐伏尔到哈维，从詹姆逊到齐泽克，他们之所以形成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创新，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一个学科上深入下去，但绝不囿于一种学科的视野。 至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立，其意义便正是在于此：为囿于不同学科视野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一个整合平台，为职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专业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一种通道。就此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绝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走向更大开放性的措施。因此，以“学科化”的名义排斥专门学科的研究是一种要不得的理论视野狭隘的表现。基于这一点，本文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恰恰需要跨学科的支持，它应当鼓励对其他学科方法论的吸取，鼓励马克思主义学科内部对其他学科问题的研究，鼓励与其他专门学科的结合，深入其他学科的阵地上去。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它鼓励二种具有辩证关系的精神：一种是“拿”，另一种是“抢”。拿，即是学习上，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教，只要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利的，就应该拿过来。抢，即是在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宣传上，不管什么学科边界，只要你够水平，就要主动抢占阵地，弘扬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文化自信。 二、思想史视野中的通史与专题史 不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无疑都是从属于思想史研究的。就此来说，它面临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异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史研究的普遍难题，即通史与断代和专题之间的关系。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般难题，乃是因为它触及历史研究更为广泛的结构与事件之间关系，乃是因为这一关系蕴含着规律性(普遍性)与偶然性(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对马克思主义亦至关重要。国外马克思主义，尽管由于地域和环境之间的差异而异常丰富，难以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性质判断，但在总体上，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形态，从全部历程角度，将其视为一个阶段，这也是能够成立的。不过，问题也由此而生：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它们的合理性以及地位如何？ 流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人物(如哈贝马斯研究)、观点(如总体性思想研究))研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都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如何评价研究对象。或许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或许因为研究的能力所限，无论学位论文，还是一般专业期刊论文以及专著，国内研究都普遍存在着述而不评或外在性批评(即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简单的裁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是就事论事的必然，即囿于对象独特氛围和直接表述而缺乏更大的思想史语境参照。缺乏这个参照，在一般意义上说，便会形成逻辑孤立现象。在更深层意义上，乃是思想史叙述框架缺失的征兆。在今天，尽管我们不能假想思想史的发展是一条平滑的曲线，但无论如何，也只有基于思想史的连续或断裂(即逻辑演化)才能够准确地判断某个人物或某种思想之独创性和意义。这种关于思想史连续或断裂的逻辑假设，便是思想史叙述的框架。它是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所在，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史主张，而只能人云亦云或草草泛论。[6]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例如，黄楠森教授等人关于三个“五十年”的历史分期、[7]孙伯鍨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之“两次转变”和“双重逻辑”说、[8]张一兵教授关于马克思思想试验的“三大高峰”说等。[9]这些成果从逻辑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全部发展或某个阶段的变化，从而为我们判断某些独特思潮和文本的思想史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目前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显然缺乏这样的理论。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围绕德勒兹、福柯、鲍德里亚等显赫人物形成不少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专著，但真正达到对他们思想的转述水平的研究都不多。原因不是对原著阅读的多少的问题，而是缺乏思想史研究框架的问题。在解释学等动态支持下，文本本学或文本解读成为近十多年相关研究的流行口号。然而，必须正视的是，恰恰由于缺乏思想史研究的框架，对文本的过度挖掘甚至成为流俗，从马克思到今天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许多文本都被形而上学地挖掘，产生许多没有任何问题意识的形而上的考据学成果。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建构的所谓French Theory为例，如果不从法国萨特和梅洛-庞蒂借助于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基于个体自由困境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而推动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化”、不从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从不同角度(前者从历史之结构、后者从理论之形态)异曲同工地指认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上反人本主义(即反对意识主体假设)性质等历史变迁出发，是否能够说清福柯、鲍德里亚等人的独特性以及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中的位置呢？这正是我们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切入这些对象时必须首先思考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简单地概括它的方法论要求：如果不参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的全程，要说清其中一个人物或一种思潮，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方法论要求很简单，即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强化马克思主义通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评论的是，这一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涉及两个大的问题：其一，我们留至本文第三部分说，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具体地说，从环境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评估思想的独特性和价值；其二，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文化的性质，或者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文化中的普世意义。谈论这个问题，在今天似乎十分困难：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当代挫折使人们怀疑和失望，与之相对，正如“历史终结论”的重新流行，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把自由主义打扮成“普世价值”并强加于世界人民。国内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反应是直接否定“普世价值”，按照阿尔都塞的方式来评论，这种反应近乎本能，乃缺乏理论准备和技巧的肉搏式战斗。实际上，我们可以采用更具有战斗性的方式，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便示范过。罗蒂指出，《圣经》关于人类历史的最终未来有着非常明确的预言，这些预言到今天也没有实现，但《圣经》在西方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却从未动摇，《共产党宣言》正是与《圣经》类似的文本，并不能因为它的直接预言没有实现就否定它的意义。[10](P345-347)虽然我们不能把《共产党宣言》等同于《圣经》，但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基督教那样的普世意义，后者是古代世界的回声，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代世界的呐喊。尽管就如基督教没有把西方带入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马克思主义亦没有在全球直接实现共产主义，但其对现代社会切中肯綮的诊断，其追求新文明的激情不是已经融入了当代思想，成为激励人们的最显著思想资源吗？回首望去，在理论和思想上，那些卓有成就的现代自我理解、反思和批判，哪一种能够离开马克思主义呢？在实践上，那些试图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有多少与马克思主义无关或拒斥马克思主义呢？