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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今世界格局看，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变量和经济变量，国际社会都在研究中国崛起给世界及自身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一些国家已经制定出针对中国崛起的一些战略和政策，比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有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周边国际环境也出现了新情况、新因素和新问题。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的国家旨在中国边疆问题上做些文章，企图干扰中国发展进程。还要看到，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边疆形态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中国边疆问题研究所需要关注的领域和范围大大拓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解答的问题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中国边疆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因素和新问题，构筑新的边疆研究学科体系，以中国边疆学为基本框架来全面、深入、客观地分析与判断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根本改善。 一、我国边疆地区的新形势与边疆研究的新要求 当前，我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形势出现新变化，党和国家对边疆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边疆地区包括陆疆和海疆，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边疆地区及周边环境也出现新变化，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面临多元复杂的威胁和挑战： 一是，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能完成国家统一的大国，“完成祖国统一”是党和国家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台独”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的最大威胁，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仍受到严重威胁，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任务依然很重。 二是，海疆维权形势尤其严峻，边疆安全问题极其突出。我国同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加剧，而美国等域外国家利用“南海航行自由”、领土争端等问题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2012年黄岩岛和钓鱼岛问题牵扯了我国很多外交资源和精力。 三是，西藏依然存在不稳定因素。2008年“3•l4”事件以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藏独”分子在境外活动更加猖獗，加紧向境内渗透，藏区“自焚”事件一度频繁发生。 四是，新疆维稳和反分裂斗争形势非常严峻。2009年“7•5”事件以来新疆不断发生暴力事件，“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呈加剧态势，新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持续存在。 五是，我国边疆地区存在两个世界级的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形势高度不稳定，对我东北边疆安全产生影响；阿富汗形势出现新变化，塔利班势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会对我新疆产生不利影响。 六是，历史时期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不时发酵，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对外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有的邻国借历史问题影射现实，把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对我国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七是，中印边界问题依然存在，不时升温，今年出现了“中印士兵帐篷对峙”事件。 八是，西方大国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明显，特别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阻碍了我国构建“和谐周边”战略的实施，南海问题发酵和缅甸政局突变都有美国策动的影子。 面对我国边疆地区及周边国际环境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党和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我们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1]仔细研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其中涉及我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的论述就有十几处。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2]所以维持我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恰恰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党和国家从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促进边疆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国边疆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要求我们要有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深化边疆研究，构建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体系，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都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下简称“边疆中心”)建设成为我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智库。 二、建设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研究视野的拓展 近年来，面对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形势的新变化，对照党和国家对边疆研究提出的新要求，我国边疆问题研究面临诸多挑战。 边疆史地学科不能完全覆盖新形势下的边疆问题研究。比如边疆中心成立之初，学科建设定位以边界、历史疆域等基础研究为主；后来逐渐转变为边疆历史与现状、基础与应用并重；目前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任务明显加重，对疆域理论研究也提出新要求。因此，现有的中国边疆史地学科已不适应现实需求，需要着力加强边疆理论研究，着力深化应用研究，构建完善的中国边疆学研究体系已势在必行。 为解决边疆史地学科不适应党和国家需要、中国边疆发展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已提出创建“中国边疆学”的思路，边疆中心应在构建创新体系进程中牢牢占领“中国边疆学”学术制高点，在国际上增强我国在边疆学领域的话语权，捍卫国家利益，在边疆研究方面发挥国家级现代智库的重要作用。 王伟光院长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上指出：“按照巩固、调整、发展的原则，加强传统学科建设，扶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优化学科布局。”中国边疆学属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其学术潜力巨大。作为特殊的地域空间，中国边疆研究的性质和特性决定了必须开展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我们将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军事学等多种学科，对我国边疆历史、边疆地理、边疆政治、边疆经济、边疆民族和宗教、边疆资源和生态、边疆与周边国际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国边疆学”，进一步推进边疆研究学科建设的创新，提升边疆中心在引领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 第一，打通古今学科，即对我国边疆历史变迁和现实问题进行统合研究，形成我国边疆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的时间纵深感；第二，打通中外学科，即对我国边疆问题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统合研究，知己知彼，形成边疆问题的空间感，比如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迫切需要这样的统合研究；第三，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即对我国边疆问题从安全稳定发展到生态保护、资源地理以及边疆地区遥感和测绘领域进行统合研究，未来还要加强对“高边疆”的研究，形成具有学术立体感的我国边疆问题研究体系。 “中国边疆学”不仅仅是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扩容”，而是一门因学科多重交叉而生成的新兴学科，创建“中国边疆学”已成为学科建设创新、深化边疆研究的迫切需要。 