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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涛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的非洲史学界在反思20世纪60至7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性质与基本特征、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非洲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的内在关联等重要问题。这些研究表明，殖民统治时期是非洲社会发生急遽变迁的时代，族群、习惯法、间接统治和强制经济制度极大改变了非洲社会结构。与此同时，非洲社会变迁塑造着欧洲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的认知与政策，这是理解非殖民化的重要社会背景。 关键词 非洲 殖民地国家 族群 习惯法 间接统治 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社会变迁是近年来非洲史研究的主题之一。从1890年前后英、法等国对于非洲殖民统治大致确立，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民族国家实现独立，这70年左右的殖民统治时期是非洲史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殖民统治之下，非洲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与此同时，非洲社会变迁也对殖民统治政策理念和方式手段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构成非殖民化的社会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的非洲史学界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史，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观点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大大丰富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于殖民时期非洲史、英帝国史以及非殖民化的认知。近年来国内学界日益关注国外的非洲史研究成果，不过主要侧重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非洲民族主义史学，较少涉及近三十年来英美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本文首先回顾20世纪80年代英美学界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兴起的基本背景，然后对代表性观点进行评述，最后简要分析这些研究所存在问题，以期引起国内学界对于相关研究的注意。 一、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史 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背景下，建立民族主义史学、消除殖民史学的影响成为当时非洲大陆非洲史研究的主要任务，这些研究强调从非洲人视角自下而上地研究非洲历史，而不是帝国史。相关研究主要关注非洲人对于殖民统治的抵抗，以及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形态和贸易。作为当时国际非洲史研究的中心，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以及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吸引了大批非洲本土以外的学者。例如，“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主要成员包括英国学者特伦斯·兰杰（Terrence Ranger）、约翰·隆斯达尔（John Lonsdale）、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约翰·麦克拉肯（John McCracken）和爱德华·阿尔珀斯（Edward Alpers），以及圭亚那的非洲裔学者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eny），他们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也反映出非洲民族主义思潮对于当时国际非洲史学界的影响。 在非洲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下，英美学界的非洲史从传统“帝国史”之中蜕变出来，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在英国，罗纳德·奥利弗（Ronald Oliver）从1948年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非洲史，这是英美学界的第一个非洲史教职。从1953年起，奥利弗旗帜鲜明地强调非洲史不同于帝国史，并提倡自下而上地进行研究。奥利弗和费奇（J. D. Fage）于1960年共同创办《非洲历史杂志》，并于1975至1986年间共同主编八卷本《剑桥非洲史》。在美国，从1957年非洲研究协会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设非洲研究项目的高校达到30多所，《国际非洲历史研究杂志》和《非洲研究评论》等专业刊物相继创办，一批学者开始专门从事非洲研究。例如，著名非洲史学家让·范西纳的非洲口述史研究就开始于这一时期。范西纳认为，非洲拥有着丰富的可以辨识和认知的史料来源，能够像西方书面资料那样加以理解；因此，非洲不仅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且与欧洲历史一样是可知的。 在当时的英美学界，非洲史学家通常将殖民主义视作阻碍非洲历史前进的“拦路石”，他们并不关注殖民主义本身，而是更感兴趣于研究非洲民众反抗的过程与后果，代表人物有巴兹尔·戴维逊（Basil Davidson）和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弗里德里克·库珀曾谈到，当年在他就读研究生期间（1969—1974年），只有前殖民时代历史或者殖民抵抗才算得上真正的非洲历史，倘若要研究殖民统治则会被贴上“重回帝国史老路”的标签。