必须承认：尽管马克思所设想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马克思主义无疑已经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普遍文化。 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我们能够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些重要现象。例如，德里达写了一本《马克思的幽灵》，国内外便有许多学者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否声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理论逻辑并没有什么影响；他的理论与马克思有何逻辑上的关联，这个问题也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德里达确定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之后发表《马克思的幽灵》那样的著作？这个问题并不难以理解：他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候向马克思致敬，从而产生了预期的轰动效应。这不是说他只想哗众取宠，而是说他确实是一位善于思考和擅长批评的当代思想家。在逻辑上，当他仅仅从弥赛亚情结来透视马克思时，他与罗蒂的思路是一样。他把政治口号“造反有理”改造成学术语言“解构即正义”。在直接的意义上，他深知马克思已经成为现代性思想之普遍维度之一，而他的目标便是借助于这样的普遍维度推动对现代思想和主体的解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而陷于其《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等文本的解读，研究本身不知与马克思主义离得会有多远。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正确地回应诸如此类的学术难题也不困难。需要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和发展甚至更广泛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全球思想动态之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通过这种了解，我们便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思想中的脉动，为我们准确地判断相对独立思想运动过程重要环节的特质和意义提供强大的思想史基础。要走出跟风式研究、重述式研究和贴标签式研究，这便是正途所在。试想，如果我们不理解巴塔耶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抽象化为反对特殊的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结构及其意识的一般经济学同路人、列维-斯特劳斯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抽象化为超越时间地平从而摆脱近代主体假设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之先驱，这些理论何以构成论述、评判和利用马克思思想资源的前提，仅仅纠缠于福柯的某些判断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研究具有何种意义呢？同样，不了解上述背景，以及更广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接受的由卢卡奇阐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是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我们是否能够准确地判断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否恰当，是否理解由这本书所揭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新主题？是否能够理解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对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视角解读的内在张力？诸如此类的大量例子表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尤其需要宏观的思想史参照。在这个学科的深化过程中，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三、实践视野中的思想史与社会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着两个不同层次然而都是基础性的问题，即：怎样看待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作为思想史研究，研究本身如何体现其马克思主义特色？能够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交叉点，是由社会史研究建构的。因此，我们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为本学科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入口，即突出强调社会史研究之支撑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历史则不能进行有效的逻辑判断，离开社会(经验)史的参照，则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 让我们还是从一个重要的例子入手，拉克劳和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走向彻底民主》(1985年)提出“后马克思主义”问题在英语界引发广泛争论。在这本书中，拉克劳和墨菲强调认为霸权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基础，而围绕彻底民主(即将自由-民主事业进行到底)进行的霸权斗争则是社会主义的新策略。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拉克劳和墨菲立足于意识形态问题试图在主流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知识史(如奥利地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等)中寻求理论支持，融合(后)结构主义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如拉康的“缝合”、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和“接合”等)，以新的范畴重新激活对马克思的思考(也即解构马克思的范畴，如“阶级”、“对抗性”等)。[11]尽管论证过程有许多花哨的东西，但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得马克思言说解放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需要以新的政治语言对解放的前提进行本体论的再定义以及对斗争的形式进行重新定位。焦点问题便在于他们强调的社会之非实体和非决定的建构性质，这使得语言(概念)在主体的自我理解和社会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围绕社会建构的霸权斗争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策略。当然，他们的理论前提和言说方式都走到了马克思之外，因此被同行指责为反马克思主义并不冤枉。那么，怎样理解这种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出现及其广泛影响呢？换句话说，如何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来解释其特点及性质呢？ 在形式上，我们不难发现，其言说与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08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高度相像，都是通过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理论为前提来改变斗争策略的，并且这三个文献记录了欧洲社会主义斗争的三个不同阶段对于现实变化和理论危机的反应。拉克劳和墨菲在其著作中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其绕过苏联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红五月”代表的文化斗争提供理论支撑的卢卡奇至法兰克福学派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如果这一点能够通过广泛的思想史发展得到揭示，那么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逻辑的变迁就必须得到重新理解。因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看，这一逻辑的形成与变迁确实是欧洲社会主义斗争条件和形式变化的记录。首先是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以工厂政治(经济斗争)为基础的暴力革命被议会政治(即改良主义的形成)取代，接着是第二国际的背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代表着街头政治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正是法国“68革命”失败之后相当不革命的时期，拉克劳和墨菲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乃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的理论反思重新打开斗争的局面。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拉克劳和墨菲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政治危机的反应。当然，从理论上，我们也看到，这种反应把政治危机转化成理论危机(即指导思想的危机)，试图通过更弦易帜就解决问题，这也只不过是激进知识分子的浪漫想象。更重要的是，必须承认，最终，解放变成了学院的文字游戏，与马克思的理论不再具有直接的联系。这正是许多今天仍然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欧美激进思想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更直接地说，这也是我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需要高度重视的。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诸如霸权这样的问题不重要。