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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 本文的任务是探寻美国的强大及其真因。目前提出此类问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迄今为止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尚未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时下国人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美国的强大及其真因，不如说是美国极度张扬地“重返亚太”，因为它给人以强烈的“狼来了！”的感觉。 从美国的“战力”说起 当前美国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可以暂且不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人们都承认迄今为止美国的战力或军力，在世界上依然十分强悍、“无与伦比”。据统计，200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070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军费开支的42%，超过其后排序靠前的14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①]美国的战略规划和战区划分不仅涵盖了整个地球，而且包括了陆地、海洋和太空在内的“三维空间”而成为我所谓的名符其实的“三元帝国”[②]，新近的重大举措就是设立“非洲战区”和高调“重返亚太”。武装一个士兵的花费高达10万美元，强大的航母和核潜艇编队构建了美国海军的核心战力，而空军正在服役的战机并不限于第四代、第五代，还包括了非常先进的直升机、轰炸机、无人机和神秘的“空天飞机”，美国人声称：“它可以在一小时之内把战力投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美国已在世界上发动了十几次战争，其中就包括了耗资巨大而又久拖不决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它们均成为美国新式战争和武器的试验场，而其间最流行也最核心的概念便是“精确打击”。所以，它虽然给战争对象带来了数十万人的伤亡，但自己却只损失了几千人，从而断然与传统战争模式告别，包括韩战和越战模式。 其实，“战力”或“军力”也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和探寻美国强大及其真因的重要窗口，因为正如“中国历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所言：“非兵不强”[③]，其意思是说“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换言之，即使在目前美国陷入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透过其“无与伦比”的战力或军力，我们仍可观察和探寻到它的强大及其原因，因为强大的战力和军力是构成一个强大国家的重要标志和要素，或者说是推动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重要原因和动力。只是不要忘了，我们在考察美国战力和军力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它的军队和装备，还要注意它的战略和战术，因为司马迁所说的“兵”本来就包括三个层次：“兵队”、“兵器”、“兵法”，如果说军队是战力的主要载体，而装备是其战力的主要物质标志，那么，战略和战术便是它的灵魂，因为没有谋略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美国战力的强悍表明，多年来的对外用兵及目前仍未脱身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并没有真正伤及美国这个现代世界大国的元气，而能纵横天下、出奇制胜，并在行事时具有非同一般的选择能力。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司马迁在强调“非兵不强”的同时还强调“非德不昌”，用今日的观点来看，“硬实力”和“软实力”他都注意到了，但他既指出了“国家强大”与“繁荣昌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点明了“军队”和“道德”在国家崛起和发展中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此两点应是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有关一个大国崛起及其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和概括，具有极高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可惜长期以来它被万千的研究家所忽视而被埋没，而我自己也只是2006年在北大资源楼主持一次有关“大国崛起”的自由讨论而当场被问及军队与大国崛起的关系时才突然想起来的。[④]难免有些遗憾！ 科技是直接因素 先进的科技是美国战力强悍直接的和主要的构造。这其中就包括其高超的侦察技术、隐形技术、制导技术、通讯技术、制造技术，以及与此有关的几大能力如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与这些技术和能力有关的则是巨大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存量，以及推进其科学、技术和知识发展的强大基础，因为美国是人材和科技大国。这个科技大国的形成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除了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外，“思考的自由”是发挥人们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对“探索与发现”的渴望是推动人们不断创新的不竭动力，而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研究和庞大而完善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则是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战略储备，它们为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选择（包括战力方面的提升），及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和无限的可能性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美国总统对“科学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性的反复强调，由高校、国家和企业构成的科研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家特别是地方和企业对教学、研究和开发的巨大投入，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的巩固地位，以及“产、学、研”结合并将科技创新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能力，在在都透露出美国作为科技大国的地位和特点。说明美国战力的强悍决不是偶然的。神秘的“空天飞机”的适时的和悄然的现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但从更广和更深的角度看，对于美国的战力而言，科技只是其构造的较为直接的要素，而经济才是它的强大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就不可能有美国强大的科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战力，因为根据经典作家弗里德利希·恩格斯的提示，暴力原本也是“经济力”[⑤]，尽管“暴力”并不仅限于“战力”或“军力”，它包含着更多的内容。