库珀还回忆道，当时有学者甚至认为，“关于殖民主义，只要读读法农的著作，知道殖民主义是多么恐怖就足够了。” 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英美学界的非洲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历史，反思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重要转变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这一背景下，非洲史学家对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产生幻灭感，不再关注于通过重新发现非洲古老历史来为非洲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而是试图从殖民时期历史中探寻非洲民族国家遭遇发展挫折的原因。其次，英美学界日益关注欧洲与前殖民地之间的历史互动。随着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高校普遍出现经济困难，大批非洲学者移民发达国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洲研究的国际中心由非洲大陆转向英美两国。这些供职于英美高校的非洲学者关注殖民地与帝国本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且强调殖民经历对于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最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殖民历史档案的相继开放为重新审视殖民时期历史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欧美史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态势也影响到非洲史研究的发展走向。此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历史研究的发展也为非洲史研究提供重要借鉴，譬如印度的“庶民研究”。 相比于此前的民族主义史学，非洲史学家开始对于殖民统治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强调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得非洲史和帝国史的研究领域趋于接近；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研究者在对殖民统治本身进行反思的同时，深入探讨族群、法律、宗教、婚姻、家庭与性别关系等领域的社会变革，并将其置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的互动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再者，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相关研究日渐强调借鉴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反思殖民统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家对于殖民统治本身加以反思，批评此前的民族主义史学过分强调非洲对外部入侵的回应，往往假定殖民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前的非洲史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对于殖民统治进行深刻反思，尤其关注殖民地国家的性质以及殖民霸权的有限性。 1.殖民地国家的性质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影响，当时的非洲史研究通常将殖民地国家视作帝国本土利益的代理人，认为它的目的是确保剩余积累的形成并向帝国本土转移。然而，布鲁斯·伯曼、约翰·隆斯达尔等人在研究肯尼亚等非洲殖民地实际运作过程的基础上，对于将殖民地国家视作帝国本土利益代理人的观点提出质疑。 伯曼和隆斯达尔强调：第一，殖民地国家具备相对独立于帝国本土利益的行动能力。在殖民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殖民地政府和帝国本土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在不同历史时期，帝国本土对于殖民地政府结构和行为的控制程度也有很大差别。而且，殖民地国家的形式、结构和实际运转过程，这些都很难单纯用帝国本土利益因素来解释，必须考虑到非洲殖民地内部社会经济状况。第二，帝国本土要求殖民地实现财政自给自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一直是英、法两国对非洲殖民地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无法依赖帝国本土的财政支持，殖民地政府只能依靠非洲当地税收来源，因而与非洲本地的生产和贸易有着密切关系，并且与非洲当地社会力量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分权是帝国本土与非洲殖民地国家关系的主要特征。以英国为例，它有意避免对殖民地的集权化控制。在事关殖民地与帝国关系的重大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英国赋予殖民地总督和殖民地官员以自由裁量权，希望各殖民地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基于上述原因，伯曼和隆斯达尔认为，殖民地国家并不单纯是帝国本土利益的代理人，它的结构和行为不能仅仅从外部的帝国本土因素来解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殖民地内部因素所塑造。 关于殖民地国家运转的实际过程，以往研究强调欧洲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明确界限，以及殖民地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之间的一致性。然而，近年来的非洲史学家更加关注殖民地国家内部复杂的权力分配，试图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塑造殖民地国家，并影响其运转过程。