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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历史角度考察，智利现代化道路具备一些有利于发展的独特性，如长期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保持连贯性，政治制度相对稳定，政党体制的妥协精神较强，国家长期注重国民教育等。这些独特性的根源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其前现代化的历史遗产，即殖民地时期的智利偏于一隅，自治能力较强；种族文化结构上相对的同质性，有利于缓和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1833宪法确立了智利的宪政传统，促进了早期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边疆扩张和与邻国的战争增强了智利人的民族认同感，并提供了现代化的资源保障。智利案例表明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既有一致性，又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与现代化启动前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 关键词 智利 现代化道路 独特性 历史根源 近二十年以来，智利成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中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2012年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4，28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这一身份在拉美国家中只有智利率先获得。透明国际组织也指出，2012年智利是拉美最廉洁的国家，在表示公共部门清廉程度的分数统计中，智利为72分，在世界176个国家中排名第20位。智利近二十年现代化发展的特点是：（1）经济持续稳步增长。1990—2008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4%，居拉美各国之首，大大高于同期拉美地区的增长率（3.2%）。（2）顺利实现了由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平稳过渡，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1988年10月5日全民公决反对皮诺切特继续执政，1989年12月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当选为新总统，皮诺切特军政府最终被文人政府所取代。至今，文人政府已经顺利实现6任政府的交替。（3）注重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文人政府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努力减少失业和消除极端贫困。1990—2006年，智利的贫困率由38.6%下降到13.7%。（4）积极开展具有建树性的经济外交。2005年11月，智利与中国签署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到2010年，智利已经同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签署了二十多个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智利加入了经合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31个成员国。 智利的卓越表现引起世人瞩目。许多学者撰文分析其成功的原因，也有的强调其局限性。但这些研究大多从分析智利现阶段的经济数据和国家政策出发，进而归纳其发展模式的特点，而从历史角度探讨智利“奇迹”根源的文章则比较少见。本文试图总结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之处，并从其现代化启动之前的历史遗产中追溯这些独特性的根源。 一、 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与拉美大多数国家一样，智利现代化大致启动于19世纪70年代，先后经历了早期现代化、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兴出口导向工业化三大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智利现代化道路具有长期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保持连贯性，政治制度相对稳定，政党体制的妥协精神较强，国家长期注重国民教育等独特之处。 长期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智利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并善于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经历了独立战争的政治动荡之后，1830—1879年成为智利经济的第一个增长期，白银、铜和小麦的出口成了经济增长的引擎，并促进了非出口部门的发展。据估计，智利的白银产量从19世纪20年代的每年大约20，000公斤增加到70年代的每年大约127，000公斤；同时期铜的产量从每年平均2，725吨增加到45，600吨（约占当时世界供应量的1/3至1/2）；农产品出口值在1844—1860年增加了4倍，粮食出口在1874年达到200万公担；对外贸易总值由1825年的750万美元增至1875年的7，400万美元。为了满足出口产品运输的需要，1851年智利在铜矿区建成了南美国家的第一条铁路，1861—1878年智利中央谷地农业区的铁路由159公里增加到950公里；出口增长直接带动了炼铜业和面粉业的繁荣，并促进了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发展。