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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米歇尔•比日耐(M.Pigenet) （巴黎第一大学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一、一种交叉史学 (一)作为社会运动的工团主义 工会史是工人运动史的一部分，因此它与各种社会运动史研究存在交叉[1]。1968年风暴过后，一些社会学家试图指认一些“新型”的社会运动，借此突出各类运动之间的差别。新型的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典型地反映出后工业社会的动员模式，它们的成员、形态和目标都有别于那种没有未来的工人运动[2]。这种假设一开始就备受争议，随后在关于“新型社会运动”的界定中，争议仍在继续……对具体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动力的观察表明，这种分类法及它在各种社会运动内部确立的界限并不足信。只要稍微将这些新运动——正如我们设想的那样——与所有“旨在改变行为者的生存状态、质疑各种等级制和社会关系、催生集体认同和归属感的集体介入行为”[3]对接起来，我们就有理由将工会运动融入这一整体行为。 (二)变动中的史学 工会史长期侧重研究工会的组织结构、路线之争及与罢工的关系等方面。最近，由于涉及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方法论，工会研究发生了深刻变革。这种研究从此具有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特征，它的重心重新回到行动者及其日常行为上，关注其团体和地方性根基、他们对政治和法律资源的利用以及交流、动员和组织手段。从此之后，有关工会活跃分子的社会传记实现了个人与集体的结合[4]，它与对工会人员的分析并存，与此同时，有关工会财政、管理工作(“庶务”)以及决策与执行程序的认识也在加深。我们认识的发展是与对工人先锋组织之外的、面向其他工薪阶层的工会的考察以及对所有协会的考察分不开的(从CGT[5]到FO[6]，还有FEN[7]、CFDT[8]，等等)，考察对象甚至包括雇主和独立就业者的组织(雇主阶层的结构，农业、小商业和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的工会行动……)，连大学生和高中生的组织也没有被忽略。这些研究使得欧洲及世界层次上的比较研究、关于工会形态及其与结社形态之关系的研究成为可能，各种适合于重估团体或与民族特点相适应的方法都可采用。 (三)在工资与社会关系上的认识论障碍 社会与群体也像个人一样，与过去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对过去的占有和回忆与当下的需求相一致。只要存在社会关系，与时间的联系就不能逃脱统治现象。统治阶级能提出中长期的战略，但被统治者由于日常生活的窘迫，只能在时间中留下微弱的印记，这一弱点又因为合法性和世袭权益的双重欠缺而更加严重[9]。当然，生产者有组织的集体记忆[10]一定程度上关注短期策略或中期战略的制度史也在为他们要求这种合法性和世袭权益。 当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演进历程被记录下来，当这种演进加速抹去工人运动的期待视阈时(这一运动正在与当下主义和怀旧的双重暗礁作斗争),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在过去之中寻找当下与未来的标杆，是不安的社群特有的行 为。但这种路径对工会来说有些问题，因为工会对昔日胜利斗争的回顾会加剧各代人之间的隔膜，可能让最年轻的几代人产生负罪感，否定他们最近三十年来取得的显著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成就日益平淡，当初的那种对抗经历逐渐远去，当代人再追述这种经历时会很踌躇，或者认为它“老掉牙”而嗤之以鼻，或者因这种参照系已难觅听众而抛弃之。在这变革的时刻，历史学开始重新利用记忆的优势。 二、工会活动者的夙愿与史学要求之间的张力 (一)工会活动者意向的传统及其复苏 历史是在集体记忆的压力下书写的，必要时，集体记忆会要求历史检视自己的问题、对象和方法。但历史也通过自己确立的规则、通过自己原则上预先就要服从的批评法则而与集体记忆区分开来。这些要求构成历史学的科学合法性基础，这一基础既是记忆承载者赋予的，也受到他们的质疑：这些人是历史学家宝贵的证人，也是植根于当下关怀中的神话与身份认同的倡导者。工会史就处于这种紧张与角力中。从工会活动者的角度来看，工会史属于费尔南•佩鲁迪埃(Fernand Pelloutier)[11]所期望的那种知识：它应该让劳动者了解自己的不幸，而他自己就是工会活动者，并写过一部有关劳动报酬的历史。 对于很多工会成员来说，历史象征着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战争”。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工人运动就借助制度措施和相应的培训工作来维持自己成员的数量。