因此，边疆中心应该站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学术前沿，就像20年前引领中国边疆史地学科那样继续引领学术潮流。 创建“中国边疆档案数据中心”。王伟光院长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会议报告中指出：“运用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改进科研办法，加强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筑牢研究工作的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边疆中心将致力于从国内相关机构和英、美、法、日、俄、蒙古等国搜集、整理、研究中国边疆研究的相关档案，系统建立南海、钓鱼岛、新疆、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藏研究等专题档案库，从现在起经过数年的努力，建成我国最权威的“中国边疆档案数据中心”，为深化边疆研究夯实基础。 坚持基础学科和应用研究并重的原则，继续拓展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优势，加强对近现代中国边疆治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加强对我国边疆问题的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加强对我国边疆地区社情、舆情和民情的调研，适时启动“21世纪初期中国边境县经济社会发展调查”项目，从而建成并进一步完善我国边疆地区的数据信息系统。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落实“人才强院”战略。根据未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战略需求，根据我国沿边省区的实际需求和中国边疆研究自身学术研究规律的要求，为创建“中国边疆学”，今后我国边疆问题研究要着力培养历史学、国际法、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现代地理信息等方面的人才，为“中国边疆学”创建提供人才保障，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努力建设一个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边疆研究团队。 三、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中国边疆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党中央对我国疆域尤其是海疆治理的最新目标表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建设海洋强国”也给中国边疆研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任务，即为什么我国要成为海洋强国?如何将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设海洋强国?我国建设海洋强国与周边国际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国际社会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持何态度?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事边疆问题研究的学者加以思考和回答。海洋强国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3] 建设海洋强国需要解决以下若干问题： 一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具备一定的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但我国的海洋资源利用方式总体上还处于比较低级的水平。如果从近岸海域开发和远海海域拓展方面来看，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则更集中于近岸海域开发，甚至某些近岸海域呈过度开发状态，出现不可持续的现象。所以，从总体上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应该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步骤之一。我们要注重海洋资源的三个“提高”，即提高海洋资源的开发水平，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海洋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方面，首先应转变海洋资源利用方式。我们应研究海洋资源由粗放利用向精深加工转变的一般规律，集中精力挖掘海洋宝库，尤其是远海和深海宝库，注重运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来实现对海洋资源的深度加工。我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解决得并不好，因而特别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二是，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是与海洋有关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总和。2010年，我国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涉海就业人员超过3300万；海水产品产量2798万吨，比2002年增加26%；沿海港口150多个，年货物吞吐量56.45亿吨，比2002年增加228%，其中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十位的港口有8个；海洋油气年产量超过5000万吨油当量，占全国油气年产量的近20%；滨海旅游业增加值约占海洋产业增加值的22%，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4]当然，海洋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缺乏国家宏观协调、规划和管理。我国海洋经济居世界沿海国家中等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究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问题意义重大，这是实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特别多，比如如何制订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如何健全海域管理机制和体系，如何提高海域监管能力。应该看到我国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在逐步退化，我国近岸部分海域污染比较严重，滨海湿地退化趋势非常明显，近岸部分海域赤潮、绿潮等海洋生态灾害时有发生。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国近岸海域溢油、化学危险品泄漏等重大海洋污染事故不时出现，这些人为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环节之一。 四是，加强对海洋的管理，合理配置海洋空间资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盲目围填海现象，有些海岸和近岸海域资源利用过于粗放、局部海域生态环境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这是加强我国海洋管理的急迫问题。从我国海陆疆统筹协调的原则出发，关注陆地空间与海洋空间的关联性，关注海洋系统的特殊性，关注综合协调陆地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国家海洋局公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5]这是我国海洋空间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的整体性、基础性、约束性文件，是编制地方各级海洋功能区划及各级各类涉海政策、规划，开展海域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等海洋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五是，要对我国陆疆海疆施行统筹管理和规划。党的“十八大”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在这里所谓“国土空间”也泛指我国的海疆。首先要统筹我国陆海资源配置和科学的经济布局，因为从历史上看，我国现时期有条件、有能力和明确战略意识来从容对我国陆疆和海疆、陆海资源进行综合性战略统筹。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除陆海资源统筹之外，我们还要研究我国海洋近岸开发与远海拓展的统筹问题，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外向型经济，而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特点是高度依赖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海洋通道是我国商品和能源运输的最主要的战略通道，与此同时，我国海洋近岸开发的储备资源已显不足，远海开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六是，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长期以来，我国就存在海洋意识淡薄的问题，重陆轻海问题，对海洋的战略价值缺乏充分的估计和了解。随着我国的发展，全民的海洋意识有所增强，我国已经提出了“五海”观念，即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其中依法用海非常关键，应以法律为准绳管理海洋。中国边疆学应从我国海陆兼备的国土形态出发，在提高全民族海洋意识方面积极贡献知识和力量。 七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从国家需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出发，我们将以海疆研究作为学术战略主攻方向。