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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程爱勤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首发] 2014年1月4—5日，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联合澳门大学历史系在澳门大学共同举办了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东南亚、中国与传统外交之演变”。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从研究的视野、材料的使用、分析与叙述的关系，都体现出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客观事实，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走上正轨的基本态势。 随着东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整体提高，传统的东西方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了迎接这个空前伟大的变革时代，发挥大变革时代学者的主体作用，近年来中国国内正在掀起“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热潮。自2002年以来，以外交学院为主体、以澳门大学等国内院校为学术联合体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召开了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专题研讨会，就“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时空范围、发展规划与布局等展开了深入而有成效的讨论，吸引了来自中国两岸四地、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印度、葡萄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学者的广泛参与。本着学术关注现实、推进学科建设的理念，先后出版了多卷本《东方外交史丛书》。可以说，这些著作是近年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与研究现状的集中展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就近年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发展趋势作一简要的疏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近年来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基本形成以中国学者为主体、以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的崭新趋势，逐步构建出一个相对严谨完整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体系。这“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学者的锐意创新精神”。[1] 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功能性非常明确，在酝酿创新后将进入全面的总结阶段。这种情况只有在长期学术积累与大环境成熟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同时也对集中有限的学术力量进行学术突破和培养学术后备力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初步形成线索分明、体系完备和条理比较清晰的东方史研究新框架。从2006年10月召开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开始，会议遵循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学术研究必须关注现实的需要，从民族的复兴中寻找学术发展出路的理念。2011年5月召开的“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明确提出：“我们力求‘辨同异，合东西’，凝聚与积淀当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所需要的精神力量。”[2] 这正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础所在。 近代以来，西方强国一直占据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西方的外交行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影响着国际外交舞台与话语权。在外交史研究领域，西方的研究往往把东方外交史看作是西方影响下的历史，西方文明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忽视东方国家的自主性与首创精神，不能正确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更无法为东方国家指出历史发展的路径。”[3] 当前全球化进程在加快，区域集团化强大力量在崛起，编写一部体系完备、气魄宏大的东方外交史已成为当务之急。“东方区域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整体世界，关注的是区域内跨民族、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等等，孤立的国别史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了。”[4] 近年来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者们将近代西方冲击下的中国、日本、印度及伊斯兰国家反映异同的比较，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外交起源和演变的比较，西方外交体制、惯例及其对东方各国影响的比较等等，都纳入研究视野。[5] 东方外交史的研究价值决不仅仅于此，也同样映现出时代需要和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二、关于“华夷秩序”或“朝贡贸易”的讨论 “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无疑是东方外交史中的重要问题，不断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这次研讨会收到有关“华夷秩序”和“朝贡贸易”的论文较多，约占全部论文的1/3，显示出学者们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思维的活跃。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兴起以及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日趋重视，对东方历史上朝贡贸易的热情关注也在预料之中。  