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经济进入了“硝石时代”（1880—1920年），硝石出口量在1880年仅为224万吨，1890年突破了100万吨，1908年超过了200万吨，1916年接近300万吨；1880—1924年，硝石和碘的出口税在智利政府日常收入中的比重约为42%，最高年份超过了60%。充足的硝石财政收入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而矿区市场的扩大则推动了智利早期工业化和农业发展。20世纪初，美国资本和技术推动了智利铜矿业的现代化，铜在硝石生产衰退后成为智利的出口支柱。1945—1969年，智利政府从安纳康达和肯尼科特两家大型铜矿公司所获得的税收由1，800多万美元上升到2亿多美元，25年累计征收铜业税约21亿多美元，并被用于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改革至今，铜的出口继续推动智利经济增长，水果、葡萄酒、鱼粉和纸浆等非传统出口部门发展迅速并跻身世界前列。2011年，智利的出口总额突破了800亿美元。出口部门的多样化创造了新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推动了出口加工业的发展，提高了智利经济的竞争力。 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保持连贯性。在早期现代化时期，拉美盛行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但智利人却较早地具有了自主发展的意识。在太平洋战争硝烟未尽时，智利舆论就已经抨击自由贸易理论，呼吁国家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以改变原料生产国的命运。1883年，智利制造业发展协会在圣玛里亚政府的支持下成立，此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推动关税保护立法、发展职业教育和进行经济调研等工作。巴尔马赛达政府则于1887年成立了工业与公共工程部。智利政府利用硝石出口税收扩大行政机构、教育系统和公用事业部门，并开展铁路、电报和饮水等公共工程建设。1897年、1916年、1925年和1928年颁行的关税法和1878—1925年实行的货币贬值政策也有效地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建国一百年（1910年）前后，智利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国家发展危机的思想辩论，他们批判国家经济的对外依附与统治阶层的堕落，提倡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的民族主义理念，并推动了1924—1931年智利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智利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方式寻求经济自立。智利人民阵线政府于1939年成立了生产开发公司，大力推进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被拉美经委会誉为“拉丁美洲的第一个此类机构”，并“鼓舞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的组织”。当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困境时，智利政府于1958—1973年进行了前后相继的三次体制改革。其中阿连德政府的改革实现了铜矿国有化，废除了传统的大庄园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智利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完全放弃国家干预。“芝加哥弟子”在草拟改革方案时指出，他们批判“滥用的国家主义”，但不主张“国家的边缘化”，并强调“国家赋有监督整个经济体系、确定总体目标、决定制度框架、建立计划与控制机制、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等责任”。军政权颁布的《1980年宪法》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定位由1973年前的直接控制改为间接调节，而“国家对全部矿产资源拥有绝对的、唯一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受约束的所有权”的条款则保证了智利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军政权的改革经历了由初期过度开放到后期有效干预的转变。自1990年开始，历届文人政府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都重视完善国家的社会政策，积极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和扶持中小企业。许多拉美国家陷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国家干预，而智利改革获得成功恰恰在于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干预。 政治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变迭起、宪法多变相比，智利独立后依照现代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保持了相对稳定性。从1830年到1973年，几乎所有的智利总统都是依照宪法程序通过选举上台的，仅有的偏差是在1891年内战之后的短暂时间和1924—1932年有4位总统辞职，他们是在社会动荡和军人卷入政治的情况下因压力而被迫为之。在143年中，智利只经历了13个月的由某种形式的执政委员会（Junta）领导下的非宪政统治，而纯粹军人执政委员会（Military Junta）的统治仅有4个月。因此，在1973年之前，智利被归类为“一个稳定的和未被打断的民主政治的个案”。当智利现代化启动之时，智利实行的是《1833年宪法》，该宪法的特点是赋予总统的权力很大，以至于历届政府都对选举进行干预。在巴尔马塞达总统执政的最后一年（1891年），总统与议会发生了争夺权力的内战，结果是总统自杀身亡，议会派取得胜利。此后，政府权力由总统转向议会，即以“全能的议会”取代了“全能的总统”，但由于党派众多、意见不合，内阁动荡，政府职能受到损害，因此，产生了《1925年宪法》。