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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的传记多不胜数，仅仅书名为《阿塔图尔克》（Atatürk）或《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的传记作品，普通书店里随处能找到。至于凯末尔的政策、凯末尔的思想、凯末尔的外交、凯末尔的贡献，凯末尔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大量著作，因为在现代土耳其人心目中没有哪位历史人物能与凯末尔相提并论。饶有趣味的是，西方学者也撰写了不少凯末尔传记，不乏颇有深度的研究凯末尔的著作。按常理，如今再研究凯末尔这样的伟人，已经很难出新意。出乎想象的是，美国学者乔治·高里奇（George W. Gawrych）出版的一本凯末尔传还是挖掘出新的东西。 乔治·高里奇（George W. Gawrych）是美国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曾在美国军事院校任教近二十年，其著作以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和现代中东战争为主要题材，也研究凯末尔的军事战略。2013年出版的专著《青年阿塔图尔克：从奥斯曼军人到土耳其政治家》[1]，仍是从他擅长的军事角度落笔。研究对象是14岁到41岁（1895-1922年）的凯末尔，即从凯末尔1895年离开家乡萨洛尼卡进入马纳斯特高级军事学校，到1922年指挥土耳其军队取得民族抵抗运动的胜利。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一生的丰功伟绩是脉络清楚的，后人对这位伟人的“盖棺论定”也没有多少争议：“凯末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功领导了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创建了土耳其共和国，奠定了土耳其现代化基础。”多数传记作者和研究者着眼于凯末尔的丰功伟绩、凯末尔思想，以及凯末尔的人格魅力，有关“青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传记作品，主要着眼于凯末尔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战绩。 同样是研究青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乔治·高里奇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凯末尔军功”的层面，着力点不是凯末尔的军事才能本身，而是“凯末尔接受的教育以及凯末尔的军事生涯对于造就一位卓越政治家的真正意义”。乔治·高里奇的研究，旨在探究三个逐步深入的问题：第一、军人凯末尔是如何在军事生涯中把自己打造成一位政治家的？第二、在成长为政治家的过程中，外部环境（机遇）、凯末尔的选择（目标）、个人的奋斗（努力程度）哪个更重要？第三、凯末尔有怎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从《青年阿塔图尔克：从奥斯曼军人到土耳其政治家》一书的目录上看不出作者的意图。作为一本“人物评传”，乔治·高里奇按照时间顺序选取几个镜头，把凯末尔1881-1922年的活动串起来：（1）一位奥斯曼军人的成才，（2）世界大战与帝国的和平，（3）民族抵抗运动，（4）大国民议会，（5）战役中的一场危机，（6）军事总指挥，（7）从大决战到最后和平。与其他的人物传记一样，全书的结构显示，作者要轻松自如地勾画一位军人的轮廓。实际上，乔治·高里奇教授经过了深入研究，把自己要探究的三个层次的问题弄明白之后，仍以适合读者口味的笔调，从14岁凯末尔进入军校写起，不紧不慢地写到1922年年底取得军事胜利停笔。不过，每一章后面都有一个“小结”，全书最后有一个总的结论，作者阐述并反复强调了自己的观点。 乔治·高里奇教授在这本书中的独特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青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身份是军人，但他关注的目标不限于军事，因为他在军事学校当学生时掌握的知识超出军事知识。 凯末尔先后在地方军事学校和首都军事学院接受正规教育，掌握了军事知识、军事技能。但除了课本上的知识，凯末尔广泛阅读诗歌、历史、心理学、哲学。凯末尔是勤奋的读者，他在学生时代就钻研课堂之外的知识，分析已有的战例，学识范围远远超出军事科目。也就是说，“凯末尔从不同学科的知识中汲取营养，宽泛兴趣和好学精神为其从军人向政治家转变提供了条件。”（见本书第223页） 其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从教官那里接受军事技能的同时，也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吸收了政治观念；凯末尔军事实践中得到更多的是政治经验。 