加强海疆问题研究迫在眉睫，第一，党的“十八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海洋强国”的战略任务；第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海疆问题日益突出；第三，日本、菲律宾等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与我国的较量还会持续下去，因此，中国边疆学必须要将海疆问题研究纳入到重点学科发展范畴内，加强研究。 四、加强对我国边疆长治久安问题的深人研究 “3•l4”事件和“7•5”事件标志着我国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达赖集团和“三股势力”在境内外加紧活动，新疆和西藏的反分裂斗争自然十分尖锐。同时新疆和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理论难点问题需要破解。因此，我们要加大新疆和西藏问题的研究力度，确保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 一是，要正确认识新疆和西藏的大局。现在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国力增强，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尽管国内外暴力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加紧活动，但从力量对比来看，优势在我一边。新疆和西藏绝大多数各族民众拥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基本大势。党中央高度关注新疆和西藏工作，提出新疆和西藏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两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治疆和治藏的基本纲领。 二是，新疆和西藏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任务。回顾20世纪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新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几乎是贯穿20世纪新疆历史始终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地区先后出现了两个短命的分裂政权，一个是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另一个是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依然持续。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疆地区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并没有停止，因为新疆地区滋生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的国内外环境还继续存在。这是新疆地区出现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的深层次根源。西藏也是如此，近代以来，西藏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1959年3月，达赖逃到国外，随后在境外成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在我国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lO年之久的军事干扰活动。1987年9月24日达赖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9月27日拉萨就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事件。 我们要正确认识和评价新疆和西藏这几年所取得的成绩，这几年新疆和西藏在全党和全国的支持下努力维护稳定，寻求跨越式发展，在各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各民族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最主要的。尽管这几年新疆出现了一些暴力恐怖事件，但不能因此抹杀新疆所取得的总体成绩。 三是，从目前和未来的大势看，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希望中国崛起，更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级的强国。因此，美国就将中国陆疆、海疆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基本范畴，在我国陆疆和海疆制造各种麻烦，其中新疆和西藏就是美国高度关注的重点地区，有其重大的地缘政治目的的。美国竭力支持热比娅等在国外的新疆分裂势力是其重要的战略手段；美国竭力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的活动也是其重要的战略环节。还要看到，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呈复兴之势。在这个进程中伊斯兰极端势力也随之做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势力不仅给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增添了很多麻烦，同时也对我国形成了战略威胁。随着中国崛起，伊斯兰极端势力也会加大对我国境内外新疆分裂势力尤其是对“东突”势力的支持和资助。因此，在未来我国将面临来自西方和伊斯兰极端势力这两个重要外部势力的挑战。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系统应对，富有智慧地开展治疆工作。 四是，未来新疆和西藏地区还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暴力恐怖案件，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不必过于忙乱，只要我们战略正确，政策有效，处置方法得当，就会牢牢控制新疆和西藏大局的主动权，我们应对新疆和西藏反暴力恐怖斗争和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除了国际上两个不利因素之外，我们也有很多维护新疆稳定的有利因素，比如我们与中亚国家关系良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正常的时期。上海合作组织在不断壮大，已经成为维护该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区域平台。这些都是能够支撑新疆稳定的重要外部因素。 五、加强对边疆地区发展问题的研究 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全面推进，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步扩大，两者之间的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因此，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差距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在建设“中国边疆学”的进程中，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内地与边疆之间差距的全面扩大会引发很多战略性的问题，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问题；而如果边疆地区出现不稳定局面，则会对内地和发达地区的发展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只有边疆地区总体发展程度和水平与内地的总体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直至接近，我国的边疆地区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这是事关我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所以，中国边疆学界应下大力气，研究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 我国边疆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是一个历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内地与边疆之间就存在着发展位差，中原地区相对发达。元朝和清朝一统天下，入主中原，也相继将中原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反倒忽视了其起源地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清朝前期在治理边疆方面颇有章法，在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这些方面需要加以研究。近代以来，我国边疆地区频受外敌侵扰，守边任务都很难完成，更顾不上“兴边”问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的边疆地区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其局部武装冲突，使得我国从东北到西北边疆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的很多大型重要企业都建设在“三线”地区。这种情况自然加剧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实施开放的，这带动了我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迅猛发展。虽然我国又推出了沿边开放的战略，但沿边地区的开放并没有带来像沿海开放那样的聚集性经济增长效应。这是由其周边国际环境的特殊条件和我国沿边地区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从长远看，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甚至跨越式发展需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状态下加以实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为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发展基础。