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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漫长的陆海边防线，边防的稳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当前世界形势动荡不安，周边环境波动诡谲的形势下，认真追溯历史上强边思想的演替历程，深刻反思自古迄今边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加深我们的国防意识和爱国热忱，进一步加强边防建设，保卫国家的根本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边防，概言之即是边疆防卫，它是随着国家的形成应运而生的。有了国家就有了领土、疆界和主权。为了防止外敌入侵，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及边境安全，就需要在边境地区采取必要的保卫和管理措施，这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边防”的开始。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表示边境地区和边界防卫的词汇，早在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时期就已大量出现。如“边疆”、“边陲”、“边塞”、“戍边”、“边警”、“边遽”、“边寄”等。但第一次提出和使用“边防”这一概念，是在唐代[《新唐书·兵志》云：“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此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至于边防理论，则是中原国家在数千年的防御实践中，逐步认识、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古代边防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用险制塞”；二是“移民实边”；三是民族交往。 用险制塞是古代中国守御边圉的主要形式。自先秦迄明代将近二千年中，中原封建王朝的主要敌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防御方向一直在北方。故中原历朝几乎都秉承南攻北守的军事战略，对南方“蛮夷”之地，不断地攻略拓展，移民开发。在北方，则以守为主，把修建长城作为“封疆之守”的主要手段。据统计，历史上共有二十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 早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相互兼并，各小侯国就纷纷因河筑堤，沿山设障，以图自保。 战国时期，车战渐衰，步骑战渐兴，战争规模日益扩大。各侯国为求得生存，纷纷兴筑长城，派兵驻守，同时设“亭”、“障”守望[亭，边境上的四方土台，为了望处所。障，是较大的城堡，有尉驻守。]，建“烽燧”报警[烽燧，报警用的烽火台。]，边防设施日臻完备。 秦长城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在旧燕、赵、秦长城基础上整修扩展的。它“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第一次在中原北边竖起一道雄伟壮观的防御屏障。 以后实行筑墙防边的还有汉、魏、隋、明等王朝。其中明朝推行“严关防，守要害，修封域，明斥堠，务农讲武，养威蓄锐”[《明太宗实录》，卷92，永乐七年五月。]的边防政策，把筑墙防边的边防模式几乎发展了绝顶巅峰。今天被列为世界奇观的万里长城，就是明朝强化边防的杰作。 有些朝代如唐朝和宋朝，虽然没有修筑长城，但也非常重视边防问题。唐朝国土辽阔，兵威西达西域，东及高丽，北至大漠，南接安南，不宜筑墙戍守，故采取了节镇驻守制度。玄宗时，在沿边沿海要区设节镇，以若干州为一镇，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管理边境军事。在边关地带设置关卡和烽火台，由“守捉”（岗卡）守卫。宋朝的边防战略是收复前代丢失的“燕云十六州”，故在北方一直与辽、金国处于战争或戒备状态。长城的修建是古代中原农业与游牧业两大经济结构相互撞击的必然结果。在中原地区，自进入封建社会后就奉行“耕战”政策，发展种植业，忽视畜牧业，重视繁衍耕牛，轻视喂养马匹，因而马匹成为中原的稀缺之物。这样，中原封建王朝的军队一般只能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这种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凡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进行野战，十有八九败北。因此，在没有强大骑兵的情况下，中原历朝一般只能靠坚城固堡，深沟高垒为屏障，拦阻北方游牧民族强大骑兵的袭击。长城作为古代永备军事筑垒，也是与冷兵器的军事时代相适应的。它依天然的山川之险，盘峰踞水，控扼要冲，墙堡一体，烽堠相望。战时可以屯重兵依墙据守，拦阻游牧民族骑兵的猛烈冲击；平时则以少量兵力巡行守备，“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毫无疑问，长城在抵御游牧族骑兵的袭扰，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保障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固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中国不仅重视边防的永备工事建设，而且十分重视边疆地区的开发。其中移民实边和戍边屯田是与修筑长城同时并举的边防政策。早在战国晚期，秦、魏等国就有把罪吏、赘婿、贾人等遣到边关征战或戍守的作法，商鞅曾提出把“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史记·商君列传》。]