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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提 要：20世纪初严重的白人失业问题不仅导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而且激化了白人社会的阶级矛盾。赫尔佐格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化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以牺牲非洲人利益为前提，解决了白人的失业问题，确立了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南非经济由此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性。与此同时，白人政府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保证各个产业部门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非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持续发展。 20世纪初，南非劳动力市场出现大量因缺乏技能而陷入失业的白人，这些白人在南非历史上被称为“穷白人”(Poor Whites)。1916年南非的穷白人有10.65万，占白人总人口的8%，到1932年这一人数上升到30万，占白人人口的17.5%。[1] 南非荷兰改革教会专门对穷白人问题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如果失去政府帮助，这些穷白人难以在城市立足。严峻的白人失业问题引发了白人社会激烈的阶级冲突与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危机，迫使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本文要考察的问题是：白人政府的干预是否解决了白人失业问题？干预措施对南非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关于南非白人政府为解决白人失业问题对劳动力市场干预及其作用的专门研究。 一、白人失业的出现 失业是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下面，我们从劳动力市场中白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探寻20世纪初南非白人陷入失业的原因。 20世纪初南非城市的白人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阿非利卡人(Afrikaner)。这些农村剩余阿非利卡人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罗马—荷兰式的土地分配方式导致部分阿非利卡人在农村无法维持生计。南非阿非利卡人普遍实行罗马—荷兰式的继承原则，每个儿子都有权继承相同份额的土地，随着阿非利卡人不断向北迁徙，这一继承原则被带入内陆。19世纪末南非停止了边界开拓，在阿非利卡农场主拥有的土地总量保持相对不变，家庭人口却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罗马—荷兰式继承体制导致农场被迅速瓜分变小，经过几代人的土地再分配之后，阿非利卡人人均土地占有面积越来越少，有的农场占地面积仅及祖辈地产的1%，这些在农村无法维持生计的阿非利卡人只能被迫进城谋生，在三代至四代内一个德兰士瓦白人农场可能会产生上百个穷白人。[2] 其二，社会阶层分化导致小农场主纷纷破产。19世纪70年代矿业发展使南非走上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随着欧洲国家移民大量涌入，南非出现了一个对农产品需求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一部分阿非利卡农场主开始扩大商品性农产品生产，还有部分阿非利卡农场主纷纷转向土地投机。后来成为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的克鲁格(Kruger)在1885—1886年先后买进14个农场，他曾以4700英镑购买一个面积为4000摩尔根(morgen)的农场，最后以107700英镑高价出售从中获取暴利。[3] 同时在德兰士瓦共和国，大片土地通过薪饷、基金等形式迅速集中到以官僚为核心的大农场主和地产投资公司手中。于是，阿非利卡农场主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一批小农场主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其三，1899年至1902年南非战争加剧了农村的贫困。为截断阿非利卡人民团的生活来源，英国军队大面积破坏阿非利卡人农场，进一步恶化了阿非利卡人的生存状况。于是大批在农村无以为生的阿非利卡人被迫进入城市谋生，城市中白人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南非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工人的需求按技术水平可分为非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由于普遍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20世纪初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阿非利卡人无法进入技术工种岗位，1910年南非劳动力市场上70%的白人技术工人来自英国，[4] 英裔工人垄断了南非的技术工种，1934年的一次调查中提到仅有18.6％的阿非利卡人成为技术工人。缺乏技能的白人只能到半技术和非技术岗位谋职。然而，由于非洲人工资与白人工资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非洲人成为白人获得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作岗位的强大竞争对手。1911年南非金矿中白人与非洲人的工资比例为11.7∶1，到1921年这一比例扩大为15∶1。[5] 即使白人与非洲人同时被雇用为非技术工人，白人工资也要高于非洲人的工资。1900年至1940年间，从事非技术工种的非洲人每天领取的工资是2先令，而白人工人每天领取的工资不能少于3先令6便士。[6] 对于矿业公司而言，雇用非洲人从事半技术工种显然更为有利可图。一位矿业工程师指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土著人在各种岗位上变得更有技能。土著人在工作的同时可以得到足够训练，雇主自然愿意让廉价的土著人取代高工资的白人工人。[7] 1916年矿业中非洲人的雇佣比例与白人工人相比上升17%。