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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有多种观点。代表性观点有三种：一是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二是以现代中国疆域为基本出发点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三是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本文认为中国历史疆域是中华各族在自古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政权长期统辖的区域所达到的范围，而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清代初年的国家疆域为标志。凡是生活在清初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而后来外迁或消失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政权所统辖的区域，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这一界定的基本内容包括历史疆域的主体、政权统辖区域所达到的范围和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这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关键词：中国历史疆域；历史疆域的主体；统辖区域；统一国家 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进行过多次的讨论，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分歧。目前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作出理论的界定，是以现代的中国疆域或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还是以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作为历代国土的范围。本文拟就蠡测所及，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粗浅之见，幸希识者不吝指教。 一、“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之说的商榷 孙祚民提出，在处理中国历史疆域的问题时，“应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1]他认为“凡是当时还处在汉族王朝的疆域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该包括在当时的范围之内。在当时，它们对于中原汉族王朝来讲就是外族和外国，只有等到这些独立民族国家由于某种原因而逐渐与汉族融合，或者统一于汉族王朝以后，也就成为祖国历史上的一部分”，它们所建政权的疆域才属于祖国的疆域。[2]张碧波也主张以历史上中央王朝的实际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3] 上述看法的最大缺陷就是忽略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把国家分裂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看作是外国和外族，从而把它们所辖之地排斥在中国疆域之外。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和巴蜀地区先后出现了20多个政权，它们大都是“胡人”，即少数民族建立的，没有统一于中原汉族王朝。如果按照上述学者提出的标准，它们都是“不应该包括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的“外族和外国”，其所辖之地亦不是中国疆域。另外，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唐代靺鞨族的渤海国，乌蛮族的南诏，北宋的契丹族的辽，女真族的金和党项族的西夏，白族的大理，乃至南宋蒙古族的政权，明代满族的政权等等所辖的区域，以同样的标准也被看作不属于中国的疆域。然而，我国从“三代”伊始，就是一个华夷结合的多民族国家，“四夷”(少数民族)和华夏(汉族)一样都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怎么可以把它们排除在中华大地之外，把它们所建政权的辖地排除在中国历史疆域之外呢?其实在古代中国，华夷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所谓“中国失礼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则中国之”。如夏代商、周两族属于“夷”，后来商、周两族接受了华夏文化，入主中国，就变成“华”。蒙古和满族对于宋朝和明朝来说是“夷”，后来它们先后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又成为中原王朝。显然，以华夏之别为标准，把少数民族政权的疆域排斥在中国历史疆域之外是不正确的。 其次，自古以来中华各族的首领都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并形成“华夏一体”、“天下一家”的共识。刘邦登基后宣布“天下一家”，并与匈奴单于/约为昆弟0(汉书#高帝记)。唐太宗表示对华夷各族“爱之如一”、“混六合以为家”。(大唐诏卷和藩)[5]。明太祖认为明代元是改朝换代，而“胡汉一家”是不变的。他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明华夷译语)。少数民族首领也以中国人自居，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前秦天王苻坚(氐族)说：“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晋书•荷坚载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族)也表示要“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太武帝纪下)。建立元朝的蒙古族首领忽必烈更宣称以“大元”为国号是为了“见天下一家之义”。(元史•世祖本纪)既然历代中国人都没有把少数民族看作外族，也没有把它们建立的政权看作外国，我们有什么理由置我们民族“华夷一体”的历史传统于不顾，人为地将历代民族政权看作外族和外国，将它们所辖之地排斥在中国疆域之外呢? 第三，“以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为中国历史疆域”之说只讲史实，理论提升不足，忽略对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性概括。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从秦代开始形成至清初最后确立历时近2000多年，弱小的王朝暂且不说，仅强大的王朝就有10多个，其疆域差别很大。秦统一六国后的疆域是“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兆(今甘肃岷县)羌中、南至北向户(今越南北部)，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记)。西汉的疆域由于汉武帝“开拓三边”而空前辽阔，东起库页岛、朝鲜半岛及东海，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南抵南海及交趾(今越南北部)。“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书•地理志)。西汉极盛之时的疆域超过秦代一倍。忽必烈建立元朝时的疆域是“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4]后来向北伸至西伯利亚，东北达鄂霍茨克海。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明初的疆域小于元代，“东起朝鲜，西接吐蕃，南至安南，北距大碛”。[4]后来由于瓦剌、鞑靼等族的侵掠，北、西边地相继失守，明末疆域较之明初又为缩小。 上述情况表明，在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各个朝代的实际疆域差别很大，就是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其疆域之大小亦相去甚远。