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证明：第一，在美国强大的战力背后有强大的军工产业作为支撑，而美国的军工产业不仅是美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且完全是以商业方式运作的，不仅这些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要遵循资本的法则，就是政府或军方的采购也要遵守双方之间的合同。为了提高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军工市场的竞争力，美国的军工企业一般都拥有自己庞大而高端的研发机构，而使自己成为新式武器和装备的源源不断的供应商；第二，美国军工产品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不是流向国际市场就是依靠政府和军方采购。它的经常性账户每年都要从军火买卖中增加几百上千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其报价之高常常令它的“盟国”或“盟友”也感到被宰却无可奈何。而政府和军方采购则是由国家财政来“埋单”的，因此，美国战力或军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视国家财政的状况而定。由于美国是世界的“霸主”，一方面是“美国利益”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就是几乎无处不在的军事存在，这又增强了军事拨款在国家财政中的刚性和份额。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7年，即美国“反恐战争”的头几年，不仅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增长了59%，而且在全球军费开支中所占比重也在2007年被推到最高点（45%），达5408亿美元。[⑥]第三，但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从根本上来说，又取决于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的情况，因而美国战力或军力的强大所反映的，归根到底是这个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水准。所以，我们就看到，即使在这个国家经济状况不太景气的2011年，美国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仍高达15.9241万亿美元，大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的两倍半。[⑦]它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金融和经济危机确实并未严重伤及美国经济的元气，因为美国经济是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上的，美国经济发展方式面对危机需要做出调整，但不需要转型。还应指出，美国不仅有处理危机的丰富而有效的经验，而且可以利用其世界霸主地位在国际社会呼风唤雨，发动公开或隐蔽的货币战争，操控国际银行和债务信用评级、强迫竞争对象的货币升值，从中谋取巨大好处，它们都是维护美国经济优势的有效手段。 不过，经济是美国战力强大乃至整个国家崛起和发展的基础，却不是其崛起、发展和强大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因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崛起和强大，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一个重要原则即“公平竞争”原则及与此有关的“合理规则”或“理性标准”的落实，而这些原则和标准只不过是整个美国完善的法律和立法、行政和司法体制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为什么说美国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崛起与强大都得益于“公平竞争”原则和“合理规则”或“理性标准”的落实呢？这是因为美国的真正崛起及强大实际上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此时正是集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和科学管理于一体的“大企业”在美国经济中唱主角的时代，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发展中垄断和反垄断运动勃然兴起的时代，而由此催生的“公平竞争”原则及与之有关的“合理规则”或“理性标准”在经济运行中的落实，既有保护中小企业及各类企业“自由竞争”权利的一面，也有保护大企业及整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一面，而如果没有这些十分重要的原则和标准的落实，整个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强大将是难以想象的。人们不要以为“公平竞争”只是一个简单商业原则，它不仅是人类诞生以来文明活动的优秀结晶，一旦被注入理性精神并由立法加以确定就会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其精神也会以崭新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游戏规则重塑整个现代生活的面貌。那么，又为什么说这些原则和标准的落实是整个美国法律和体制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呢？因为美国国家的各个权力部门，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实际上都参与了这些原则和标准的制定和落实：“公平竞争”概念首次正式出现于1914年由国会通过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⑧]；而“合理规则”或“理性标准”则是联邦最高法院1911年在关于《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诉合众国案》的判词中提出的[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反对垄断和保护大企业合法经营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判断一个企业的好坏优劣不是看其规模的大小，而使看其运作和行为的表现的观点[⑩]；但上述原则和标准在国家各种经济关系，包括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各种企业的关系及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中的落实，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比其他任何一位总统做得都更多。所有这些都说明，法律和体制对于经济活动的反作用有时也是决定性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力强大的动力的动力。而且，由于法律和制度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它们成为这个国家经济和整个发展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公平竞争”原则就是一个范例。上世纪末，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司法部，先后都就“微软垄断案”进行调查并进行裁决，且均推动了当时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和发展，而它被调查、起诉和裁决的理由，就是微软公司违反了美国立法中确立的“公平竞争”原则。[11]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末正是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其战力或军力因高科技革命获得急剧提升的时期。 