魏楚雄教授发言 澳门大学历史系魏楚雄教授与印度学者谭中教授合著的《东方与西方：喜玛拉雅领域和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提出了一个喜玛拉雅文化体系的概念，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文章认为，以喜玛拉雅区域（包括中国四川）为中心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文化体系，可能是中国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源头之一，并提出以诸如“太阳鸟”、“china”、“龙”崇拜、盘古开天地、昆仑、西王母等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论据来加以证明。文章还针对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如“王”与西方“king”的区别、“天下观”、“天下大同”、“汉族”或“汉人”的形成与涵义、中式“民族主义”的特点等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会学者就喜玛拉雅区域是否具有形成一个文化体系的地理历史条件？它们是如何构建的？各文化体间是如何沟通的？仅凭概念模糊的人类学或社会学案例是否足以立论？原始族群普遍存在的太阳崇拜在这里是否有独特意义？对于“china” 过于繁琐的音训考证会不会使历史真相走形？以及“昆仑”的地理考证，“西王母”的诞生地，“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等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陈奉林教授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以经济力来解释东方历史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视角来解释历史更为有力的观点，认为加强东方历史的宏观研究，有益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与历史全貌，从长远的视角观察社会的变迁。我们对古代东西方海洋交通和贸易的研究已经进行多年了，笔者也曾有过著述，比如在20年前发表的《西汉时期南海中西航线之我见》。[6] 但将其放在西太平洋这个大框架下来进行系统研究，却为数不多。与会学者认为，如果这项研究能够展开，那将是一个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既可以从贸易线路的建立、演变来研究，也可以从贸易的内容、形式、规模来研究，还可以从交易群体的构成、变化来研究，甚至可以从交通贸易工具演进变化来研究。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魏志江教授的《论广州与环南中国海之人文网络》论述了自秦汉起，以广州为中心在环南中国海形成的人文网络对相关地区与中国关系发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人们仍然感到它的力量的存在。  黄纯艳教授发言 或许是因为宋朝正处于传统外交体制的转型阶段，本次研讨会在讨论“华夷秩序”或“朝贡体系”时，给予宋朝以更多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黄纯艳教授提交的《宋朝朝贡体系的几个特点》，对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概念、研究视角、存在的基础、时间与空间变迁进行了辨析，以“二元并存、名分世界、双向认识、区域秩序、经济基础”为标题，对宋朝的朝贡制度进行了研究。应该说这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以断代形式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朝贡制度进行的研究，具有某种独特的意义。与会学者对文章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史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讨论可谓相当激烈。特别是对朝贡制度研究的视角问题、奉正朔问题，宋辽的关系问题、高丽与宋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虽然史实相同，但由于视角的不同甚至出现了几乎完全不同的阐释。有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只有“奉正朔”者才可以称之为“藩属国”，其他只能称之为“朝贡国”。对于宋神宗恢复为“汉唐旧疆”而进行的南北开边活动的目的和评价，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所谓的朝贡体系，就是建立在中国式宗法体系之上的世界秩序。笔者非常赞同在讨论时有学者提出的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差异不仅仅会影响到思维，也会影响到具体行为的观点。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吴晓萍教授在《宋代内诸司的外交事务——以横行五司为考察中心》中从细微处入手，小心求证，对宋朝“横行五司”的外事职能源头、演变及外事职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证与梳理，看到内司机构在宋代的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的情况。四川大学历史系韦兵教授的《多极朝贡体制时空秩序厘定的争夺：以宋金历法正朔竞争为中心》，以多种事例说明宋金多政权共存时期各政权通过在历法权上的斗争来争夺法统地位的历史。由于历法颁赐和正朔颁定是中央王朝厘定时空秩序的权力的具体表现，包含了王朝建构的统治秩序在象征仪式层面的确认，故而在宋金共存之际多种势力围绕历法、正朔问题进行了斗争，显示出多极朝贡体制下对时空秩序等朝贡体制中重要象征性资源的争夺与竞争。 四川大学佛教与社会研究所段玉明教授的《大理国的朝贡及其影响》一文着重论述了宋朝与大理国之间的朝贡关系的演变。他认为，除了商品货物交流之外，无论是大理国正式对宋朝的朝贡行为，还是非正式的羁縻各族的朝贡行为，使大理国不仅在行政体制上借鉴、模仿宋朝，而且铸成了两国之间广阔存在的民族缓冲带，有利于西南地区的发展。吉林大学文学院程妮娜教授的《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探析》，着重分析考察了同时期的四部女真（生女真、熟女真、介于两者之间的女真和东海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对辽朝对女真各部的政治关系与统辖实态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辽朝后期女真大部不再朝贡的原因是因为辽朝对女真的统治形式由羁縻统辖体制向一般行政建置管理体制转变的结果。  魏志江教授发言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在题为《略论宋夏对立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一文，从丝绸之路与沿途政权的关系和丝绸之路的功能方面，对西夏政权之于丝绸之路的影响进行了论述，指出汉唐之后陆地丝绸之路的衰退并非源自西夏政权的存在，而是由于其功能的衰退而自然退出。如经济中心的变化、东西方交通方式的变化，海路交通的发展等等，虽然仍有需求，但毕竟有限。这才是丝绸之路退出历史舞台的真正原因。世界历史上因功能衰退而消亡的交通线不知有多少，为什么丝绸之路的消亡就一定是人为的破坏呢？除去对宋辽金时期“朝贡体系”的文章，余下的几篇文章全是对清朝“朝贡贸易”的研究。这也充分说明了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具有重大历史转变期关注社会需要的鲜明特征。