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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燕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内容提要 18世纪法国的“奢侈论争”不仅牵涉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问题，更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相较以前的反奢论，这场论争更为猛烈地抨击了贵族女性的奢侈腐化，进而直指整个贵族等级。贵族被视为丧失了应有的美德与存在价值，其权威与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借助性别的话语，该论争在承袭了古典传统对奢侈批评态度的同时，展现了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是当时社会政治矛盾的真实反映。“奢侈论争”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大革命前夕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等级社会。 关键词 奢侈 性别 法国旧制度 贵族 等级 18世纪，法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奢侈”问题的论争，这场大辩论旷日持久，从费内隆到孟德斯鸠，从梅隆到伏尔泰，论争持续了数十年。这场辩论的背后反映的是法国人在这个世纪里面临的诸多问题：国家与秩序、金钱与等级、性别与政治等。对于这场论争，学界的研究已为数不少。有史家认为，奢侈之争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五六十年代讨论商业经济是否导致奢侈；六七十年代，奢侈讨论拓展到政体方面；七八十年代，奢侈讨论演变为反贵族的论调。这种划分的缺陷在于，18世纪50年代之前有关奢侈的著述被排除在外，而此后同属政治领域的反奢论争又被割裂开来。因而本文尝试把奢侈论争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奢侈讨论集中在商业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第二阶段的奢侈讨论开始转向政治领域，成为舆论反对等级贵族的有力武器。而反奢话语始终涉及女性，尤其是在奢侈讨论转向政治之后，贵族女性的奢侈行为成为被攻击的首要目标。本文第一部分主要简述18世纪之前的“奢侈”与18世纪中叶关于奢侈论争的由来及各派主要观点；第二部分重点关注18世纪下半叶的讨论中，女性与奢侈的关系及其事实基础；最后部分，尝试解释在旧制度末年，反对贵族的政治批评是如何通过抨击贵族女性奢侈行为的方式而展开的。 一、历史上的反奢论与18世纪的“奢侈论争” “奢侈”一词内涵丰富，历史悠久。虽然要追溯它最早的起源已不可能，但我们仍可以注意到它在早期使用中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它与某些宗教教义相关，指的是人享用了原本敬献给诸神的供品；其次，该词也出现在一些有关奴隶的案件中。有研究者认为，“奢侈”一词有两个基本的传统含义：奢华铺张以及放荡越轨。无论取哪种说法，都可以归纳出奢侈这个词的两重基本含义，那就是“非必需”及“越界”。换言之，在古典文本中，奢侈之物指的就是不需要且不应该去染指的那些东西——对杂草而言，是侵占庄稼；对奴隶而言，是追求自由；对人而言，是享用献祭给神的供品，或者是在吃穿用度上无限贪婪，不知满足。连接这两个含义的核心是“欲望”，也就是说，奢侈里面隐含着一种欲求，这是一种从本分的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欲求。 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来说，他们猛烈攻击的就是这种“欲求”，这种躁动的“渴望”。他们把这种欲望看成是臣服于身体欢愉的软弱，背离了人应该达到的那种自然和谐的充满德行的状态。德行是本性、习俗以及理性的结合。而奢侈妨碍建立一个和谐合理的秩序：它违背人与生俱来的和谐自然的本性、腐蚀习俗同时让人放弃理性，沉溺于冲动的激情之中。 罗马时期，奢侈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演变为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豪宴一直以来就是罗马的一种政治行为，政治人物利用其扩大个人的声望和影响力。罗马的最后几代皇帝，多是纵情声色的酒肉之徒。李维在《罗马史》中写道：“没有任何共和国曾如此伟大、如此富有德行（sanctior），树立了如此多的良好榜样；对奢侈和贪婪如此迟晤，对贫困和简朴如此崇尚。的确，财富越少，欲望（cupiditatis）就越小。近期，财富招致了贪婪和纵欢，由于奢侈和贪欲（per luxum atque libidinem），毁了我们自己，也毁了其他一切（History:Preface, 10）。” 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文献中，奢侈成了与适度和纯洁相对立的罪孽，是野心和不洁，成为原罪之一。