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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关键词：范式；民族国家；边疆研究 “从道光以来，中国思想界进入不安定期，每一种学问都因内外的挑战，而产生了分子结构的变化。它们催化了后来一些范畴性的转变，比如：……在政治上，认为过去两千年是无治状态，国其实不成为国，因而有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追求，希望由‘皇朝’转化为‘国家’，由‘臣民’转化为‘国民’、‘公民’。”[1]近代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边疆史地研究的“边缘”现状，诸多学人的学术史研究视野仍集中于某些“中心”领域。即或有一些论著时有涉及边疆研究，但多局限于“旁及”，少有专论。而专论近代边疆学术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晚清西北史地之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两个时段，较少有从整个近代民族国家构筑的视域下来思考边疆研究在“边缘”与“中心”间互动的学术演变历程。近代中国的国家大势是构筑一个统一、稳固的现代民族国家，学术研究的变迁也正是在这一历史场景下进行的。对于边疆研究而言，最明显的变化是，国人逐步开始从传统的以夷夏观念为主导的文化疆域思维，向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国家主权观念转变来思考边疆问题，并对其广泛关注，与民族国家构筑的历史使命形成了二元互动关系。[2]边疆研究在“边缘”与“中心”间的互动是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一个侧面，本文无意对此作面面俱到的学术总结，仅拟以民族国家构筑这一大势下，边疆研究范式变迁历程之思维表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辅以古代边疆研究与近代边疆研究间的转变作连接，从而对近代边疆研究产生的境遇及其转折变化与趋向，作一初步的概论性论述。 一、传统范式：夷夏观主导下的文化疆域思维 古代中国有着自己的一套疆域认知体系。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在《尚书》与《周礼》中即提出了“五服”与“九服”学说。这一认知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班固言：“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并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别。[3]这种夷夏分野思维是中国长期文化疆域视野的重要体现，并随汉代以后儒家经典的神圣化而被强化。这种“夏”为“中心”、“夷”为“边缘”的认知，自易致先哲们对边疆史地研究不甚重视。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4]中国古代统治集团或士人们虽在不同时势下对边疆认知的表述或有所差异，但夷夏之辨的华夏中心观却被坚持始终。或正如杨联陞的观察所言：“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绘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从理论上说，这个体系至少有三方面的层级：中国是内部的、宏大的、高高在上的，而蛮夷是外部的、渺小的和低下的。”[5]西方学者费正清将其解释为“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6] 诚如费正清之理解，很难将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用现代语言来表述清楚，[7]并且“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国家和旧义的‘天下’同是一个宽泛的名词”，难以用近代国家的概念来进行类比。[8]但作为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后人之眼光来考察前人的时空思维。古代中国夷夏文化观念主导下的疆域思维，若按现代标准衡量，则常常使其政治疆域与文化疆域难以一致。所谓“五服”或“九服”，表面上似乎界定清晰，但现实中却从未真正实现过，更似古人凭空架构的学说体系。这或是杨联陞所谓的：“对中国的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相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期，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9]不过，在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实体或模式尚未在世界范围普及之前，中国的王朝国家体系却长期基本坚持了这一理想模式的疆域学说认知体系，并经历代士人们的不断阐释，形成了一种内诸夏、外夷狄的边疆思维。 古代这一以文化取向为主导的边疆思维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弹性，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表现内容难以完全一致，在王朝的强盛或衰微、不同的统一王朝或割据王朝时期，他们的边疆思维与解释具有相当差异。但总体上，在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情态中形成的崇古、厚古惯势心理的影响下，历代士人在哲学理论的阐释上却较少动摇儒家经典中的文化认知。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中坚地域，农业相对较为发达，生活相对安定，更容易形成一种保守与稳固的社会心态；加以中国文化长期在周边区域中处于优势地位，缺乏外向性的冲击力；致使古代中国考虑边疆问题“明显带有中国人注重天人关系、社会等级关系、以文化分尊卑等传统思维方式的印迹”。[10]古代中国的边疆研究，长期以来就处于这种文化疆域视野之下，夷夏观念成为了古代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边疆研究自然处于“夷狄”性质的“边缘”之位。 二、范式递嬗：晚清疆域思维的流变 范式作为一种“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一般只有出现严重危机，旧的范式才可能被打破，新的“革命”性的范式也才可能产生。[11]虽历朝的疆域思维内容有所调适或差别，但夷夏认知的基本思维却未尝更易；而道咸以降，中国面临着严重内外危机，传统以文化取向为主导的疆域思维开始了“革命性”的调适或变革历程。而变革是在不断的流变中进行的。 15～16世纪，正当中国仍旧固守传统农业思维之际，西方列强开始了海外殖民扩张活动。至19世纪中期，西方的扩张活动终与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强烈碰撞。以农业生产力为架构的中国惨败于已经进入工业生产力形态的西方列强，此状持续百年尚得以逐步改观。