他们认为，在殖民地国家塑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群体，不仅包括非洲酋长和欧洲军官和文官精英阶层，而且还有充当翻译、学校教师、税务官员的非洲人，以及身为林业专家、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欧洲人。按照这一观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殖民统治的具体实践比以往所认识的复杂得多，殖民政策的实施过程并非殖民官方所宣扬的那样协调，而是时常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2.殖民霸权的有限性 关于殖民统治，以往研究较多强调殖民统治对于非洲社会的霸权控制。然而，近年来包括非洲在内的殖民地历史研究在承认殖民统治的残暴性和剥削性的同时，日益强调殖民霸权的有限性。殖民霸权的有限性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于殖民地国家内部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殖民地国家的资源有限性，以及非洲社会历史进程对殖民地国家的塑造作用。殖民统治在试图改造非洲社会的过程中，往往受到非洲当地社会关系和当地社会发展进程的制约，它需要在殖民地社会相互冲突的利益之上维持岌岌可危的主权。 这些非洲史学家强调，与殖民霸权有限性相关的是，殖民地国家对于非洲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变革抱着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它需要引导和推动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变革，重新组织当地生产以满足帝国本土需求，并为殖民地国家提供税收来源。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地国家促进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工资劳动的发展，而这些都推动了非洲社会变革，使其与帝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除西非沿海的某些地区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殖民时代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这主要是商业资本活动和非洲人对于市场刺激的自觉回应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重组非洲当地生产，殖民地国家通常运用强制手段迫使非洲人从事商品生产或者成为工资劳动力，常见形式有税赋、强迫劳动以及强制农作物生产。人头税或者“棚屋税”的功能不只是为殖民地国家提供基本税收，而且也是为了刺激非洲人的金钱需求。控制非洲劳动力，并将其纳入可征税的经济活动之中，这是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例如，在坦噶尼喀和肯尼亚，德国和英国殖民者鼓励亚洲商人渗透到内陆地区，以刺激非洲当地人产生对于廉价进口产品的喜好，并逐渐开始熟悉金钱生活，从而打破了非洲人的自给自足经济。 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必须将殖民地经济社会变革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殖民地国家的劳动力政策明显表现出这一点。殖民统治确立之后，殖民地国家更多需要依靠欧洲贸易公司、特许企业、矿业公司和侨民等来获取税收和财富，而这些欧洲资本的利润依赖于充足而廉价的非洲劳动力供应。然而，直至“二战”前后，殖民地国家一直不希望非洲劳动力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化，而更愿意维持移民劳动体系。在新兴的城镇、矿山和港口码头，大量涌入的非洲移民劳动力仍旧保持着与乡村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对于殖民地国家而言，移民劳动力体系在解决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同时，又将非洲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成本转嫁给非洲人及其农村家庭。殖民统治对于非洲资本主义变革的限制，还表现在农业生产领域，例如黄金海岸殖民当局对于非洲农民可可生产的态度。殖民当局意识到，非洲农民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维持可可低廉价格的关键，因而采取措施保护传统土地所有制，维持移民劳动力体系，并且设立可可市场销售局，从而阻止非洲本土资本积累，遏制非洲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使其依附于欧洲资本所控制的市场体系。 三、殖民“发明”及其限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非洲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围绕着间接统治、族群和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当时的非洲史学界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著作，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特伦斯·兰杰于1983年提出的“传统的发明”概念。这些研究强调，传统、法律和族群是殖民当局所主导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殖民者意在保存传统和社会秩序的同时，迫使非洲社会屈服于殖民统治，从而确立殖民霸权，此即所谓的“传统的发明”。这些研究触及殖民统治话语的基本悖论，即在保存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保护非洲人免受现代性创伤。这一悖论明显表现在殖民者对于“去部落化”或者“穿裤子”非洲人的鄙视态度，因为恰恰是这些人最热情地回应殖民统治的“文明使命”。这些研究的价值还在于，它们促使我们质疑传统、习俗和族群的永恒性，从历史视角理解它们的发展，并分析它们是如何被殖民政府和地方当局所利用和操纵。