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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兴山 （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来源：《世界历史》2014年第3期 内容提要：美国占领菲律宾后，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大力发展“美式”教育，扶助开办公立学校，并支持兴办私立学校。华侨利用这“有利”条件，在中华民族悠久文化情结的感召下，倡导开办私立华侨学校。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的华文教育的兴起与繁荣客观上得益于当局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所奉行的相对“自由”的教育政策，对华侨社会认同中华文化及加强与祖国的联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华文教育在菲律宾虽然历遭坎坷与曲折，但这一时期奠定的华文教育基础却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广大华侨保持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一旦局势改变，华文教育便会兴起。这是美国殖民时期华文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致，这种影响在如今的华文教育中依然清晰可见。 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菲律宾新的宗主国，殖民当局试图实施通过教育手段辅助统治的政策。为“教化”、“美化”其所谓的落后地区，殖民当局扶助开设公办学校，也鼓励兴办私立学校。这种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为华侨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契机。而此时的晚清政府也意识到海外华侨对国内发展的作用，遂在海外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华侨利益为第一要义，敦促华侨保持与祖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同时，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人以及流亡在外的维新派人士也劝导华侨传承中华文化，倡导创立新式学校。随着菲律宾华侨经济的不断壮大，为满足广大华侨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强烈“诉求”，有识之士在私塾教育的基础上开办了华侨学校，菲律宾华文教育得以萌芽。直到1946年菲律宾独立，华文教育在美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和华侨社会的推动下渐成规模，为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内学术界研究菲律宾华人华侨的成果很多，但很少涉及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对华文教育的“促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1]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做一系统考察，以期对国内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有所补益。 一、菲律宾华文教育产生的背景 （一）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的教育政策 美国推行所谓“自由开明”的教育政策与其对落后地区承担的“使命感”有很大的关系，亦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考虑。1899年3月，在美军大举进攻菲律宾首都马洛洛斯之际，美国政府就派遣第一届菲律宾殖民当局“舒尔曼委员会”抵达马尼拉。随后，“委员会”发表《告菲律宾人民书》，用利他性的语言向菲律宾人传达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所谓的“真诚善意”和“兄弟情谊”，宣称美国在菲律宾建立殖民政府目的是“保证菲律宾人们的幸福、和平与繁荣，使菲律宾人达到世界最文明民族的水平”[2]。“委员会”调查发现菲律宾教育十分落后，尤其平民百姓对教育的渴望更加强烈。该“委员会”离任时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建议，菲律宾人缺乏文化和政治经验，尚未形成自治能力，美国人不能撤出菲律宾，否则这里将会陷于混乱。报告特别强调了在菲律宾普及教育的重要性。[3]美国殖民者把占领菲律宾的侵略行径，美化成为履行“保护”、“教化”菲律宾人的神圣使命，来为其殖民统治寻找合法的依据。 显而易见，美国政府把教育视为辅助殖民扩张的手段，认为兴办教育有助于平息菲律宾人的反抗，使菲律宾可以按照美国规划的方向和意愿发展。同时，殖民当局也认识到要想维护在菲律宾的统治，就必须在菲律宾年轻人身上“下功夫”，尽快使他们“美国化”。经历了美西战争的这一代菲律宾人，对美国殖民者怀有强烈的反抗情绪。美国要想在菲律宾维护稳固的统治，就必须把培养的目标放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的身上，使其最终转变对美国的敌视态度。这样，教育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显得非常重要，成为成功统治一个异民族不可缺少的手段。[4]殖民时期的第二代菲律宾人是在“星条旗下”成长的，美国殖民者竭力把本国的文化渗透给他们，并弱化菲律宾本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为此，殖民者想方设法把菲律宾教育“美国化”。除学校教育外，殖民当局还在菲律宾兴办英文报刊，发挥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帮助美国宣扬和传播文化和思想，让新一代菲律宾人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美国。