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把奢侈与荒淫等同，认为希腊就是毁于奢侈之风，而罗马显然也是步其后尘。在他笔下，奢侈和邪恶为一端，他多次使用“邪恶的奢侈”这样的表述。他说：“如果奢侈可以防止，那么邪恶就可以终止。”另一端则是“中庸、节制和克制”。“中庸”这一提法仍然保留了古典作家关于合理与和谐的基调。奥古斯丁更进一步说：“奢侈不是美的和令人愉悦的事物的过错，而是那个违反常情地热爱肉体，因而放弃节制的灵魂的过错。” 事实上，所有这些针对奢侈的批评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对合理界限被“僭越”的指责，对放纵欲望与野心的声讨。抨击奢侈的声音如此强烈，正是因为这种“越界”如果表现在现实社会中，那就是对现有秩序的巨大威胁。在古典时代，如果奴隶要自由，那么城邦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如果战士沉溺酒色，那么外敌入侵就如入无人之境。在等级社会里，如果人们追求不属于自身所属等级的豪华奢靡，就会混淆社会阶层。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出台过一系列的禁奢令。以法国为例，多位法国国王，如查理八世于1483年，弗朗索瓦一世于1543年，亨利二世于1549年，查理九世于1562年，亨利三世于1583年，亨利四世于1605年，一直到路易十四都颁布过相关法令。一方面，这些法令痛斥对外国奢侈品的消费是人民困顿生活的重要原因，表现出浓郁的重商主义气息。另一方面，法令还针对这样一个现象，即奢侈的风气使得出身普通的人也竭尽全力使自己的生活显得奢华，这显然威胁到了等级秩序。在等级社会，作为统治阶层的群体需要外在的各种符号将自身与其他较低阶层相区别。各种昂贵的服饰、装饰即为这种区别的外在表现，所以这些物品是作为特权的一部分只供给特权阶层享用的。禁奢令传达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较高阶层禁止较低阶层运用金钱的力量去染指那些不属于后者的象征物。因为，奢侈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所欲求的事物本身，而在于“拥有”这类对象这一事实，奢侈的背后彰显的是拥有这些对象的权力关系，它负载的政治及道德含义远大于经济层面的意义。 总体而言，虽然在柯尔贝尔时期，法国曾把扶植本国奢侈行业作为重商主义政策的重要方面，但在18世纪之前的法国社会，奢侈总是被批评为败坏风气、腐蚀美德、戕害农业，使国家财富流失。而且，从那些“禁奢令”中透露出来的，是对等级秩序被混淆的恐惧和警惕。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新的经济成分及与其相伴随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为奢侈“正名”的观点开始萌芽，圣朗贝、伏尔泰、梅隆等人便是其代表。而代表着传统社会的势力必然会对此奋力反击，而这便是“奢侈之争”爆发的根源。 首先，对于“奢侈”的界定出现了新趋势，这在18世纪对奢侈持肯定态度的著述者那里尤为明显。在1694年第一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中，奢侈只是被简单地解释为“在服饰、饮食或者家具上，过分的铺张”。1762年第四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沿袭了第一版的定义，但是在例句中，除了前三个与第一版相同外，又加入了第四句例句：“奢侈不容易被界定”。1778—1788年出版的《法语评论词典》中细致区分了“奢侈”和“摆阔”的区别。该词典的作者说：“摆阔是伴随着明显炫耀的巨大虚荣……奢侈则是寻求一种精致的舒适。” 最详细的定义则出现在1762年的《百科全书》中，该词条的作者是圣朗贝侯爵。关于“奢侈”一词，他这样写道：“所谓奢侈，是指人们凭借财富和精巧的工艺为自己获得一种舒适愉悦的生活。奢侈，首先是对我们的（现有）状态不满意。……这种渴望必定会使得他们爱上并去追逐财富。由此，致富的渴望就被纳入了，也应该被纳入每一个不建立在平等和共同财产上的政府管辖范围。而这种渴望的主要目的就应当是奢侈。因此，在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存在奢侈。” 从上述引用的词条内容来看，虽然奢侈最基本的含义——“过量”——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撰写这些词典的作者并不给这种“过量”下一个道德的评价，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它在经济领域的意义和影响；奢侈成为自爱、自我鞭策寻求更好生活的内在动力。这一转变在圣朗贝给出的定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换言之，在18世纪的部分作者笔下，奢侈变成一个道德中立的词，他们更关心的是与奢侈相关的财富以及公平问题。这样的奢侈概念显然与古典时期或者基督教思想中的奢侈概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持这一类观点的作者以伏尔泰和梅隆为代表。