理想与精神 但我们对美国强大及其真因的探寻，如果只走到这一步可能还是不够也不彻底的，因为任何法律和体制的提出和实施，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和理念的基础之上，这些思想和理念也因此成为一个社会、民族、国家、体制建立和发展最深层的原因，美国也不例外，或者说更为明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独特之处恰恰就在于，新大陆拓殖和整个立国过程，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源于一个理想和一种精神：这个理想就是约翰·温斯罗普提出的把新大陆殖民地建设成为一个“山巅之城”的理想，见于1630年他在前往新英格兰的移民船“阿贝拉号”上的布道词，此理想的核心是要把“山巅之城”打造成基督教世界“仁爱的典范”或“仁爱的样板”[12]；一种精神就是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由第二届“大陆会议”所提出和确立的“立国精神”，见于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而由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6年7月4日通过并签署的《独立宣言》，此精神的核心是“人人生而平等”并因此都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外，美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理想”和“精神”被冠名为更富吸引力却更具形象性的“美国梦”，而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包括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所追寻的目标，并被贯穿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部进程，从而有了极为广泛的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内战中亚伯拉罕·林肯关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精彩演说，老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在反垄断斗争中由立法所确立的“公平竞争”原则及与之有关的“理性标准”或“合理规则”，20世纪30年代国会有关工人有权“组织公会”、进行“集体谈判”和享受“最低工资”的立法，二次大战中小罗斯福总统面向世界所提出的反法西斯的著名的“四大自由”[13]，以及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为争取“民权”而在林肯纪念堂前集会上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都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早先就有的那个“美国梦”所做得回应、诠释、解读和演绎而已。 不过，我们可以说建立“山巅之城”的理想和美国的立国精神是这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最深层的原因，却不能说只有它们才是美国走向强大的唯一的真正原因，因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法律和体制，都是推动美国崛起和强盛的真实原因。但有一点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楚，通过上面的讨论使我们得知，“山巅之城”、“立国精神”及整个“美国梦”，这些当今被称之为“软实力”的东西比之美国的“硬实力”来说，其重要性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因为它们决定、制约和影响着“硬实力”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人忘掉了他们的立国精神和世代相传的理想，只想到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无与伦比”的战力，只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地位而不再在乎别国人民，奉行“把和平给自己，而把战争给别人”[14]的政策，它就会变得渺小起来而遭世人的唾弃。从目前美国政府的表现来看，这种情况的发生决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1]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2] 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3] 司马迁的原话是：“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参见司马迁：《史记·自序》。 [4] 2006年，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央视热播，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是年岁末年初，《大家思想》网站与另一个单位在北大资源楼开座谈会，我作为该片历史脚本撰稿人之一被邀与会并主持“自由讨论”，我被问及“军队与大国崛起有关系没有？”我突然想到太史公的话，乃作答。在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还第一次谈到“大国崛起的几个变量”，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并在《大家思想》网站进行了报导。不久，北大电视台对本人进行了专访，分两集在《美丽人生》栏目上播出，所谈也主要是“大国崛起的几个变量”。 [5]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13页。恩格斯的原话是：“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的力量。” [6] http://www.sipri.org/yearbook/2008/05 [7] http://xm.ifeng.com/finance/xiamen_2012_07/22/257909_0.shtml [8] Henry S.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63. Vol. II, p. 99. [9] S. I. Kutler,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Reading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4, p. 280. [10] 参阅何顺果：《美国文明三部曲：“制度”创设—经济“合理”—社会“平等”》，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4页。 [11]参阅胡国成：《微软垄断案解析》，黄平、胡国成、赵梅编：《美国文选》（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4-108页。 [12]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from Richard S. Dunn & Laetitia Yeandle, eds., The Journal of John Winthrop, 1630-1649.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2. [13]这“四大自由”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怖的自由”。 [14]这是套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一份革命文献中的一个口号，此口号提出要“把和平给茅屋，而把战争给宫廷”，当时针对反法联盟的入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