在这样的基础上，殖民政府可以通过对几代菲律宾人的“教化”和“灌输”，改变菲律宾人的美国观，使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忠实伙伴”。 相比之下，美国与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教育政策。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兴办教会学校，极力让菲律宾人皈依天主教，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而未对菲岛人民教育加以普及。殖民者甚至把西班牙语作为上层社会的专用语，限制普通菲律宾人学习和使用。因此，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三百多年里，西班牙语只不过是一种贵族用语、官方场合或文件使用的语言。美国政府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推广英语有利于美国殖民统治，能够教化菲律宾人走向“文明”。因此，不仅规定英语是政府的官方用语，也成为商业和社交用语，而且定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在菲律宾社会进行全面推广。对美国殖民者来说，只有使用自己的语言，他们在这个热带国家执行“天赋使命”时才会心满意足。[5]所以，美国从建立殖民统治时起，就在菲岛创办各类学校，规定所有的基础教育都实行免费。[6]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许多美军士兵放下武器，步入教室担任临时教师，使美国创办的学校数量迅速增加。美军所到之地，短时间就能把旧的学校改造成美式学校，或者创办起新的学校，美国的教育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一位美国教师的家人写道：“这些士兵教师放下了他们的枪支，拿起古老的课本，坐在粗糙的凳子上，开始向这些儿童传授知识，而几个星期前他们还用枪对着这些小孩的父母。我怀疑历史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自然的怨恨是否修复的如此快……双方都忘记了彼此的仇恨。”[7]美国殖民政府普及教育的政策大大弱化了菲律宾人对殖民者的恶感。 1901年1月，“塔夫脱委员会”通过了第74号法案，即建立有关公立学校的法案，此法案明确承认私立学校教育的自由。[8]美国政府还规定，任何剥夺美国人或外侨拥有及经营学校权利的法律都是违反宪法的。1904年，菲律宾在校中学生为404名；到了1934年时，在校的中学生为56，255名。[9]这足以说明，美国积极推动公立教育与普及教育的显著成效。美国对于私立学校教育也予以支持，认为私立学校是弥补公立学校教育的有效手段。[10]在殖民当局鼓励和扶持外侨创办私立学校，促进少数族群的民族教育方面，华侨享有与菲律宾人同等开办学校的权利，所以，华侨学校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当局对开办私立学校所奉行的“宽松”政策。 早在1869年，中美签署的《蒲安臣条约》就明文规定，两国人都可以进入对方的大小官学，允许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重视教育的深层次原因是想通过传播文化，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中国义和团运动后，一些美国人意识到，对中国人不能仅凭武力取胜，而须代之以怀柔政策。于是，美国政府减免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兴办高等教育。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这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美国的意图在于对中国人从精神上进行改造，使之崇信西方文明，顺利实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后，把中美条约扩展施行到菲律宾群岛。[11] 此外，对美国殖民者来说，菲律宾的华侨已成为其获取商业利益不可或缺的中间人，有利于其开发资源与发展商贸。至于华侨社会与当地人社会的隔阂，从殖民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不但没有任何害处，反而有利于维护它的殖民统治。“分而治之”原本是殖民者惯用的政策手段，如果华侨与当地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可能还会形成反抗殖民统治的巨大力量。[12]因此，美国殖民政府允许华侨社会创办私立学校，还让华侨学校独立于殖民政府的管制，直接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督。[13]华侨兴办华文教育，无疑实现了几代寓居菲律宾华侨的梦想。与此同时，在清政府鼓励兴办华侨学堂的政策和国内维新运动浪潮的影响下，海外华侨学校纷纷设立。美国殖民政府也希望以发展菲律宾华侨教育为出发点，使华侨忠实地为美国殖民者服务，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美国殖民政府希望借助华侨同祖籍国的密切联系，通过和平方式把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移人中国，灌输美国民主和生活方式，逐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这样的背景也为华文教育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华文教育应运而生 西班牙统治时期，殖民者采取了宗教扩张的战略，利用天主教征服其宣称的“未开化”的落后岛国。在西班牙殖民政府看来，菲律宾华侨从古老的中国带来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成为其皈依天主教的障碍，于是极力遏制其发展，华侨自然没有条件开展华文教育。