如果“以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为中国历史疆域”，则只是记录不同朝代疆域大小不同的历史事实，描绘改朝换代中疆域伸缩盈亏的现象，而完全没有什么概括性的说明；而理论研究的要求则是“在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5]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以期获得对历史时期的整体性认识。如果只是记录、描绘历史疆域及其变迁，就很难说是对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 二、“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应以现代中国疆域为基本出发点”之说的商榷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疆域的研究应与现实结合起来。白寿彝提出“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范围，由此上溯，研究自有历史以来这块土地上先民的活动”。[6]何兹全也认为中国历史疆域“应该包括当时是在中原王朝疆域以外，而今天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以内的各族和地区”。[7]这种观点就是主张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研究应以现代中国疆域为出发点；今天中国疆域有多大，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有多大。 上述白寿彝等人的观点的可取之处，是克服了将中原王朝统治区域之外的少数民族政权所辖之地排斥在中国历史疆域之外的缺陷，但是这种观点把现在不在中国境内而历史上属于中国的领土划在历史上中国疆域之外则是不妥的。例如，我国北方边疆就是如此。1859年和1862年沙俄政府以武力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瑗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的我国东北领土。1864年沙俄通过《中俄戡分西北约记》将我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唐努乌梁海大片土地的44万平方公里领土划为己有。1881年又通过《伊犁条约》等吞并我国西北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述19世纪晚期被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现在不在中国境内。另外，我国蒙古高原北部的外蒙古于1921年7月11日宣布独立，成为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5日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在中国政府承认其独立以前，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该地区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中国的疆域。如果按照白寿彝等人的主张，我国东北和西北被沙俄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及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都不在中国境内，所以都不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然而，这种主张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尽管上述三个地区共计3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不在中国疆域之内，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它们被外国占领和独立，并获得中国政府承认以前，它们确实在中国疆域之内，属于中国的领土。因此，把上述地区排除在中国历史疆域之外显然是不妥当的。 有人为了论证以现代中国疆域的大小来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大小的正确性，提出了“今天中国的疆域，基本上在1840年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前就已经确定下来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疆域和民族的基本框架已大致明确，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8]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作者用“大致明确”、“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等模糊字眼，回避了外国政府特别是沙俄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如前所述，19世纪晚期沙俄政府侵占我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这里所说的“领土”，实际上单指领陆面积，尚未计算领海面积)，20世纪初前期脱离中国的外蒙古土地156万平方公里。这两部分原属于中国的领土，等于现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既然鸦片战争前属于中国，鸦片战争后被侵占和独立而脱离中国的三分之一陆地面积的国土，现在不在中国疆域之内，我们怎么可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疆域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今天中国的疆域基本上是鸦片战争以前确定下来的”呢?坦而言之，今天的中国疆域比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没有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时的中国疆域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不能用今天的中国疆域的大小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大小的标准。 有的学者以俄罗斯历史学家研究俄国历史疆域以苏联时期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为出发点，美国历史学家以现在跨越整个北美大陆的领土作为研究美国历史疆域的出发点为例，来证明中国历史疆域也应以现在中国的疆域为出发点。[8]其实，这种看法忘记了近代中国与俄美两国有完全不同的国情。今天中国的疆域是直接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疆域继承下来的。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仍然是个半殖民地国家，许多国土被外国列强非法侵占。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被非法侵占的国土有的已经收回(例如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有的并没有收回(例如上述被沙俄侵占的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外蒙古也是在中华民国时期独立的。因此，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疆域要比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疆域少得多。俄美的情况则不是这样。俄国从15世纪末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统一国家。美国从1776年独立战争胜利至今，始终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的国土不仅没有被外国列强侵占，而且还通过侵占、购买和夺取等手段而获得了许多原来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从而扩大了国家疆域，成为疆域辽阔的头等大国。如果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都按照现代的国家疆域来确定各自国家的历史疆域，那么俄美两国都占了极大的便宜，而像我们中国这样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则不仅吃了丧失国土的亏，而且还要继续忍受历史上统治阶级所造成的丧权辱国的民族耻辱。显然，这是不可取的。 