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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轶 （天津大学 档案馆） 来源：《历史教学》2014年第5期 摘 要： 美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得益于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产生了从事档案工作的巨大群体，群体的主体意识逐渐形成，催生了档案工作向专业化和学科化发展。在档案工作群体的主体意识不断推动下，经过自我质疑和自我改进，造就了成熟的档案群体的社会形象，反过来又加速了美国档案学的专业化之路。 在美国，档案学作为一个独立而专门的学科，是相当年轻的。在知识传播及教育结构中，档案学长期以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门类，从事档案工作的人也大多是半路转行的门外汉。换句话说，档案领域一直只是一种行业，而不是一个学科。美国档案学的专业化或学科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初现萌芽，被当今美国档案学从业人员所熟悉共知，首肯认同的规范和技艺，大多也是在专业化过程中或者专业化完成以后才逐渐形成。与美国的历史等其他悠久学科相较，档案学起步偏晚，而其后起的发展速度和趋势却不容小觑，这是多种因素合力形成。本文试图回顾美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从档案工作者的职业主体意识，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形象层面，来分析美国档案学专业化的历史路径，希望有所裨益。 一、美国档案事业的起步与主体意识的萌发 美国的档案工作虽不如欧洲主要国家起步早，但毋庸置疑的是，“源于欧洲”的美国档案事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欧洲的文化传统。“17、18 世纪，它们由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带入美国”。[1]因此，美国人源自欧洲的档案意识还是很浓厚的。 也正是如此，美国在没有正式国家档案管理机构的情况下，由各个独立分散的收藏部门将众多早期殖民地、建国时期的重要文献及文件保存下来。这些颇具价值的文献在数量上与日俱增，而其保存情况却不容乐观，被分散保存在历史学会和档案库房中的珍贵资料发生流失、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南北战争（1861—1865 年）期间，档案资料喷薄而出，而与此相伴的档案损毁、遗失的现象也日益严重。 最初关注档案价值并将其重要性挖掘出来的，当属于美国历史学家，而非档案工作者。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历史学的专业化离不开对原始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对档案的开发促使“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成为信史，在美国也不例外。“最初美国并没有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供史家利用，私人文献大多不公开，政府公文也秘而不宣”，[2]查阅档案资料非常不便，滋生了私人档案拥有者或利用者篡改及伪造档案的不端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亟须档案利用领域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这样的呼声最初可能来自普通的研究者和档案利用者，而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将这些呼声汇聚为要求对档案保存情况进行变革的最强音。1895 年，美国历史协会发起成立了历史手稿委员会（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负责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大量的联邦和州档案以及历史人物文献被编辑、整理和出版。1899 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了公共档案委员会（Public Archives Commission）来探讨解决档案保存的问题。此间，各州的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不断增多，各种档案资料机构不仅开放馆藏，而且设有专门研究基金以资助学者，这使档案的利用愈加便利。对此有学者感慨：“对于史学这种依赖材料而发展的学科来说，在专业化过程中遇到了这样多的便利，真是一种可贵的机缘。” [3]实际上，这种“可贵的机缘”很大程度是美国史学界自己创造出来的成果。这些努力的出发点始终在于如何为史学研究提供服务，史家的兴趣也始终为知晓档案收藏地和掌握准确史料的需求所左右，无法真正承担起对档案工作的指导规划，对具体工作的方案更无暇顾及。 然而，美国历史学界在自身开创研究条件的同时，一个巨大的档案工作群体在全美也悄然形成。各类档案史料的出版、各州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建立，带动了全美档案从业人员数量激增，客观上为档案专业化提供了人员数量上的准备，而此时档案职业的主体意识还处于萌发时期。其原因在于，早期档案业主体成员缺乏专业认同，这些人多为历史研究者，其中绝大多数也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员，研究历史兼做档案工作，或者全职做档案却仍然对史学念念不忘，在他们看来自己所从事的档案工作只是历史研究的延伸。这也是美国档案学先驱詹姆士和沃尔多•利兰都自视为历史学家而非档案学家的原因所在。其他档案从业者由于分属不同类型的档案收藏保管单位，加之地域分散，很少与从事同类工作的国内“同事”汇聚，因此，全美的档案工作一直无法产生较大影响。 1909 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的直接推动下，沃尔多•利兰着手成立了档案工作者联合会（Conference of Archivists），“档案人”得以第一次真正地会面了，由此勾勒出了档案人的职业形象，促进档案人主体意识的萌发。 二、专业化之路上的主体意识与社会认同 然而，直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建立，档案工作者联合会也没有给档案工作带来大发展。可以说，直到 20 世纪美国才开始重视对档案的系统管理。在建立国家性质的档案馆上，美国不但与欧洲国家无法比肩，甚至与其自视为“后院”的拉美国家也无法相较。美国历史上有数次建立国家档案馆的提议，却屡遭忽视。