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内地发展与边疆地区发展的统筹协调问题。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战略设计，我国在一部分人和一些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要支持另一些人富裕起来和其他地区富裕起来，而边疆地区特别需要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地区的支持和帮助。这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尽管有些实业家在白发地进行支持边疆的慈善事业。这需要国家从战略和宏观的层面系统地、持续地、科学地统筹全国资源和力量，全面支持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但是按照一般的发展思路还不能具有实质性意义地缩小边疆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差距，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科学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所实施的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即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那么，什么是跨越式发展战略?这需要我们加以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新疆和西藏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就是要缩小新疆和西藏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维护上述地区的稳定。我国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2015年，要显著缩小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提高基础公共服务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第二阶段是：到2020年，使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使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全面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使西藏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6]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人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高，民族团结明显加强，社会稳定明显巩固；到2020年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7] 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是党中央制定的重要战略思想。发展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基础，产业是推进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新形势下加强新疆建设，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研究如何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重研究和探讨新疆如何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新疆具有资源、地缘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具备，问题在于如何发挥这些优势，如何发挥投资的拉动作用，如何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研究加快新疆与内地一体化政策、新疆生态环境及国土再造，研究新疆区域经济及其发展方式。研究新疆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全国各地的支援与切实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加快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快促进南北疆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还要注重研究科技支撑新疆跨越式发展问题，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除新疆和西藏之外，我国的其他边疆地区也需要大发展。党的“十八大”关注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这里当然包括边疆地区的总体发展战略，发挥边疆地区的比较优势。党的“十八大”报告还特地强调“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而我国边疆地区很多地方属于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对口支援具体措施和方式的有效性与针对性问题。 六、加强对我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关系的研究 边疆是我国与邻国进行能量交换最频繁的地方，也是我国与外部世界接触最直接、最敏感的地方，西方和周边一些敌对势力一贯利用我国边疆的特殊性、复杂性和相对落后性，在我国边疆持续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因此，必须从我国边疆长治久安的战略需求上来构筑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将周边国际环境及其对我边疆地区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陆疆和海疆兼备的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拥有众多的陆上邻国和海上邻国。近代以前中国与邻国自然形成了朝贡体系，但进入近代，中国与邻国的朝贡体系被打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世界大国所左右和塑造。近代意义上的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形成和领土划分也深深地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现在，中国正处于崛起时期，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对周边地区的态度、立场和行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与周边国际社会打交道的理念和思想。边疆的发展也离不开周边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8]党中央还提出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思想，强调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上述战略思想需要通过我国边疆地区加以具体贯彻落实，而如何贯彻落实，就需要我们拿出真知灼见。 一是，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中国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解决发展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若关起门来搞发展效果不会好，中国的发展是建筑在全面向世界开放基础上的。最开始中国搞沿海开放，得到巨大的正面效果后，中国不仅实行沿海开放，也实行沿边开放。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决定了中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如果不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怎么能够获得良好的周边国国际环境呢?而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的必要外部条件。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而中国所追求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共赢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路径是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开放战略自然涉及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所以中国一直强调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性。中国提出了与周边国家建立紧密关系的战略思路，旨在扩大同周边国家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利益汇合点。中国在确定区域性外交战略方面将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作为重要内容。中国与周边国家谋求建立新型邻国关系。中国明确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中国明确阐述了发展与周边国家互利关系，即努力使自身的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比如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邻国，与俄为善，以俄为伴，努力使自身的发展惠及俄罗斯，这是中国区域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中国有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成功经验。