[8] 南非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需求呈逐渐下降之势，1917年的一份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相对于土著人和有色人，白人在非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就业中处于劣势，矿业中出现一种趋势，就是把白人劳动力的雇用减少到最低。” [9] 一些矿业主开始从原来由白人工人从事的技术工种中分离出半技术工种，雇用工资低廉的非洲人从事这些工种。1911年约有2000名白人矿工被非洲人取代。[10] 制造业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1918年制造业中白人与非洲人的工资比例为5.3∶1，[11] 这些部门中雇用了4.3万白人，仅占总劳动力人数的1/3。[12] 实际上，南非的这些产业部门之所以雇用大量廉价非洲人，其原因在于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生产，即遵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本最小化原则。 20世纪初期南非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农村剩余的阿非利卡人持续涌入城市造成白人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白人劳动力的高成本导致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不断缩小，城市随之出现大量白人失业人口——“穷白人”。1918年穷白人占整个阿非利卡人总人口的1/4，而阿非利卡人又占白人劳动力的75%。[13] 二、白人政府干预白人失业问题的原因 失业问题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主要问题之一。失业不仅带来生产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可能造成社会的紊乱和紧张，这点在南非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初严峻的穷白人失业问题导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出现瓦解危机。穷白人在南非白人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这与南非白人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密切相关。南非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10年21.4%，1922年21.7%，1933年20.9%，同期非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10年67.3%，1922年68%，1933年68.7%。[14] 因此，要想保持白人种族在南非整体的政治经济控制地位，白人社会就不能允许其部分成员的生活水平下降到非洲人之下，否则，白人的经济和文化优势乃至白人种族最终有可能在南非消亡。[15] 事实上，20世纪初随着穷白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越来越接近非洲人，有些穷白人与城市平民窟的非洲人发生了密切接触，一些穷白人甚至私下与非洲人从事非法的酒类销售业务，如果听任这一局面继续下去，穷白人与非洲人有可能出现种族之间的融合，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有可能被瓦解，这恰恰是白人社会最担心出现的局面。 与此同时，穷白人失业问题对整个白人工人阶级构成巨大的失业威胁，引发白人资本家与白人工人之间的剧烈阶级冲突。1919年至1920年间南非经济陷入萧条，1921年兰德金矿利润迅速下降，白人矿工的工资平均比非洲人高出12倍。[16] 代表矿业主利益的矿业公会随之提出要求：1.取消原定的招募非洲工人北边极限不得超过22度的规定；2.废除工会关于凡带有技术性的工种均由白人工人承担的“种族界限”的协定。白人工会在与矿主谈判中也提出两项要求：1.反对降低白人工资；2.要求由白人工人垄断所有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实行严格的“工种保留制度”。白人工会提到的工种保留制度在南非由来已久。早在1904年，德兰士瓦第四号法令(Transvaal Ordinance No.4 of 1904)就规定矿业实行工种保留制度，非白人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工种。1911年的《矿业和工厂法》(Mines and Works Act)是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后出台的第一个工种保留法，该法明确禁止非洲人在矿业中从事技术工种，矿业的技术工种只能保留给白人工人。根据该法案，在德兰士瓦或奥兰治自由邦，从事技术工种必须首先持有资格证书(certificates of competency)，该证书不得给予非白人，同时规定在纳塔尔和开普北部地区有色人的资格证书作废。该法同时规定，矿业中白人和非洲人的雇用比率为1∶10.5。1918年在白人工会的压力下南非通过《现状协议》(the State quo Agreement)，规定矿业中白人矿工与非洲人矿工的固定比例为1∶7.4。但是到1921年底，南非矿业部宣布废除《现状协议》，允许矿业主解雇多余的非技术白人工人和半技术白人工人。1921年矿业主又自行决定把白人工资下调25%到50%，[17] 并把非洲人对白人工人的雇用比例从8∶1增加到10.5∶1，[18] 1919年至1921年间白人失业率翻倍增长。[19] 于是，1922年1月8日南非历史上著名的兰德(Rand)大罢工爆发，1.8万白人工人在白人工会领导下宣布罢工，整个金矿生产停顿下来。白人工人迅速组织“纠察线”阻挠矿业主以非洲人替代白人，并组成“民团”以武力将非洲人“替代工”赶走。史末资(Smuts)政府(1919—1924年)动用20000名士兵镇压了这次罢工，至少杀害76名白人工人，18名参加罢工的白人工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人被绞死。[20]1922年兰德罢工者中有许多刚被雇用的“穷白人”。 面对穷白人问题引发的种族秩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时在野的国民党抨击英帝国主义和英裔矿业大亨压迫阿非利卡人和白人工人，指责史末资及其领导的南非党(South African Party)成为外国资本家手中的工具。国民党承诺，如在大选中获胜，国民党将通过干预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白人失业问题，阻止种族融合局面的出现。1924年南非举行大选，代表阿非利卡农场主、小资产阶级和穷白人以及非技术工人利益的国民党与代表城市英裔白人工人的劳动党结成联盟最终赢得大选，两党分别获得63席和18席，史末资的南非党只获得53席，6月30日赫尔佐格政府组阁开始了连续15年(1924—1939年)的执政。 