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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该文前半部分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的特征和代表人物，并表现出批判性和继承性。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论”，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演化为一种对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坚持“二元外交论”的结果，一是导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二是把陆奥宗光傍强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为和平外交，甚至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是因为背离了陆奥所创造的“明治遗产”。该文后半部分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三个方面对“二元外交论”进行剖析，对日本史学界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回应。 关键词：甲午战争、二元外交、日本、陆奥宗光。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Jiawu War and the Theory of Dual-diplomacy The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Zhang Jingwei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the article traces and analyzes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Jiawu War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Japanese studies go through four phases from the end of the Jiawu War to today. There ar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in each phase, with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Japanese scholars present the theory of dual-diplomacy. The theory is not only a specific argument, but also is developed into an analysis method on historical issues and reality politics by some Japanese scholars. It affects evaluations of Japan’s foreign war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 outcomes of the theory of dual-diplomacy are to deny the inevitability of Japan launching the Jiawu War and to distort Mutsu Munemitsu’s diplomacy of leaning on the strong and bullying the weak as a peaceful diplomacy. Even it is argued that the failure of Japan in the World War II is due to deviating from the Meiji legacy made by Mutsu. The second half of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theory of dual-diplomacy in three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history, the change of modern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Jiawu War, and responds to the mainstream views of Japanese academics on the Jiawu War. Key Words: the Jiawu War; dual-diplomacy; Japan; Mutsu Munemitsu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开始于甲午战争结束，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学者对甲午战争的战时外交、战争过程、军事后勤、战争与媒体、战争与国际法的关系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挖掘甚至某些观点都值得我国的日本史学者借鉴。在战时外交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二元外交论”，这一理论自19世纪末提出至今，在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中影响深远而广泛。笔者意识到，“二元外交论”不仅仅是研究日本对外战略的一个史学概念和观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某些学者那里更多地演化为一个涉及对战争定性评价的国际政治问题。坚持“二元外交论”的结果，一是导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必然性，二是把陆奥宗光傍强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为和平外交，甚至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是因为背离了陆奥所创造的“明治遗产”。因此，在评析日本甲午战争研究脉络和潮流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二元外交论”问题，在东北亚局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脉络和潮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甲午战争研究的官方修史阶段。这一阶段对甲午战争研究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牵头的纂史名存实亡，陆海军纂史形成惯例。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叙述，主要是战史编纂。 战争是政府的政治行为，战后由政府组织编写战史或对战争的胜负得失进行总结是理所当然的。取得了戊辰战争胜利的明治政府，成立了官方修史的编纂机构。设置了太政官正院历史课，后改为太政官修史局，1877年又改称为太政官修史馆。1877年，日本“西南战争”[1]爆发，同年9月政府军取得胜利，旋即陆军与海军就着手编纂战史。陆军编纂了《征讨军团记事》（1880年）和《征西战记稿》（1887年），海军编纂了《西南征讨志》（1885年）。同时，太政官修史馆开始编纂《征西始末》和《征西史料》，这些比《征西战记稿》和《西南征讨志》脱稿还要早。然而，修史馆作为正统的官方修史机构编纂的稿本没能公开出版，至此，由政府牵头编纂战史的尝试宣告结束，并形成由陆海军按兵种编纂战史的惯例。延续这一惯例，甲午战史的编纂也不是由修史馆统一组织，而是作为陆海军的兵种史来编纂战史。1905年，由春阳堂出版了海军司令部编写的《27、28年海战史》上下加别卷，1904-1907年，东京印刷会社出版了参谋本部编写的《明治27、28年日清战史》全8卷，陆军省编写的《明治27、28年战役统计》[2]。 