最近几年，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矛盾和摩擦增多，于是，一些国外别有用心的人就说，崛起的中国故意在周边挑起争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多讲中国成功解决领土争端的成功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中苏两国逐步开始了关系正常化进程，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两国的敌对关系已经结束，中苏关系进人了睦邻友好的新时期。在长时间的对抗彻底结束以后，解决好中苏边界问题和边界地区的互信问题，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1989年11月中苏开始有关两国边境裁军问题的谈判，1990年4月，中国与苏联签署了有关在两国边境地区相互裁减武装力量和增进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原则决定。1991年5月中苏两国就中苏东段边界达成协议，签署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但西段边界协定尚未达成。1991年底苏联突然解体，给中苏西段边界谈判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经过磋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同组成代表团与中国方面继续进行谈判，这就是学术界所称的“4+1”谈判模式。到1995年12月，双方进行了22轮谈判，最后就中国同上述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军协定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1996年4月在上海中国与俄、哈、吉、塔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中国与上述四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为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安全模式，也是加强地区安全的一个创举。在平等信任和互谅互让基础上中国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成功解决了边界划分问题。横在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之间非常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就这样得到和平解决，给世界和平解决复杂的领土纠纷问题提供了范式，不仅如此还催生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 三是，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思路。中国旨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9]中国还准备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至于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旨在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文件都阐述了区域开放的战略意义。比如我国东北地区正在寻求区域开放，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已经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也已签署，这说明中俄区域合作走上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的深度合作已经验证了区域开放合作的巨大益处。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中国正在推动中吉乌铁路方案的实施，推动与南亚国家的通道建设，准备与巴基斯坦一道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中将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所有这些措施都会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最近提出了区域合作的新思路，即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挖掘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欧亚大陆的主要力量应加强经济合作，共同推动欧亚大陆东西交通网络的畅通，欧盟、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中国应共同建设横跨欧亚的高速铁路、高速公里和高速信息网络，实现欧亚大陆的交通便利化和便捷化。 四是，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塑造离不开与世界大国打交道。首先是美国对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影响最大。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明确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在军事方面频频在中国周边搞多边军事演习，在经济上搞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中美关系时有起伏。针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最近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这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新思路。其主要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中国旨在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共同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平和、稳定和发展负起责任。 中俄已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中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最近俄罗斯准备大规模开发远东地区，中国也在加大力度发展东北地区。中俄双边合作具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性质。中国与俄罗斯既是世界大国，又互为邻国。中俄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关系亚洲地的和平与发展，而且也关系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印俄、朝鲜六方会谈等多边合作机制方面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当然，也要看到，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化，俄罗斯也感到了压力，俄罗斯一些人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已经展开竞争。[10]但从中俄两国能源结构上看，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领域不构成竞争。原因很简单，中国是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国，而俄罗斯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国，中俄能源结构具有巨大的互补性。正因为如此，中俄在石油领域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中俄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正在谈判过程中。事实上，作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巨大消费国，中国特别希望与俄罗斯展开深度的能源合作，很早就与俄罗斯方面展开谈判，但出现了一些波折。在与俄罗斯谈判不够顺利，搁置安大线建设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寻找新的能源合作伙伴，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急需的能源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建设了石油管道，随后又与土库曼斯坦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建设了天然气输送管道。中国在中亚地区实现了能源领域合作的战略突破，而俄罗斯长期垄断中亚地区的能源出口，中国此举打破了俄罗斯的能源垄断地位，这也是事实。但这谈不上中俄之间的竞争关系，因为在与俄罗斯谈判不够顺利的情况下中国从中亚国家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是自然的，无可非议的。而事实上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则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它们都是能源输出国，都需要中国这个巨大的买主。还有一个问题，俄罗斯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同时俄罗斯又大规模购买中亚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并转卖给其他国家，俄罗斯的这种做法带有明显的苏联区域分工的痕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很想垄断中亚地区的能源出口。但一方面俄罗斯能源公司与中国能源公司的谈判不顺畅，在与中国能源合作方面表现出更多的患得患失，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能源，试图长期垄断中亚地区的能源出口，这表明俄罗斯还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单纯的国际能源垄断已经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能源领域不是竞争关系，而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能源输出方面确实存在竞争关系，但那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问题。