三、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 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上台以后，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通过强化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扩大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 在现有工作岗位既定的情况下，白人政府要扩大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只能通过缩减雇用非洲人工人来确保白人垄断技术和半技术岗位。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1924—1933年)刚上台就颁布《文明劳工通令》，责成国家机关并“建议”一切私营企业公司以白人代替非洲人来从事所有相关技术工种岗位。1924年南非政府颁布的《工业调停法》规定，“文明劳工”只能由文明人(白人)担任，授权劳工部长可以为某一种族成员在任何工业部门中保留任何类型的工作。依照此法，非洲人被逐出了技术工种岗位，政府还建议私营企业把非洲人从技术岗位上调走，由白人取而代之。针对当时白人工人在半技术工种岗位上被非洲人取代这一现象，1926年南非通过了《矿业和工厂法修正案》(Mines and Works Amendment Act)，禁止将火车司机、矿业技师的从业许可证发给非洲人，禁止非洲人从事需特别训练的工种，限制以非洲人代替白人技术工人或白人半技术工人。1925年的《进口关税和消费关税修正法》再次明确要求制造业的发展要与“令人满意的劳动力条件，即雇用一定比例的文明劳工”相一致。政府对没有优先雇用白人工人的一些企业实行惩罚措施，不仅取消了这些企业的原材料进口关税折扣，而且撤销了这些企业与政府部门及铁路所签订的定单。与此同时，赫尔佐格政府又通过优惠关税和获取政府合同来奖励实行工种保留制度的制造业公司。 然而，20世纪初南非既有的技术和半技术工种能为白人提供的就业岗位毕竟非常有限，远远无法解决当时严峻的穷白人失业问题，白人政府要解决白人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扩大劳动力市场总需求，并把工种保留制度扩大到新的就业岗位中。20世纪初矿业在南非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劳动密集型的南非矿业能为白人提供的技术工种和非技术工种岗位数量极其有限，大量从事非技术工种的廉价非洲人流动劳工是矿业资本积累的基础，以较高工资的白人取代廉价非洲人无疑会增加矿业的生产成本，高成本不仅会损害矿业的利润而且还会影响白人政府的财政收入。1910年南非矿业上缴税收已达140万英镑，占政府总税收的20%以上。[21] 对于赫尔佐格政府而言，更为可行的选择是，首先保证矿业获得高利润，然后利用从矿业获取的高税收推动其他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南非制造业是一个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部门，1916/7年到1948/9年间南非制造业中人均资本增长15%，[22] 于是，发展包括更多的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的制造业成为白人政府解决白人就业的重要途径。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上台以后，通过进口替代政策促进南非制造业发展，为穷白人开辟新的就业渠道。1925年《关税法》的颁布结束了南非长期实行的对外贸易自由政策，开始实行保护性关税，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品和一些加工产品的进口关税，一些原先免税的进口商品也需缴纳关税，使得这些进口商品的价格不能低于南非同类产品的零售价，迫使这些商品的进口无利可赚，只能改在当地生产，促进了南非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初期南非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私人投资不足，当时作为南非主导产业的矿业资本主要来自国外，其利润也主要以股息的方式流回欧洲，极少投资发展南非国内制造业。从1923年起，南非白人政府先后直接投资，在电力、冶金、化工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部门组建国营大公司。1923年南非第一家国营公司——供电委员会(Escom)成立。1927年南非议会通过议案决定建立国营钢铁公司，政府控制钢铁公司99％的股票。1928年由政府投资700万兰特在比勒陀利亚兴建“南非钢铁公司”。另外，南非的一些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一开始由私人资本联合经营，后来逐渐由政府部门接管经营。 四、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后果 (一)白人失业问题的解决 1924年以来赫尔佐格政府通过强化工种保留制度，以白人取代非洲人，对技术工种、半技术工种和非技术工种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现有工作岗位中为白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了劳动力市场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保证白人在经济危机时期优先就业。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32／l933财政年度与1929／1930财政年度相比，南非国内总产值下降14%，就业人数减少6%，其中非洲人的就业人数下降12％，而同期白人的就业人数反而增加了4％，[23] 占工业总劳动力的45%。[24] 经济危机期间，非洲人在制造业中的雇佣比例从44%下降到40%，白人的雇佣比例从38%增加到42%。在受关税保护的制造业中，白人的雇佣比例更是高达57%。[25] 白人和非洲人在南非铁路和港口中的雇用人数(1926—1938年)
