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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所讨论的边疆主要是指中国的近代边疆研究，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的构建结合在一起，国家的建设需要对祖国的边疆，特别是身处边远的边疆地区进行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为当地发展的政策等。学者的使命和国家的发展休戚与共，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林耀华在20世纪40年代对我国的边疆地区，比如大小凉山等，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边疆研究对我们今天相关课题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边疆研究；林耀华；国家构建 边疆对于一个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对于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显得更为重要。20世纪4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林耀华来到祖国的大西南地区，着手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的边疆研究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近代边疆研究概述 （一）边疆定义的讨论 就字面而言，边疆更多是地理意义上的，一般是指国家边界及其附近区域。但在抗战前后学人看来，其文化的意义更值得重视。黄奋生认为：中国的边疆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为国界的边疆，即与外国领土边疆，一为文化的边疆，即未尽开发的土地，其间为游牧经济的各宗教所散居，而其习俗、宗教生活、语言等与农业文化不同的区域。”[1]翻阅辞典，边疆的定义基本上和领土有关系，“边疆，边境之地”，[2]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3]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既有领土范畴，也有文化范畴。“边疆：国人谈边疆者，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或地理上的边疆，一国国界，二是文化上的边疆：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语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4]吴泽霖认为，“如果国家政治中心，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不符，政治中心偏重于地理上的边疆者，则边疆会失去政治意义，如东南沿海从地理上讲是中国边缘地带，但因其是当时政治中心中枢过于遥远，又因民族及宗教上的特点，强邻势力的侵入，这些地方的应付及对策最可影响国家的命运，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中心地带反成为政治中心。文化上的边疆比政治上的边疆更接近内地，但因与内地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故被视为边疆。”[5] （二）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来分割中国的土地和攫取中国的钱财，边疆危机空前严重。因而边疆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徐松、龚自珍、张穆、魏源、何秋涛等中国的边疆地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大多讲求经世致用、潜心研究边疆史地，撰著了大量边疆史地著作。”[6]民国时期，许多学者尝试用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边疆研究无论是内在理路还是外在形态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其显著特点是有传统历史的史地研究向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发展。许多学人致力于构建的“边政学”就是中国传统的边疆研究近代转型的产物。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了东北三省。次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迫使国民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一年后，又先后攻占热河和翼东20余县，兵临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代表与日本代表签订《塘沽协定》，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翼东为“非武装区”，从而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1935年，日本又向华北发动一连串进攻，逼迫国民党代表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的主题是“抗战救国”。大会的宣言说：此次“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又说：“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救国大业不致中断”，“抗战与建设同时并行。”[7] 抗战前后国人对边疆涵义的认识及边政学的勃兴，还与晚清民国以来外患日益严重的时局和国人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密切关联。“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国家的重要形态，“民族自决”观念为很多弱小民族争取独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也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分裂中国提供了借口。民国建立以来，国人一直致力于“五族为一”和“各民族平等”，边政学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学术思想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如吴文藻指出：“建设一个民族国家，是我们现阶段的思想。而如何促进民族国家的组织，此种伟大事业，一部分就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8]《边政公论》的发刊词颇能体现那时国人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编者认为“中国各民族都为大中华之一支系，本出一源，历史所记，彰彰可考，中间复经过几千年的往来接触，使其混合熔铸，成为一个国族。只因历史相沿，畛域未尽泯除，每予敌人以分化挑拨的口。当此国际风云日趋险恶的今日，应一本民族主义团结国内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的伟大方针，积极研求有效地团结办法，同时更应以学理上事实上的证明，益坚我国人团结的信念，而打破敌人分化和挑拨的企图”。[9]编者特别强调《边政公论》发行的目的和意义：“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的研究，一方阐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作参考基础，一方与实际溶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以共谋边事的发展。”[9] “七•七”事变后不久，国民政府移都重庆。