俄罗斯的现实选择就是更加积极主动地与中国展开大规模的能源合作，以实现两国能源结构的互补性。 七、研究“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统一大业 “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创造性模式，是中国解决近代以来所遗留下来的有关疆域领土的成功范例，是中国收回固有领土的富有智慧的重大战略举措。所以，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应该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如此，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实践进程也应为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范畴。中央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政策的根本宗旨分两个层面，其一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其二是保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两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是：第一，如何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中国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创造性在于，尊重内地与香港和澳门两种政治制度的存在和差异，并在一国原则的框架下在实践中并行运转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我们要着重研究，在尊重两种制度差异的条件下如何使香港和澳门与内地在一国原则的框架下更加有效和更加灵活地相衔接。第二，如何将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全面准确贯彻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实现高度自治的方针，而香港和澳门高度自治在政治上就体现在“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职责是依法施政、集中精力发展香港和澳门经济、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建设和谐特别行政区，实现香港和澳门的社会稳定和团结。而一国原则要求中央权力必须在香港和澳门得以完全体现和维护，中央政府应严格依照基本法行使在香港和澳门的国家主权，不断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各项制度和机制。第三，如何将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香港和澳门如何实现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问题。第四，研究近几年所出现的“港独”问题，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第五，如何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的问题。以美、英等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不断干涉港澳事务，已经影响到香港的稳定，例如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2013年9月在香港媒体上发表文章《选举、民主和香港的未来》，公然干涉香港政治。[11]10月，美国“国会一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表2013年度中国人权和法治报告，对香港政治发展问题横加指责。外部势力干涉港澳事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随着中国不断发展，西方利用港澳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和平统一台湾是中国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国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必然的历史进程。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既符合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更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平统一台湾就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从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视角去观察，台湾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与大陆所形成的历史联系是血肉联系，属同脉之源。这是中国边疆学应着力研究的重要方面。从现实上看，虽然目前台湾与大陆尚未实现统一，但这一状态并不能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大陆和台湾从未分割国家领土和主权，这是客观的法律现实状态。这自然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应着力关注的重要学术点。 当然，“台独”势力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和国家主权方面分离出去，但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这在历史和现实法理两个学术层面都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台湾绝大多数同胞和大陆民众基本意愿的。因此，一个中国的框架和原则是最根本的实现台湾统一的基石。在这个框架下，若实现和平统一，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断发展两岸关系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积累两岸统一的正能量，在维护一个中国的共识之下，不断和逐步增强两岸共同认知，增强民族认同。目前，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已得到实现，全国所期盼的两岸全方位交往格局已经出现。应着力研究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其一，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两岸如何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如何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如何塑造两岸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其二，应探讨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便稳定台海局势，避免不必要的局势误判。其三，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很有必要，以此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增进和平统一共识。其四，应着力研究如何进一步实施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夯实两岸经济合作的物质基础。其五，如何增强两岸文化交流和传统文化的共同保护。其六，如何遏制和反对“台独”分裂的图谋，如何让台湾的绝大多数民众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分裂行径必然会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其七，防止美国利用向台湾出售武器等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依然是中国边疆学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研究领域 尽管中国崛起的现实要求加强对我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以及我国边疆与周边国际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还应该继续得到强化。从我国边疆演化的历史、我国边疆现状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上看，我国边疆史地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全面、深人和客观地加以研究。从我国陆疆和海疆两大空间上看，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应对陆疆和海疆的历史演化进程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掀起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不仅要持续下去，而且还要更加深入。[12]我们将学术目光再推向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体现了时代精神。徐松巍先生对此概括为，第一，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以筹边谋防、抵御外辱的爱国精神为内涵，实际上是指与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和命运而产生的一种自警精神和危机感。在他看来，这种忧患意识有两个层面，一是对研究的缺乏或疏漏而致的“暗于边情”之状况的焦虑和忧惧，二是对“边患”认识不足的忧患和焦灼。第二，将我国的“边务”乃至国家、民族的“休戚安危”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将我国的筹边谋防和抵御外辱与了解“夷情”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开始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筹划中国的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这在中国历史撰述上是前所未有的。”