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非洲史学家日益强调殖民“发明”是有限度的，不应当夸大殖民者操纵非洲制度以建立霸权的能力；传统、族群和习惯法并非能够轻易制造或者操纵的，殖民统治依赖于这些制度而得以维持，但这也对殖民力量构成限制。以下简要介绍间接统治、族群和习惯法三个方面的研究状况。 1.间接统治 自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发明”理论出现以来，学者们常用它来分析英国的间接统治政策。相关研究强调殖民当局试图通过确认和操纵非洲统治者，从而利用它们的合法性，以达到确立殖民霸权的目的。在没有酋长的地区，殖民政府会创造出酋长；在业已存在酋长的地区，殖民政府所青睐的候选人往往战胜民众的选择。这些研究强调，酋长首先必须满足殖民者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需求，并且常常为此牺牲对于当地社会的责任。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史学家在强调殖民霸权有限性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间接统治的现实原因以及殖民者的意图，并关注殖民者自身的文化观念在间接统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殖民地国家自身力量有限，他们依赖于非洲当地权威结构来实施统治。殖民统治合法性建构在武力强制之上，但同时也需要被殖民者的承认与合作。由于殖民统治依赖传统权威、法律和习俗来维持，因此在围绕着权力和资源获取而展开的持续斗争中，“传统”成为引发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确立有效控制，这是英、法所属非洲殖民地普遍面临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萨拉·贝里将殖民地国家称作“低成本霸权”(hegemony on a shoe string)。就此而言，英、法殖民政府管理体系存在较大相似性，法国同样需要通过酋长制来实现统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英国殖民政府更坚定地支持“他们的”酋长。 其次，殖民者意图通过“间接统治”实现非洲社会碎片化和社会变革的双重目标。殖民统治者对土著酋长等非洲本土社会力量的依赖，将“部落”视作殖民地基本的行政单元，以及将族群分类作为非洲社会认同的基础，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政策，其目标都是要实现对于殖民地的“分而治之”，从而避免殖民地社会的内部融合。将非洲政治和社会力量限制在地方行政单元之内，这不仅有效避免了殖民地国家直接卷入复杂多样的地方性冲突，也遏制了非洲反抗力量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的联合，从而对于殖民秩序构成挑战。例如在坦噶尼喀，殖民官员遵循着将不同社会层面尽可能碎片化的原则，因为跨地区或者跨族群的交流可能引起非洲民众的联合，并进而威胁到殖民官方的间接统治。碎片化的非洲社会最有利于殖民统治，这也解释了间接统治何以成为殖民统治的惯用手段。正因为如此，殖民地国家鼓励殖民地的文化多样性，而非文化同质性，并以此作为实现控制的工具，“治下民众越是复杂，越容易实现分而治之”。 与此同时，在“保护”非洲“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殖民统治者试图通过间接统治来推动非洲社会变革。从20世纪20年代起，殖民当局逐渐通过酋长和乡村首领来传授并推动农业技术改良，正如一位尼亚萨兰殖民官员所说，“间接统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能保护传统，使得非洲人免受现代性的痛苦”。 最后，间接统治与殖民者对非洲社会的想象和认知有着密切关系。欧洲殖民者往往认定非洲人是由部落、村庄和亲缘群体等相互排斥的社会文化单元所组成，它们的习俗和内在结构一直未曾发生过变化，“每个部落应被视作是独特单元……每个部落皆处于酋长统治之下。”欧洲殖民者起初认为非洲“部落”社会处于社会进化的较低阶段，根本不值得加以保护。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殖民官员开始认识到“保存”部落传统对于维持有效控制的重要性，并试图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使其成为殖民行政机构的基础。 2.族群 20世纪80年代，特伦斯·兰杰、约翰·伊利弗和约翰·隆斯达尔等人在研究殖民时期东南部非洲历史基础上，提出殖民主义“发明”部落的观点。由于他们着重强调“部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而被称作建构主义族群理论流派。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于建构主义理论做出修正与补充，他们强调该理论过高估计了殖民统治在族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严重忽视了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的历史连续性。相关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并不是由界限鲜明的部落所组成的僵化停滞的社会。在前殖民时代，非洲人隶属于家庭、血统、宗教秘密团体、乡村共同体和酋长领地等流动的、相互重叠的社会网络,当时并不存在政治界限明确的部落或者“族群”。尽管大多数非洲族群的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代，但是制度和意识上的成形则要到殖民统治时期。 其次，“部落”或“族群”形成于殖民统治时期，受到殖民主义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深刻影响。对于非洲社会而言，殖民统治之下急遽的社会变革无异于一场道德和物质危机，族群正是在这些相互交织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进程中形成的。殖民统治的结构特征，以经济作物生产和工资劳动力为基础的殖民地经济，殖民政府对于政治边界的划定以及对于非洲民众的分类，所有这些急遽地改变了非洲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成为塑造族群认同的形式与内容的结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族群一直保持着显著的流动性，其族群界限不仅在前殖民时代含混不清，甚至在殖民统治时期仍然如此。 