该宪法意味着“议会共和国”时期（1891—1927）的结束和总统制的恢复，这部宪法一直实施到皮诺切特时期。皮诺切特军政权在1980年颁布了新宪法，将新自由主义改革制度化，与《1925年宪法》相比，除了对国家功能的定位有很大不同之外，其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与前者并无太大差别，总统制、两院制议会、单一制、选举和司法制度等都保持了连续性。智利自18世纪30年代以来，长期在宪法的框架内维持着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成为当时拉美国家的民主典范。尽管1973年军人政变中断了这一宪政传统，但智利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就开始出现回归民主政治的趋势，在随后的7年中又重建了民主体制。文人政府上台之后，在先后多次的修宪中对1980年宪法中的威权主义条款做了修订或删除。20世纪90年代以来，智利的民主宪政制度实行良好。 政党体制中的妥协精神较强。伴随出口繁荣、早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以及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智利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政党体制。除了19世纪的保守党、自由党和激进党之外，这时又增加了社会党、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尽管1932年之后还出现了其他许多小党，但控制政治局面的是上述6个主要政党。它们分别代表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倾向，在20世纪60年代支配了80%的选票。政党政治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甚至在中学生协会、社区组织、大学和职业团体选举领导人时都依据其党派状况。党派影响着人们之间的友谊和社会生活，而阶级和宗教因素又强化了人们对政党的选择。选举和政治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Sport）。但是，在智利政党制度中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没有一个大党可以赢得大多数和将它的意志强加于人。于是，智利总统通常是由政党联盟选上的，或当选之后要在议会中与反对党组成执政联盟。正如智利著名社会学家玛努埃尔?格莱顿（Manuel Garreton）所说：“从智利历史看，绝对多数不是依靠选举多数构建的，而是依靠政党间的协议实现。没有这些协议，任何一项旨在进行重大变革的建议都注定会失败。”尽管协议破裂时有发生，但妥协、务实和尊重宪法体制与民主程序则是这种政治交易的主要特征。因此，妥协、协商、合作成为智利政党政治的传统。其中，中间派政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往往是左派与右派政党之间的桥梁，是联盟政治的经纪人。在“人民阵线”时期（1938—1952年），激进党很好地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智利政党体制日益僵化与极端化。各政党日益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妥协、协商精神逐渐丧失，左、中、右三派各自为营，作为中间派的基督教民主党不再能发挥协调矛盾的作用，最终在1973年社会冲突中，通过政党体制解决矛盾的途径被堵塞，遂发生了军人政变。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智利各政党成为争取恢复民主体制的斗士。它们自我反省，吸取民主体制崩溃的教训，并自我更新。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妥协、协商精神，政党间联合运作的模式重新复位。从1983年开始，基督教民主党与社会党组成了民主联盟，成为与军政府对话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88年终于形成了由16个政党组成的反对派大联盟，并在全民公决中击败了支持皮诺切特的右翼势力。另外，皮诺切特同意全民公决是有条件的，即反对派政党必须承认1980宪法，放弃让皮诺切特辞职的要求，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接受皮诺切特继续担任军队总司令等。经过双方谈判，反对派接受了这些条件，军政府和右翼势力也表示尊重公投结果。这样，智利政党体制中的妥协精神再次成为顺利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关键。文人政府上台之后，在尊重协议的前提下，慎重地处理军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历史问题，比较好地达成了“民族和解”，延续了政党政治中的妥协精神。正如英国学者戴维?奥赫曼指出的：“妥协”在英语中的含义是正面的、积极的，而在西班牙语中却意味着“背叛”。在拉美国家中，只有智利人对“妥协”的理解最接近英语的含义。 政府长期注重国民教育。在拉美国家中，智利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与智利政府长期重视国民教育密不可分。早在独立运动时期，以国父奥伊金斯为代表的智利政治家就积极建设新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鼓励发行报纸和书籍，1813年创建的国民学院后来成为智利精英的摇篮。建国后不久，智利政府就将公共教育定为基本国策。1833年宪法第153条和第154条规定，公共教育是政府优先考虑的大事，国会将制定国民教育的总体规划，政府将成立负责督导全国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智利领导人认识到，教育有助于共同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大学教育是培养精英和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因此，智利政府在1842年建立了智利大学，意在使其创建一个科学和学术的传统，并引领和指导全国教育。