[13]进入2l世纪，我国的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依然需要新的21世纪的时代精神，关注边疆、关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变化。 我们不应因着力建设中国边疆学而忽视对中国边疆史地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边疆学的基础与核心。当然，为了全面地把握边疆局势，我们还要研究边疆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文化问题。这些都是客观认识边疆问题的必不可少的研究领域。此外，其他国家有关边疆问题的经验教训也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九、几点认识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成为世界级的大国。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能够相对从容地认识边疆、统筹边疆、治理边疆、发展边疆、开放边疆和通过边疆进行区域国际合作的重要历史时期并获得了相应的国内外基本条件。中国对自身疆土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客观和深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治理边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边疆形态也出现了很大变化：(1)我国在改革进程中提出了沿海开放和沿边开放的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次沿海沿边开放完全不同于近代的我国沿海开放，这是我国根据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战略需要主动采取沿海沿边开放战略，旨在获得发展经济的资金、人才、技术、国外市场和良好的国际环境。(2)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海洋岛屿争端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解决海洋领土问题的政策。(3)提出了互谅互让、在平等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自近代以来，中国终于有了比较从容地治理边疆和与有关国家解决边界问题和领土纠纷的条件。(4)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思想，以此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思路。(5)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基本政策，提出中国的发展要惠及周边国家。(6)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使我国在统筹陆疆和海疆建设方面达到了历史的最新高度。如果说进入21世纪中国对自身疆域认识有何变化和改变的话，其最大的认识变化莫过于对海疆认识和理解的深化，建设“海洋强国”就是基于这些理解和认识的深化而提出来的。(7)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思想，使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与周边相关国家的利益和文化影响相契合，挖掘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传统文化影响。(8)我国对边疆问题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大大拓展了，出现了“利益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高边疆”等概念。与此同时，我国边疆问题研究除坚持史地研究方法之外，还运用民族学、宗教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使边疆问题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大大拓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边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我国的边界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彻底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与越南解决了陆上边界问题。我国与印度边界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中。(2)香港、澳门回归彻底终止了我国近代所形成的香港、澳门被“租借”状态，彻底改变了香港、澳门殖民地的历史状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壮举。(3)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形成了两岸经济合作的战略框架。(4)我国疆域行政区划出现新的变化，成立海南省意义重大，最近又组建了三沙市，昭示了我国在南海行政化管理方面新的思路。(5)我国沿边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开发开放战略，中哈共同建设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俄共同实施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我国东北地区的深度区域经济合作。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高地，云南的“桥头堡”战略的实施增强了我国与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6)我国沿边地区初步形成了北、西和南三面能源管道输入战略布局，比如中俄石油管道，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中缅天然气管道。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治理边疆、稳定边疆和发展边疆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我国边疆形态的一系列变化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2] 习近平： 《决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易》，中国13报网站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O1—30/content——8165311.htm1)，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831。 [3] 参见 《国家海洋局局长：十八大报告首提 “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现实和战略意义》，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rn/politics/2012—11/lO/c一113656731.htm)，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8日。 [4] 参见 《国家海洋局公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 04—25/3846144—4.shtm1)，访问时间2013年 10月18日。 [5] 参见 《国家海洋局公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4～25/3846144—4.shtm1)，访问时间2013年 1O月18日。 [6] 参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0—01/22/content_1517549.htm)，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8日。 [7] 参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国新疆网 (http://www．chinaxinjiang.cn/zt2010/ zth/3/t20100521—593797.htm)，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8日。 [8]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23页。 [9] 参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页。 [10] 笔者2013年10月5日在希腊罗德岛 “文明对话”论坛上的发言中就有俄罗斯学者提问：如何看待中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问题。 [11]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rn/CITI—webapp/new/doc/docDetail．jsp?coluid=9&kindid=1690&docid=102749063，访问时间2013年10月16日。 [1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1991年第1期发表了 《加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笔谈》，同期还发表了边众先生的 《论当前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吕一燃先生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和谭其骧先生的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等文，集中讨论了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发展问题，至今依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13] 徐松巍：《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时代精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