。秦始皇时期，蒙恬一面在边地修筑长城，一面推行移民政策，从内地调徙大批“罪人”到“新秦地”耕垦，开发边疆。汉武帝时，随着对匈奴作战的胜利，也不断地徙民到边郡屯垦，最远的屯田达到西域的渠犁、轮台（今新疆库尔勒一带）。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率军破先零后，留步兵在边郡屯田，这样既可以缓解后方输运粮秣的困难，减轻国家负担，又可以长期在边塞屯兵，保持边防稳定。赵充国的“军屯”被后人誉为巩固边防的“千古之策”，被嗣后历朝所承袭。到了明朝，在北部边境设边镇、建卫所，调集了几十万军队筑城戍守，同时令守军垦殖屯田，“且耕且守”。一般以七分兵力守城，三分兵力耕垦，“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至此，古代边防就基本形成了以雄厚的经济和兵力资源为基础，以攻防兼备的防御工事为主体，以纵横交错的驿路驰道为网络的军事体系，成为拱卫中原的坚固防线。 尽管长城在古代边防中发挥了积极的防卫作用。然而，长城并不能带来边境的长治，单纯的军事征服也不足以维持边境的久安。中国古代历史充分证明，边境安宁还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搞好长城内外的民族团结等多方面因素。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占国土一半以上的边疆地区，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因此，与处理民族关系、搞好长城内外民族团结等所涉极为密切的民族政策就成为稳定边境局势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汉、唐初年，是历史上民族关系处理得较好的时期。从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的60余年间，汉朝一直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汉匈双方在长城南北彼此往来、频繁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汉朝不仅以宗室女公主与匈奴单于结亲，每年赠送絮、缯、米、酒等物品，而且要在沿边各地大开关市，举行贸易。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到汉武帝即位时，仍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长城实际上已经由军事防线，变成汉匈两族人民往来、交流的汇聚线了。三国时，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大部分匈奴内迁，“弥漫北朔”，渐次进入汾河地区。西晋时期，塞外匈奴诸部大批内附，“与晋人杂居”。北方十六国中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等国，都是入居长城以内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唐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实行融和绥抚的民族政策，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而且促进了边疆的繁荣与稳定。据载，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浑、斛薛等北方少数民族部落来朝于灵州，请求“归命天子，乞置汉官”，奉太宗为天可汗。太宗置瀚海、金微等六都督府及皋兰、高阙等十三州，统辖漠北诸部。高宗咸亨中，突厥诸部落降附，被安置于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游牧民族迁居内地后，一面种田，一面当兵，慢慢与汉族融化，使唐朝北部边塞出现一派宁谧繁荣的景象。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在位31年，曾先后遣使30次，对邻近的12个国家进行友好交往。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也曾派使者访问了朝鲜、安南等9个国家，有效地改善了周边战略环境。当然，古代王朝实行的“和亲”、“怀柔”政策，有的是在国势衰微背景下采取的暂时妥协办法，有的则是以强大军事压力为后盾的慑服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诚平等和睦的民族关系。这是古代边疆难以长期稳定的基本原因。 实际上，上述各代所谓“边防”，大多只属于中国国内中原王朝与边境少数民族（或其政权）或各分立政权之间的边防，真正赋有现代意义，即中国对其周边邻国之间的边防，则是入清以后的事情。所以清朝边防与明以前历代边防有显著不同。 公元1644年，满族军队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清帝国疆土辽阔，幅员广袤。客观上，漫长绵亘的陆海边界使清王朝不可能再筑构象长城那样的巨大工程。在主观方面，清帝王认为明朝大修长城，并没有起到军事上的积极防御作用，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峙险阻”[《清圣祖圣训》，卷7。]，因此，自康熙皇帝开始，就试图打破中原传统的筑垒式的边防模式，创立以“修德安民”为基础的边防体系。其要点有三： 一是加强对边疆居民（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控制。康熙皇帝曾宣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手段有三：其一贯彻“因俗而治”的原则，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统治。如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中央派将军直辖东三省。