再次，“族群”的形成是建立在非洲社会结构演变的基础之上，是非洲现代化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族群在内的“传统发明”是殖民征服、统治和剥削过程中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进程，它贯穿于整个殖民统治时期。当殖民政府试图利用非洲传统时，它们也受制于这一难以掌控的话语，“旧有传统不断被重新解释，习俗不断被讨论，而族群界限是可以跨越的，这些都是动态的历史进程”。 最后，应当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理解非洲族群的形成。一些学者反对过分强调殖民统治在非洲族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这忽视了自前殖民时代以来非洲人社会认同所具有的延续性。以乌干达为例，非洲史学家似乎对于阿乔利(Acholi)、布吉苏(Bugisu)和特索(Teso)等由英国人“想象的”群体更感兴趣，而较少关注在前殖民时代已存在的、在群体身份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族群认同，例如布干达(Buganda)和布尼奥罗(Bunyoro)。 3.习惯法 20世纪80年代，马丁·查诺克、萨莉·福尔克·穆尔等人在研究马拉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案例基础上指出，随着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和移民劳动的发展，殖民时期非洲农村社会围绕着劳动力、财富和土地的控制权而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年长者和酋长们日益强调传统的道德规则和亲缘关系，希望以此来维持自身对于日趋分化的家庭和新的财富形式的控制权。在这些酋长和男性年长者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殖民者对于习惯法进行整理，主要用于规范“部落”民众的婚姻、土地与财产权。在这一过程中，殖民当局将基督教教义、普通法，以及用于实现社会控制的行政规章纳入习惯法之中。这些经过编纂的习惯法在确保殖民行政统治、改造殖民地经济、确立殖民地道德秩序以及实现殖民统治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质疑查诺克和穆尔等人夸大了欧洲人操纵和创制习惯法的能力，并对他们的观点做出修正和补充。首先，强调非洲民众在习惯法的成文化和实施过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由非洲人和欧洲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传统性与现代性所构成的殖民地法律体系之中，习惯法是在围绕着财产、劳动力、权力和权威的争夺过程中形成的。非洲人在习惯法创制方面的主动性并不亚于殖民者，殖民地国家很少介入事关非洲社会内部冲突的法律领域，而非洲人则会诉诸于法律来捍卫自身利益，“法律规则和程序不仅是欧洲人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非洲人抵抗、适应和革新的工具”。例如，土著法庭为试图逃脱不满意婚姻的妇女提供了机会。其次，经过整理而成的习惯法并不单单是殖民官员、非洲酋长和男性年长者意志的体现，更是非洲社会内部剧烈变革的反映。早在习惯法成文化之前，非洲社会内部已经就习惯法内容发生激烈争论，而成文化只是使得这一争论变得更为激烈。事实上，英国殖民官员为了能够灵活地应对不同情况，常常反对习惯法的成文化，这使得非洲人对于习惯法往往做出与殖民官员不同的解释。 四、多角度的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殖民时期非洲史学所取得的进展，还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拓展到妇女、城市、医疗、家庭、宗教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笔者仅选取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述评。 在妇女史领域，以往研究通常认为，男人们外出从事生产性的工资劳动，妇女则在农村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她们处于殖民地经济边缘。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于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四个方面。第一，非洲妇女在殖民地社会经济变革进程中并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扮演了积极角色。第二，在针对殖民统治的抗议和抵抗运动中，妇女的组织和策略问题。第三，城镇地区妇女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活动研究，这些研究颠覆了以往关于城镇地区只是非洲男性生存空间的观念。第四，殖民统治与家庭生活观念变迁研究。研究者主要关注殖民主义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生活观念移植到非洲社会的过程，以及非洲妇女对于这一观念的回应。 城市史领域也取得重要进展。此前的大多数非洲史学家认为，非洲基本上是农村社会，只有乡村才值得研究，而城镇则被有意无意忽视。20世纪80年代初，查尔斯·范·恩塞伦和弗里德里克·库珀较早开始研究殖民时代非洲城镇史。目前英美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殖民地国家对于城镇空间的控制。相关研究强调，殖民政府对于非洲人实施控制和隔离的能力有限，即便是在殖民统治力量相对较强的东南非洲殖民地，非洲人仍能绕过这些严苛规定。第二，特定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疾病、失业、犯罪、娱乐休闲方式以及娼妓等问题。第三，非洲城镇环境与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例如，詹姆斯·布伦南在关于殖民时代达累斯萨拉姆的社会史研究中强调，非洲人对于印度人群体特权地位的不满情绪，是坦噶尼喀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医疗社会史是殖民时期非洲史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侧重于分析医学话语与殖民权力及控制的关系问题，这类研究主要受到欧美医学社会史以及社会建构理论的影响，集中关注种族、性别和族群等身份认同政治。