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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后日本的政治腐败是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重大的腐败案件往往带来程度不同的政局动荡。战后初期腐败案件对政局的影响是短期的，轻度的，行政当局甚至可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来避免政局震荡。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变化，正如洛克希德案件所表现出来的，腐败案件对政局的影响呈现出长期化、深刻化的特点。及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腐败案件对政局的影响出现新的因素：孕育了解决腐败问题的契机。可见，政治腐败对政局影响的程度、方式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日本政治史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日本；政治腐败；造船贪污事件；洛克希德案件；利库路特案件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Japan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Abstract：Political corrup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affec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Japan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because some major corruption cases tend to bring political unrest in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early postwar, 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mild and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even could exert its influence on the corruption case to avoid political unrest.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resulting from economic growth, the influence became long-term and serious, just as presented in the Lockheed scandal. By late 1980’s, the influence showed a new factor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opportun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Therefore, the degree and the style of the influence, which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political history after the World War Ⅱ from a particular perspectiv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kground of times. Key Words: Japan; political corruption; the corruption in shipbuilding; the Lockheed scandal; the Recruit scandal 政治腐败是许多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它在两个意义上影响着政局稳定乃至于社会稳定。第一，政治腐败践踏了公平和正义，造成法律的变形和扭曲，以至于道德的败坏和沦丧，从而挑战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第二，治理政治腐败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从世界历史来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政治腐败而采取的措施和对策有着大相径庭的结果：有的国家能够通过一些有效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从而促成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的国家却被腐败问题所束缚，陷入长期的混乱和内斗之中。 就战后日本而言，政治腐败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样引人注目，构成日本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从战后历史来看，政治腐败问题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但依然造成了日本政治的动荡，并进而对日本社会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政治腐败是引发政局不稳或者政局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见，政治腐败对政局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不过，探讨战后日本的政治腐败时，会遭遇一个特别的困境，那就是：政治腐败是一个很难量化分析的问题。