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利用其原有的伯克制，于各城设立阿奇木伯克等官吏管理民政。在蒙古族地区则实行盟旗制度，另由中央派出将军、都统、大臣等代表皇帝对盟旗进行控制。在西藏，则确立政教合一体制，废除藏王，树立达赖喇嘛权威，中央派驻藏大臣，与达赖共管藏务。其二笼络、控制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一般都给上层人物以优厚俸禄和较高爵位，承认其统治本民族的特权，并采取联姻、赐爵等方式进行笼络。其三在蒙藏地区大力提倡黄教（喇嘛教），广建寺庙，优待僧侣，尊宠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等黄教领袖，藉“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 二是重视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为维持边疆人民与驻防官兵的生活需求，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意在筹军实，谨防边”。在台湾，招民开垦，安设兵屯；在蒙古，划分旗界，固定牧场，发展畜牧业；在新疆，于天山南北实行各种形成的屯田（兵屯、旗屯、回屯、民屯、犯屯），使过去的荒僻边陲出现一些繁荣富庶的新型城镇。这些措施为促进边疆经济，加强西北边防，起了积极作用。在清政府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原先采取“封禁”政策，只限驻防八旗官兵耕种，严禁平民垦荒的情况下，也于1880年以后，“督办吉林防务”吴大 推行移民实边政策。 三是确定边界，设卡巡边，强化边防军事措施。准确地说，中国对边防采取具有现代意义的军事措施，是从清朝开始的。清王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中华帝国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不断入侵，促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更为有力的军事措施，以巩固边防。康熙年间，曾两次进行雅克萨反击战，旋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中俄东段边界问题。雍正五年（1727年），又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清政府以木牌、石堆作为边界标记，同时使用军队设卡巡边。设卡，即在边境地带设置卡伦（军事哨所）。卡伦分常设、移设、添设三种，“其在内者为常驻卡伦，在外者曰移设卡伦，最在外者曰添设卡伦”[《清史稿》，卷137，《兵八》。]。常设卡伦为永久驻守之地，一般设在城镇附近和隘口要地；移设、添设卡伦随气候变化而变化，“冬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清史稿》，卷137，《兵八》。]，前清卡伦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游牧、看守禁地、稽查逃犯和监察贸易，也有防止外敌入侵的任务。在新疆、蒙古地区，卡伦的配置一般离边界甚远，还不足以对边界线进行实际有效的控制。 巡边制度，就是对卡伦以外疆界实施巡查。在新疆，一般在每年春秋季节巡边两次。外蒙巡边初为每三年一次，后又改为每十年一次。黑龙江外兴安岭边界则每年或每三年到界标石堆处巡查。后来，由于政治的腐败，这种巡边制度也终于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封疆固边的作用。清政府在沿海各省也分设若干水师营 ，对海岸巡弋，但也只能“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清史稿》,卷135，《兵六》。]。不能发挥防卫海疆的作用。 二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清王朝惊慌失措，方寸大乱，不得不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了事。周边列强见清政府软弱可欺，便纷至沓来，俄侵东北，日取台湾，英窥新疆，法逼滇桂。沙俄通过1858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噬了我东北、西北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紧接着，英国又于1865年唆使浩罕军官阿古伯侵入新疆，在天山以南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国”。1871年沙俄又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日本也于1874年5月出兵侵犯台湾。海防、塞防同时告急，边疆地区出现全面危机。 1874年底，清政府谕令李鸿章、沈葆祯、左宗棠等重要疆臣，就国防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一场争论，清王朝最后采纳了左宗棠关于“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决定陆海并重全面加强边海防建设。1875年5月，清政府一面派左宗棠率西征部队收复新疆，一面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祯为南洋大臣，主持南北海防建设。自此，清王朝军事建设的重心，开始由内地转向边海防，经过约20年的苦心经营，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海防。虽然清政府确定“陆海并重”的原则，但由于沿海地区在经济、军事方面的突出地位和主持海防建设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特殊身份，清政府实际上视海防重于塞防。 首先，表现在当时的海防理论研究相当活跃。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研究防海御侮之策。