例如，梅甘·沃恩借鉴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分析殖民主义医学话语如何建构非洲人的身份认同。另一类研究则侧重于医学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殖民地医疗体制、疾病模式的变化及其社会成因、疾病与殖民政治经济的关系等话题。例如，兰德尔·M. 帕卡德力图揭示肺结核病的蔓延与种族隔离时代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迈伦·埃琛伯格研究黑死病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塞内加尔政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领域的影响，而南希·罗丝·亨特则通过考察妇女生育问题来分析比属刚果殖民政府与非洲社会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创新还表现在史料和研究方法方面。丰富的殖民档案文献极大地推动了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然而，非洲史研究者日益认识到这些殖民档案的局限性，并强调利用口头资料、司法记录、照片图像资料以及非洲文学作品等殖民档案之外的史料，试图更为全面地展现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变迁。另外，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化，例如借鉴人类学、艺术史以及环境研究的研究方法。 五、非洲社会变迁视角下的非殖民化研究 随着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到种种困难，研究者试图重新理解非殖民化的历史意义。同时，非殖民化时期档案材料的相继公开也为重新解读非殖民化历史提供客观条件。关于非殖民化，近年来非洲史学者主要强调两点。第一，以往研究较多是从殖民宗主国的视角出发，所探讨的更多是“非殖民化”的“计划性”问题和国际背景因素，而忽视了非洲殖民地社会历史背景和非洲社会能动性。第二，殖民地社会变迁塑造着殖民者对殖民地的认知与政策，是非殖民化的重要背景。这些学者反对简单地将民族解放运动视作“非殖民化”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聚焦于殖民统治最后时刻的宪政变革、政治组织和斗争的解释，往往会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在决定非殖民化节奏方面的影响，而忽视了殖民地政治经济变革，而这一变革是决定非殖民化是否发生以及以何种形式发生的关键因素。 一些非洲史学家以“二战”为界，将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视作非洲殖民统治的后半时期。他们认为，随着非洲社会变迁，殖民统治理念与之前相比发生重要转变，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殖民统治后期的国家性质及其与独立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弗里德里克·库珀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的研究结合了帝国史和非洲社会史这两个领域。库珀强调，以“二战”为界，非洲的殖民统治大致可以分为“保守型”和“发展型”前后两个阶段。在“二战”前的“保守型”殖民主义阶段，殖民统治变革目标十分有限。而在“发展型”殖民主义阶段，殖民者在残暴镇压殖民地反抗（例如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和阿尔及利亚，以及英国在肯尼亚）的同时，也开始推行全面的经济社会变革，这与非洲社会内部变革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非殖民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二战”后，英、法两国放弃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为殖民地发展注入大量资金，并积极推动非洲殖民地全方位的经济社会变革。在殖民宗主国和殖民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非洲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商品和生产关系加速发展。库珀重点关注城镇地区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工人力量逐渐发展壮大，各殖民地频频发生的罢工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殖民官员对于非洲社会的认知。英、法殖民官员此前对于非洲社会有着相似的认知，都认为非洲社会是由“部落”农民和受教育的西化精英这两部分所组成，而在矿山、城镇和种植园中的非洲劳动力被视作“去部落化”农民。然而，这些罢工事件使得殖民者认识到这些非洲工人并非“去部落化”农民，而是城镇无产阶级，应当允许他们像欧美工人一样组织工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城镇的稳定。在殖民者不允许殖民地发展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这些工会成为民族独立运动重要的支持力量，这也是很多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是从领导劳工运动起家的重要原因。 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农村地区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英属东南非洲殖民地。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殖民统治者日益强调非洲农村的环境破坏和土壤侵蚀问题的严峻性，并着手实施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希望以此维护非洲农村的社会稳定，并消除民族主义的影响。