虽说统一劳工联合会[12]完全自愿地服从共产党[13]，而法国总工会则在其30周年之际出版了第一部历史文献集[14]。法国总工会在大会、工人高等学院(ISO)及各省劳动学校的课程中赋予历史以特殊地位，这类学校受1933年创立的工人教育联合委员会(CCEO)的监管，当时乔治•勒弗朗(Georges Lefranc)担任秘书长[15]。一些小册子对这些课程进行了总结，并探讨某些个别的事件和侧面，撰写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自1946年老一代统一派领导人掌握法国总工会以来，这种雄心就一直存在着。 标准的教育培训以阅读历史为基础，这种历史采取阶级斗争的视角，旨在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以便为法国总工会编写的“教科书”提供素材[16]。为适应大规模传播，在这种官方特色的教科书中具有一些标志性的发展日期，它也留下一些向暂时性路线和策略让步的永久痕迹。“历史，人们想要它说出他们想要它诉说的东西”，一个叫贝努瓦•弗拉雄(Benoit Frachon)的怀疑主义者这样总结[17]。事实上，各种组织机构都在鼓励自己的历史学家。各种著作、小册子和课程都强调工人运动的辉煌时代。悲剧和失败的黑色时刻，如巴黎公社时期、纳粹占领和抵抗运动、1947—1948年的罢工，被历次重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间隔开来，这些胜利是：1936年、二战后期的解放运动、1968年。援引这些胜利有双重考量：既是对工会会员的政治教育，也是一种精神鼓舞。 1982年，当法国总工会设立社会史研究所时，有人曾对过去的道路进行了一番回顾。这个措施是对时代困境的一个回应：在当时，左翼掌权燃起了人们的希望，与此同时，一部分工会活跃分子开始分流出去，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法国总工会的经验和身份的传承将会中断。这个决策伴随着一种保存档案材料的新意识。在培训中心和纪念委员会举办“工会史工作作坊”的过程中，其刊物上80%的论文署名者为工会成员，这在法国各联合工会中是独一无二的。 (二)迟来又脆弱的学术合法性 从费尔南•佩鲁迪埃到让•布吕阿(Jean Bruhat)，中经保罗•列维(Paul Lévi)或称保罗•路易(Paul Louis)、勒内•加米(René Garmy)、乔治•勒弗朗、乔治•维达伦克(Georges Vidalenc)、莫里斯•多芒热(Maurice Dommanget)和马塞尔•布朗夏尔(Marcel Branciard)，众多工会史的作者也是记者和介入社会生活的教师。他们具有坚实的思想资本，甚至受过历史学的教育。法学家爱德华•多莱昂(Edouard Dolléans)对革命工团主义的好感，这可以解释他关于工人运动的“普鲁东主义”路径[18]，这在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乔治•迪沃(Georges Duveau)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更关心工人的实践、精神和文化，而非工人的组织和会议。在埃米尔•科奈尔(Emile Coornaert)关于旧制度行会的研究中，基督教民主派的同情感同样清晰可见，而法学家马丁•圣-莱昂和弗朗索瓦•奥莉维埃-马丁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当下研究的灵感源泉。 1992年，一部专为法国工会编订的700多部作品目录强调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19]。历史学家与公务员,尤其是与劳工局的官员往来，然后是劳工部、记者、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语言学家，等等。 应该看到，这种多样性也表明工会史获得学术承认所遇到的障碍。所谓学术承认，就是教职、教席、实验室和声誉的同义语……二战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由于当时政治和社会形势的激进化，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跟随欧内斯特•拉布鲁斯[20]——马克•布洛克在索邦的继任者——的足迹，把工人运动确立为一个具有正当性的研究课题。1960—1970年代，完成博士论文后被提名为工会与工人史大学教员的人有：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l)[21]、克劳德•维拉尔(Claude Willard)[22]、罗兰德•特朗佩(Rolande Trempé)[23]、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24、伊夫•勒干(Yves Lequin)[25]、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26]、雅克•雨里亚尔(Jacques Julliard) [27 ]，等等。在制度设置上取得突破的同时，在期刊杂志方面也有动作。1960年，无政府主义研究专家让•麦特隆(Jean Maitron)创办《社会运动》杂志，所有作者都聚集起来。