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实行“文明劳工”政策以后，国营企业雇用更多白人工人的趋势日渐明显。从上面的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与1926年相比，1933年南非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南非国营的铁路和港口中雇用的白人与非洲人人数均有所下降，但白人在总雇佣人数中的比例却从1926年53.2%上升到63.8%，增幅比例高达10.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人的雇佣比例则大幅下降，非洲人的雇佣比例从47%下降为22%。另外，1924年至1933年间南非政府部门直接解雇8000名非洲人工人由白人取而代之。[27] 可以说，这一时期白人雇佣比例的增长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基础之上，白人政府通过缩减雇佣非洲人，既以牺牲非洲人的利益为南非白人工人谋取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国营企业充分体现了这点，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性。 同时，在白人政府推动下，制造业和国营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为白人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成为解决白人就业的主渠道。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南非制造业雇用的总劳动力中白人工人所占比例接近40%，而同期矿业中白人的雇佣比例仅为10%。[28] 仅1933—1939年，白人在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增加68%。[29] 由政府直接投资的国营企业成为解决白人就业的重要渠道，以南非铁路部门为例，1910年铁路部门发展成为南非最大的国营企业，到1935年劳动密集型的南非铁路部门雇员中50%以上为白人男子，超过黄金业和制造业所雇用的白人工人比例。[30] 到20世纪40年代，白人失业问题得到解决，白人政府的干预确立了白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整体优势地位。 (二)南非经济继续发展 为解决白人失业问题，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严格推行工种保留制度，阻止资本家以廉价非洲人取代工资高昂的白人，那么，这种干预是否影响到南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南非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又是如何解决劳动力成本问题？ 在实行工种保留制度的矿业中，白人与非洲人工资差别十分悬殊，其比例分别为1921年15∶1，1931年11.3∶1，[31] 1941年12.1∶1，[32] 面对白人的高工资，南非矿业如何降低劳动力成本？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矿业中非洲人与白人的雇佣比例基本保持在9∶1至8∶1之间，[33] 也就是说，为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劳动密集型的矿业部门在雇佣了人数非常有限的高工资白人的同时，雇用大量的廉价非洲人降低了总劳动力成本。1931年英国和美国货币的相继贬值进一步刺激了包括南非在内的全世界的黄金开采，1932年南非黄金产量比1922年增长50%，黄金产值由1932年4700万英镑跃增到1941年的1.21亿英镑，产值占整个南非国民总收入的20%左右。[34] 南非制造业发展是解决白人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优先解决高工资白人就业的同时，制造业同样雇用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来降低劳动力总成本。1932年到1939年间制造业雇用的白人人数增加77%，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制造业中雇用的廉价非洲人人数增加106%，[35] 制造业中雇用的非洲人超过白人，非洲人与白人的雇佣比例从1932年的1.9∶1增加到1939年的2.2∶1。[36] 不仅如此，制造业中还雇用了许多工资低于白人男子的白人妇女。劳动力总成本的降低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保证了南非制造业的正常发展，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利用南非生产军火、车辆和配给物，以及南非进口商品在海外被切断导致本地需求大大增加，南非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业产值从1938/1939年的2亿英镑增长到1948/1949年的4亿英镑。[37]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位于农业、矿业、商业之后，到30年代上升为第2位，1943年制造业超过了矿业，[38]成为南非第一大经济部门。 解决穷白人就业是国营部门必须履行的一个主要职责。1933年7月南非钢铁公司总裁范•德•比尔(Van der Bji)在一次谈话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点：“白人与土著劳动力之间的雇佣比率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39] 1932年范•德•比尔宣布钢铁公司计划全部雇用白人工人。但事实上，1934年在南非钢铁公司下属的威瑞尼根(vereeniging) 分厂中白人工人占总劳动力的55%，而在伍斯科(Uscor)和斯特沃茨(Stewarts)两个分厂中，白人工人所占的比例仅为28%和23%。[40] 为什么南非钢铁公司改变了最初只雇用白人的政策呢？与可以获得较为低廉资本成本的欧洲公司相比，南非国营公司不得不承受较高的资本开支，钢铁公司的资本成本比欧洲生产者每吨高出1英镑。[41] 1935年南非国营部门中白人工人与非洲人工人的工资比例为5.7∶1。[42] 在资本成本固定的情况下，南非钢铁公司降低总成本的渠道只能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必须大量雇用白人工人的情况下，1931年5月，南非劳工部长克瑞斯威尔(Creswell)为南非钢铁公司提供22，000英镑[43] 补助金来补贴其雇用白人工人的成本。1944年南非钢铁公司与南非钢铁贸易联盟(the South African Iron and Steel Trades Association)达成新的劳工协议，在同意雇用更多白人从事半技术和非技术工种岗位的同时，这些白人工人要经过较长的培训期才能正式上岗，而且在培训期间这些白人工人的工资要低于正常白人工人的工资。南非钢铁公司中白人工人的雇佣比例随之从1940年38%增加到1944年49%，其中仅有13%的白人工人从事技术工种。[44] 从南非钢铁公司劳动力雇佣政策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在优先解决白人就业的同时，国营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下去，必须降低劳动力成本，即使以削减部分白人工人的工资为代价。同样，根据《矿业和工厂法》，供电委员会把技术工种保留给工资较高的白人工人的同时，为降低劳动力总成本供电委员会也雇用了更多的廉价非洲人工人，非洲人工人占供电委员会劳动力近70%。[45] 20世纪30年代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推动了国营公司发展，其中南非供电委员会生产的电量从1930年1，192，40万度增加到1939年6，574，30万度，增长5.5倍。