事实上，关于腐败的信息，绝大多数来自于腐败案件的曝光，对曝光案件的深度挖掘，使我们得以一窥政治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有鉴于此，本文主要结合战后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三次具有代表性的腐败案件，即造船贪污案件、洛克希德案件、利库路特案件，就政治腐败如何影响政局进行考察。[1] 一、造船贪污事件对政局的影响 战后初期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腐败案件，可以举出吉田茂执政末期即1954年发生的造船贪污事件。该事件的背景是日本政府对重点产业的扶持政策：战后，为了支持和鼓励海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对造船计划实施优惠政策，提供贷款并进行利息补贴。在这个过程中，海运业和造船业的经营者为了增加贷款额度和利息补贴的比率，对政府运输省和保守党的高层大肆行贿，最终使相关法案得以通过。1954年1月，东京地方检察院对此立案侦查，先后逮捕了政、官、财界共71人，其中34人被起诉。[2]但是，在案件调查的关键阶段，也就是最高检察厅要求逮捕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的时候，总理吉田茂指示法务大臣犬养健行使所谓的指挥权，阻止检察机关采取这一措施，从而使该案件无法继续深入，最终半途而废。该案的审判从1958年开始，1960年结束。最终，只有三名议员被判有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最大的嫌疑人之一佐藤荣作，不仅后来做了七年之久的内阁首相，甚至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从规模和层级上来看，造船贪污事件是一个窝案，牵涉面很广，牵涉层级很高。如果进一步蔓延，执政党将面临沉重打击。第一，作为执政党，自由党只有200个左右的众议员席位，是少数执政党，如果作为主要干部的干事长被逮捕，其执政地位就岌岌可危。第二，自由党当时还向国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法案，这就是“自卫队设置法”和“防卫厅设置法”。在造船贪污事件影响扩大的情况下，法案可能被搁置，自由党的执政能力将被严重削弱。正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吉田茂领衔的行政当局制止了对该事件的进一步调查。因此，造船贪污案件对政局的影响可以称为是轻度的，短时段的，大体上被行政当局所掌控，没有改变政局的走向。 吉田茂之所以敢于介入司法，从而损害所谓的三权分立原则，既与其个人风格、个人对贪污腐败的认识有关，还与相关的法律规定有关。战后初期，吉田茂仰仗美国占领军的权威，喜欢独断专行。有学者指出，“他身上具有明显的贵族主义因素，自命不凡，独裁专断”。[3]同时，吉田茂个人对于该事件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1954年8月，吉田在自由党的一次会议上大放厥词说：“到底贪污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非得逮捕干事长？有人说政党的账目不清，但账目不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妄言：“动不动就得逮捕人，或者说不逮捕就无法搜集证据，我没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这是破坏政党政治，这是破坏民主政治。”还对媒体进行污蔑：“关于这件事，新闻媒体不过是凑热闹而已。不要听信这样的流言蜚语，请相信政府。”[4]这些发言立即遭到了党内外的激烈批判。吉田的这番言论，不仅反映出其政治伦理的缺失，更反映出他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完全是随心所欲、反民主主义的。譬如，政治资金的透明性是民主主义的基石，但吉田对此却不屑一顾。这正如政治家宫泽喜一所言：“吉田是否为一位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令人怀疑。”[5]这样看来，在造船贪污事件中，吉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干涉司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相关的法律规定也为类似吉田这样的政治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1947年颁布的《检察厅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于第四条（检察官的职务权限）以及第六条（对犯罪行为的搜查权）规定的属于检察官的事务，法务大臣可以一般性地指挥监督检察官。”但是，“对于具体事件的调查及处理，只能指挥检察总长”。[6]这样的法律条文的初衷是在尊重司法权独立的前提下，防止检察机关的独断专行。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同样的规定却成了行政权干涉司法权的依据。 需要看到，造船贪污事件对政局影响不大，也是与战后初期的时代背景相关联的。首先，该事件大致可以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贪污腐败，它起因于政府特定的经济政策，其中的是非界限比较明显。这与所谓现代化产生的腐败有所不同。概而言之，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7]就日本的情况而言，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代化过程。其带来的新机会、新财富是腐败的经济条件，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预算的控制则构成腐败的政治条件。显然，战后初期的日本还没有这些条件。因此，公众的反应集中在事件本身，而没有将其与更广泛的政治议题——例如政党的腐败风气等——联系起来。其次，政治腐败问题在当时并非国民最为关注的政治课题，也并非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当时，经济复兴、左右两派的意识形态之争等，显然都在政治议题上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再次，日本国民的民主意识尚没有觉醒。