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权赫秀教授的《19世纪后期朝鲜王朝“两截体制”下的对华外交及其文化背景》，是对1884至1895年间朝鲜王朝与清王朝间存在的双重国际关系框架下的“两截体制”外交关系进行的深入探讨。该文指出，在19世纪后期形成这样一种既维系与中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又向中国派遣近代使节的情况。这是东亚文明圈中心与边缘之间紧张与冲突的关系使然，也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密切相关。很显然，该文所关注的是与以往不同的朝鲜王朝的“二元制外交”。 澳门大学历史系汤开建教授的《礼仪之争：康熙时期艾若瑟出使罗马始末（1707—1720）》以近年整理出版的葡萄牙语资料为基础，与传统清季史料进行参核对照，厘清了许多长期困扰人们的有关艾若瑟出使罗马问题，反映的是康熙朝新出现的对欧外交问题。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松浦章教授《清代中国嘉庆年间东亚的朝贡国与互市国》一文认为，从嘉庆年间建立的新的朝贡体制，将之前的朝贡国与之后的互市国区别开来对待。朝鲜与琉球属于前者，日本则属于后者。日本之所以被列入清朝的“互市国”名单，应该考虑到的是“漂流民”的送还所需。论文论述深刻，观点敏锐独特，可视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表现出作者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  松浦章教授发言 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杨际开教授的《清朝世界秩序的近代转型——以魏源海防思想的形成过程为线索》，是以晚清社会转型为中心的研究，认为“东亚世界”是在异文明外压下形成的文明同盟，由复合主权构成，具有分散文明外压并使文明得以保存与演进的作用。文章试图通过对魏源海防思想的研究来寻觅清朝中华秩序的构成原理，从而寻找出清朝世界秩序转型的线索。文章认为，魏源议战思想的重点是提出了“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馆翻译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始”的文明通变思想。 三、对东南亚历史文化及外交史的讨论 研究东方外交史，东南亚地区不能不是一个关注的重点。此次研讨会收到多篇有关东南亚的文章。作者们研究历史，关注现实的需要，把以本土资源作为时代学术构建的根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埃伦冲教授在《前现代和现代早期东南亚外交诸元素）》中指出，在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之前，该地区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印度佛教曼荼罗系统和马来世界的等级体系，伴随西方殖民者带入的近代市场经济文明，使东南亚地区的近代文明呈现多元化的特性，但西方文明的传入绝非简单的位移，而是在东南亚文明基础上的整合。 本次研讨会收到两篇有关东南亚古代史的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牛军凯教授研究的重点是古代“占人”，其提交的论文《神灵助战与神灵演变：试论“征占”与越南海神的关系》认为，“征占”是越南“南进”的主题，其艰巨性使越南人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所以越南北方沿海的海神多与“征占”有关。出于治理控制原占人生存区的需要，越南中部的多个海神源自占婆人和占婆神。越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占婆文化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换言之，对占婆的征战促成越南民族文化的形成，而越南官方对占婆文化的排斥态度与民间的积极吸收行为形成巨大差异。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程爱勤教授关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宗教交往，在《从扶南王国的视角论其与刘宋王朝密切交往的佛教因素》中对扶南王国与刘宋王朝的密切交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试图通过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交往）的动因找到某种或许存在的规律。文章认为，其一，扶南王国与刘宋王朝的关系是友好的，同时也是双方利益所需要的，这是双方努力的结果；其二，这期间的交往行为之所以发生在扶南国的持黎陁跋摩和刘宋王朝的刘义隆执政时期，就是因为这个阶段是双方政权最稳定、社会最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在整体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交往的高潮；其三，在扶南国向刘宋王朝示好的过程中，佛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扶南国在充任佛教东传南线中转站的角色同时，将带有扶南文化色彩的佛教传入中国，增加了中国人对扶南王国的认识；其四，从这段历史记载来看，所谓的物质需求、技术发展等常常被研究们强调的东西，在决定该时期扶南国与中国是否交往或是否能够交往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那些只是一个工具背景，并不是决定的力量。笔者认为，至少在公元7世纪以前古代中国与扶南国的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宗教的需求是促使双方交往的重要原因，在一些特殊的时期甚至是主要原因，而经济或物资的需求则处于从属或次要的地位。[7]  周永生教授发言 随着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对苏联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的《塑造“苏联形象”：越南战争中的苏联军事专家及其影响》对苏联在越南战争期间从“不介入”到“有限介入”，再到“积极介入”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10000余名苏联军事专家或军人进入越南参加抗美战争，对增加北越的综合军事实力，尤其是对北越的防空能力以及北越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军事专家向越南展示了其代表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国家，构成了立体的“苏联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越南的政治选择，促进着苏越关系的发展。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的程映虹教授提交的《浅谈苏俄文学在东南亚华人革命运动中的影响》，从苏俄文学对东南亚华人左派群体的影响着手，总结分析了东南亚华人革命者的心路历程，认为在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当局对民间社团的容忍度及“分而治之”的族群统治政策，是左派文学作品得以在东南亚华人社会较为广泛流行的前提。