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后，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实行的教育政策，有利于华侨社会开办华文教育，除此之外，还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华侨对华文教育的“诉求” 早期移居菲律宾的华侨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们仍十分珍视从故土带来的文化“包裹”，其中的传统习俗和礼仪之道，使他们难以剪断对中华文化的依恋。当时的华侨大多以经商为主，他们虽然较少接受传统的教育，但仍然形成了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情结，使他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由于来菲的目的主要是获取经济利益，加上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排斥，他们没有对其子女进行华文教育的条件。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引发了广大华侨的不满，殖民当局制定种族歧视政策，把居住在菲律宾的族群分为西班牙人、菲律宾人、米斯蒂佐（混血儿）、外侨四等，其中外侨中的华侨排在最低等。虽然华侨在经济上已经取得显赫成就，但卑微的社会地位还是让华侨成为菲律宾社会的“边际人”。他们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华民族教育，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增强凝聚力并抵御外族人的欺辱。在“甲必丹制”时期，马尼拉华侨在“八连”[14]依照中国传统的方式，以共同语言和文化为基础，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文化特质的族群，并以血缘、地缘和业缘构建社团组织。在维系华社团结的同时，对外争取合理权益，重视子女接受中华文化传承，凡此种种对华文教育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 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菲律宾广大华侨的民族精神空前高涨，他们在政治上与祖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清政府的“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流亡海外，激励倡导华侨开办学堂，消除愚昧，启迪民智。康有为应巴城中华会馆的邀请，到南洋各地发表演说，号召华侨爱国兴学。他指出：“为中国人，就必须恢复中国人之优良风俗，讲中国之语言，识中国之文字，读中国之圣贤遗训，然后可成为一个真正之中国子民。”[15]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在海外宣传革命，得到华侨的广泛认同。他们还倡导兴办教育，设立新式学堂，改变以往华侨私塾式封建教育传统，重视华文报刊和华侨教育，来激发他们的文化觉悟。[16]菲律宾华侨社会主动顺应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了加强华侨对于故土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呼唤创办华文教育成为华社“最强烈”的声音。 （2）晚清华侨政策的改善 晚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已无可奈何地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颓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封建教育制度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在改革国内教育的同时，针对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侨中的活动，清政府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从鄙弃华侨改变为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制定了有关保护华侨的政策，并鼓励海外华侨兴教办学。此外，海外华侨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实力，也是他们的重视对象。为此，清政府极力支持中华商会的成立，推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以唤起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意识。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取消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华侨“甲必丹制”，同意中国在马尼拉设立领事馆，并代表清政府在菲律宾开展护侨工作。清政府对于华侨教育问题渐渐重视起来，认为对海外华侨施以教育，不仅能够“扩其知识，操业日精，生计自裕，生齿亦孳而愈繁”，而且能够“发其爱国之心，俾知孔教渊源”，防止楚材晋用，还能够“端趋向而正人心，俾知朝廷复载之恩无远弗届”[17]。清政府也深刻认识到，华侨身处与中国教育完全不同的教育文化体系，如果不以儒家文化熏染之，他们就会丧失文化特征而融入当地社会。于是，清政府责成驻外使馆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劝学”活动，还派专员进行“视学”和“督导”。 