在谈伏尔泰等人之前，首先要提一下当时的一位英国作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著名的《蜜蜂的寓言》于1706年问世，1740年译成法文。虽然他身处弗拉芒海峡对岸，但此书对当时的法国思想界影响巨大，伏尔泰和梅隆等人均受其观点影响。 曼德维尔对奢侈的看法可以归结为：首先，一切事物均可以被称作奢侈；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奢侈。其次，通过明智的管理，所有民族均能够随意享用其本国产品所能购买到的外国奢侈品，而不会因此而变穷。最后，凡在军事上得到应有重视、士兵得到良好报偿并严守纪律的国家，一个富裕的民族均能享有一切可以想到的、便利富裕的生活；在该国的许多部分，人们会享有人类智慧所能设想的众多繁华精美的生活。 伏尔泰对于奢侈的定义与曼德维尔十分相似。他说：“倘若人们把奢侈理解为一切超出必需之外的事物，奢侈便是人类进步的自然后果。”1736年，伏尔泰发表了诗歌《世俗之人》。在诗中，从香水到醇酒，从花园到马车，展现了巴黎上流社会生活的种种精美奢华。随后，为了反击对《世俗之人》的批评，伏尔泰在1737年又发表了《奢侈颂》。伏尔泰认为，奢侈是国强民富的根源，只有奢侈的欲望始终留存在世间，才会有无穷的欲望驱使不辍的劳作，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富足美好。在他的《哲学辞典》中，伏尔泰逐一批驳那些反对奢侈的观点。他认为正是雅典的奢侈培养了伟大人物，这样的贡献是远非斯巴达所能比肩的。他还说，也许奢侈会让小国覆灭，但却能让大国富庶，因为“过于俭省也像挥霍无度一样无益”。 与伏尔泰观点接近的梅隆，在其《论商业之政治性》中反对各种禁止奢侈的措施，认为这会阻碍经济的自由健康发展。他并不否认土地是经济之根本，但相信国力之强盛来自技艺的发展。因为只有技艺发展才能有工具的进步，才能使土地有更大的产出以供给更多的人口，而技艺的发展却离不开人的欲望中对于更好生活的向往。从这一视角出发，梅隆认为不必向往斯巴达或早期罗马共和国那样的严肃俭朴，因为奢侈正是对经济发展的“适当奖励”。前文撰写“奢侈”词条的圣朗贝也认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欲望是人的天性，奢侈确实会腐化社会风尚，造成攀比之风盛行；但若用团体精神和爱国情操去规制财富，用税收的方式妥善平衡商业各部分，完全可以使充裕的财富发挥利国利民的作用。 伏尔泰等人完全抛弃了古典反奢话语中对于奢侈的道德批判，使之成为一个中性的经济术语，并且坚称，奢侈与其相伴随的经济及技艺的发展是国家强盛的巨大推动力。那么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是否占据主流地位？站在它的对立面的观点又是如何反击的？ 首先，是以费内隆、霍尔巴赫等人为代表的奢侈的强硬反对者。他们痛斥奢侈是毒害国家民族的罪魁祸首。在费内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主人公进行的改革便是将奢侈和所有无用的技艺连根拔除，转而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作者多次把“奢侈”与“柔弱（mollesse）”连用，这与古典作家非常接近。霍尔巴赫同样担心奢侈会使整个民族变得利欲熏心，人与人之间变得斤斤计较，“尊敬、美名、荣誉、诚实，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空洞的名词”。与费内隆一样，他也认为，奢侈之风削弱人的身体和精神，使之失去荣誉心和爱国心。总之，在这一派的观点看来，奢侈毫无益处，而且一旦渗入一个社会，就很难根除。 到18世纪中期，重农学派对奢侈的抨击愈加激烈。魁奈、老米拉波、波多等人的基本观点为：奢侈品的生产制造不能产生新的价值，所以是一种纯粹无用的生产，满足了不事生产的阶级，却损害了生产性阶级。奢侈会使重农学派推崇的自然经济秩序（L’ordre naturel économique）失去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老米拉波也把奢侈和排场相区别。他认为，排场是等级制度必要的开销，它在公民之间遵从等级的秩序（l’ordredes rangs entre les citoyens）；而奢侈则相反，它通过控制奴役精神，引诱灵魂堕落，从而使国家变得软弱，社会风气变得污浊。 其次，另一些思想家在奢侈问题上则属于中间立场，孟德斯鸠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看到了奢侈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因此不赞同奢侈会让国家或社会变得软弱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指出，奢侈把人们追逐利益的欲望激发出来，从而使得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充满工作热情，到处崇尚勤劳和技艺。但是，他依然坚持奢侈会使人民腐化，使美德沦丧。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罗马人一腐化，欲望立即变得漫无边际。”