他认为，虽然华人在海外移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国家认同依然是中国。这与华人传统的宗法观念有关，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种宗法观念利弊兼而有之。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钟放副教授在《山田长政在暹罗——兼论中日两国对东南亚移民的历史记忆》中指出，早期日本移民领袖山田长政的历史形象有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真实的他可能并没有超越其他早期日本移民领袖之处，最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移民者的形象。明治时期，山田长政一度被推上军国主义的神坛，成为实践日本“海外雄飞”并在东南亚建立霸业的军事领袖人物。日本战败后，他又莫名其妙地成为日本与东南亚的友好使者。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陈丙先副教授的《浅析16世纪菲律宾殖民当局的侵华企图》一文，论述了自黎牙实比登陆菲律宾群岛至16世纪末菲律宾殖民当局在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政策，重点阐述了西班牙菲律宾殖民当局提出的对华侵略计划与企图。由于这些主张与计划均未得到实施，历史影响相对有限，故而相关的成果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该问题的研究没有意义。该文透射出的复杂的国际背景，对于我们思考那段历史多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 对于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教授提交的《21世纪初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共赢战略》一文，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对东盟政策制定的作用。他认为，“与邻为善”是中国外交政治路线的基础与出发点，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一脉相承，即道家文化中的“善”，儒家文化中的“仁”，以及佛教中的“慈悲”思想，所以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战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友好”加“合作”。周庆杰副教授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武术交流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武术交流的角度对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认为频繁的武术交流促进了双方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但在交流中存在思想认识不足、重技术轻文化、整体发展不均衡、武术交流产业水平低等实际问题。 四、关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研究  熊志勇教授发言 关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研讨会收到4篇论文。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熊志勇教授的《从历史视角看美国“重返亚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美国的“重返亚洲”问题。他认为，将美国重返亚洲看成是遏制中国或者与中国争夺亚洲控制权的观点是片面的，不是对这项政策的健全把握，对中国和平崛起会自行制造障碍，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对此，与会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笔者赞同熊志勇教授的观点。美国重返亚洲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的全球战略安排。它追求的是美国式的全球秩序，并不是专门对付中国。对美国而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在内，只要对其掌管或构建的世界秩序产生或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就必然加以干涉，甚至遏制。 辽东学院滿海峰教授的《权力转移与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趋向》探讨了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认为它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对美国认为至关重要的亚太地区确保主导权，虽然有“量身订做”的特点，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笔者认为，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判断。无论是谁，只要影响到美国的战略部署，美国都会不高兴的。美国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 苏州科技学院祝曙光教授的《朝鲜战争、南海爭端与中美的相互理解》认为，朝鲜战争是由于美国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而导致一场国内战争演变成国际战争，而这场战争是导致中美两国长期敌对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南海问题，与会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对该文中提出的通过加强了解、减少误判，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的观点，与会学者一致表示认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陈海宏教授的《印度支那战争四十周年祭》，从美国军事史的角度认真回顾了发生在东南亚的那场影响一时的战争，考证细致，观点材料纵横贯通，揭示了古今任何战争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事实。 五、关于东北亚地区文化与外交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收到2篇有关东北亚史的论文，日本与韩国各占一篇，作者分别来自日本和韩国。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的《中日韩的连接点——对当代东亚的文化关系之考察》，通过社会田野调查和统计，对中日韩间的文化交融点进行了阐释，对民俗、神祇、文字、文学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论述。文章认为，越靠近现代，文化的相同性或相近性对国家关系的影响越淡越小，经济的作用与日俱增。笔者认为，由于日本是除中国外唯一仍然在使用汉字的国家，就将其划归汉文化圈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日本还在坚持使用汉字，说明日本文化的主体不是汉文化。