在洋务派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模式影响下，人们意识到在发展传统封建教育的同时，还要不断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日甲午战争中，学习西方不过30年的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赔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18]人们纷纷把日本制胜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清政府教育制度也改弦易辙，国内形成了兴学堂、废科举的浪潮；海外则兴办新式学堂，薪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这些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都成为华侨互相激励、竞相办学的有利因素，这对海外华侨教育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华社对华文教育的促进 1899年4月15日，清政府派驻菲律宾的首任总领事陈纲，应广大华侨强烈要求，出于“对付资本主义剧烈商战、培植人才、以固吾侨之地位”的现实考虑，在领事馆内开办了小吕宋华侨学校，冠名中西学堂。[19]至此，第一所菲律宾华侨学校萌芽，实现了菲律宾华侨的长久夙愿，中西学堂也迅速成为全菲华侨教育体系的核心。[20]中西学堂开菲律宾华文教育之先河，该校不仅是菲律宾第一所华校，也是海外华人社会中第一所由华侨社会慈善机构捐资兴办的学校。[21]学堂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合适的教科书，只教四书五经、尺牍、珠算等中文课程。中西学堂不收学费，开办之初有学生21人，全都是在菲出生的华侨子弟，次年即由善举公所管理及负责经费。[22]善举公所是华侨甲必丹筹资创立的，主要从事华侨社会的公益事业，此前捐助了华侨义山和崇仁医院。 1902年，华侨社会善举公所脱离领事馆独立运作，在善举公所的资助下，中西学堂第二任校长施乾聘请了美、西教师，增设英、西文课程，开设了华校使用双重课程和双语教育的先例，以扩大华侨商业社会的需要，中西学堂很快步入了现代教育轨道得以名副其实。[23]，在经过初期的探索后，中西学堂教学内容逐渐充实，还开办夜校方便华侨青年在工作之余学习。中西学堂夜校开办之初，为鼓励店员和工友的学习积极性，全部学生免交学费。[24]夜校也分设中文部和英文部，与全日制学生使用同样的教科书。英文部除分设各年级外，还增设了打字班和薄记班。和全日制学生不同的是，由于夜间授课时间短，夜校学生只能根据自身的工作需求，选择在中文部或英文部学习，有效利用所学知识，提升谋生技能和手段。 可见，菲律宾华侨教育不仅着眼于为华侨学龄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提高广大华侨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还在于提高华侨在当地社会的适应力和竞争力。由于中西学堂课程设置合理、目标准确和成效显著，得到华侨社会的广泛认可，也为募集资金营造了有利条件。许多有实力的华侨以及社团、宗亲会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响应善举公所的捐资号召。同时，善举公所又把捐款使用到扩大教育规模和提升教育质量上。菲律宾华侨掀起了捐资助学之风，这种“良性”循环极大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 二、华文教育的繁荣发展 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华侨生存环境大为改善，华侨社会规模不断扩大。伴随华侨经济迅速崛起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呼唤，华侨“徒恃19世纪式勤俭能力，诚难竞存于新民发扬之市场，抱有远大眼光者，知欲保存华侨商业上势力。其唯一急务，在于振兴教育”。[25]于是，在华侨社会慈善组织、教育协会和宗亲会的推动下，华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此外，促使华文教育的快速发展还有以下几种客观因素： （一）华侨人数的激增 美国占领菲律宾时，分布在群岛各地的华侨人数已达1.7万人。虽然美国殖民当局对移居菲岛的华侨严加限制，但施行的“702号移民法”还是允许华侨商人的家眷移居菲律宾。[26]许多青少年以华商子女身份来到菲律宾，华侨家庭日渐增多，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自然成为这些华侨家庭的迫切要求。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许多中菲混合家庭，也要求他们的子女接受华文教育。那些从中国来菲的青少年，为适应就业及商业竞争的需要，也更加渴望学习新知识，这对华侨社会教育事业提出了新要求。辛亥革命后，对大量要求入学的华侨青少年来说，解决教育问题是当务之急。“在当时华童已源源入口，父兄皆驰逐商场，何暇严为督责，始基未固，一染纷华，则放浪形骸，无所不至，莫怪老成人常发江河日下，极盛难继之叹”[27]。这段话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情景。 随着华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菲律宾各地陆续创立了华侨学校。1903年，华侨人口有41，035人，其中，马尼拉为2．3万人。1900—1910年间，菲律宾的私立学校也逐渐增多，为监督私立学校，殖民政府颁布了“第1459号法案”(Act No．1459)。1913年，美国殖民当局承认的私立学校有30所。[28]1914年，菲殖民政府放宽入境条件，允许华侨在中国的子弟来到菲岛承袭父兄家业，华侨学童人数逐年增加，仅中西学堂一所华侨学校已无法容纳更多学生入学。为此，各类华侨学校纷纷成立，包括男校、女校，中学职校，由教会、社团、侨商分别出资创办。各类华侨学校的兴办，可谓是此期间华侨教育的一次重要跨越。 华侨对创办学校有极大的热情，就连华侨人数不多的小城镇，也可见到华侨学校，体现出华侨对子女教育的重视。1939年，菲律宾自治政府进行户口调查，全菲华侨人口逾11．7万人。马尼拉和黎刹省的华侨人数比1933年统计时增加了1/3，其他各区约增3/5。受此影响，学生人数也在此期迅猛增加，由原来1万人增至2．1万人。[29] （二）华侨经济的提升 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推行“美菲自由贸易”政策，大量美国商品向菲律宾市场倾销，菲律宾的农产品也销往美国，双边贸易促进了两国经济发展。