几年之后，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在索邦支持建立工会史中心，不久更名为工会及社会运动史研究中心[28]。 1968年的前后几年被放大的动力，在大学研究者的研究中继续着，他们不懈地爬梳工会报纸和会议记录，参阅公共和私人档案，搜集尚健在的工会活动分子的证据材料，这些都是众多硕士、博士论文的文献来源。这类研究被归为“社会史”，它们大部分更像是一种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战斗史学；它们之所以没有出版，主要是因为其研究领域，而不是问题与方法论上的大胆。这种热情在1970—1980年代之交开始退却，由于失业率持续攀高和去工业化的加速，使社会、政治和文化局面在发生倒转，劳动者的战斗性和视野都受到了影响。与工人运动相关的一些计划当时受人鄙视，这损害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同时，新的社会动员在回避工人运动时也确立了自己的主张。 工人史和工会史丧失了领地，随之兴起的是面向从前被忽视的阶层和组织的研究，而研究采取的视角也模糊了它们与劳动和工会的关系。这种分离在移民史和妇女史中有所表现。社会史在衰退，随着有关表象主题的兴起，社会史的复兴受到拖累，这类新主题的产生也是因为与社会史的分离，但此后它促进了文化史的发展。 三、作为大众社会史资料的工会运动 (一)从工会和劳动者历史到劳动史 人们避免将工会、工会成员和劳动者混为一谈，但这丝毫不能剥离工会研究的意义。工会的框架和程序确实派生出产各种经验和实践，至于从经验和实践中产生的身份，多元和分裂已经给其留下了不同程度上难以抹去的痕迹。在法国有一些例外情况，大规模的工会组织总是以码头工人为楷模，这个同业公会组织几乎提供了一种共有的典范和身份特征[ 29。在更为普遍的、工会影响较弱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加大了普通工薪者与工会活跃分子之间的差异，后者的特征在于：在大型企业中来自法国的男性劳动者、工业区过去的熟练工人、今日公共部门的职员所占的比例高得惊人。 但不能据此认为，“工会运动的历史不能被视为工人自我表述的历史”[30]。与其说这个说法错误，不如说它不完整，因为它低估了支配和服从现象的影响，这个现象使得大众和工人阶层更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表达集体意见。排除工会材料，就会与那些对理解社会群体的工作、生活和感受方式至关重要的材料相隔绝，这些群体中的个性的直接证据仍很稀少，不过它们经常会参照冲突的经验。在这有利于话语解放的时刻，工会证明它能够代表工资劳动者，能够提出他们的要求。 无可辩驳的工会“编码”现象，其作用可以说在于跟相关劳动者的文化和理想对接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介入的方式、工会活跃分子的形象、结构之运作，在每种职业、每个阶层和每个地方之间都有不同。下加莱的矿工工会，其通行的实践方式不同于巴黎的冶金工人，而后者在实践中又不同于印刷工和码头工人们熟知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在马赛和勒阿弗尔又有不同。 作为通往劳动者的渠道，工会史也为劳动史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最具体的事实为编订“弊端编年”、揭示技术变迁的社会意蕴的殷切希望提供了详尽细节。工会的表达植根于等级关系、工场、车间、办公室等部门的实际经历。因此，通过对工会大会的报告、报纸和内部文件的研读，历史学家可以汲取新的材料，从社会关系和活动本身两个维度对工人群体进行新的研究[31]。放弃这些材料，无异于失去关于劳动者及其观念的主要信息库，对于不满足于“自上而下”的历史而言，这种路径不可取，这种历史虽然必要但很片面，它只来源于工程师、管理人员、雇主和公务员的文件和证词。 (二)工会史的多重视阈 劳动和职业是工会运动的主要问题，劳动和职业中展现出的分类、分层，或更宽泛地说，社会关系，通常是与外在的劳动相关。男女之间的工资差(1936—1937年集体协定强化了它)，主要不是因为水平和技能上的差异，而是因为劳动领域外部的性别支配关系。劳动领域渗透着这种关系，甚至强化和加剧了这种支配关系，即便是在工薪阶层的分化松弛了妇女依附关系的时代。 无论是好是坏，工会现在都变得复杂起来，不过，劳动与外在劳动的结合推动工会(根据其方针而时代各有不同)去关心移民的权益，促使它们走出狭隘的职业圈子，考虑住房、教育培训、文化、休闲、健康、消费和环境等问题……工会视阈的扩大和多元化，有利于从剥削这一排他性主题转向支配的问题。对这些领域的介入跟其他组织的行动交叉在一起。这个交叉意味着某种紧张和重合。这种现象在质疑：工会对普遍利益问题作自我理解的倾向、它在政治领域中的定位是否合适——政治领域从期待中的就业、收入或社会保护政策评估，到社会选择方案的制订、制度性优选和价值观的确认(如和平主义，捍卫自由、反法西斯主义、反全球化……)。 工会行动中强调的战斗性反应和精诚团结，从基础社交中汲取资源，后者的忠诚原则构成工会归属长期性的根基。与劳动连接在一起的技术—职业方面的合作，决不可仅仅理解为生产活动所必需。这种合作既是人文的，也是社会的，它在错综复杂的家庭、友谊、邻里、代际、结社、宗教和政治的网络中，把情感和理智结合在一起。