同年还建立了圣地亚哥师范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蒙特总统（1851—1861年在任）在拉美教育史上与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齐名，他大力发展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并普及女子教育。伴随着智利现代化的启动，矿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加之19世纪末中产阶级对教育的需求增长，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扣除物价因素，1915年、1920年和1930年智利政府的教育预算分别较1890年增加了1倍、2倍和5倍。小学数量由1860年的486所增加到1900年的1，547所。1920年圣富恩特斯政府颁布了《初等义务教育法》，此后公立小学校逐渐增加到1936年的3，446所，还建立了一批适应经济发展的职业学校。经过努力，智利人口的识字率由1854年的不足15%提高到1930年的54%，而同期智利的人口总数则由140多万增加到430多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弗雷总统和阿连德总统拨款修建校舍、落实供膳计划和举办师资培训班，成功地使全部学龄儿童进入小学，其结果是识字率上升到了95%，为拉美之最。20世纪80年代，军政府对教育实行了私有化和产业化改革。文人政府上台后，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根据全球化的要求，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并初见成效。2002年，智利高等教育机构有229个，包括大学（63所）、职业学院（51所）、技术培训学院（115所）。2003—2004年度智利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38%。国家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智利现代化输送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二、 智利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历史根源 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虽然是其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根源要追溯到现代化启动前的历史。智利在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初期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其他拉美国家的历史遗产，其中包括奇特的地理结构，较为同质的种族与文化结构，巴斯克人的企业家传统，波塔莱斯奠定的宪政传统，边疆扩张带来的凝聚力和资源保障等。这些历史遗产既是智利独特性的体现，也对智利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奇特的地理结构 智利的国土类似纺锤状，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南北长4，200多公里，东西最宽处只有362公里），被诗人们比喻为“苗条的夫人”。自然屏障成为其国界的标志：北方的阿塔卡马沙漠将它与秘鲁分开，东面的安第斯山脉成为它与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分界线，南面德雷克海峡的寒冷水域使它与南极洲接壤，西部则面临浩瀚的太平洋。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以及巨大的冰川、峡湾、海滩、火山、间歇喷泉，地理和气候充满了多样性。其自然资源非产丰富，特别是铜矿资源占世界储量的1/4。但是，在殖民地时期，智利是西班牙帝国的穷乡僻壤。它距离宗主国最遥远，在艾马拉语中，智利（chilli）意指“世界的尽头”。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也没有巴拿马运河，从欧洲来的旅程除了通过巴拿马地峡外，要由海路绕过合恩角或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取道陆路翻越安第斯山脉，行程耗时且艰险。在北方，由于大沙漠的阻隔，与秘鲁的联系通常是经过海路。同时，智利没有发现像墨西哥和秘鲁那样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宗主国对该地区并不重视，投入也较少。当时的“智利”实际上是局限于沙漠以南、比奥比奥河以北的“中央谷地”地区，长约560公里，宽160公里，这里属于地中海气候，土地较为肥沃，适于农耕。因此，距离的遥远和相对隔绝是智利地理的一个特点，这有利于智利人地方倾向的产生和民族精神的成长。当年玻利瓦尔曾说：“它的领土是有限的，同其他人没有什么有害的接触。它将不会改变它的法律、习惯和做法，保持政治舆论和宗教舆论的一致。”对智利人来说，这个特点“一方面为他们抵御外来入侵提供了某种天然屏障；另一方面妨碍了他们与外界的必要联系，使他们在寻求对外联系时要付出更大代价和努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智利人“为了弥补其地理位置偏于一隅这一缺憾，养成了一种全球观”，他们具有求知好学的传统，“智利人不仅密切关注国际新闻，而且阅读广泛、游行四方”。此外，智利地震频发，1647年大地震几乎把圣地亚哥城夷为平地，1748年又遭受特大水灾，智利自从独立以来，每个世纪都要遭受12次以上的强烈地震，强震过后，万户萧疏。但是，正是这样的多灾多难铸就了智利人的坚韧精神和创造能力。 较为同质的种族与文化结构 西班牙人到来之后，很快征服了智利中部的土著社会，并与当地印第安人发生了种族融合。但是，由于桀骜不驯的阿劳坎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西班牙人被阻遏于比奥比奥河一线。在中部地区，一方面由于瘟疫、战争、西班牙人的残酷奴役以及往南方的逃亡，印第安人口急剧减少。另一方面，种族混血过程加快，印第安人被用于采矿、农田和家务劳动，除了西班牙人与之通婚之外，印第安人为了逃避向王室缴纳贡税，在语言、衣着和生活方式上逐渐放弃了原来的传统，向西班牙人的文化习惯（包括植物食品和家畜）靠拢。这样，到殖民地末期，智利中部50万人口中，白人不足2/5（半岛人不足2万，克里奥尔人约15万），梅斯蒂索人约占3/5。黑人和穆拉托人只有2万，印第安人约2千—3千人。