这一时期的个人研究所见不多，对后来产生影响的有1898年出版、坂崎斌的《陆奥宗光》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论”。坂崎斌认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与军部的意见不是完全一致的，认为当时“军人社会的潜在势力非常猛烈，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对之不能控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并认为甲午战争不是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在不能中止骑虎之势才诉诸干戈。[3]”坂崎斌的观点对后来的影响大而深远，此容后再议。 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少数学者已经开始使用档案资料对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过程、以及当时日本所处的的国际关系等进行分析，并出现了影响到战后的代表性学者。日本取得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在日本明治以来的历史上是几页“辉煌”的篇章。陆海军编写兵种战史成为实质上的官方修史，同时，一些学者抱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对甲午战争开始了个别研究。 田保桥洁使用外务省未公开档案，写就《近代日中韩关系研究》，见1930年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研究调查册第三辑。 信夫清三郎在写作《日清战争》一书时，使用了外务省调查记录《日清韩交涉事件记事》，并从田保桥洁的著作中转引了外务省未公开档案。但即使采取转引的手段，也未能逃脱政府的查禁。他的《日清战争》曾于1934年由福田书店出版，但旋即遭到政府“发禁处分”。该书的“问题部分”被删除之后，于1935年由丛文阁改书名为《陆奥外交》出版。1970年，该书经过藤村道生校订和注释，易名为《增补日清战争》由南窗社出版。由于信夫清三郎的专著被学界视为战前研究甲午战争的经典之作，因此，藤村道生后来对甲午战争的理解方法，受到信夫清三郎“二元外交论”的强烈影响。所谓“二元外交论”，是指战前的日本外交或者政治领域存在着“国务”（指政府或外务省）与“统帅”（即军部）的对立，后者居于优势地位，前者居于屈从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日本的外交和日本的政治过程。信夫清三郎的观点是否受到19世纪末坂崎斌《陆奥宗光》一书的影响，目前的梳理中尚未发现直接的继承关系。他在《增补日清战争》一书的序文中指出：“1931年4月，进入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就读，开始了对日本外交史的研究。那时，已经体会到应从“二重政府”的“二重外交”去把握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待“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政策上的对立，并产生了“二重外交”可能发端于甲午战争这样的预判，于是沿着这样的路径继续自己的研究。”[4] 从信夫清三郎的自序看，似乎“二元外交论”是他研究过程中顿悟的结果。不管信夫清三郎是继承了30多年前坂崎斌的观点，还是研究生活中“英雄所见略同”的不谋而合，“二元外交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确定无疑的，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同时也演化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分析方法。 信夫清三郎的甲午战争研究专著被日本史学界视为战前甲午战争研究的经典之作，是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甲午战争研究专著。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以田保桥洁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外交史研究和信夫清三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是战前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潮流。”[5]笔者对这一评价不能完全赞同，我认为，信夫清三郎的“二元外交论”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对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展开分析。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是中塚明和藤村道生。 中塚明于1968年出版了专著《日清战争研究》。中塚明的甲午战争论与信夫清三郎和稍后的藤村道生不同，他否认“二元外交论”，以丰富的史料说明，日本政府与军部合谋，持有明确的开战意图，并实行了开战外交。中塚明的研究与藤村道生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强调把甲午战争放到东亚历史中去理解，提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提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论以及甲午战争的世界史意义，从而扩大了甲午战争研究的视野。 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中塚明和藤村道生两位历史学家对于通往甲午战争的道路、开战过程、日清媾和条约的缔结、战争期的民众统合、出兵占领地的民众镇压以及甲午战后的东亚世界等，依据战后公开的资料进行缜密分析，这种推动专题研究的方法，影响了后代的研究者，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的出发点。 197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被日本史学界认为是近年诸多成果研究起点的经典之作。他的《日清战争》指出了甲午战争研究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即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瓜分远东，首先必须排除清朝旨在控制朝鲜的宗主权，与清朝的武力斗争是其主要手段；第二层面，即围绕对中国和朝鲜的瓜分竞争是陆奥外交的目的，并付诸了行动；第三个层面，是日本出兵对侵占地域民众的镇压。出兵镇压朝鲜发生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甲午农民战争、在中国旅顺无差别杀人、直至镇压台湾的抗日义兵斗争，最终控制了战争的全局。藤村道生认为，这样三个层面的重层构造组成了甲午战争，仅就一个层面分析甲午战争，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6]值得注意的是，藤村道生继承了信夫清三郎“二元外交论”，这与中塚明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一方面承认瓜分中国和朝鲜是陆奥外交的目的，同时又承认存在二重外交问题，这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问题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陆奥和军部只是在对外策略的技术细节上或有差异，在开不开战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 尽管藤村道生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在我们看来具有政治上的偏差（二元外交论），但从史学史的角度看，他的专著还可以认为是甲午战争研究史上的第二个经典之作，因为他的《日清战争》成为战前战后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联结点，对80年代以后的甲午战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第四个阶段。