著名将领林福祥在所著《平海心筹》中，认为海防作战应“以战为守”，主张利用清军现有装备，恢复和发展中国传统火器，在海上以火攻制敌。著名兵学家魏源的见解与林福祥不同，他在1843年所著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以守为战”，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海国图志》，卷1。]。主张诱敌深入，把长于海战的英舰队诱入内河，聚而歼之。《洋防说略》一书作者徐稚荪的构想，与魏源的主张又有区别。他认为外洋作战固然为敌之所长，但海口作战亦非其所短，因此主张“御外洋不如御海口，御海口不如御内河，御内河不如御陆地”[《洋防说略》，下卷。]，主张诱敌上岸，以陆战歼敌。李鸿章则提出“守定不动”与“挪移泛应”相结合的战略，主张选择海岸要地，构筑炮台壁垒，以陆军“守定不动”；购买铁甲舰建设海军，在近海游弋巡防，作为“挪移泛应”。这一主张后被清政府采纳，成为举国奉行的海防建设方针。以上海防思想虽各有岐异，但有一共同点：即重视海军装备建设，避敌所长，攻敌所短，尤其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思想，后来成为清朝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清代海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尽管惨淡经营，但到1888年，北洋、南洋、福建“三洋”海军相继成军，共拥有各类舰船101艘，其中国造46艘，余均购自国外。三洋海军中，北洋海军实力最强，拥有大小舰船近50艘，总吨位约5万吨，居当时亚洲第一位。其中7000余吨的铁甲舰2艘，2000吨以上的巡洋舰5艘，均购自德、英等国。与此同时，李鸿章以“拱卫京师”为目标，全力建设北洋岸防。他选择旅顺、威海两地为海军基地，不惜重金购买外国火炮，构筑海岸炮台。在旅顺、共建炮台9座，安放德造火炮58门。在威海不仅环港建筑多座炮台，还在刘公岛上构筑了当时最新式的地井升降炮台。 塞防。自1860年和1862年沙俄相继侵占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后，引起清朝朝野震动，许多有识之士指出沙俄“心贪欲逐， 有日逼之势”，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兵学家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认为：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与强邻为界。将来一旦“弃玉帛而动干戈，其必由陆不由海也”。他指出：“中国之防务，防海既难从缓，防边更为要图”[《盛世危言》，14卷本，《边防一》。]。他分析了周边列强对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后断言：“防俄宜先”。而防俄的主要方向则在东北。他指出：“中国及今筹备防务，当先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盛世危言》，8卷本，《边防一》。]，郑观应提出以下筹边措施：“宜添防兵以联声势，建筑炮台以扼要冲，赶造铁路以便营运，增设电线以灵消息”[《盛世危言》，8卷本，《边防一》。]。他还认为：“武备讲矣，防务固矣，而不筹足食之道，仍不足以持久矣。是非屯田不为功”《盛世危言》，8卷本，《边防一》。]。指出了开发边疆、发展经济之重要。 郑观应的主要见解与清政府的强边决策不谋而合。清政府在1875年就下决心加强塞防建设，并认为“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尤宜加意整顿”[《清德宗实录》，卷8，光绪元年四月。]，作出了练兵和屯田两项边防决策。自1876年起，每年由户部加拨东三省练兵费70万两，1880年又增至200万两，作为东三省特别是吉林、黑龙江两省练兵专款，仅黑龙江省，就在1886年编练“齐”字营练军4500人；1889年又编“靖边军”5500人。其次，添设边界卡伦（军事哨所）。仅黑龙江省北部，自额尔古纳河的察罕敖拉，到黑龙江的黑河口，就由原来的12座卡伦增加到51座，用以巡查江岸，防守疆界。在瑷珲、黑河屯以及吉林的珲春、巴彦通等地，还构筑了炮台，增强防御力量。其三，在东北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从山东、辽南等地招募垦民到边境地区划地屯垦，同时在黑龙江漠河开办金矿，加快边疆的开发。 清政府虽然从根本上纠正了传统的虚边政策，海陆并举，增强边防，但历史结局却与他们所期望的相反：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沙俄军队夺取东北三省。演成这种历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军事上讲，清政府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强边战略，边防建设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海防指挥体制不顺，三洋海军各分畛域，陆、海军不能协同作战，塞防设施单一，缺乏应变能力，等等。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在政治上已经极度腐败，贪官遍布朝野，军队朽无战斗力。 自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列强纷纷割占领土，“租借”沿海城市，中国完全变成一个无边无防的国家，成为列强的俎上之肉。 中华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内战频仍，边防问题更无人过问。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发动侵华战争，于1938年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结束了疆土破碎，任人宰割的历史。