凯末尔受德国教官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的影响大。戈尔茨在伊斯坦布尔做军事教官前后13年（1883-1896），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回到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战场亲自指挥军队，死后葬于伊斯坦布尔。戈尔茨教育并培训了包括凯末尔在内的好几批奥斯曼年轻军官，这些军人成为土耳其民族革命的骨干力量（见本书第9页）。戈尔茨强调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把国家变成武装起来的国家，发挥军事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凯末尔接受了戈尔茨民族主义、军事强国思想，并结合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自己的见解：军队独立于政府，但政治事务高于军事事务。（本书第127页） 凯末尔的早期军事实践，主要是在叙利亚服役和在利比亚打仗。他不仅获得带兵打仗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关于国家出路，关于军队作用的思考和认识。凯末尔发现，军事活动的目标是取得胜利，但取胜离不开政治动员和外交工作。在后来自己指挥的战争中，凯末尔重视“军人外交”，成功地运用了外交优势。作为政治家，凯末尔根据战场上的紧急程度，调整他的政治、军事、外交的顺序，这是其过人之处。“凯末尔有大视野，即超出普通军官的眼界，他能面向未来，勇于应对挑战。”（见本书第225页）。 其三，青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有意识地养成自己做领导者的品格，从细节处提炼自己，不失时机地塑造“领导者”形象。 按照乔治·高里奇教授的说法，凯末尔很会“经营”自己的领导形象，他并不是“意外地”成为领导者，而是早有成为领导者的追求。他从军事学院毕业，就开始了“有明确追求”的人生。乔治·高里彻使用的词是“purpose-driven life”，即“具有目的导向的人生（见本书的导论）。凯末尔早年的笔记、文章透露出，凯末尔不想成为一个书呆子。在凯末尔看来，理论和实践对于发展他当领导的“技能”非常重要。凯末尔非常欣赏美国的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把富兰克林的品格做了概括，奉为约束和激励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是朝着这个目标奋斗的。到1921年10月时战争在相持，凯末尔就接受媒体采访，让外界了解他的生活内容、个人作风等，凯末尔作为军人政治家、领导、国际人物的形象，从那时就展现在世界面前，而不是在当总统并推行改革之后。 其四，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军校读书时形成并在军事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不过，其目标和内容不是成就优秀军事家，而是开创大事业。 凯末尔喜欢心理学和哲学，他曾认真地探究“感性、激情、理性、逻辑”等因素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的结论是：“赢得民心和创造历史需要理性、逻辑或审慎，更需要感性、情感或激情。”（本书中作者多次提到凯末尔的这句话，两处“题记”和正文中的表达稍有不同。）在凯末尔看来，战场上对军人心理、情感的考验远比对身体、知识等因素的考验更要紧；纪律、集体荣誉、爱国情操等等，都直接涉及军人心理因素。因此，凯末尔平时注重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教育士兵。当然，凯末尔在自己率领的军队中进行改革实践，更注重灌输现代军人观念，发挥现代军人对于国家的作用。早在军校读书时，他与其他同学之间的讨论，内容往往涉及帝国的弊政、民族的出路等（一般认为这些讨论“播下了凯末尔革命的种子”），而不是讨论如何成为军事统帅。 凯末尔通过研究“人性”，也掌握了“心理战术”在政治工作中的奇效。比如他会降低姿态，做良好的“倾听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获取各方面的信息，以平和巧妙的方式，说服反对者，赢得多数人的信任。凯末尔认为，政策、外交、战略、军事行动、战术等方面是相互作用的，所以他能成功地把学识和理论运用于实践，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判断。战场上打败敌人固然重要，但在危机时刻如何摆脱协约国控制，如何动员民众，寻求民族独立，凯末尔要做的政治工作大于军事工作，这就需要政治敏锐，而不仅仅是靠战术精湛。（见本书第35页） 其五，在机遇、客观条件、个人努力等三个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人生选择和个人努力。 是什么造就凯末尔在独立战争中成为军事领导更是政治领袖的呢？