而且他也曾以财富激增和贪婪来解释罗马帝国的灾难。对于美德来说，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急趋腐化的情势下，人人都倾向于奢侈淫佚的时候，还有什么品德可说呢？” 经由奢侈的争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社会在经受新的财富力量冲击时遇到的境况。虽然此时讨论的出发点都与经济层面相关，但纵观该时期的奢侈讨论，道德层面的因素依旧占据了主要位置。这些关于奢侈的著述，不只是罗列分析商业或者奢侈现象的出现、特征、相关法律，而是更关注探讨伴随奢侈现象出现的社会影响和后果。 奢侈的坚定反对者，如费内隆一派，崇尚建立在荣誉、德行以及出身门第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贵族占据主导地位的等级社会。他们坚信土地是最稳固的财富，也应当是政治权利的重要来源。他们表面上攻击奢侈，实质是在抵制当时兴起的流动财富对旧有等级制度的冲击，反对的是将个人地位与金钱财富联系在一起。对此，意大利历史学家加利尼亚有精到见解。他指出，对于费内隆等保守贵族而言，奢侈的泛滥与财富的不平等相关，所以资产阶级的富裕是最大的威胁。因为资产阶级的崛起代表着流动财富对于土地财富的胜利。并且，奢侈使大量的贵族财富被消耗殆尽，使之丧失活力。加利尼亚的观点，可以从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对于罗马败落原因的阐释中得到佐证。孟氏在《波斯人信札》中就把罗马的失败归咎于财富的增多导致了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他认为，这种不平等使共和国得以安身立命的公民\战士之间的平等分享土地体制趋于瓦解。因此，在18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反奢者看来，奢侈不仅来源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而且还会加剧这种不平等。与巨大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的奢侈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传统的等级社会将会被金钱击溃。 因而，这一阶段的反奢话语，实则反对的是金钱对原有等级的僭越，矛头所指乃是奢侈导致的等级社会的“失序”状态。然而，这种由贵族等级掌握的反奢话语到了“奢侈论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18世纪下半叶，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批评的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更有意思的是，18世纪下半叶的奢侈批评带上了浓厚的性别色彩，因为它主要是针对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的奢侈行为而展开的。 二、反奢论中的女性形象 无节制的攀比铺张，不仅损害美德、削弱国力，也扰乱森严的社会秩序，这是奢侈饱受攻击的要害之处。而奢侈受人诟病的另一处就在于它会消磨人的意志，使其丧失阳刚的美德。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奢侈就被附上了柔弱的女性气质这个标签。在基督教思想中，则把奢侈与淫荡（尤其是女性的淫荡）等同，这一观念在伊甸园的故事中已初露端倪，亚当便是在夏娃的带领下堕落的。在德尔图良等基督教作家的笔下，女性几乎就是不可控制的邪恶的象征，她直接代表着“过度”和“放纵”。 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对女性奢侈的批评依然不绝如缕。许多作者撰文痛斥女性追随奢靡时尚的危害，认为女性如此放纵攀比的生活作风会严重腐蚀社会风气。在他们看来，更令人不安的威胁是在奢侈的统治下，尚武的精神消弭了，男人变得像女人，而女人则更不知羞耻。奢侈会使男性像女人那样穿着打扮，徒有男性的面孔，内心与行为举止已经完全女性化。女性被指责为用对奢侈的“疯狂激情”毁坏了虔诚的信仰，毒害了灵魂。更严重的是，这种“无序”（désordre）导致社会各个等级混淆，以至于再也不能从衣着上辨识出一个人的身份。 因此，奢侈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话题，它是关于政治、道德和经济的讨论。与此同时，性别的话语也一直与其交织。而在奢侈话题中，女性从来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与奢侈相联系，她总被放置在软弱、放纵甚至淫荡、邪恶等贬义词之中。那么，18世纪的“奢侈论争”之际，这种情况是否有所变化？总体而言，在18世纪的奢侈大辩论中，女性依然与奢侈如影相随。而到18世纪下半叶，对于女性奢侈行为，尤其是上流社会女性的奢侈行为，批评之声愈显激烈。可以说，带有浓厚的性别色彩是奢侈论争在该阶段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 首先是文化界名人对女性在奢侈文化中的主导作用深信不疑。