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强边固防问题才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问题受到重视。 三 通过回顾中国历史上和建国后边防思想的演替过程以及边防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必须牢固地树立强边固防的观念。 边防是国家的安全之盾，是国家的“大门”和“院墙”。很难设想，一个“门”“墙”残圮的国家，会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主权完整的国家。中国历代王朝，尽管强边形式各异，但几乎都看到“修封疆”、“守要害”是“国之大务”，都重视“边陲之戍”，以极大力量保卫疆界安全。明朝“高筑墙，广积粮”，有效地抵挡了瓦剌、鞑靼和女真等游牧民族的轮番进攻，使朱氏统治延续了数百年。唐帝国虽然未筑长城，但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边地防守制度，维持着一支宠大的边防部队。到了清代，前期采取设封地、禁开垦的“虚边”政策，延缓了边疆的开发建设，后期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屡调边兵赴内地镇压人民起义，使边备废驰，屡遭外敌侵凌。由上可知：边强则国泰民安，边弱则国破民危。没有强大边防的国家，不仅国威军威无从谈起，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没有保障。我国周边邻国众多，环境复杂。由于历史原因，至今存在着许多领土争端，形成损害我国家利益的众多热点。在世界各国均衡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的今天，这些热点地区将成为或已经成为影响我边境稳定和领土完整的主要威胁。边境突发事件和小规模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强边固防的观念，把边防建设摆在国防建设的首要位置予以重视和优先。强化边防既可以有效地对付近期可能发生的各种战争，保卫祖国疆土的安全，又可以保证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边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同时也可以宣示军威，起到一定的“遏战”作用。 二、必须正确判断周边环境，确定防御重点。 我国幅员广阔，边界漫长，陆海边防线长达4万多公里，以我现有的兵力财力，若想处处设防，分兵把口是不行的。必须正确判断周边环境，判明主要威胁，确定防御重点，实行分时期分阶段的重点建设，重点守备。在清以前的中国，由于南方和西南方不是属国，就是未开垦的地区，所以中原各王朝的主要敌人是北方游牧民族，战略方向明确，边防重点也就长期固定，基本上不存在复杂的周边环境和边防重点转移问题。清朝后期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列强环伺，战乱频仍，危机四伏，塞防、海防轮番告警。在此形势下，慎密审视周边环境、准确判断主要敌人，适时地确定国防重点，就成为制定国家军事战略的紧迫问题。在1874年国防战略问题大讨论中，海防派认定日本是主要威胁，主张把国防建设重点放在海防；塞防派认为俄国是主要威胁，主张收复新疆，注重塞防。结果清政府确定了“塞防海防二者并重”的战略，一方面派左宗棠收复新疆，一面派李鸿章筹建海防。历史证明，清政府的国防重点的选择是正确的。收复新疆取得胜利，建树了千秋不朽之功。至于海防，虽然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攻破，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国防重点的选择之错。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格局由美、苏两极转向多极体制，国际形势依旧动荡不安。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虽有可能一时打不起来，但与周边一些国家围绕着领土争端问题的各种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这就要求在确定边防战略时，应该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应重点加强现实威胁较大，并有领土领海争端的热点地区的边防建设，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对存在潜在威胁的方向的警惕。 三、必须重视边防一线的军事建设 我国古代历朝都将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边防建设中，坚城垒、浚沟堑、扼险要、筑敌台、精器械、通驿传，形成一套完备巩固的边防体系。到明代戚继光守蓟镇时，则把边防设施建设发展到了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程度。他根据蓟镇沿边地形特点，决定沿长城筑敌台3000座。这种敌台，“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兵，铠仗糗具备”。敌台与挡马墙、障墙共同构成进退自如、攻守兼备的“人工屏障”。故《明史》记述“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鞑靼骑兵曾在蓟州长城外徘徊两月而不敢进，说明戚继光的强边建设已经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军事效益。而到了清代，前期几位帝王不以修筑长城为然，片面地认为守国之道“不专恃险阻”，“惟在修德安民”，只重视统治边疆，而不重视巩固边防。在兵力配置上重内地轻边省，重省府轻边境，甚至有意采取“虚边”政策，造成有边无防的严重境况。结果在列强侵凌下只能是损兵折地，任人宰割。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