相反，即便在欧美，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例如，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社会学家布若威便通过前后30年在工厂的田野调查揭示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的结论是，在生产领域，工人的自发同意与资本主义的强制结合共同塑造了生产行为，也即是劳动市场和国家是“制造同意”的两大重要机制，即是霸权斗争的真实场域。确切地说，通过对活生生的全球化经验(即全球力量、全球联系和全球移民支持、适应、抑制和争夺既存秩序的方式等等)的微观研究，布若威揭示了既有的秩序正在被弹性积累、全球—地方间互动以及新的杂交身份替代。基于此，他主张有根基的政治学(grounded politics)，通过它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关切：劳动者的解放。[12]以布若威作为参照，我们在研究上立即将切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核心主题：思想乃是对社会存在的反应，正如马克思强调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3](P33)不能从一种学说的自身逻辑出发，而必须从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回应的社会历史问题出来评判它们。在流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极大地表现出以文本解读压抑理论分析的倾向，而这种研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需要社会史研究支撑这个重要问题，它在理论上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一方面，思想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唯物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基点；另一方面，缺乏改造世界旨趣的解释世界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的言说。 我们都喜欢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喜欢去争论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解释世界这种形而上学问题，而不愿深思马克思从来无意取消理论的价值，他强调的是，只有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才是真理论。马克思本人不是这样做的吗？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始终如一地强调的，不都是无产阶级立场，而这种立场的真正体现不就是由《资本论》所代表的深入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吗？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解、传播和发展史研究，难道不需要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来评价自己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言说吗？ 整体性，不只是外在的事实，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就此而言，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理论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是其组成部分之间的整体关系，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脱离实践来谈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解之一。整体只有在与当代状况相联系时才具有恰当的意义，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主义所称实践的基本含义，它表明思想与其得以诞生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实践关系。没有这种关系，既不能谈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与解释之间的关系。 在全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其实也不乏大量的积极的例子。例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柯尔施便强调过，“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14](P52-53)尽管在严酷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法兰克福派采取了隐晦的方式，但他们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也是非常明确的，无论是从霍克海默领导的社会研究所关于家庭和权威的研究，还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研究、权威主义人格研究和马尔库塞关于发达工业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都是关于社会史的经验研究重要代表。尽管这并非唯一原因，但它们却帮助我们解开法兰克福派何以能够成为20世纪60年代思想导师之谜。在更大的理论空间中，我们实际上将遇到更复杂的例子。例如，1989年，哈维的《后现代性状况》不只在马克思主义领域，而且在整个英语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按照SSCI统计，其他引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也使得哈维成为他引率最高的当代思想家之一。[15]这一著作何以产生如此力度？实际上，这本书是一种论战之作。它回应了两个重要的且已经广泛流传的命题，一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宣布的“后现代主义将成为新时代的文化特色”；二是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强调的“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风格。”前者以后现代主义名义宣布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宏大叙事的瓦解并以此要求更加激进的知识学立志，而后者则基于马克思主义论证后现代主义是具有解放旨趣的知识学的批判对象。值得注意提，后者的论证侧重于逻辑，在经验分析方面并没有详细展开。哈维的工作便是在詹姆逊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对资本积累变迁过程的详细分析，他充分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内涵。这一研究的力度来自多方面，而归根结底，这便是他早就表述过的从经验和意识双重维度揭示现代时空的变化，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从这些例子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不乏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范例，它们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以自己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深入资本主义变迁事实，从社会存在与思想意识的相互作用过程来揭示当代社会历史复杂形势，从而为打开新的斗争局面做出卓越的贡献。霍克海默早就指出，“思想上的墨守成规和坚持认为思想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固定职业、一个自我封闭的领域的观点，都背叛了思想的特有本质”。[16](P211) 可以确定地说，这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之底蕴。对于这些研究的成果，我们在分析和评论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做历史的旁观者，囿于纯粹的与社会史无涉的思想史，甚至陷入到文本窠臼之中。为什么在象牙塔会产生啃书本的、缺乏问题意识的经院式文本考据？对鲜活生动的社会生活的漠然，恐怕是重要原因。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研究的深入，必须拒斥这种不良习惯，以对社会史变迁的精确把握为支撑，阐明思想的内涵和意义。也只有如此，我们也才能轻松解决那些学科研究的一般问题，如，哪些是我们的关注重点，我们如何判断研究对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把学科研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高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其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M].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2002.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5][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知测绘[A].饶芃子主编.思想文综，第5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胡大平.重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史的视角和战略[J].南京大学学报，2010，(4). [7]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8]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0][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1]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Second Edition[M].London:Verso,2001. [12][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M].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5]Nigel Thrift."David Harvey:A Rock in a Hard Place",in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eds),David Harvey:A Critical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5年第20151期 本篇文章摘自中央编译局网站（www.cctb.net）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