此后，西南地区，特别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为使西南各省称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持和奖励政策，使西南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极大地支援了抗战。此外，国民政府提出“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的口号，动员开发民族地区，确保后方于安全，利用民族地区的资源支援抗战；“大西部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都不清楚，怎么稳住，所以民族学者要处于这样的责任心，致力于要把这地方调查清楚。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个地方，这是它的后院啊，它从南京迁到武汉再迁到重庆，这是大后方，再退就没有路了。由此也可见中国民族学从来就是服务现实社会的。”[10] 1941年4月，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边疆建设的一般原则以及有关政治、经济、教育系列决议案，以期加强边疆建设，增强抗战力量。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号召有志青年和社会团体，服务边疆，开放边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写道：“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乃至冒险犯难，进到常人之所不敢到的边疆僻壤，以适应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充实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11] 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大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重庆国民政府组织了多次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12]而抗战及其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需要，更促进了边疆调查研究的发展。正如刘咸所说：“吾国边疆民族为数至众，以所处地理环境之不同，其生活、思想、心理、语言、文化诸方面之万有不齐，盖有必然，非有专门调查，难得其明实况。以前少知注意，致现在并少有专书，详为记述，可资参考。学者中亦少专家，对于边疆之某种民族，能详明状况，通其语言、礼俗、悉其心理、细想，可以备政府之顾问。”[13] 1942年吴文藻推出了他的建立边政学理论思考的重要论文《边政学发凡》。吴文藻对边政学的定义：“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物。用学术语，边政学究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实际推行边政的行政机构，当然是边疆地方政府。所以有时也可以说边疆地方政府，就是边政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4]除了界定边政学的定义外，吴文藻还详细地阐明了边政学的研究目的，分别从理论和实用的角度给予了阐释。他认为建立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一是实用的。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学科速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寻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在实践上的功用。”[9]在重申办刊宗旨是时，吴文藻进一步强调：“学术的研究，必须与当前的国策像配合而作多方面的资助，才能产生实际的宏观价值，本刊发行于三十八年的八月，创始之初，即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的研究，一方面开发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作参考基础；一方面研讨实际问题，搜集实际资料，冀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任务’，‘就是想使理论与实际融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以共谋边事的发展’，愿将本刊的篇幅贡献于社会，作讨论边事的园地。以此才可以做一个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的国民。”[1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边政学研究的兴起跟国家构建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国家现实需要一批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等，胡鸿宝认为：“学科的引进和发展并不是在一种平等的文化互动下进行，而是近代以来备受侵略的古老中华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咄咄逼人之态下，一种不得不做出的自强抉择。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国人对西学的认识从器用物质的层面逐渐深入到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层面，进而到学术思想。人类学与其他相关社会科学一道被当作构建现代国家的可能之工具引入中国。”[15]“社会科学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也因此从诞生之初就体现出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强烈的依附性。”[15] 二、林耀华与边疆社会研究 （一）林耀华研究边疆的社会背景 如上文所论述的一样，社会所形成的大背景对学术主旨的研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曼海姆所言，“在曼海姆看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决定的。曼海姆说，因为思想家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在创立思想理论时，其所在群体、社会地位、民族传统、时代背景、生活经历这些社会性因素都要影响和制约他的思想活动和思想成果。”[16] 学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学者坚持的精神和毅力必然会战胜这些困难。李绍明说：“学者的命运总是和个体的命运便于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而与民族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者都是在曲折中努力前进，中间自然充满了挫折与教训，但总有一种探索出自己道路的力量。”[10] 学者的素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学者研究主题的趋向。林耀华在回国之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博士，人类学是主要是研究他者文化的人文学科，回国后，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科的发展，特别是研究对象的转移，由于大学向西南地区的转移，西南地区为中国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地，这都为林耀华研究少数民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林耀华说：“从学科角度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有重大后果：它中断了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正常进程，从而断送了这些学科在哪个时代取得应有成果的现实可能。