霍尔巴赫认为，在奢侈的社会里，是女性主宰着社会风气；男性为了取悦女性，变得温和谦恭；“随着奢侈之风的增长，妇女对社会的影响愈益增大，最后她们终于开始决定社会风尚”。孟德斯鸠说，（在君主国里），奢侈总是和妇女一道支配着朝廷；相反，在共和国，虽然女性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她们却受风俗的支配，因为那里的风俗摒弃奢侈，所以腐化和邪恶也一起被摒弃。当时的文献学家德塞尔在他的《通用管理词典》中这样解释“时尚行业”：“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是女人的奢侈催生了它，风情给予它养分，只要轻佻的品位保持着无穷的激情，那它就会一直存在。” 其次，这一时期出现过不少专门规定女性衣着装饰的官方文件。例如，1700年高等法院颁布有关衣料及其他饰品的法令：禁止妇女穿着任何饰有花边、蕾丝、小纽扣或由金银织物制成的装饰物的服装，违者将被处以3000锂的罚款。禁止书记员、公证人、检察员、传达员、商人以及手艺人的妻子或者未出嫁女儿拥有或佩戴任何质地的宝石制成的指环，以及穿戴任何金银线织就的衣料、装饰带、穗子或者花边。高等法院于1701年又重申了1700年的相关规定。在法国禁奢令的历史上，早期法令中并不多见专门针对女性着装的条款，而是往往依据不同等级对家居、马车或男性外套等方面作出规定，即便涉及女性，也总是附加在关于男性服饰的规定之后。因而，18世纪出现的特意强调女性服饰的禁奢令显然暗示着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范围较广的女性服饰上的越界行为。 18世纪中后期，在关于奢侈的各种论文、小册子中，女性被攻击的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针对上流社会社交圈中的交际花或是宫廷贵妇。1762年，一本题名为《关于交际花问题，向巴黎警署中尉大人的陈述》的小册子在坊间流传。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机构居然署名为：一个已被女人败坏了的社会中的一家印刷厂。《作者对巴黎各个社交场合深恶痛绝，他开篇即说：“在这个到处都是悲惨景象的首都，却充斥着沉溺于极度奢侈的交际花们，这与某些公法是相抵触的。……无论在何处，人们总是能遇见这种女人，以至于来旅行的外国人以为这个国家的女人无一例外都是这种德行。”作者说，这些交际花们的挥霍程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她们过着王公贵族般的生活，就像出身最高贵的公主一样。她们中几个人的开销就抵得上罗马最腐化时期整个奢侈团体的铺张。而作者最反感的是，当整个社会风气由她们掌握时，法国的贵族阶级就堕落了，而这个阶级本该是君主制的中流砥柱。 1772年，法国文学家托马斯在《不同时代女性的特点、风俗和精神面貌》中颂扬罗马女性的质朴坚韧、恪守妇道，以此反衬路易十三登基以来法国宫廷中由女性带来的卖弄风情和桀骜自负的不良风气。作者指责宫廷中的歪风愈演愈烈，并且扩散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越是文雅的社会越听不见不同的声音，古老的习俗已被抹去。所有的等级混淆在一起。”作者把这一切不良风气都归咎于女性，他说：“毋庸置疑，所有这些改变和混乱，都应该归罪于女人。殷勤献媚被称为时尚，轻佻风尚被视为优雅，举国上下都在模仿宫廷。罪恶伴随着欢愉到处流传。” 细观指向女性的反奢话语，我们会发现，反奢者的焦点依然是奢侈最基本的恶，即：放纵与僭越。如果说18世纪上半叶关于奢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金钱对社会等级的冲击，那么到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里，关于奢侈的讨论则聚焦于女性的奢侈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性别秩序的无序与混乱。性别秩序与前文所提到的身份地位一样，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结构。在对女性奢侈的指责中，社会性别等级中的“失序”成为焦点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反对者认为，女性的奢侈行为不仅会将其自身和家庭带向堕落，更会把整个国家社会变得柔弱无力。这样的观点被反复强调的原因，有其事实基础。 首先，这与18世纪消费社会及服装时尚行业的蓬勃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主导作用。法国史家丹尼尔·罗什发现，18世纪的法国家庭中，服饰支出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物品。而服装的主要消费者为各个阶层的女性——上流社会名门望族的女性引导时尚风向，较低阶层的女性则追逐模仿最新的流行。事实证明，女性确实比男性更容易被奢华新颖的时尚所吸引，这不只是道德家们用来攻击时髦女性的借口。17世纪末18世纪初，富裕家庭里的女仆拥有服装的价值几乎是男仆的两倍。这与社会顶层的情况相似，也与担任官职或较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衣橱清单吻合。