日本不仅从来没有真正归属过中国，也从来没有归属过汉文化圈。日本只向中国学习它认为有用的东西，就如同其近代全力学习西方国家而从未成为真正的西方国家一样。 韩国檀国大学金珍镐教授与郝锐共同撰写的《韩国文化和传统与其外交传统和风格的关系》认为，过于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对韩国不利，对朝鲜更为不利，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会增加朝鲜对中国的依赖性，更有利于增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同时，域外的美国也可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无论是倒向中国或者美国都会使中美之间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严重影响到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国家一体的儒家政治文化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韩国的外交政策里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国家和民族完整与统一的追求不会因为诸多不利的内外因素而有任何的退步，传统文化潜在的力量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西方价值观与韩国社会价值观的结合，不但没有改变这一根本价值，反而会让韩国在多元化、多层次的交流中更加游刃有余，进退自如。 六、东方外交史中的澳门研究 在澳门大学开研讨会，自然少不了对澳门对外交往史的讨论，而且历史已经赋予了近代澳门在东方外交史上的独特地位。本次研讨会收到二篇与澳门对外交往有关的论文。澳门科技大学何志辉教授的《勘界谈判之前奏：晚清澳门问题与中葡交涉》对晚清澳门勘界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对勘界的要因、展开、认识，以及晚清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对勘界合约的反应进行了详尽考证，指出晚清政府对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扩张野心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并尽力维护水界不被进一步侵犯。作者还提到他们已经在着手编纂一本澳门殖民地时期疆域变化的地图册，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期待能够尽快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孔颖副教授的《明季葡澳“倭奴”辨析》一文，虽然论述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很小问题，且文章不长，但笔者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因为历史著述中的“倭奴”，常常被作为一个带有某种贬义的称谓，并没有将其当做真正被“奴役的群体”。孔颖副教授的文章提出了这么一个曾经在澳门真实存在过的“被奴役的日本人群体”，而且有确切的日本本土史料佐证。笔者觉得该问题完全可以深入研究下去，如这些“倭奴”的购买方式、身价、地区分布、贩卖路线、抵澳后的身份等等。它不仅对认识近代澳门社会结构有所帮助，对认识近代日本社会结构也有帮助。不过，文中有一些提法似乎可以商榷，比如将这些被贩卖到澳门的日本人称为“奴隶”是否适当？笔者认为，称为“奴仆”似乎更为恰当一些。  孟广林教授发言 七、结束语 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课题，一直是历届会议不断讨论与构建的问题，这次会议也不例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提出了开展东方史研究的几点设想，其中包括：（1）、思想文化中的外交史。这是一个行为概念，是思想化、理念化的东西，对具体外交行为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理论上应该发生的，不等于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也就是应然不等于已然。（2）、制度中的外交史。这是一个行为约束或行为导向，是对某种制度文明的总结。（3）、实际发生的外交行为。他指出，实际发生的外交行为受前二者的影响，但并不能等同前二者，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孟广林教授还指出，外交行为还有三大原则：第一是文化传统原则，第二是利益至上（国家安全应是轴心），第三是实力对比原则。每一个外交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或制约，同时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传统文化、利益至上的影响也常常是又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原则所制约的。与会学者认为，孟教授的观点对当前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随着观念的不断改变，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相信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会进一步的深入发展下去，结出丰硕的成果，为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注 释： [1]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史中的日本》，“导言”，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 [2]魏楚雄、陈奉林主篇：《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理论篇》，“导言”，澳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 [4]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史之发展》，澳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5]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60页。 [6]程爱勤：《西汉时期南海中西航线之我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7]程爱勤：《论两晋中国与扶南国交往的文化动因》，《亚太研究》2003年第1－2期；《论汉魏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发轫的宗教动因》，《东南亚》2003年第1期；《论刘宋王朝与扶南王国交往的宗教动因》，《新乡师专学报》2006年第3期）；《弘法千余年，从此不言佛——由“郑和下西洋”个案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佛教关系的转变》，《郑和研究》2004年第2期；《论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发轫期的宗教因素》，《郑和研究》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