该案件发生于经济高速发展之前，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民主主义时代”。[8]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只有公众政治意识增强并获得相应的力量，才能对政治腐败进行有效的批判和监督。 该事件没有对政局产生大的影响，但其负面后果却十分严重。其一，在吉田茂执政的后期，他声名狼藉，丑态百出。其中，启动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乃是其粗暴的执政风格的重要表现。如此缺乏政治伦理的人物却能长期执掌权柄，难免不给保守政党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其二，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保守政党的政治家越来越肆无忌惮，遂使政治腐败问题逐渐发展为难以清理的毒瘤。其三，以行政权干涉司法权，严重打击了司法部门办案的积极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司法部门在打击政治腐败上无所作为。 二、洛克希德案件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战后的日本，大大小小的贪污、贿赂等事件层出不穷。但是论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留下的烙印之深，洛克希德事件应是数一数二的。洛克希德案件深刻反映了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种政治腐败的一次总决算，因而其溢出效应巨大，对日本政治、日本社会都造成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所谓洛克希德事件，是以美国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公司名字命名的行贿受贿丑闻。该事件于1976年2月在美国曝光，其后迅速延烧到日本，牵涉多名政治家，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前首相田中角荣牵连其中，涉嫌收受5亿日元贿赂，则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 洛克希德案件对日本政局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自民党内斗争加剧。洛克希德事件使自民党内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多次濒临分裂的边缘，甚至还出现了小规模的分裂。 洛克希德事件曝光后，自民党内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一查到底，其代表就是当时的总理三木武夫；一种则是慎重行事，适可而止，大部分自民党干部持此态度。事件发生后，三木积极地介入其中，态度鲜明地要求追查到底。1976年2月24日，三木给美国总统福特写了亲笔信，要求美方提供关于洛克希德案件的一切资料。据宫泽喜一回忆，在向美国政府提交总理亲笔信要求对方提供证据的时候，作为外相的宫泽建议加上“if any”（如果有的话）的字句，以示慎重。可是这个建议被三木拒绝了，他说没有这个必要，肯定有这样的证据，无论如何要把证据拿过来。[9]但是，自民党内大部分实力人物，例如椎名悦三郎、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都劝三木慎重行事。时任干事长的中曾根康弘也提出忠告：“这个问题最好不要搞得鸡飞狗跳。这关系到政权的安定，同时，对田中派太无情会影响党的团结。”[10]然而，三木武夫对此置之不理。由于对三木不满，1976年5月份，曾经指定三木武夫为自民党总裁的党内元老椎名悦三郎带头挑起了第一次“倒三木运动”，并得到了田中角荣、福田纠夫、大平正芳等实力派的支持。对此，三木拒绝辞职。这一“运动”被舆论认为是为了隐瞒洛克希德事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无果而终。1976年6月25日，由于洛克希德事件的影响，河野洋平、田川诚一等6名自民党议员声称“与腐败决裂”，宣布成立“新自由俱乐部”。这是自民党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分裂。7月27日，田中被捕，田中派成员受到很大刺激，于是联合大平、福田等展开了第二次“倒三木”运动。在这次行动中，自民党约有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三木，而20名内阁成员中，也有多达15名公开反对三木。对此，三木摆出强硬姿态，准备召开临时国会，罢免反对派内阁成员，并解散国会进行大选。但最终，双方都无法承担自民党分裂的后果，勉强达成了妥协。 可以看出，当时自民党内斗争的焦点是田中角荣和三木武夫之间的对立。二人既作为政治对手进行竞争和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理念的不同。田中角荣是土生土长的日本政治家，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体现了日本的政治风土。与此相对，三木武夫年轻时留学美国，对西方的政治理念有着很深的认同，而与自民党的政治文化保持着某种距离。三木妻子睦子曾经说过：“三木的做法是什么都较真、死板，不像一个自民党人。自民党长久以来的习惯就是马马虎虎地敷衍了事，而且不如此的话，党就无法拢在一起。”[11]在洛克希德事件的应对上，如果三木武夫敷衍了事，那么事件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结局。 第二，田中角荣幕后操控政局，新的政治格局很不稳定。 贪污受贿作为自民党的结构性腐败问题，是一种多年来通行的游戏规则。在洛克希德案件中，田中角荣的心理落差极大，他无法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审判。原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也这样评价田中：“很有幽默感，人也很豁达。但是，洛克希德事件之后，他变得有些偏执，经常能够感到他充满怨恨的报复之心。”