如果将目光投向更低阶层，就会发现，女性在服饰方面的支出通常是男性的3倍至6倍，有些个案，则达到数十倍。此外，不仅是服饰总价值的高低差别在性别之间划出明显鸿沟，在款式的多样性、更新的节奏以及装饰性等其他方面，女性与男性也有着显著区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17世纪末开始发生的服饰消费的性别二元性到了18世纪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上述结论，我们还可从当时流行杂志所反映的变化得到印证。从18世纪开始，流行杂志上刊登的最新时尚信息内容，从两性平分秋色慢慢地变为主要面向女性了。依据美国史家詹妮弗的研究，在17世纪后半叶的《文雅信使报》上，关于时尚服饰的内容，男性服饰和女性服饰的篇幅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如果我们查阅18世纪的流行杂志，就会发现，情况已经全然不同。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品味和时尚报》几乎已经完全面向女性读者。因此，在18世纪，服饰消费出现了总体水准大幅度提升和性别差异逐渐扩大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女性服饰在18世纪会再次成为人们抨击奢侈的由头或路径。 另外，从时尚消费文化的另一端——生产者、制造者和销售者来说，其中也是女性居多。1675年，女裁缝行会正式成立。到18世纪末期，在巴黎，从事服装及相关行业的女性数量已达到1万人。她们的身份不仅是学徒、助手、裁缝的妻女，也可以是独立的从业者。在18世纪70年代的巴黎，独立从事服装行业的女性已经超过1700人。比如，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御用裁缝贝尔丹就被称为“时尚部长”（ministre des modes）。贝尔丹手下雇有30个工人，并有120个供货商常年向她提供原材料。当时，仅巴黎就有20家销售顶级奢侈服饰的时尚商店是由女性经营的。她们连同其他经营大大小小时尚店铺的女性，一起被称为“时尚女商人”（marchandes de mode）。这些女性把持着整个时尚产业链，从采购原料、组织生产、装饰美化一直到销售及售后服务。 由此可知，在18世纪开始大规模兴盛的服饰消费中，女性扮演了主要角色。无论是从服装的数量还是这部分的总体支出来看，女性的统计数据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男性。同时，从17世纪末开始，女性在服饰行业中的作用及影响力开始出现，这种影响在整个18世纪得到了强化。也就是说，服饰行业从最早的完全由男性把控慢慢演变为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女性化色彩，尤其是其中与奢侈时尚相关的那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当人们论及奢侈，尤其是服饰奢侈时，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女性。在当时某些试图寻找社会风气腐化原因的观察者眼里，这些由女性掌控的数不胜数的时尚店铺，装饰得美轮美奂，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各个阶层的女性，无论贫富，在这些店铺里流连忘返。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不无讽刺地写道：“对于巴黎女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时尚商人用丝绸和鲜花制作出美丽无比的头饰更吸引人的事了。……巴黎女性对于这些能改变她们外表的神奇的人充满了真诚而深厚的敬意。”梅西耶、德塞尔等人都相信，正是这些大受女性欢迎的时尚店铺培育了奢侈，“恬不知耻的奢侈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罪恶便占据了它们的位置。吸引人们目光的，再也不是简单的美，而是外表的精美。……最终，从这里开始，使得公共堕落增加的悲惨例子会一直达到危害民族幸福的境地”。 三、反奢论中的反贵族意识 18世纪下半叶关于奢侈的讨论中，女性之所以成为抨击的主要对象，除了上述社会经济层面的解释之外，隐藏更深的意识形态的层面应不容忽视。仔细分析当时流传的各种有关奢侈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一阶段的奢侈论争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首先，其攻击目标已不再是那些让传统贵族阶级忧心忡忡的仰仗着金钱势力的新富有者，甚至并非泛泛而指的“女性”群体，而是上流社会的女性群体。反奢者攻击贵族女性或与贵族阶层接触频繁的高级交际花的奢侈与淫逸。其次，与之前反对奢侈的作者主要来自费内隆等人所在的贵族阵营不同，该时期攻击贵族女性的反奢话语多由大量匿名小册子散布，这些流传极广的“地下文学”的作者多为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对把持着权力的特权等级充满了仇恨。