[46] 南非钢铁公司的利润也从1936年435，665英镑增加到1938年1，236，122英镑，增幅高达84%。[47] 由此可见，为解决白人失业问题，南非各个产业部门在执行工种保留制度，把少数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保留给高工资白人的同时，遵循了成本最小化原则，即通过雇用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劳动力总成本。南非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主要由非洲人流动劳工组成，流动劳工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白人政府干预的结果。19世纪末南非劳动密集型矿业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在矿业主和农场主的强烈要求下，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供给，通过剥夺非洲人土地在经济上摧毁非洲人独立性的同时向非洲人征税，迫使非洲人离开保留地，成为流动劳工。为压低非洲人工人的工资，1924年赫尔佐格政府上台以后，颁布《工业调停法》，不承认非洲工人的“雇员”资格，禁止非洲人组织工会或举行罢工。1925年南非颁布《工资法》允许劳工部长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经济状况，为各个工种规定最低工资。1937年颁布的《工资法》修正案规定非洲人最高工资不得超过白人最低工资。白人政府通过干预劳动力市场供给，确保各产业部门获得了大量廉价非洲人劳动力。矿业通过大量雇用廉价非洲人流动劳工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和国营企业在确保优先解决白人就业的特殊情况下，为降低成本，不仅大量雇用了廉价非洲劳动力，而且还不得不压低了部分白人的工资。由于南非经济发展遵循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成本最小化，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仍得以持续发展。 五、结论 各国政府为了使社会经济趋于稳定，都力求降低失业率，维持充分就业在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中居于显著地位。但是，在南非特殊的种族主义背景下，白人政府在解决白人失业问题时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征，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化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以牺牲非洲人利益为前提，解决了白人的失业问题，确立了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即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来生产。在南非，为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白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供给，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保证各个产业部门正常发展，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南非经济获得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在白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下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种族主义特殊性的同时，南非经济的正常发展必须以遵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则为前提。 注 释： [1] Jens Meierhenrich，The Legacies of Law：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Legal Development in South Africa，1652-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0. [2] Jones Staurt，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910-1990，New York，1992，p.32. [3] S.Marks and Atmore，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South Africa，Longman，1980，p.357. [4] Jones Staurt，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910-1990，p.49. [5] Merle Lipton，Capitalism and Apartheid，Aldershot，Hants，England：Wildwood House，1986，p.388. [6] William Beinart and Saul Dubow，Segregation and Apartheid in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1995，p.194. [7] Feinstein，C. H，An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 Africa：conquest，discrimination，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88. [8]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p.44. [9] Nancy L.Clark，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45. [10] Jones Staurt，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1910-1990，p.56. [11] Merle Lipton，Capitalism and Apartheid， p.387. [12] Nancy L.Clark， Manufacturing Apartheid State Corporation in South Africa，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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