1995年12月，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辑的《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动》出版发行。以此为契机，呈现出从资深学者到媒体人都广泛参与甲午战争研究的壮观局面。代表人物有桧山幸夫、高桥秀直、大泽博明等。[7]他们的观点多有相异之处，但其不同观点的共同前提是：他们都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政府内部，大陆扩张政策处于劣势，企图回避对清战争的协调政策处于优势地位。政治、外交、军事各部门对清作战的准备尚不充分。尽管都认为应该避免与清朝发生战争，但由于对状况和具体事情处置应对上的失当还是导致了甲午战争。 这种观点与前面提到的近百年前坂崎斌的观点如出一辙，与信夫清三郎的观点也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说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二元外交论”在日本史学界连绵不断，且居于主流地位。 二、日本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论”问题 日本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论”，从坂崎斌到信夫清三郎，再到80年代以后的年轻学者，可以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不仅仅是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具体观点，而且在一些日本学者那里已经演化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分析方法，影响到对日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定性评价。“二元外交论”对于不甚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容易产生误导，使人觉得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外交的，军部势力是主张开战的；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导致战争爆发，因而战争爆发是偶然的。由于“二元外交论”本身不符合历史实际，且对后人的价值评判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此有必要对“二元外交论”从世界现代化史、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演变及甲午战争开战实情等诸方面进行分析，以对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做出回应。 首先从世界现代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世界现代化运动，首先是一个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在西北欧发生，然后向东南欧自然扩散。19世纪中叶之后，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列强需要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样便加强了在东方的贸易和扩张。这些贸易和扩张开启了东方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是一种相对自然的、和平的扩散过程，而是一种人为的、伴随武力的传播过程。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在佩里叩关之后便开始了这样的过程，即开始了传播型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广大，遂吸引西方势力相继入侵，且农民战争教民起义连绵不断，内忧外患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日本则由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处于外压相对较小的国际环境中，且没有发生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最重要的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有了一个决意学习西方的全国统一政权——明治政府。明治政府推动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特别是通过殖产兴业运动获得了第一桶金，经过20年的努力，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财大之后必然气粗，日本开始不再满足于修改条约，而是要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分一杯羹、赶末班车，竭尽全力挤进欧美列强的猎食者行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日本的利益，才能为国内的新兴工业拓展发展空间。然而当时的其他大洲早已被老牌列强瓜分完毕，日本也自知无力插足其间，剩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本土为基地向周边扩张，这样首选目标自然就锁定朝鲜和中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这个新猎食者在处理好与老猎食者的关系的前提下，首先是要彻底打破以清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唯有此，它才能向亚洲大陆扩张。由此，由和平谈判改约到武力扩张侵略就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挑起甲午战争是其自身发展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 下面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上述的逻辑过程。日本在竞争中崛起于东亚，国富兵强之后财大气粗，走上扩张道路，与西方列强一起瓜分豆剖世界，而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则为东亚的朝鲜和中国。对此，不仅当时在日本的黄遵宪早有预感，清廷高官如李鸿章、奕、袁世凯，甚至慈禧太后也都开始警觉，对日本的认识在甲午之前已经由轻视向重视转化。 日本把朝鲜看作侵略亚洲大陆的第一个立脚点，朝鲜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敏感，围绕朝鲜问题发生的中日间的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激化。 甲午战争之前的朝鲜还是中国的藩属国，这种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日本要实现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建立一个立足点。而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割断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1876年，日本靠武力胁迫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8]这种在日本军舰和大炮胁迫下的“自主”和“平等”显然没有真实的意义，而真实的意义在于日本借此否定了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东北亚地区局势的这些微妙变动，使中国政界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加深了危机感，恭亲王奕就对日本强盛之后在台湾、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深感忧虑，对中国的处境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变动更加担心。