1912 年，塔夫脱总统再次向国会提议要建立一个管理联邦政府档案的机构，也因一战而被束之高阁。直到 1926 年，国会才同意拨款在华盛顿特区修建国家档案大楼，而此建筑由胡佛总统主持奠基仪式并正式开工也已经是1933 年的事情了。 对于美国的档案事业和“档案人”来说，由国家档案馆的建立所带来的发展前景和生机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在罗斯福总统于 1935 年 6 月 19 日签署《国家档案法》中，国家档案馆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这使美国的国家档案工作得以真正步入正轨。国家档案馆逐步成为了全美档案工作者接受培训或是政策制定的中心，甚至成为了档案人心中的一面旗帜。“档案人 ”在国家档案馆建成 后，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将近1360000立方英尺的旧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和编目，“档案人”的勤奋成就了美国最大的档案中心的同时，也使这些档案人对自我价值产生了认同，催生了档案人主体意识的形成。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档案馆的建立预示着档案群体新时代的到来”。[4]进而，提升了档案人的工作价值，造就了档案人的新社会形象。当美国民众获悉国家档案馆保存着美国立国以来许多历史价值极高的档案资料，甚至美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见证——《独立 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的原件也位列其中，他们对这个档案群体的认同是无法言表的。 相比之下，档案学的专业化之路走得远比国家档案馆的建设更为艰辛。档案领域的精英对历史专业化道路给档案发展带来的机遇了然于心，也不免对历史学会之于档案工作的强大作用力心怀忧虑，促使其更关注自己的群体和专业发展，推动档案专业化成为一种发展方向。档案人的忧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诚然，美国档案学的专业化受到很多有利因素的推动，包括国家支持建立国家档案馆，以及来自美国历史协会的外力推动促使档案群体的产生，但是这也给档案学的专业化带来了羁绊。尽管国家档案馆力图排除历史协会的控制，但依旧无法回避与历史协会的特殊关系。首先表现在人员的来源上，档案界领袖人物出身美国历史协会，具备较为深厚的历史研究功底，很难从自己的研究惯性中分离出来。国家档案馆吸纳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多是在 30 年代经济危机中，无法抵御大萧条冲击的历史学者和图书馆从业者。第二，表现在工作标准规范上，档案工作需要从业者具备宏大的史观、细致的史识、毫不偏私的精神、秉笔直书的史德等众多史家应具备的技艺和修养。然而档案作为一个不同于历史的领域，应该在借用历史规范的同时，形成档案自身的整套技艺和规范，这一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众多档案专家所认同，但是在档案专业化之路的早期，档案人还不免为历史所困。档案人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提升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档案与历史的分与合。心怀危机意识的档案工作者开始希望脱离美国历史协会，另起炉灶，成立专门性的组织。 在档案精英看来，建立一个与历史分离的专门性组织是实现档案学专业化的重要先决条件。与历史协会分离，以国家档案馆为旗帜，可以说是档案人实践主体意识的有效尝试，不断有呼声提倡“有自己独特的工作特征标识，建立一个自主自治的专业组织”；[5]呼吁“各地档案工作者唯国家档案馆马首是瞻，由国家档案馆制定教育和训练的标准，提供档案工作信息”；[6]要求“由独立的协会负责制定教育和培训的标准”。[7]其实，从主体意识层面看，建立一个专门性的协会也是形成档案领域主体意识的有利因素。当然整个群体的主体意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需要有专门性的组织来推动这个艰难的蜕变过程。 在这样背景下，1936 年 12月，以档案工作者为主体的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SAA） 诞生，成功地脱离了美国历史协会，定期召开年会，出版通讯刊物 《美国档案工作》。更让档案人欢欣鼓舞的是，这个协会以“实现美国档案学的专业化”为主旨。可以说这个协会既是档案人主体意识催生的产物，又是档案群体形成主体意识的助推器。 三、主体意识催生专业教育，加速专业化进程 档案人虽然从属于历史学科下的教育，但是真正开始回顾档案发展历史也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了，[8]档案学者开始从档案自身的角度去构架学科的发展，尖锐地指出了各种档案领域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缺乏统一的标准、职业认同和培训，主体意识不强，无人考虑档案学的未来，也无人关注档案学的历史。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档案学要走专业化之路，大力开展档案教育，同时提升主体意识。由于不存在公认的档案专业教育标准，档案教育势必要走过相对长的摸索期，以致 20 世纪 80 年，多位美国档案专家仍在呼吁档案专业化和档案教育的深入。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个摸索期中档案人的特征轮廓逐渐清晰，所获得的社会认同也日益增强，档案学逐渐发展成为专业学科，也逐渐形成了整套的技艺和规范。 档案教育是档案学专业化或学科化道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档案工作标准化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是促发档案群体中的个体萌生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虽然美国的档案工作开展多年，但与欧洲情况不同的是，美国一直没有开设系统的培训计划或项目，档案教育和培训也一直未能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部分。美国档案工作的从业者分别来自历史和图书馆，造成初期的档案教育基本依赖于历史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教育，没有属于自己学科的独立教育体系。档案领域“长期以来没有实现档案学科的规范化”，在当时的美国国内甚至找不到任何两个接受同样培训的档案工作者，也不存在对档案工作者的具体定义”。[9]档案精英们对此一直多有诟病。 真正开始慎重地讨论档案教育还是从国家档案馆建立开始的，首先是以职业培训为主的教育。