在中与西、新与旧、变革与保守之间的争论中，中国传统的文化疆域思维受到撞击。鸦片战争之前，清代兴盛的乾嘉考据学已因汉学内部的诸多问题产生了“危机”，“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生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产生了“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的危机感，原来那种只求学术地位与声望、不管专业研究与社会福祉关系的学术研究遭到质疑，开始试图树立一种“整合政事、文章与道德为一的整体观念”。[12]这种学术理念的转变也自然地体现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疆域观念当中。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正是这一疆域思维开始转变的最早、最突出的表现内容。 清嘉道时期，已有一批学者转变以往官修正史中忽视边疆的思维，突出地关注边疆历史地理、民俗等内容。梁启超认为：他们在边徼地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方面，“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3]此即指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其间，虽然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论著出现，有利于打破传统中国“中心”观思想，但其边疆思维仍未突破传统夷夏观念的认知范畴。[14]梁启超有谓：“自徐世畬著《瀛环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外国地理，引者)端绪，而其后意不光大。”[15]或含有对晚清经世学者们虽然开始关注外国地理，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疆域思维的批评之意。不过，嘉道咸时期，这股以边疆为学术研究主旨之流风，实为以前中国历史所未有之景象。汪荣祖即言：“学者对边疆史地的重视，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到道光中叶，不但形成风气(指西北史地之学)，且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16] 固有思维模式的转变是一个缓慢与矛盾的过程。传统以文化取向为主导的疆域观念，虽在内外压力下渐有更张，但殊非一时或短期可改。晚清在西力的冲击下，实施了“师夷长技”之策，自器物到制度层面，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在此过程中，中体、西用之辨却贯穿始终，华夷思维并未被完全打破。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公文往来中仍将与西方打交道称为“夷务”，后在列强干预下才改称称“洋务”。其时，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与割地赔款的行为，刺激着国人巩固疆域的思想。随着中外交流的渐增，西方学理知识不断传入中国，部分中国精英人士开始用一种新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的疆域事务。例如，郑观应在1875年强调，应抛弃传统的华夷思维，视中国为国际体系中之一员：“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17] “因有之旧思想，即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18]中国传统思维的惯性力量缓滞着近代社会心理的变革进程，而西方学理的传入虽催化着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但由于其传入是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相伴随的，易引起中国社会心理之排斥，加以早期西方学理传入内容的浅显，加剧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及心理变革的复杂化。故传统夷夏思维虽受冲击，但仍有强大的韧性。直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梁启超、严复等知识精英不断鼓吹“国家”、“国民”等新概念，开拓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视野，人们才逐步明确认识到中国仅是世界中之一国。[19]例如，陈独秀直到1901年后才知道：“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20]陈氏对国家疆域之认知如此，但这一渐变过程中孕育的新知———民族国家视域却日益彰显。“从整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角度观察，此时(晚清)仍处于一个更新发展阶段前的酝酿时期，新的学术理论和思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新的社会、国家、民族理论和思想已在酝酿，但尚未改变一时之社会面貌和学术风气。”[21]时至1924年，梁启超仍言：“所谓‘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22]此论或表现出晚清至民国初期，一方面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维在中国传播之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传统的华夷疆域观念仍继续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着顽强的影响。双方在冲突与调适中的不断互动，或正为下一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确的民族国家视域的边疆研究热潮的出现提供了土壤。“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亦无复历史之可言。”[23]学术研究亦是如此，随着边疆研究逐步冲破传统范式向近代民族国家视域走近，其发展之路似更为宽广。 三、范式重构：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至少在政体上步入了近代民主共和体制的行列，国人也试图以“新国民”的思想来重新认识中国。由于政体的变革与社会心态或权势基础的变革并未同步，中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南北政争之中，但政体的变革却促使国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边疆主权之重要。时人即言：清末民初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也”。[24]此语虽侧重言边疆研究方法的单一化问题，但折射出在前期流变的基础之上，国人逐渐突破传统夷夏观念，开始在民族国家视域下思索边疆问题的疆域思维。