他预感日本强盛之后向朝鲜乃至亚洲大陆扩张势所必然，中国有援助朝鲜之意但力不从心，而又不能坐视局势的演化，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 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纠缠在一起更加错综复杂，亲中和亲日两股势力斗争激烈。1884年在日本的策划下，酿成了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事后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由于慈禧太后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9]日本通过专条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派兵权。从此，中日两国由外交对抗转变为武装对峙。后来有人对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演进做了一个回顾，同时对两国关系演进的趋势也作了预测。“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10]时人的担心和预言并非杞人忧天，“甲申政变”十年之后，日本挑起了对中日两国历史、对东亚甚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甲午战争。 其次，从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演变来考察。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形成至少要追溯到幕末时期甚至要追溯到16世纪末乃至更早。神国思想在日本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从产生到近代，从理论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至14世纪末，与中国明朝的华夷秩序观的冲突开始明朗化。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神国思想由憧憬发展为构想并尝试付诸实践。1592年丰臣秀吉率军侵朝，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援军出战并打败丰臣秀吉，这是日本神国思想与中国华夷观念的正面交锋。到德川幕府中后期，神国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已成为日本构建新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构想基本固化下来。1825年，会泽正志斋（1774—1863）在其所著《新论》中提出“国体论”，鼓吹作为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的日本天皇应该照临万邦。1823年，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著述的《混同秘策》中更加明确地宣称，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如果治理好这个根本，那末全世界便可成为日本的郡县，万国的君长便可向日本俯首称臣。佐藤信渊不仅把神国思想高度理论化、系统化，而且还为实践神国思想描绘出具体的蓝图。在他看来，如果战术得当，不出五至七年便可灭亡中国，而灭亡中国的第一步便是攻取满洲。[11]对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影响颇大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也描绘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路线图。他认为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和西方列强抗衡，应该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框架内循序渐进地“开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君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丰国未果者得果。”[12]可见，从上古神话到德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神国思想经历了从朦胧到明晰、从零碎到系统、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而这些都作为政治文化遗产带进了近代日本，成为近代日本对外战略形成的理论基础。 明治政权初定的1868年2月和4月，先后发布了《外交布告》和《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前者号召上下一致“大力充实兵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以对答祖宗先帝之神灵。”[13]，后者同样声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14]这些都对新政府的对外战略定下了基调，也反映出明治初期的对外战略与前近代时期的神国思想及德川时期的对外战略是一脉相承的。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起草《清国征讨方略》，海军军官也提出六份《征清方略》，这些方略大同小异，都是要占领北京，然后把中国分割为若干部分进行直接或间接统治。至1890年3月，山县有朋提出对外政策意见书即《外交政略论》，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之说，所谓“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疆域，而除了固守本土“主权线”之外，还要争取从朝鲜到中国、琉球、越南和缅甸等构成的“利益线”，标志着日本的扩张思想已经向实践方向转化。 中国台湾、琉球群岛、朝鲜半岛，在地理上是清帝国的天然屏障，而琉球王国和朝鲜又是以清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的藩属国，这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这三个地方连结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阻止线，正好与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相冲突。日本要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神国梦想和既定国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冲破这一阻止线，实现自己的“利益线”，朝鲜爆发的甲午农民起义为日本提供了天赐良机。 简言之，富国强兵，向外扩张是明治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远交近攻，傍强凌弱是明治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策略，和平改约，武力扩张是明治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步骤。纵观明治期对外战略的演变，可以看到其基本方向、策略和步骤一以贯之，从未动摇和改变。期间若说有过分歧，那只是方法上的差异而不是方向上的不同，是早打晚打的区别而不是打不打的矛盾。