作者认为：是雄心（或野心）驱使凯末尔做出选择并努力奋斗（本书第222页）。没有个人野心，再好的机会也可能会错过。在学生时代，凯末尔就准备成为一名领导。换句话说，凯末尔的目标是政治家，最后既成为军事统帅又成为政治领导。作者分析原因时指出，没有历史机遇也不可能造就凯末尔，但必须看到，凯末尔面对的是非常艰难的环境。在帝国崩溃、领土被占的形势下，不是谁想当英雄就能成为挽救土耳其的英雄人物的。放在一些具体事件中来看，出现民族危亡局面，使凯末尔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安纳托利亚“大国民议会”的召开，才给予“抵抗运动”合法地位，也给予凯末尔本人合法领导权；民族战争中出现“安卡拉危机”，又给了凯末尔当全军统帅的机会。问题是，凯末尔有准备、且有能力抓住机遇，并出色地赢得军事和政治双重胜利。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能站得高、看得远，在危急关头掌舵，在十字路口做决断。 有一句名言说：普通人在等待机会，而卓越的人会创造机会。凯末尔在不断创造机会，比如，在凯末尔努力下召开了大国民议会，建立了安卡拉临时政府；而大国民议会赋予的权力，再加上掌握军队，使凯末尔开始发挥国家领导人的作用。独立战争持续了三年，期间有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有胜有负，其中1921年7至8月希腊军队逼近安卡拉，但凯末尔为了取得反击希腊军队的胜利，准备了整一年时间，不仅是军事部署、部队训练、物资补给，更重要的是外交、政治宣传、内部管理等工作（见本书第154页）。凯末尔不断地平衡政治、军事、外交三方面的关系，并不断调整政府、军队、人民之间的关系，否则，建立新国家的计划无从谈起（见本书第127页）。当然，凯末尔走到安纳托利亚政治舞台的中心，也与一批土耳其精英人物如劳夫（Rauf）、卡拉贝克（Karabekir）、阿里·福阿德（Ali Fuad）、伊诺努（Inonu）等的协助分不开（见本书第100页）。 总体来看，本书写的是军人凯末尔从进军事学校到战争获胜，但作者不是探究凯末尔的军事韬略、指挥才能、制胜的技术，而是探究凯末尔的政治才能根植于何处，政治家眼光形成于何时，政治家作用在哪些方面发挥出来。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作者乔治·高里奇并不依赖什么珍稀文献，而是使用公开的档案材料，主要是凯末尔自己的文章和著作、私人笔记、官方报告、大量的往来书信、命令、讲话稿等。通过这些基本资料，作者想弄清楚凯末尔的所思所想，然后根据凯末尔的思想观念，来分析凯末尔是如何从军人升华到政治家的。要说本书有新颖之处，那就是侧重心理因素分析，作者的理由是，他发现凯末尔的文稿中多次提到感性、理性、激情等术语，并对心理学有研究，所以自己研究凯末尔也从这里入手。 值得注意的是，乔治·高里奇教授在这本人物评传中也提出了一些研究土耳其共和国史的人容易忽视的问题。比如，1921年的“基本组织法”中宣布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没有提及“素丹”，也没有提及“哈里发”，这是很巧妙的“省略”，这是为共和国的世俗化道路做了铺垫，是大手笔。又如，由于凯末尔强调政治事务高于军事事务，所以能从大处着眼。当土耳其军队于1922年9月乘胜追击希腊军队到海峡地区，驻守海峡英国军队感到紧张。土耳其军队本来可以顺势驱逐英国驻军，但凯末尔说服其他将领，对英国采取政治攻势，争取促使英国同意协商解决问题（见本书第207页）。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末尔的做法是富有远见的。此外，1922年10月刚收复布尔萨不久，凯末尔就发表讲话，指出开展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启动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他说，有的地方需要“武器”，有的地方需要“智力”。而且，凯末尔把萨卡亚战役（被称为转折点的大战役）的胜利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外交收获，比如外交上不失时机地以让步态度与法国达成协议，争取了主动。作者乔治?高里奇还提出：独立战争最后的胜利，是由安卡拉政府、土耳其军队、安纳托利亚人民共同协力的合奏交响曲（本书第222页）。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从军事史上理解，土耳其独立战争的结束不应以打败希腊军队为标志，而应以《洛桑条约》的签订和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本书第217页）。这些看法很有见地，应得到重视。 [1]George W. Gawrych, The Young Atatürk: from Ottoman Soldier to Statesman of Turkey, I. B. Tauris & Co Ltd., London, New York, 20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