同时，南方有10万未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分布在一条已经被承认的疆界（比奥比奥河）之外。因此，到1800年，智利中部已是一个只有白人和混血人的殖民地，而没有墨西哥和秘鲁等地那种白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的三重结构，在种族组合上远不那么复杂，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也更高。这种种族和文化结构上的相对单一性和同质性对智利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重大。智利地处拉美边缘地区，原有的印第安人社会比较落后，种族混血的结果实质上使较为先进的外来文化成为智利文化的绝对主流，同时，智利也没有了其他国家那样多的印第安人问题和黑人问题，更容易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智利能够在独立后较早地实现政治稳定，并能够在两次地区性战争中连续取得胜利，与这种特性不无关系。 巴斯克人的企业家传统 宗主国西班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早期来到智利的征服者多为卡斯蒂利亚人，而殖民地晚期到来的移民大多则是巴斯克人。巴斯克位于西班牙西北沿海靠近法国的地区，这里的土地所有制以小地产为主，工商业比较发达，被认为是西班牙最进步、繁荣和民主的地区。巴斯克人很早就赢得了从事工商业的声誉。随着殖民地商业机会的增加，在18世纪有不少巴斯克人移民到智利。据统计，在1700—1810年来到智利的24，000西班牙人移民中，有45%来自巴斯克及与其邻省的纳瓦拉（同样具有巴斯克传统）。巴斯克移民用赚来的钱购买大庄园，并与早期的卡斯蒂利亚豪门联姻，形成了巴斯克-卡斯蒂利亚白人精英阶层。独立后，这一阶层继承了巴斯克人的企业家精神，积极开发矿藏、引进国外技术、建立工厂、修建铁路和开拓贸易，推动了智利的早期经济发展。据智利谱系学家路易斯?塔耶尔?奥赫达在20世纪初的分析，巴斯克和纳瓦拉后裔是当时智利权贵中数量最多的族群，占智利最富裕大地产主（554位）的2285%和圣地亚哥上层人士（2，498位）的2156%。一些传统的巴斯克经济世家如拉腊因家族历经数百年的商海沉浮，至今仍位列智利最显赫的财团之列。同时，新的外国移民不断融入智利上层社会，增强了智利经济的活力。19世纪中期，智利政府就引入了大批德国移民开拓南方地区。1888年建立了移民总署，制定专门政策吸引国外移民。1854—1930年，共有139万外国移民来到智利，主要为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具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在工业投资、南方拓殖、铁路修建和教育发展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14年智利工业部门的外国移民企业家达到了863人，约占总数（1，750人）的一半。 波塔莱斯奠定的宪政传统 1833年之前自由派曾制定了5部宪法，但均与智利国情相差太远，致使政治动荡，1817年至1830年先后更换了9位总统或最高执政官。1830年保守党人华金?普列托就任共和国总统，任命波塔莱斯为内政和外交部、陆海军部两个部的部长，次年为副总统。但波塔莱斯的政治才能却使他成为政府的真正主宰。波塔莱斯早年经商，他的家族属于巴斯克-卡斯蒂利亚精英阶层。他对独立后的无政府状态深恶痛绝，希望早日恢复法律与秩序，为此，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在他的推动下，智利出台了《1833年宪法》。《1833年宪法》赋予总统以强大的权力，总统由特别选举人选出，每届任期5年，可以连任两届。总统享有一种几乎绝对的对议会立法的否决权，有权任命所有高级官员，宣布国家实行戒严。宪法重新确立了永久长子继承制，规定罗马天主教是国教。宪法对选举权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选举人必须是年满25岁男子、有阅读书写能力以及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财产资格。以波塔莱斯为首的智利保守派精英没有照搬欧美国家的宪法文本，而是结合本国社会现实，将中央集权制、精英政治和天主教权威纳入宪政框架，开启了智利历史上的“威权共和国”时期。有学者认为，“《1833年宪法》为维护现存的阶级关系，包括恢复长子继承制和巩固显贵家族政治地位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它也有助于创造一种吸引外国资本家和智利商人的商业环境”。在随后的年代，智利出现4届连续任职10年的政府（1831—1871年）。而同时期，其他西语美洲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分裂与混战。智利的政治稳定不仅保障了其早期经济发展，还使智利一度成为拉美和欧洲国家流亡政客和文人的栖身之地。如委内瑞拉的杰出学者安德烈斯?贝略被任命为智利大学的校长；后来成为阿根廷总统的萨米恩托侨居在瓦尔帕莱索，从事新闻工作，他于1842年被任命为圣地亚哥师范学校的校长。这些异域来访者成为19世纪智利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奠基者，促进了智利早期现代化的启动。《1833年宪法》后来虽略有修改，但一直实施到1925年，这在拉美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边疆扩张带来的民族凝聚力和资源保障 如前所述，在16世纪末西班牙人向南方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了桀骜不驯的阿劳坎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被阻遏于比奥比奥河一线。这种情况导致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西班牙人到南方寻找黄金的梦想被打破，不得不退回到中部地区，利用当地适宜的耕地和气候发展农牧业生产，建立起了一种以大庄园制为主的半封建的经济社会结构；二是智利成为西班牙美洲帝国唯一具有经常交战边界的地方，需要驻扎常备军。阿劳坎印第安人英勇善战，经常武力反抗西班牙人的统治。这种来自边境地区的经常性威胁促使智利的土生白人精英更加团结，自治经验更丰富。智利人有强烈的民族统一感，这种民族意识不仅发展得很早，而且在独立之后的历史中有所加强。1836—1839年，智利发生了与秘鲁—玻利维亚联邦的战争，战争主要起因于逃亡到秘鲁的智利将军拉蒙?