因此，此时的反奢话语俨然已经脱离了之前孟德斯鸠等人的话语范畴，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间成为攻击贵族阶级的强大武器，变为一种政治含义极其浓厚的檄文。在这个阶段的反奢言辞中，性别与政治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要素，互相叠加，道德和经济成为用来辅助论证的修辞，其矛头真正所指乃是贵族阶级。 比如，当时盛传的各类秘史都是描绘腐朽堕落、荒淫奢靡的贵族生活。如《路易十五大事记》一书，详尽地讲述蓬巴杜夫人及其亲信如何玩弄权术，掌控法国高级军官的任免权。更为出名的是《一个贵族的札记》以及《法国文人共和国的秘密回忆录》等系列匿名出版物。前者假托一个熟知宫廷内幕的贵族的口吻，讲述了王后及其亲信日夜笙歌的糜烂生活。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书中被描绘成一个奢侈荒淫、任意干涉国事的王后，路易十六则是一个任人摆布只会贪吃的昏君。书中不仅罗列王后的诸多恶行，还逐一抨击各大贵族以及宫廷里的其他贵妇，甚至提出，王后的骄奢淫逸实则是为了更像法国贵族。这样的批评不仅针对王后，也将矛头对准了整个法国贵族阶级。《秘密回忆录》从1777年开始出版，直至大革命爆发前两年才停止发行，共有36卷之多。该书内容涵盖了1762—1787年的各种奇闻逸事，充斥着上流社会里性和金钱的丑闻：不忠的妻子、王室的种种逸事、各类裙带关系、权钱交易……这一系列出版物往往将真实和虚构混淆，出版者也不细究消息的来源。但是，故事可疑或真实并不妨碍它们毫不掩饰地传达出社会舆论对于贵族阶级的讽刺与敌意。 而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贵族女性在服饰方面的开销确实是相当惊人的。比如，路易十五的宠姬杜白丽夫人的裙子动辄价值5000锂至6000锂。须知在当时，一个熟练成衣工的每月工资是4锂。收入较高的时尚行业女工，如果没有自己的工作坊，她的年收入大概也只有450锂左右。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无可争辩的时尚女王。她每年的服饰支出高达数百万锂。她的每款新装或者是新式发型都受到热烈追捧。最鲜明的例子便是她那标志性的高耸入云的发型。巴黎女性对此趋之若鹜，即便它们的价格贵得离谱。这种高高的发型使得女人们无法乘坐马车，也无法直立着出入房间的门。这几乎要导致一场建筑史上的大变革，因为人们不得不为此加高门廊拱顶。梅西耶说，甚至有一种可以将这种发型放倒或重新立起来的弹簧被发明出来了。他嘲笑道：“这是最新的创造与品味的杰作！”巴黎和凡尔赛所有时髦女性追随着王后的最新衣饰的款式，于是，这些年轻女士家里的账单纷沓而至，许多家庭为此闹得鸡犬不宁。王后成为众矢之的，舆论认为，正是她的虚荣爱好带坏了法国的女性。 因此，在18世纪后半叶关于奢侈的论争中，贵族女性被攻击确实有其事实基础，如此惊人的开销必然会激起巨大的反对声音。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片激烈的抗议声中，政治与性别被紧密相连。批评者认为，统治阶级集体堕落、朝纲不振，最显著标志便是贵族阶级中的女性无度挥霍国库中的民脂民膏，甚至干涉国事。如《秘密回忆录》等出版物便认为蓬巴杜夫人主宰了路易十五的头脑，杜白丽夫人是挑唆国王镇压不屈服的高等法院的主谋，路易十六被指责缺乏男性的权威来管束他花费无度的轻浮妻子。这些真假参半的故事用“暴君”这样的字眼来称呼这些妻子们，说她们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丈夫们。匿名出版物谴责贵族女性对男性的性和政治权力，认为这种权力不仅颠覆了家庭，也颠覆了国家的秩序。 在批评者笔下，女性越权，即性别角色的错位倒置既是贵族等级腐化堕落的根源，也意味着这个群体已不具备强悍骁勇的男性美德来保家卫国。当时只有贵族才能参军作战，贵族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勇气和荣誉是贵族最看重的德行。然而在“七年战争”中，法军面对装备和人数都不如自己的英军却输得溃不成军。战争的失败被看作政治体制所致，这样的失败，是关乎整个贵族阶级荣誉的大事。血统高贵的将军成为街头歌谣嘲笑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在批评者看来，贵族阶级的腐化又导致了整个法国国力衰落、社会道德风气腐化。于是，贵族等级尤其是贵族女性的奢侈行为成为社会秩序混乱、民生困顿、国力不振的罪魁祸首，成为反对者们抨击最多的目标。1785年的“项链事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高等法院的判决证明了王后的清白。但此事在法国社会引起的震荡却一直持续到大革命，成为大革命前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在这一事件中，即使骗子已伏法，当时仍有人相信王后才是真正的策划者。“项链事件”之后的1787—1788年，攻击王后的小册子、歌谣、图片骤然多了起来，总数剧增到六十多种。正是因为王后所代表的贵族阶级生活糜烂、大肆挥霍的负面形象在此时已经深入人心。类似这样的文本，与其说是在攻击王后本人，不如说是在抨击丑化王后为代表的整个法国贵族阶级。在关于性别的道德伦理批判的修辞之中，隐含着对当时既有制度的不满和仇恨。 