三、“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之说的商榷 赵永春提出“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该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各个民族的历史和疆域，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疆域的组成部分。”[17]上述看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的民族，其祖先在历史上所建政权的疆域，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其二，历史上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之内而今天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在当时建立的政权所辖的疆域也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其三，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之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之内而今天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地区都是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 上述看法的最大优点是，克服了一些学者把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所辖之地以及我国近代历史上丧失的疆土排除在中国历史疆域之外的缺陷，这是十分可取而且可贵的。但是，这种以现代中国各族祖先的活动范围来判定历史疆域归属的观点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首先要讨论的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之内的民族，其祖先在历史上所建政权的疆域是否都属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在我国现代56个民族中，回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是外来民族，但它们都是“今天生活在中国疆域之内的民族”。目前，在我国澳门也有1万多葡萄牙人在居住，无疑也属于“今天生活在中国疆域之内的民族”。按照赵永春的观点，上述外来民族的先民在历史上所建政权的疆域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然而，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外来民族在迁入中国以前居住在中国疆域之外，不是中国民族。他们的一切历史活动当然都不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政权所统辖的疆域也不应当是中国的历史疆域。显然，赵永春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为了克服自身提出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缺陷，作者又提出了“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活动另作别论”作为补充。然而这么一来，不把外来民族迁入中国之前的历史活动及其政权所辖疆域列入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又违背了作者原来“以现代中国境内民族为出发点”的原则，从而使他陷入捉襟见肘、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况且，为了自圆其说而把与自己观点相牾的历史事实“另作别论”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论证方法，是不可取的。 “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判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之说，不仅不符合外来民族的历史实际，而且也不符合外迁民族的历史实际。匈奴是世居我国北方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公元1世纪前后被汉朝打败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被迫西迁进入欧洲。公元5世纪，匈奴人阿提拉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咸海，西至大西洋东岸，北达波罗的海，南到多瑙河流域的强大帝国，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既然匈奴人是现代汉族的祖先之一，西迁的匈奴人又与留居中国境内的匈奴人同族，那么依据/以现代中国民族的祖先所建立的政权来判定中国的历史疆域0，似乎就可以认为匈奴人西迁后，在欧洲建立的匈奴帝国，甚至现代的匈牙利都是中国的历史疆域。但是，这样荒唐的认识，不仅匈牙利不会同意，中国人也不会认同。同样，古代蒙古族是现代中国蒙古族的祖先。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进行西征。他的儿子窝阔台建立4大汗国，统治了包括今天伊朗、土耳其、中亚诸国、俄罗斯和南欧诸国在内的欧亚广大地区。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认为当年蒙古帝国统辖的地区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1771年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在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建立了兰芳共和国，1886年被荷兰殖民者所灭。兰芳共和国虽然是200多年前华人建立的国家，但并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这些都说明了以现代中国民族的祖先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来断定中国的历史疆域是不正确的。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把现代中国民族的祖先在历史上的“活动地区”一概看作历史上的中国疆域[11]94也是不妥当的。“活动地区”(又称“活动范围”)与国家疆域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中国历史疆域是指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国家统治权力所达到的范围，即中央王朝、地方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区域。这种国家权力包括行政管辖权、军事控制权和赋税征收权等。现代中国民族的祖先在历史上的“活动地区”，则指历史上各民族成员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载体，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成员从事经济、文化、政治和外交等等活动的地区。中国历史疆域无疑是中国各族居民进行历史活动的区域，但历史活动区域不限于中国境内。明末，我国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因与邻部不和而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草原地区进行游牧，至清初回牧伊犁。虽然上述地区是我国蒙古族的活动地区，但我们从来不将该地区视作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另外，我国人民从事国际贸易、对外文化交流、政治活动以及其他跨境活动(包括侨居境外)的足迹所到之处，都可以看作中国人的活动地区，但决不都属于“中国疆域”。如汉代中国商船多次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张骞出使西域曾涉足于中亚、西亚诸国，唐僧取经于古印度，郑和的船队到过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等。然而，从古至今谁都不会把上述我们祖先的“活动地区”贸然看作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至于8000多万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包括世代居住在欧美诸国唐人街的炎黄子孙，也没有人“误以他乡作故乡”，把自身侨居、活动的地区视为祖国的疆域。 