当然，情感和理智受情景的刺激或制约。在长期的斗争中，这类联系会松弛，会重建。通过1936—1968年间电影中的各类机构、舞厅、体育比赛、贞节少女游行等的关注，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整个工薪阶层动员的人类学动力源泉 [32]。法国总工会社会史研究所的照片资料馆中，有数十万印版和底片，其中有关罢工、集会和游行的画面多得惊人。当然，资料馆中还有很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场景，但它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反映的是车间和工场的内部状况，拍摄者是工会活动者本人，或法国总工会新闻机构的摄影师，后者与工会活跃分子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可以现场拍摄工人日常生活的场景。通过这些渠道，对于工会的关注可以达到对其社会生态的理解：正是这种生态提供了工会研究的各种要素。 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忽视特别的社交形式的存在，它们在特定的工会时空中的介入会非常强大，足以附加在工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甚至取而代之。这种现象依据介入和职务的层次而出现，部分来说也取决于在组织中的资历、与其他群体可能存在的归属关系(这些群体可以使得经验平常化或等级化)。在这方面，有关工会共产主义和法国共产党干部选举模式的研究，要求人们重新思考传送带和共产党的至上地位的老调，并重估党与工会的关系、共产党的阶级根基和基干活动分子的维持方式[33]。最近一篇博士论文，以几百个小时的直播节母“洛林的钢铁之心”为材料依据，这个节目是法共“战斗电台”不同寻常的“言语辩论”节目。该论文旨在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细腻研究，它探讨的是这个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的堡垒中的战斗气质、工人准则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关系是稳定的。 (三)对某些特殊性回归的当代工会运动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政治变动，确立了作为公民权的经济保障的财产权。这些变动在完成这一事业时，确立了中产阶级的优先地位，这些阶级较少受被趋向两极的影响，但在整个19世纪，极化现象在英国和德国表现得很严重。由此产生出一种独特而长时段的社会外貌，其特征在于划分身份的模糊性，因为这个中产阶级的基础是乡村工业和手工业，而这两个领域具有多面性和间断性的特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都没有进入构成无产阶级与社会对立所需要的那种集中程度的门槛，而这种与社会对立在法国各邻国是可以看到的。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和相近性便利了共同价值的交换和共享。在大众阶层之中，工人的孤立程度最小，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等阶级的对立也最小，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尤其是一个由“集团”和“阵线”组成的国度的原因。 从1848年起，劳动者的形象就自觉地与城乡“小民”混合在一起，但这就混淆了工人自己特有的利益表达。拒绝充当协助势力就意味着获得自治。组织上的分离主义来自这一事实：要想获得某种地位，必须先自我承认。最初的工人结社实现了这种职业身份的区分，并确认了工人的骄傲感：他们意识到“产业无产阶级是最有用的人” [34]。 然而，自治的选择因为后革命时代对“工人公民身份”的向往而有所冲淡，这个目标又被另一个计划继承和扩大，后者将工人阶级的解放置于整个人类的解放之内，并提出了工人霸权的思想。1914年前法国总工会的直接行动或革命泛工团主义所期待的是一种政党社会主义的替代品，后者无力将自己改造成“阶级政党”，以超越工人阶级政治服从所能容纳的内在躁动。共产主义的爆发和随后社会国家的建设，肯定改变了这种政治社会学前提，并有利于工会的抱负做出新的、多样性的自我限定。不管怎样，从1936和1968年的总罢工，从1918年总工会的“最低纲领”和1934年反法西斯的自觉行动，再到提倡自治乌托邦(中经在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法国工会运动一直是更为广阔的历史画面的一个迷人的组成部分。 