然而，这些计划未能有效地维护非洲农村稳定，反而使得非洲民族主义原本无力动员的农村民众也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 库珀强调，这些殖民地社会冲突直接聚焦于殖民地国家。在“保守型”殖民主义阶段，统治农村地区的是那些了解土著民众的白人官员或者熟悉本地传统的酋长，他们能够将民众不满限制在地方层面。然而在“发展型”殖民主义阶段，在非洲农村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只懂专业技能和管理知识的技术专家。随着民族主义组织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的兴起，基层殖民政权和酋长机构合法性岌岌可危，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开始坍塌。到20世纪50年代，原先的统治模式难以维持，殖民地国家开始成为殖民地冲突焦点，并日益成为帝国本土与非洲民族主义力量达成和解的障碍，这是非殖民化重要的历史背景。 结 语 在认识到英美学界关于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当注意相关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第一，尽管近三十年来非洲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某些重要领域仍然亟待研究。与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史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殖民时期经济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陷入停滞。仅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微观和个案为主，宏观研究严重缺失，并且主要研究成果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殖民时期非洲经济史研究陷入停滞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非洲史学界将注意力从物质转向文化因素，忽视了对于非洲大陆而言极为严峻的贫穷和发展问题，而日益关注种族、身份认同和性别等发端于西方世界的研究话题，非洲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欧洲殖民者对于非洲社会的认知如何影响到殖民统治。再譬如妇女史研究，尽管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已为学界所认可，并且多部妇女史著作荣获美国的非洲学界最高奖项“梅尔维尔·J. 赫斯科维茨奖”（Melville J. Herskovits Award），但是妇女史研究在整个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中的影响仍然极小。 第二，现有研究淡化或者低估了前殖民时期与殖民时期历史的内在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殖民档案的开放，重新解读殖民时期历史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而前殖民时代历史研究逐渐被边缘化。这种对于现代历史的过分关注，导致英美的非洲史学界普遍接受了前殖民时代历史的简单化认识，并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前殖民时代与殖民时代的历史联系。理查德·里德将这一倾向概括为“唯今主义”（Presentism），认为这将导致研究者所关注的历史时段被严重缩短。针对这一状况，一些学者提倡从长时段来研究非洲历史。例如，有学者强调阿散蒂和祖鲁等前殖民时代权威体制对于殖民和后殖民时代非洲社会的影响。 第三，现有研究以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历史为主，其他非洲殖民地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当然，这并非否认其他非洲殖民地研究业已取得的成绩。例如，艾伦·伊萨克曼和马里萨·莫尔曼关于葡属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研究，以及孟洁梅关于德属坦噶尼喀的研究，这些都充分展示了葡属和德属殖民地经验对于理解殖民时期历史的独特价值。尽管如此，在英美学术界，无论是在期刊论文、学位论文选题还是研究人员数量方面，其他非洲殖民地历史研究均无法与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历史研究相提并论，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殖民时期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化。以“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奖”为例，从该奖项1965年创立至2014年，获奖作品基本是以英语和法语非洲为研究对象，以非洲其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获奖作品极少。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殖民统治对于非洲社会的奴役压迫是不容否认的。正如本文所提及的，强调殖民霸权有限性已经成为近年来英美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中的流行话题。这些研究倾向于将殖民主义视作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共有”文化，淡化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立场的根本对立。正因为如此，有非洲学者批评指出，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以及反殖民斗争，但是我们不能遗忘如下基本史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帝国对于帝国本土和殖民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迥然不同，殖民统治归根结底仍然是以物质和经济力量作为支撑，而不只是依靠观念和意识形态。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