四、结论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反对奢侈的声音从古典时期就绵延不绝，而女性形象在此期间始终被猛烈抨击。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基督教文献，都把女性与软弱、不勇敢、不节制等品行相联系，被视为戕害勇气、腐蚀德行的奢侈很自然地就被贴上了“女性化”的标签。18世纪中下叶的法国社会，针对时尚产业的大规模兴起，尤其是贵族女性奢侈腐化的行为，批评者认为这是朝纲崩坏、法国社会走向腐朽没落的征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反奢者看来，贵族女性的奢侈行为不仅是在金钱层面对国家与社会财富的挥霍与浪费，更是对自身性别所应担负角色的背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性别错置。他们认为，她们惊人的奢侈与轻浮，意味着女性已经完全可以在颠倒错置的社会里毫无约束地为所欲为，这恰恰表明占据着社会统治地位的贵族等级已经腐化堕落至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个等级已经失去应有的美德与存在价值。由此，贵族的权威与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在所有批评者的论述中，奢侈与性别及等级被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 换言之，此时的贵族阶级被看成是丧失了德行和美德的群体。从柏拉图开始，勇气、胆量或者说尚武的精神就是与奢侈相对立的。在时人的心目中，贵族女性奢华美艳的身影替代了或逐渐模糊了贵族群体古老的勇士的形象。这与贵族阶级这一群体用以安身立命的社会职能，即作为战士、作为国家民族的保卫者的形象是相抵牾的。被猛烈抨击因奢侈而“女性化”的对象是宫廷贵族，即聚集在巴黎及凡尔赛的顶层贵族们，这意味着在非贵族团体及外省贵族的眼里，这些人是垄断了特权，却对国家毫无贡献的腐朽集团，奢侈正是这个群体所有负面特性的集中体现。因而，等级社会的矛盾冲突就借助猛烈抨击贵族女性的奢侈行为愈演愈烈。奢侈中的性别话语到了此时已演化为一种反贵族的政治话语。也就是说，反对力量运用性别攻击的言辞来动摇和削弱贵族等级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细究文本，会发现在关于奢侈的话语中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奢侈。首先，在等级社会，贵族的奢侈或排场被认为是表明身份地位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基于出身和地位的奢侈。其次，是另一种基于金钱财富的奢侈。在18世纪之前，两种奢侈所涵盖的对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前者是特权阶层，后者是非特权阶层。在18世纪以前，后一种奢侈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可耻的，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企图超越出身的野心，希望使自身看起来高于自己真正所属的那个阶层。史上众多“禁奢令”限制的便是这一类奢侈，而给予前一种奢侈以合法性。应该看到，这种“反奢侈”话语带有“种姓制度”色彩，其本身是一种反动的特权阶级的意识形态，类似于我国古代的“越制”说。 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法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整体财富增加，此时的奢侈实则泛指整个社会存在的挥霍和浪费，及由此产生的腐朽的社会风气。奢侈使很多人“感觉危险，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缺失了传统神圣中心和失去了可辨认的社会阶层标志的社会”。这是18世纪中叶爆发“奢侈论争”的重要原因，此时人们关注的是经济活动及其与社会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18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重，王室威严急剧下滑，关于奢侈消费的讨论逐渐转向特权等级与政治。在此背景下，反奢话语的发起者与抨击对象都发生了变化。发起者是那些不得志的第三等级文人，而贵族团体作为特权等级存在的合理性遭遇到了严重危机，他们反而成为在奢侈论争之中被攻击的对象。 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里，奢侈论争经由性别话语的发酵，成为打击贵族等级最强有力的舆论武器。当整个特权阶级饱受外来质疑的时候，女性贵族的奢侈就成了公众非议的核心。奢侈在一定程度上与贵族画上了等号，成为一个试图革新的社会必须要祛除的恶瘤。奢侈论争演变至此，革命意识已在一片反贵族的舆论中悄然萌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6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