1934 年有学者提议，建立夏季培训班以训练即将在国家档案馆工作的人员。[10]然而，新大楼需要装饰和装备，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地接手处理由联邦政府 150 多年以来产生的各种档案。现实工作已经使人精疲力竭，最终这个计划不了了之。[11] 协会成立后，缺乏职业培训的情况本应有所改观。1937 年 3 月，历史学家比米斯被任命为协会中教育与培训委员会的主席，他组建的教育团队多数是经过学术规范训练和实践的历史学家，团队成员素未谋面仅依靠通信联系，提出了由史学博士为第一级承担策划、领导和管理职责，以及由史学或社会学硕士为第二级承担技术性工作的两级工作者培训方案。[12]由于方案过于强调规范，与实际工作有距离，其可行性不佳。 1940 年起，国家档案馆在馆内开办在职培训课程，开启了美国档案工作岗位培训的序幕。这种培训方式在此后数十年内迅速发展起来，使档案工作人员有了全面感悟档案工作，提升业务水平的机会。美国各级档案部门也围绕着这种培训设置了各自的特色课程和授课体系。 档案专业教育主要依靠大学教育。1939 年，美国大学开始提供档案管理方面的课程。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与档案相关的课程都设在大学历史系专业之下。虽然档案工作者协会的领导者也经常被指责为不关心专业的未来，协会的工作经常要受制于领导者的人格、个人虚荣心以及协会内部的政治纠纷等因素，[13]但是纵观档案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档案工作者协会仍功不可没，部分事实颇能反映其对美国档案学专业化的推动：1977年制定的《档案研究生教育指南》规定了档案学研究生课程的基本理论与课程架构。此后，又对专业课程和教师作出规定。《档案学硕士学位标准化课程设置准则》（1994 年），规范了档案教育的学术框架，使档案学教育形成了一门更为正规的学科教育体系。制定的 《美国档案高等教育大纲》（2002年）确立了多层大学教育体系。协会成立后召开的年会，助推了档案教育的发展。 除了岗位培训和大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之外，美国的档案教育体系中还包括继续教育。每年开办近 30 个培训班，讲授公共历史（Public History）等各类的相关课程，尤其讲授如何应用那些在实践中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档案原则，并将这些课程与大学专业课程相结合。此外，协会与各大学、档案馆联合组织多种不同层次的培训班，使档案专业教育走出大学的象牙塔，实现与分布在社会各领域的档案工作对接。协会建立了认证档案工作者学院（Academy of Certified Archivists）提供普遍认可的行业准入标准。 档案学专业化的道路是一个相对长时期的探索实践，正是在美国档案人强烈的主体意识下，不断地催生对自我的认识，自我的认同，以致自我质疑、自我反思和自我改进，由此档案专业化之路上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国档案事业在不断质疑、不断提升中实现了最终的发展，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其专业化进程以及日后所呈现的迅猛发展之势了。 注释： [1]威廉•莫斯：《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档案学研究》1998 年第 3 期。 [2]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6 页。 [3]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第 16 页。 [4] Theodore C. Blegen, ＂Problems of American Archivists＂, Bulletin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vol. 2, 1936, pp.3-4 [5] Theodore C. Blegen, ＂Problems of American Archivists＂, Bulletin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vol. 2, 1936, pp.3-4. [6]Buck to Theodore Blegen, Oct.15 1935 in Papers of Solon J. Buck,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7]Solon J. Buck, ＂The training of American Archivists＂, American Archivist, vol. 4, 1941, pp.84-90. [8]Richard J. Cox, American Archival History Development,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American Archivist, vol.46, 1983, p.31. [9]Jacqueline Goggin, ＂That We shall Truly Deserve the Title of Profession,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Archivists, 1930-1960＂,American Archivist, vol.47, 1984, p.246. [10] Robert C. Binkley to R. D. W. Connor, Dec 6 1934, in Joint Committee on Materials for Research records,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11]Jacqueline Goggin, ＂That We shall Truly Deserve the Title of Profession: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Archivists, 1930-1960＂,American Archivist, vol.47, 1984, p.246. [12] Samuel Flagg Bemis, ＂The Training of Archiv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Archivist, vol. 2 1939, pp.154-161. [13] Frank G. Burke, ＂Archival Cooperation＂, American Archivist, vol.46, 1983, p.3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