[12]洛克希德事件在田中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同时也成为其扩张政治势力的原动力。1981年，田中派（田中所率领的众议员、参议员）人数达到107人；1982年，田中派人数达到108人。[13]1983年，东京地方法院公布了洛克希德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田中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追缴罚金5亿日元。在舆论的挞伐之下，自民党在此后不久举行的大选中遭到了惨败，仅仅获得了250个议席，但田中派的总数依然维持在117人的高位。[14]1984年，田中派成员达到119名；1985年，该派则达到120人。[15]由于人数的过度膨胀，田中派一枝独秀，成为自民党内的超级派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田中虽然是犯罪嫌疑人，但依然指点江山，在政界呼风唤雨。大平内阁被媒体称为“角影内阁”，也就是说，大平政权是被田中操纵的内阁。铃木内阁时期，田中角荣的影响力更大，被媒体称为“直角内阁”，意思是直接被田中控制的内阁。在后来的中曾根内阁时期，“人事方面也好，党的运作方面也好，选举方面也好，田中派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16]因此，中曾根内阁遭到舆论严厉的批评，被说成是“田中曾根内阁”，意为田中、中曾根两个人的内阁。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外媒体将田中描写成“首相制造者”，俨然君临日本政界。 但是，田中的做法令其他政治家恐惧，日本政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三木武夫就说：“现在的自民党呈现出被田中角荣君统治的迹象。田中君无所顾忌就具体的政策、政权的命运、众议院解散的日程等发表意见。……为了自民党和日本的民主主义，我也必须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来。”[17]同时，田中利用田中派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压制了派内其他政治人物追求政治权力的冲动，因而田中派内部也矛盾重重。 综上所述，洛克希德事件对政局的影响深刻而久远。自爆发到田中角荣因病无法参政，该案为影响日本政局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由此，日本政局出现了新的特点：自民党内斗争加剧，政权更迭频繁，呈现短期化的趋势，几乎每一届内阁都无法就深层次的政治课题实施有效的、长远的对策。 洛克希德事件之所以引发了政局上比较大的动荡，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经过急剧的社会变革，民众对政治家提出了更高的政治伦理标准，但政治家尚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标准的准备。 在田中担任总理的时候，他也受到了推行金权政治的指控，而评论家立花隆的一篇《田中角荣研究——其资金来源和人际关系》更是迫使田中辞职的直接动因。但关于田中角荣的金钱丑闻，熟悉自民党内情的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政治评论家渡边恒雄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立花隆君在《田中角荣研究》中写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不是合法的吗？虽然有违法的性质，但只要不是构成刑事案件的金钱授受，报纸和电视就不能报道。”[18]而前总理佐藤荣作也说：“那个‘文春’所言都是陈年旧账，不过把这些东西统统搜罗在一起，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究竟写这些所为何故？如果不细加追究的话就无从知晓。”[19]这说明，长期以来，所谓的金权政治是自民党的重要潜规则之一，这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正是因为这种现实，1983年10月12日，也就是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田中有罪之后，田中说：“判决太荒唐了。如果这样的话，国会议员全都有罪。”[20] 但是，民众的政治意识却悄悄发生了变化。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集团会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那些规范，意味着出现个人和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和认同，还意味着所谓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假定概念的传播。”因此，“那些按照传统规范是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士的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和腐化的行为。”[21]事实上正是如此。虽然就司法而言，田中角荣涉嫌受贿5亿日元，但是在媒体上、在大众的话语中，田中的所作所为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而且大多数被贴上了“金权政治”的标签。民众讨论田中有罪无罪大多不是从法律的角度，而是从道德的角度，以朴素的平等观念展开了对田中政治的空前大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社会正是以洛克希德事件为契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舆论环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舆论给审判机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田中的辩护律师木村喜助谈起洛案的时候感叹道：“坦率地说，律师输给了媒体和舆论。