弗莱雷（RamónFreire）与秘鲁政府合谋搞叛乱，并有其他原因。战争的结果是智利获胜。这是一场维护国家权利的战争。当远征军返回圣地亚哥时，受到了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总统府举行的庆功会上，多年互不搭腔的政敌也握手言和。政府趁机宣布实行政治大赦。领导战争胜利的布尔内斯（Manuel Bulnes）将军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英雄。战争提高了智利的国际威望，从这时起，欧洲各国把智利看作拉美国家中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国家。1879—1884年，智利又发生了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太平洋战争”，战争起因于玻利维亚政府违约向智利硝石公司增加税收，结果智利又获胜。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智利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智利史学家贡戈拉认为，战争强化了智利人的民族认同，导致了地方主义向民族意识的转变，是智利民族性形成的重要推力。同时，战后智利取得了安托法加斯塔和塔拉帕卡两个地区，将国土面积扩大了1/3。战后智利军队又进占南方的阿劳卡尼亚地区，1884年将马普切族印第安人集中到了保留地。边疆扩张为智利现代化提供了资源保障，也减轻了中部地区的压力。随后发生的北方硝石开发和南方农牧业垦殖区的发展便成为19世纪末智利早期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引擎。 三、 结语 在众多拉美国家中，智利在近二十年来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其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指标均名列前茅。智利何以如此？研究智利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智利也像其他拉美国家那样，先后经历了早期现代化、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兴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三大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智利能够长期利用资源优势较好地促进其经济发展，无论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还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智利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均保持了一种连贯性。在政治上，智利的政治制度相对稳定，政党体制比较成熟，各个党派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具备一种英国式的妥协精神。智利政府长期重视国民教育，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较高。这些方面构成了智利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之处。但是，这些独特性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追溯其现代化启动之前的历史，我们看到，其根源在于殖民地时期的智利偏于一隅，受外界影响比较小，自治能力比较强；种族文化结构上具有相对的同质性，没有其他拉美地区那样多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比较容易管理；巴斯克人带来的企业家传统，让智利人具备了创业精神和自主发展的意识；而在波塔莱斯推动下制定的《1833年宪法》，不仅保证了智利早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成为智利宪政传统的滥觞；与阿劳坎人的长期战争对峙提高了智利人的凝聚力，独立后与邻国战争的胜利和边疆扩张进一步增强了智利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同时，边疆扩张也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上的保障。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智利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智利案例表明，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既有一致性，又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来源于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与现代化启动前的历史遗产密切相关。 当然，我们所讲的智利现代化道路的“良性循环”，只是相对其他拉美国家而言的。在智利现代化道路上不乏曲折与断裂，如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失败，皮诺切特军政府践踏人权的暴行。经济依附、二元经济结构和两极分化等问题也曾长期困扰着智利的发展进程，这些问题已经或正在被克服。有些新自由主义改革遗留的问题仍在慢慢“消化”之中，如由于教育私有化带来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所引起的学生运动问题。但这些都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相信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智利政府和人民将会很好地面对这些挑战。 （本文作者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 曹龙兴，天津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中心。）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