四、论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的中国疆域为中国历史疆域的标志 既然中国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现代中国疆域以及现代中国民族祖先的活动地区及其政权所辖的疆域都难以恰当地作为中国历史疆域的范围，那么我们如何恰当地界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和确立的过程，认为用下面这段文字来界定历史上中国疆域是比较妥当的：中国历史疆域就是中华各族在自古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政权长期统辖的区域所达到的范围，而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清代初年的国家疆域为标志。凡是生活在清初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而后来外迁或消失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政权所统辖的区域，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这一界定由三方面构成： 其一，中国历史疆域的主体是中华各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华各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即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的载体，也是中国疆域形成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中国历史疆域就不可能形成。 其二，中华各族政权统辖的区域所达到的范围，是确定中国历史疆域的基本标准。这里所说的中华各族政权，包括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也包括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 其三，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清代初年是中国历史疆域的标志：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以及附近岛屿，南抵南海诸岛。 上述三点，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界定中国历史疆域的基本内容。这一界定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中国历史疆域是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以前，在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时期确立的国家疆域。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条件下，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在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中，有盈有亏，国境线有伸有缩。到了17世纪中期，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中国历史疆域终于稳定地确立下来。这一疆域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如果没有外国侵略，这一历史疆域必定完整地延续下来，以至于斯。 其二，中国历史疆域是在清初中央集权高度发展，中央王朝对地方政权、民族政权的统辖空前强化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的。夏商的“五服”和周代的“九服”，体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民族政权直接和间接统治的开始。秦汉以降，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在地方先后实行郡县制、道州县制和行省制度，在民族地区先后实行典属国、羁縻州、土司和卫所制度，一步一步地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和民族地区的统辖。到了清初，在边疆设立了5个将军辖区和两个办事大臣辖区，最终确立了中央政府对中国全部疆域的直接统辖制度，使中央、地方和边疆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最终确立了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管理格局。 其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历史疆域的构成只限于表层的陆地和水域，即只有平面的概念，而没有立体的概念。我国历史疆域是在封建时代形成和确立的，由于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有限，因而国家疆域的确定只有表层的陆地、水域与岛屿，而没有明确规定领海、内水(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的水域)以及领陆、领海、内水的上空(领空，即内层空间)和领天(天疆，即外层空间)的规定。 如果按照上述我们认同的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确立时期清初的国家疆域为标志，那么历史疆域讨论中一些问题就不难获得恰当的认识。例如，以清初中国疆域为标志，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所辖的区域，就应该纳入中国的历史疆域。近代历史上被列强非法侵占而至今不能归还中国的领土以及已经独立的地区，也应该列入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而外来民族迁入中国以前以及外迁民族迁出中国以后所建政权的辖地，都不应该视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至于秦代的象郡，汉代的交趾、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等郡，唐宋的南安等，虽然当时是中原王朝的辖地，但这些地区在清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确立时期已不在中国境内，因而也就不可以看作中国的历史疆域了。 虽然清代初年中国历史疆域已经最后确立，但几千年来中国疆域有伸缩盈亏之易，中国民族亦有进出迁徙之变，因而出现了一些居住于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例如，蒙古族大部分居住在我国内蒙古民族自治区，一部分居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高丽族是朝鲜族的祖先。我国东北是朝鲜族的居住地，也有一部分朝鲜人居住在朝鲜人民共和国和韩国。因此，现代学者在研究蒙、朝、韩等国的历史疆域时，常常使用了我国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史事，因此出现了所谓的“一史两用”的现象。有的学者不赞成这样做，认为这是“轻易地把国土送与他人”。[3]笔者认为这是误解。第一，史料不等于历史。“一史两用”是指研究外国的历史疆域可以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把中国的历史疆域变成外国的历史疆域(国土)。第二，民族不等于国家。蒙古国的民族与朝鲜国的民族分别渊源于中国的蒙古族和高句丽族。“一史两用”是指研究蒙、朝两国民族，由于要先了解族源，因而需要研究中国蒙古、高句丽两族的历史。可以说，中国蒙古、高句丽两族的历史，也就是蒙、朝两国民族的发源史。但蒙、朝两国民族的发源史，并不是蒙、朝两国的国家史。因为蒙、朝两国民族起源的时期，蒙、朝两国还没有建立呢。因此，“一史两用”不是把中国历史疆域变成蒙、朝两国的历史疆域，更不是“轻易地把国土送与他人”。另外，中国古代的匈奴族是现代匈牙利民族的祖先，中外学者研究匈牙利国家的历史，当然就要研究中国匈奴族(北匈奴)西迁的历史，就像研究美国史要先了解欧洲民族西迁的历史那样。因此，有关匈奴的历史就不仅是研究中国民族史，而且也是研究匈牙利民族史的有用资料。在这里，中国匈奴族历史，仅仅是匈牙利民族的起源史，人们怎么会误将中国匈奴族故地看作匈牙利的国土呢，就像不会把欧洲大陆视为美国领土一样。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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