法官也不能和舆论对抗。在这样的舆论中，如果判决田中无罪的话，法院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22]事实上，许多日本人对于案件的细节并不了解，但他们认为田中是有罪的，原因就是：“如果不以某种形式来踩踩刹车的话，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无论干什么都泰然自若，这种风潮会更加势不可挡。总之，觉得他们依靠权力不知道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当然当权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不用什么办法来矫正这种不讲道理的事情的话，世上的事情就会更加黑暗了。”[23]所以，洛克希德事件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它演变为对田中从政风格的重新审视和重新评判。 洛克希德事件的症结表现在：国民意识发生了转变，不再容忍政治腐败问题；但自民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田中角荣——的意识却严重滞后，尚停留在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特权世界里不能自拔。这正是洛克希德案件引发长期政治动荡的深层次原因。 三、利库路特案件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利库路特案件发生于1988年。长期以来，利库路特公司向日本政界、财界、娱乐界的重要人物以低价转让其下属公司的未上市股票。在公司上市后，他们可以轻易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前首相中曾跟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大藏大臣宫泽喜一乃至首相竹下登本人都涉嫌其中。该案件涉及国会议员44人，高级官僚16人，[24]日本政治的腐败进一步暴露无遗。该案与以往的贪腐案有所不同。其一，贿赂手段不同，主要以转让股票的形式进行权钱交易；第二，行贿没有特定或直接的行贿目的，在法律上很难断定当事人的罪行。 利库路特案件对政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竹下内阁的垮台。随着利库路特案件的一步步曝光，竹下登被迫步步后退，最终无路可退。1988年12月9日，副总理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被迫辞职，这是对竹下政权的一次沉重打击。为了改变内阁的形象，竹下在12月27日改组内阁，声称牵连利案的人一律不准入阁。但是，仅仅两天之后，法务大臣长谷川峻就被迫供认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政治捐款。12月30日，长谷川被迫辞职，在职仅仅三天。此后，随着利案调查的深入，竹下政权的支持率也是一路下滑。1989年4月，其内阁支持率跌落到8.0%，不支持率则达到了82.5%，已经完全失去了国民的信任。[25]4月25日，竹下正式宣布辞职。 第二，该案件也沉重打击了自民党。这次案件，牵连了几乎所有的自民党主要领导人。虽然从法律角度来说，很难将他们立案，但其政治声誉和政治前途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一些政治家被迫退党，例如藤波孝生原官房长官、中曾根康弘前首相等。另外一些政治家，则被迫退出了自民党后任总裁的角逐，例如被称为“新领袖”的实力政治家安倍晋太郎、宫泽喜一、渡边美智雄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惨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过半数。 第三，该案件成为日本解决政治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契机。利库路特案件发生后，自民党内有影响的政治家后藤田正晴、伊东正义等人向竹下登提出，内阁应该对该案件有所交代。竹下几经犹豫之后设立了直属于自民党总裁的“自民党政治改革委员会”，会长由后藤田正晴担任。大约同时，1989年3月23日，一百多名国会议员组成超党派的“政治净化联盟”，呼吁改善日本政治过分依赖金钱的状况。这说明，日本政界要求清除腐败、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很强。1989年5月19日，在征求党内意见之后，后藤田正晴提出了《政治改革大纲》，指出：“政治与金钱的问题是国民不信任政治的最大元凶。一直以来，我们基于这样的信念，即政治伦理首先应该依靠自觉，而寄望个人能够采取严格自律的姿态。但如今我们痛感仅靠自我约束不够充分，因为政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迫使政治家筹措大量的政治资金。”[26]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后藤田提出的政治改革大纲的主要内容包括：引入小选区制，从根本上改革选举制度；纠正“国对”[27]政治的弊端；解散派阀；强化政治资金的管理，向政党导入公共资金等。在这个时候，自民党对政治腐败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此前，都是通过局部修正政治资金规正法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次则是谋求改变需要花钱的政治结构本身。”[28]此后，所谓的政治改革迅速成为各主要政党的共识。1993年，自民党下台，而以细川护熙领衔的八个党派组成了联合政府。这八个党派是：日本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先驱新党、社会民主联合、民主改革联合。它们订立的协议第一条即为：联合政权要在本年度达成以下目标：1.以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的选举制度改革；2.扩大连坐制，从根本上防止政治腐败，并强化相应的惩罚；3.与公共经费的补助相辅相成，废除企业、团体献金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关联法案。