于此民族国家视域的内部学理之中，加以20世纪30年代边疆危机这一外因之刺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呈现出热潮，并渐有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取向。[25] 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探讨较多且颇有分歧，但无可置疑，其基本特征是明确的主权国家。近代以降，世界上“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形式，成为地缘政治中的实体。它们之间为争夺土地、人口等资源，进行长期争战，从而引起各国领土和疆界的起伏变化”。[26]边疆的伸缩或盈余，成为民族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晚清国人虽然逐步认识到边疆的重要，但尚未普遍形成民族国家的疆域认知。民国建立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了明确的领土范围，显现了民族国家之视域。其时，传统王朝国家文化边疆的思维虽然仍继续存在，但外患之侵凌，强化了国人的主权思维，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渐发展成为民国困境下边疆研究新范式，边疆研究似也渐从传统的“边缘”走向“中心”，并呈现出一些基本趋势或特征。 (一)超越“边缘”：走向独立的边疆研究 在夷夏观主导的文化疆域思维之下，边疆区域一直处于不断变动或调整的不稳定状态，历代对边疆经营的空间范围时有变动，难以形成民族国家形态下那样有严格疆界或国界区别、边疆是一国疆域的组成部分的明确疆域认知。中国历史有着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涵盖着深广的时空内容及复杂景象，任何言语的表述均难以全面或精准将其描绘。但不论是从正面、反面，抑或横观、纵察，边疆研究在整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中当属“失势”之状，向来属于“边缘”领域。历代官修正史中涉及边疆民族的内容，一般多集中记载在“四裔传”中，正可谓是边疆在古人视野中的“边缘”地位之折射。 近代以降，在中国学术流变内在转型与西方殖民扩张刺激的背景之下，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晚清西北史地之学、以“边政学”提出为突出表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两次高峰场景。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大体尚属于传统研究的范畴；发展至民国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前期积累及西学传播后国人学术思维、视野近代化的影响，边疆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史学研究的藩篱，学者们开始尝试架构边疆研究自身的方法与理论，伴随“边政学”概念的出现，边疆研究呈现向独立学科发展的趋向。[27] 1946年，时人有论：边疆原是一个落伍与保守的地方，不能与中原地区的西化或现代化相比。然而，边疆的概念也显示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一件文化的实体，好比一张桌子，必定有它的四周与边沿，没有边沿也便没有中心，这件互相对待的事实，显示边疆与中央有同样重要的地位”。[28]此论正如王明珂所言：“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他看起来像个圆。”[29]故边疆研究超越“边缘”是近代中国构筑民族国家进程中的自然内容。 (二)本位考察：重视以边疆为中心的研究 “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都要由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想来驾驭。在此意义上，每个史家首先都是历史哲学家。历史学的对象是一堆建筑的原材料，历史学家则以自己的哲学和理想、依据自己的心中的蓝图，把这堆材料建构成一座大厦。”[30]受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史家对边疆的研究或记载，多从中原或内地文化视野来构建，较少考察边疆民族或居民自身的认知。 实际上，边疆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在中国的疆域发展历史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就对汉民族与边疆民族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历史作用进行过细致考察，指出中国疆域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唐朝以前汉族起主导作用，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历程；边疆民族“尽管被称为夷，其民族观中也继承了先秦时期夷夏观的某些内容，只是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承袭，而是批评地继承，总的发展趋势则是不断冲击‘华夷之辨’观念，并最终打破这种观念的束缚”。[31]而在近代中国，无论是汉民族，还是边疆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担负着构筑民族国家的重任。故应抛除原有单一重视汉文化的夷夏思维，从一个更宽宏的视野将内地与边疆融合来思考中国的疆域问题。 传统王朝国家从内地或内地化的视角来审视边疆，既由于夷夏思维的作用，客观上也是边疆民族文化相对落后，文字史料缺乏等客观因素导致之结果。近代随着民族国家构筑的不断深化，边疆民族的自我意识增强、文化水平显著提升，为以边疆为“中心”来考察边疆问题提供了可能条件。民国已有论者认识到此点，指出辽阔的边疆具备不同的地理、经济与文化背景，从边疆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较之从中央政权的角度来解释别有意义，能看到许多隐微的部分。[32]或许，以边疆本位为中心来考察边疆问题，将是边疆研究的新趋向。 (三)巩固疆域：边疆研究的经世之用 中国的学术研究向有经世之倾向。近代列强的侵凌强化了国人的保疆卫国意识，尤其民国时期，“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这几年中国全部边疆显然交了多事之秋”。[33]关注边疆、加强边疆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 “边疆问题，就是中国的存亡问题。”[34]而“我国今日之东北与西北，已成为东西邻之角逐场，以中国之大好河山，而沦为他人支配设施之军事地，喧宾夺主，鹊巢鸠占，再以事实证之，英之于康藏，法之于滇黔，俄之于外蒙新疆，盖以公认为其势力范围，而含有不许主人过问之态度，虽日言亲善，究其实，不过利用政治外交方式，便其经济文化侵略之野心，且门户久已洞开，命脉悉为人据，而我国内地人士，对于边圉问题，以为鞭长莫及，漠不关心，置全民族安危于不顾，惟个人之私利之是图，举步既因而愈艰，犹复汇沓偷安，举世蒙蒙，不知大难之将至”；希望国人“努力于目前救亡之途，俾得促醒醉生梦死的国魂，发扬沟通民族的精神，使之整个团结在同一目标下，御侮图存，群策群力，挽此浩劫”。