我本人研究方向的改变就是一个例子。正是这场战争使我从研究汉人社会转向主要研究边疆民族和初民社会。”[17]“我从哈佛回来后的研究几乎完全转向了少数民族社会。这一转向固然与人类学更倾向研究异民族异文化有关，况且从四川去少数民族地区做实地考查也确实方便许多，但不能否认中国当时的时局对学术选题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积极鼓动和策划蒙满独立，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以吴文藻为首的前辈学者随之掀起边疆政治研究以示对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的政治、学术机构为避敌锋而南迁西移。大批学者云集西南，对于怎样开垦、治理像西南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铸成有力的中华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维护祖国的统一等问题的研究，便随之形成显学。研究少数民族的人类学民族学传统在这时受到空前的强调和重视。”[17] 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研究来认识这个世界，为当时的社会出一把力。费孝通说：“现在很可能有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到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我初次去禄村的日子离我伦敦达到昆明时只相隔两个星期。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呢？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18] （二）如何研究边疆地区 边疆社会的构成是复杂的，对于边疆社会的研究，我们需要广阔的知识背景。首先，对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知道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除此外，对于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也应该把握，因为历史知识对于边疆地区的研究特别重要，研究边疆地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来研究，而且更需要从纵的方面来加以研究，在历史的变革中对其进行研究。对于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可以从两个渠道去了解，“所谓历史包括历代的记载和民间的口传”。[19] 除了研究边疆地区的地理和历史变革之外，我们还得研究生活在边疆里的个人，因为一切制度都是由个人组成的，边疆地区也是如此，所以要认识社会制度，我们就得从研究社会制度内的人开始。我们还要研究他所生活的环境，与他人发生的互动关系，因为社会状态是由个人而变现出来的，所以要研究人、群体、团体乃至和周围社会的关系，在这方面的研究，林耀华指出：“人与人的活动空间，必有功能关系的存在。人与人的活动，发生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与人关系维持着一种均衡状态，人群团体必定组成一个系统。”[19] 人与人互动的关系或是团体系统的机构，必受着文化的支配，对于怎样研究个人，林耀华说：“研究人类行为必须具有机体结构的基础学识，因为人类行为必有生理机体的根据。我们还有重视情绪的研究，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却大部受着情绪的支配。”[19] 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标识，对于边疆社会，我们要认真的研究其所使用的语言情况，林耀华说：“对于边疆社会的研究，对于其语言的研究，我们要认真地对待。”[19] 通过以上的分析，对于边疆社会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大的部分：边疆地区的地理，历史变革，个人，语言以及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 对于边疆社会的研究，必须采取结构功能的研究方法和历史变迁的方法，即实地考察和历史研究相结合起来，“边疆研究的起始，最好要有一个实用的目标，历史背景的学识，也常不足以分析制度的变迁，所以需要实地考察的材料。”[19] 三、讨论：近代边疆研究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影响 由于国外留学学者纷纷回国，并随国家政治中心的西迁，来到西南，任教于祖国边陲，直接与边疆人民接触，随时可以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田野研究，使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与中国的实地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是，一批优秀的实地考察成果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而这些学者带回的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使人类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了发展，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明显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及其附近地区－北京、南京、广东、上海和厦门，但是到了1937年，中国的学术中心开始西移。由于教职员工都迁到战火还没有蔓延到的地区，因此开始在内地的大学里建立起人类学中心。[20] 这种战争期间的四处迁徙和曲折发展也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到这一领域。1937年前，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姊妹学科在中国的分工情况和西方一样。社会学研究汉族，而让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研究“落后地区”或边疆的少数民族。日本人迫使所有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到了中国的西北、西南地区，人人都投身民族志研究，打破了30、40年代遵循的学科界限。[20] 之前中国人类学南北派之分是非常明显的，南北研究的特色和领域都不同，“中国民族学的南派意在重建中华民族的原始文化史，故多受进化论、播化论和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相结合，偏重于材料的收集和解释，中国人类学的北派多受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多以社会实地调查为研究倾向”[21]。1937年后，这种封闭的学派、理论和学者分化已经不可能存在了。[20] 综上说述，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的国内特殊大背景对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走向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在当时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三门学科在研究选题上、选题方法上的共同协作，从而促使了学科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黄奋生．泛论边疆教育[J]．西北通讯，1947年，P4 [2]《辞海》修订版（合订本）[M]．北京：商务应书馆，P1683 [3]《现代汉语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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