甲午战争可以说是在日本近代对外战略总方针指导下，经过长期预谋策划、并绞尽脑汁玩弄外交骗术蓄意挑起的一场地区性国际战争，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东北亚的国际秩序，称霸东北亚，为进一步向亚洲大陆扩张建立根据地。 最后，从甲午战争开战的实情来考察。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了全琫准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尽灭权贵”、“逐倭灭洋”的口号。朝鲜政府无力平定内乱，4月27日朝鲜国王决定“求华遣兵代剿”。4月28、29日，日本驻朝公使代办杉村浚根据陆奥宗光的密令，先是派书记官、后是本人两度拜访袁世凯，表明“盼华速代戡”，“我政府必无他意”。[15]陆奥宗光通过杉村浚的表态是虚饰，通过外交骗术探听虚实怂恿袁世凯出兵，以寻找日本派兵的借口和时机是真意。陆奥认为，朝鲜内乱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的天赐良机，不可失之交臂。[16]4月30日，朝鲜将正式请兵文件交袁世凯代转清政府，5月2日，清政府接到请兵奏折后下达派兵谕旨，5月3日，聂士成率部启程赴朝。另一方面，4月29日，日本政府接到杉村浚急电，得知朝鲜欲请兵清朝，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伊藤博文，立即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5月2日午后，日本军舰“八重山号”驶离横须贺港。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比清政府这个应请出征名分之旅早动身了一天。陆奥宗光不仅在日本出兵，而且在促成中日冲突方面也扮演了积极角色。他面示回国休假的大鸟圭介，为挑起战端可“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然而后来朝鲜政府与农民军达成“和约”，日本政府失去了挑起战争的口实，这时便再次玩弄外交骗术，提出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其真实目的在于从中寻找或制造破坏中日关系的机会。当清政府提出首先共同撤兵之后，日本决意挑起战争的意图暴露无遗，陆奥宗光急电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17] 6月22日、7月12日两次向清政府递交绝交书，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中国提出照会，要求中国撤军并废除与朝鲜的一切条约，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推翻闵氏政权，建立了以大院君为核心的傀儡政权，7月25日，大鸟迫使大院君李昰应宣布废除与中国间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形势发展至此，中日间的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从甲午战争的出兵和开战过程看，陆奥宗光和军部始终是沆瀣一气的，外交先行和军事后援也始终是配合默契的，从开始的动机到最终的结果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二元外交”。 综上所述，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是发达的，选题的涉及面是广泛的，研究成果也是丰硕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二元外交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成为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主流观点。不管论者的动机如何，“二元外交论”可能会使人产生错误的逻辑推论，即第一，内阁主张和平，军部主张开战，因而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的；第二，战争是不得已爆发的，是偶然的，因此日本政府没有主动开战的动机，日本政府是主张和平的。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和日本近代对外战略的发展轨迹看，富国强兵和向外扩张是其基本方向，远交近攻和傍强凌弱是其基本策略，和平改约和武力扩张是其基本步骤。纵观明治期对外战略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其基本方向、策略和步骤一以贯之，从未动摇和改变，而且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发展益加明朗和强化。因此，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是其现代化过程和对外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甲午战争开战的实情看，内阁的“外交先行”和军部的“军事后援”的配合也是默契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二元外交”，而是地地道道的“一元外交”。 注释： [1] 1877年（明治10年），在现在的熊本县、大分县、鹿儿岛县爆发了由西乡隆盛领导的士族叛乱，是明治之后日本最大规模也是最后的内战。战争结果政府军取得胜利，结束了旧士族割据局面，使国家权力进一步巩固。 [2] 参谋本部编的《明治27、28年日清战史》，1998年由ゆまに书房复刻；陆军省编的《明治27、28年战役统计》原书出版日期不详。2005年，海路书院复刻，书名为《日清战争统计集》，附录图版未收入。具体内容参见大谷正：《日清战争》，载明治维新学会编《講座明治维新 5 立憲制と帝国への道》，有志舍，2012年，第131-132页。 [3]坂崎斌：《陆奥宗光》，博文馆出版，明治31年（1898年）。转引自中塚明《〈蹇蹇录〉の世界》，みすず書房，1992年，第204-205页。 [4]大谷正：《日清战争》，载明治维新学会编《講座明治维新 5 立憲制と帝国への道》，有志舍，2012年，第114-115页。 [5]大谷正：《日清战争》，载明治维新学会编《講座明治维新 5 立憲制と帝国への道》，有志舍，2012年，第115页。 [6]大谷正：《日清战争》，载明治维新学会编《講座明治维新 5 立憲制と帝国への道》，有志舍，2012年，第113-114页。 [7] 参见檜山幸夫：《日清戦争》，講談社，1997年版；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年；大澤博明：《近代日本の東アジア政策と軍事》，成文堂，2001年。 [8]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5年，第65页。 [9]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54页。 [1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24页。 [11] 《日本思想大系45 安藤昌益 佐藤信渊》，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426—431页。 [12] 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1937年版，第8页。 [13]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册，1936年，第227页。 [1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册，1936年，第558页。 [1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8页。 [16] 山崎有信：《大鳥圭介伝》，东京博文馆，1915年，第250页。 [17]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转引自戚其章《陆奥宗光与“陆奥外交”》，见《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5期，第5页。 （张经纬：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