[29]后来，在获得自民党支持的情况下，政治改革相关法案在1994年获得了通过。虽然，这些措施不足以彻底消灭政治腐败，但是其重要意义在于：在消灭政治腐败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是走向解决政治腐败的重要一步。在这种形势下，政治腐败问题逐步退出日本政治的核心课题，因此而产生的政局动荡逐渐消失。 那么，在治理腐败的问题上，日本何以在这个时候能够取得某种进展？ 第一，随着政治腐败的愈演愈烈，民众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一般来说，任何政治腐败都会天然地激起民众的愤怒，但愤怒的程度却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日本人的收入一律急速增长，社会心理方面的气氛变得宽松，他们对政府优待其他部门也能够宽容”。[30]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政治腐败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刻。事实上，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腐败横行，但鲜有大案曝光和受到追究。但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也就是国民自身的境遇不再那么惬意的时候，舆论对政治腐败的论调和情绪就会趋于高涨。田中角荣的金权政治之被追究，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不是偶然的。及至利库路特案件爆发的时候，日本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想方设法开征了消费税，这使民众看待政治腐败的目光更加严厉。显然，道貌岸然的政治家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做出牺牲，另一方面自己却肆意吸吮民脂民膏。“利库路特丑闻使不满和嫉妒在人群中蔓延，他们觉得政治家连税金也不交，却享受着各种各样的好处。这种不一定理性的想法，却导致了对‘不公平’的税制的愤怒”。[31]可想而知，民众对利库路特案件有着怎样强烈的情绪反应。这种强烈的反应当然对政治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寻求腐败问题的解决之道。 第二，经过长期的摸索，政治家中的有识之士逐渐触及问题的本质，最后提出的治理措施更加可行、更加有效。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保守政党在解决政治腐败问题时更多地求助于空洞的道德口号，寄希望于政治家个人自发的自我约束。例如，1963年10月，自民党呼吁重视政治道义，指出“确立公共政党的伦理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乃是政党政治道义的支柱”。“为了重建现代日本的民主主义——其受到无视法律秩序、滥用权力、缺乏公共观念的威胁，要求我党和我党党员的言行清廉严正”。[32]但是，事实证明，道德方面的呼吁和号召，其效果微乎其微，政治家的政治伦理难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以舆论为后盾，三木武夫企图通过加强监管来约束政治家的行为。他提出《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限制政治资金的来源和数量，并提高政治献金的透明度。他还提出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对公职人员的选举活动加强管理，严格取缔违法选举行为。不过，一方面，三木的做法遭到了自民党内的抵制，其最终方案被迫妥协；另一方面，政治家拼命钻法律的空子，上述法规的效果并不明显，政治腐败反而愈演愈烈。显然，法律不够完备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造成许多政治家找法律的空子，依然贪腐无度。只有在利库路特案件发生后，一些政治家认为，对于政治腐败，除了要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之外，还要从根本上改变“花钱的政治”本身。他们在政治改革中提出的在选举中注入公共资金，改变选区制度，就是着眼于这方面的考虑。通过这样的配套措施，日本逐渐营造了可以抑制贪腐的环境和氛围：政治家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从事政治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一旦贪腐则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如此，治理政治腐败的法律能够得以贯彻，权威得以树立，逐渐成为大多数政治家所遵循的规范。于是，政治家的政治伦理得以确立，日本的腐败治理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可以说，日本治理政治腐败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在经历了波折、挫折和困难之后，最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结 语 造船贪污事件、洛克希德事件和利库路特事件，分别代表了日本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腐败案件。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影响日本政局的强度和方式不一。造船贪污事件对政局影响不大，但对日本政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洛克希德事件处于一个时代的转型期，也是一种政治观念的重构期，因而对政局的影响持久而深刻。利库路特事件对于政局的影响很大，但持续时间不是很长，其后的政治演变让人看到了治理腐败的曙光。在这个过程中，治理腐败主要经过了以下的程序：贪腐案件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这种舆论的压力则促使统治集团进行应对；不充分的应对无法根除腐败问题，又一次贪腐案件重新燃起民众的不满情绪，更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统治集团寻找更好的对策。