注 释： [1] C.Tilly,La France conteste,de 1600 à nos jours,Paris,Fayard,1986. [2] A.Touraine,M.Wieviorka,F.Dubet,Le Mouvement ouvrier,Paris,Fayard,1984,p.298. [3]可参阅我们著作中所采用的定义：M.Pigenet,D.Tartakowsky,“Introduction”,in M.Pigenet,D.Tartakowsky(dir.),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n France,de 1814 à nos jours,Paris,La Découverte,2012,p.9. [4]这件工作之所以能展开，得益于《法国工人运动传记辞典》团队搜集的资料，编订该辞典是由让•麦特龙(Jean Maitron)于1962年发起的，其工作一直延续至今，1940—1968年这一段由克劳德•佩内蒂埃(Claude Pennetier)负责，Dicitonnaire biographique Mouvement ouvrier Mouvement social(Editions de l’Atelier). [5] CGT是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的简称，它是法国年代最久的主要工会组织，成立于1895年。 [6]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的缩写，实际上全称应为法国总工会—工人力量(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travail-Force ouvrière)，成立于1948年；1945年共产党在CGT内部获得多数之后，部分反对派工会成员脱离出来，成立了该组织。 [7]国民教育联合会(Fédération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的缩写，原为CGT的组织成员，1948年分裂之后独立出来，在1992年之前，该联合会是教育工作者中的主要工会组织。 [8]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francaise et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的简称，成立于1964年，由原来的法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的多数派构成，当时他们自愿放弃一切宗教标准。 [9] M. Pigenet, “Introduction”, in M. Pigenet (dir.), Les memoires du travail àParis, Paris,Créaphis,2008,p.11-34. [10] M.-C. Lavabre称之为“历史记忆”，Le fil rouge. Sociologie de la mémoire communiste, Paris, Presse de la FNSP,1994. [11]佩鲁迪埃(1867—1901)起初是社会主义者，后来在劳工联合会(bourses du travail)运动中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激进派，他从1895年起领导劳工联合会，直至去世。 [12]统一劳工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的简称，建立于1921年，当时排除了一些CGT的革命少数派。但作为红色工会国际的成员，该组织很快就受共产党控制，并于1936年同法国总工会合并。 [13] R.Garmy,Histoire du mouvement syndical,I.1,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Bureau d’éditions,1933-1934. [14] CGT, La CGT et le mouvement syndical. Livre du Trentenaire,Paris,CGT,1925. [15] M.Poggioli, La CGT du Front populaire à Vichy. De la réunification à la dissolution,1934-1940, Montreuil,ICGTHS,2007, pp.144-150.在各省联盟设立的劳工学校的历史课程有经济学说史、社会学说史、经济社会史、工人运动史。Fonds de l’ICGTHS,boites 16-17. [16] J.Bruhat,M.Piolot,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a CGT,Paris,CGT,1959(第二版问世于1966年). [17]转引自J.Bruhat,Il n’est pas trop tard,Paris,Albin Michel,1983,p.159.弗拉雄(1892—1975)，冶金工人，共产党人，工会活动家，相继领导统一劳工联合会(1933—1936)和全国总工会(1944—1967)。 [18] E.Dolléans,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t.1 de 1830 à 1871;t.2 1871 à 1920;t.3 1921 à nos jours, Paris, Armand Colin,1948-1953. [19] G.Groux,R.Mouriaux,La CGT.Crise et alternatives,Paris,Economica,1992,pp.269-303. [20] E.