[35]此种加强边疆研究以巩固国家疆域的经世言论，成为当时研究边疆的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边疆研究现实关怀性之体现。 (四)统合抑或分离：边疆研究与民族问题 民国时期，国人亦多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视为等同：“盖中国边疆问题，亦即中国民族问题”；[36]“关于边疆政治上之实施，应以民族主义为核心，自系必然之结论”；[37]“边疆问题，最重要的是民族问题”。[38]类似言论，在民国边疆研究的论著中极多，难以一一列举。但边疆研究应该与民族研究等同吗? 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虽有联系，但二者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边疆虽然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角度进行解释，但归根到底是空间或政治范畴意义；民族问题仅是发生在边疆这一空间区域中相对重要或突显的问题之一，并非边疆问题之全部，且也并非仅发生在边疆地区。在民族国家视域下，不能以个体或局部取代全局认识，有必要将边疆研究与民族研究区别开来。 总之，就学术研究的内在脉络而言，任何一种研究领域的兴起，必然有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和原因。此即历史事件之发生，“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要思议”。[39]边疆研究从古人忽视的“边缘”领域到近代两次研究高峰的出现，并在民族国家的视域下，渐有成为独立学科的取向，隐藏在这一“边缘”与“中心”互动变迁中的复杂面相后的深层原因，当非简单的一文所能阐释清楚。本文在此仅系抛砖引玉，或许将来仍有另文继续讨论。 注释： [1]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自序》，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页。 [2]段金生：《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汉书》卷94下，《匈奴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3～3834页。 [4]赵翼撰，曹光甫点校：《廿二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89页。 [5]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6]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载［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7]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载［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8]坚瓠：《地方舆论》，《东方杂志》1923年12月10日。 [9]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10]方铁：《古代治理边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构想》，《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11]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26页。 [12]王汎森：《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载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14]段金生：《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16]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17]郑观应：《论公法》，载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67页。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19]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8～205页。 [20]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21]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疆学科的演进历程》，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24]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1942年第5、6合期。 [25]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26]于沛，孙宏年等：《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7]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28]胡庆钧：《今日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0月20日。 [2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0]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载王兆成《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31]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32]胡庆钧：《今日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0月20日。 [33]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第2页。 [34]边事研究会：《边事研究》(创刊号)，南京：1934年，第3页。 [35]边疆半月刊社：《边疆半月刊》(创刊号)，南京：1936年，第1页。 [36]格桑泽仁：《边人刍言·自我介绍》，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1946年，第1页。 [37]周昆田：《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边政公论》第1卷，1941年第1期。 [38]社论：《云南的边疆问题》，《云南日报》1946年10月14日。 [3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