如此几经反复，虽然过程比较曲折和漫长，但政治家被迫进行越来越严格的自我约束，而民众的愿望和要求也一步一步地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日本政局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动荡，但日本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 政治腐败及其治理是战后日本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其中既有漫长的司法过程，也有媒体和贪腐政治家的较量，还夹带着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纠缠。可以说，正是由于政治腐败的问题极其严重，所以其治理的代价极其高昂，而政局混乱即为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近些年来，日本政治家的腐败案件还是时有发生。不过，由于社会舆论的监督，由于相关制度建设的进展，政治腐败的规模和程度有所降低。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上，近年来日本腐败案件对于政局的影响，已经退居到较次要的地位了。 注释： [1]关于战后日本的政治腐败问题，国内学术界在论及战后日本政治的时候，一般都会涉及。值得一提的是，冷褒青的《战后日本的腐败与治理——以震撼政坛的四大腐败案为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探讨了战后日本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腐败影响政局的不同面貌及其原因，总结其中的启示和规律。 [2] ［日］佐藤功、野村次郎編:《戦後政治裁判史録2》，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80年，第317頁。 [3] ［日］高坂正堯:《宰相吉田茂》，中央公論社1968年，第245頁。 [4] ［日］宮崎吉政:《宰相 佐藤栄作》，原書房1980年，第56頁。 [5] ［日］原彬久著，高詹灿译：《吉田茂传》，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2页。 [6] ［日］佐藤功、野村次郎編:《戦後政治裁判史録2》，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80年，第337頁。 [7]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7页。 [8] ［日］高坂正堯:《宰相吉田茂》，中央公論社1968年，第175頁。 [9] ［日］俵孝太郎：《戦後首相論》，株式会社グラフ社2004年，第117頁。 [10] ［日］田原総一朗：《日本の政治 田中角栄·角栄以後》，講談社2002年，第352頁。 [11] ［日］三木睦子 述:《総理の妻――三木武夫と歩いた生涯》，日本経済評論社2011年，第248頁。 [12] ［日］矢野絢也：《池田大作も“忘れるな”と言った“角さんへの恩義”》，《新潮45》2010年7月号，第95頁。 [13] ［日］朝日新聞政治部：《田中支配とその崩壊》，朝日新聞社1987年，第370頁。 [14] ［日］田原総一朗：《日本の政治 田中角栄·角栄以後》，講談社2002年，第388—389頁。 [15] ［日］朝日新聞政治部：《田中支配とその崩壊》，朝日新聞社1987年，第370頁。 [16] ［日］后藤田正晴著，王振宇、王大军译：《情与理——后藤田正晴回忆录》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17] ［日］岩見隆夫：《田中角栄 政治の天才》，学陽書房1998年，第260页。 [18] ［日］インタービュー：伊藤隆·御厨贵·饭尾润：《渡辺恒雄回顧録》，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第264頁。 [19] ［日］毎日新聞政治部編：《政変》，社会思想社1993年，第155頁。 [20] ［日］朝日新聞政治部：《田中支配とその崩壊》，朝日新聞社1987年，第215頁。 [2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6页。 [22]［日］田原総一朗：《日本の政治 田中角栄·角栄以後》，講談社2002年，第108頁。 [23] ［日］北川省一：《角さんや帰っておいで越後へ》，恒文社1990年，第133頁。 [24] 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25] ［日］北岡伸一:《自民党――政権党の38年》，中央公論新社2008年，第264頁。 [26] ［日］自由民主党编：《自由民主党五十年史 资料编》， 2006年，第849頁。 [27] “国对”即国会对策，指自民党在国会中和其他政党进行的秘密交易。 [28] ［日］若月秀和:《大国日本の政治指導》，吉川弘文館2012年，第264頁。 [29] ［日］塩田庄兵衛、長谷川正安、藤原彰編:《日本戦後史資料》，新日本出版社1995年，第776頁。 [30] ［日］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衆の時代》，中央公論社1995年，第236頁。 [31] ［日］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宰相たち》，中央公論社1995年，第389頁。 [32] ［日］自由民主党编：《自由民主党五十年史 资料编》，2006年，第804、805頁。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近代以来国外社会变革和社会稳定专项研究”亚非拉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张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 注：此篇论文发表时张跃斌的职称为副研究员，现已是研究员。） （摘自《史学集刊》2014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