拉布鲁斯(1895—1988)，历史学家，经济社会史在法国的先驱者之一。 [21] A.Kriegel ,Aux origines du communisme francais,Paris,Mouton,1964; La croissance de la CGT(1918-1921),Paris,Mouton,1966;La Grève des cheminots.1920,Paris,Armand Colin,1988. [22] C.Willard, Le mouvements socialistes en France(1893-1905).Les guesdistes, Paris, Editions sociales,1965. [23] R.Trempé, Les mineurs de Carmaux (1848-1914),Paris, Editions ouvrières,1971. [24] M.Perrot, Les ouvriers en grève en France(1871-1890), Paris, Mouton,1974. [25] Y.Lequin, Les ouvriers de la region lyonnaise(1848-1914), Lyon,PUL,1977. [26] A.Prost, La CGT à l’époque du front populaire(1934-1939), Paris, Presse de la FNSP,1964. [27] J.Julliard,Fernand Pelloutier et les origines du syndicalisme d’action directe,Paris,Seuil,1971. [28]目前的20世纪社会史中心是其直接继承者，这体现在其双重的特征中：是工会和工人运动研究的国际示范和实验，又是遵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规范、各种社会角色协同介入的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 [29] M.Pigenet,“Les docker: retour sur le long processus de construction d’une identité collective en France, XIX-Xxe siècle”, Genèse,n.42,mars 2001,pp.5-25. [30] Y.Cohen,Organiser à l’aube du taylorisme.La pratique d’Ernest Mattern Chez Peugeot, 1906-1919, Besancon, Pufran-comtoises, 2001,p.189. [31]特别参阅R.Trempé, Les mineurs de Carmaux(1849-1914), Paris, Editions ouvrières,1971;M.Pigenet, Les ouvriers du fer(fin XVIII siècle-1914). Travail,espace et conscience sociale, Montreuil, ICGTHS, 1990;C.Chevandier,Cheminots en usine.Les ouvriers des Ateliers d’Oulins au temps de la vapeur,Lyon,PUL,1993。 [32] 1968年工会活动分子拍摄的业余电影证明了这一点，来自工会联合会拍摄的《法国总工会在五月》。M.Pigenet, T.Perron, “Images de soi, images pour soi: le dilemma cinématographique de la CGT autour de 1968”, in C. Delporte, D.Maréchal,C.Moine, I. Veyrat-Masson(dir.), Images et sons de Mai 1968(1968-2008), Paris, Nouveau Monde Editions, 2011,pp.107-122. [33] Cf.J.Mischi,Servier la classe ouvrière.Sociabilités militants au PCF, Rennes, PUR, 2010; P.Boulland,Acteurs et pratiques de l’encadrement communistes à travers l’exemple des federations du PCF de banlieue parisienne, 1944-1974, these d’histoire(dir.J.L.Robert),Paris 1,2011. [34] 1833年镀金工人联合会章程序言中就是这样说的。转引自A.Faure,J.Rancière(texts choisis et presents par),La parole ouvrière,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76,p.1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