美国为垄断菲律宾贸易，扶助其发展农业和海陆交通运输业，设立银行信贷机制等，这些措施也有效地促进了菲律宾生产和商业领域的发展，也为华侨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华侨凭借积累的商贸经验和掌握的生产技能，再加上勤奋创业的奋斗精神，在商业领域取得很大成就。在美国经济的带动下，菲律宾经济也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这种形势也促使华侨增加投资，并在农业和航运业等领域有了较快的发展。[30] 为迎合菲律宾人民提高经济地位的愿望，美国殖民者虽然频繁出台菲化法案，排斥华侨在菲律宾从事商业经济，对华侨商人造成了重大的打击。但是，殖民当局鼓励华侨从事进出口、制造业和金融业等菲律宾薄弱经济领域，也促成了以商业为主的华侨大规模进入以工业为主的新型行业。这在无形中促成了华侨商业的转型，在工业领域异军突起，华侨社会也造就了经济的繁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到菲律宾独立时，菲律宾的华侨资本在菲总贸易额中占33．51％；而在同年，美国资本占33．59％，菲律宾人资本占22．7％。[31] 随着菲律宾华侨经济地位的巩固，他们进而寻求获得菲律宾社会对他们基本权益的尊重和保障，也带动了华侨以中华文化为根的意识。尽管身处异乡，但华侨的宗亲观念和落叶归根思想始终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居于支配地位。不仅如此，当他们因身居异域而遭到殖民政府的歧视时，他们热爱祖国和民族的心理更加强烈。他们尤其担心自己的后代“数典忘祖”，因而，在华侨社会中形成了传承中华文化的高度共识。所以，华侨社会兴办教育、创办华侨学校蔚然成风。随着华侨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菲律宾华文教育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商业化倾向。有许多经济实力的商人把办学作为一种投资方式，这种投资在效益上虽不能立竿见影，但投资教育能提高自身的名声和信誉，从长远角度看能对自己的事业产生有利的影响，无论动机如何，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华文教育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华侨教育协会的推动 辛亥革命时期，菲律宾华侨有感于振兴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受菲律宾人重视教育的影响，将扩充华侨学校视为侨社发展的当务之急。学校教育在华侨社会属于慈善事业，隶属于善举公所管辖，经费亦由其调拨和发放。1912年、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相继公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学校体制，成为新式学校教育的法制基础，海外华侨学校也主要参照这些学制办学。 1914年12月13日，为了推动华侨教育的发展，解决华侨学校办学经费不足问题，马尼拉华侨各界决定成立菲华教育协会。中国驻菲律宾领事馆推举陈迎来、施光铭、陈清源等63人为教育会董事，成立了菲华教育协会。该会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华侨开办学校，有效利用附捐来扶持教育，解决教育经费靠商人认捐的不稳定状态。具体做法是按华商营业额来承担教育经费，人人都有发展华文教育事业的责任，并且华侨教育附捐由马尼拉税务部门代收。 菲华教育协会不仅提供马尼拉华侨学校的办学经费，也推进群岛各地的华侨教育。协会设立董事局，专门审定华校各项开支，规划教育协会的发展，聘请该会及各校人员评定工作人员的薪金等事宜。协会还设有学务部，以所属学校校长为成员，专门负责学校改革事宜及审定教员资格。[32]菲华教育协会的成立，使菲律宾华文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的组织制度保证。在协会的支持下，一些华侨学校相继创立。1915年，在教育协会推动下，中西学校申请注册获美国殖民政府的承认，这是美国殖民统治下核准立案的第一所外侨学校。1917年，教育附捐制度施行后，菲律宾华侨商人缴费极为顺利。1920年，附捐税改抽4％，同样按原方式收缴。1923年，政府营业税高涨，附捐改降为3％。马尼拉华侨各学校，除华侨女校为圣公会经办外，其余都先后请求隶属教育协会来管理，由其负监督收支及用人行政责任。[33]1917年普智阅书报社创办的普智学校，1919年闽商会馆创设的闽商学校，华侨工人联合会创设的华侨公学，都由教育协会负监督和行政之责。同年，美国圣公会创办了华侨女学。1925年天主教创办了华侨钦正中学。 1926年，菲华教育协会更名为华侨教育委员会。同年，中华民国政府通令规定所有华侨学校改用官方媒体“国语”教学。[34]华文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也影响到马尼拉之外的“山顶州府”，那里的华侨社会也相继设立华侨学校，为其子弟普及教育。在推进群岛各地的华侨教育工作方面，华侨教育委员会倡议各地华侨对兴办华侨学校给予支持和捐助，并赢得华侨社会的普遍响应。 （四）华文教育的繁荣 1912年2月，怡朗(Lloilo)创立了中华实业学校，这是菲律宾创建的第二所华侨学校，后来该校与尚实学校合并更名为怡朗华商学校。1915年9月，宿务((Cebu)正式创办中华学校，这是在菲律宾开办的第三所华侨学校，当时只有学生五十余人，以后学生逐年增加，办学经费皆由华侨社会捐助。 1917年，殖民当局立法委员会通过了“2706号法案”，加强对私立学校的监督和管理，促进菲律宾私立教育的发展。[35]受此影响，华侨学校发展也十分迅速。至1925年，菲律宾增设普智、溪仔婆中西分校、圣公会、爱国、闽商、华侨工学、三民、尚螺、侨中、粤侨公学、百阁11所华侨学校。而马尼拉华侨学校也增至9所，致使高小毕业生日逐渐增多，回国升学存在诸多不便。为此，1923年6月，教育协会创设了第一所华侨中学，以满足华侨子弟学习的需求。1926年，百阁学校改为第三小学第二分校，专办夜校；溪仔婆改为第三小学第一分校。华侨各校所收学费都上缴教育委员会，再由其依照预算逐月发放各校，不足部分另设营业附捐制度予以弥补。在其营业税中，加抽2％为教育附捐，并请菲律宾税务局代收。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马尼拉、怡朗两地分别创设中山学校。从此之后，菲岛的华侨学校加速发展，尤其是在外省“山顶州府”的华文教育事业更显示出方兴未艾之势。至1928年，各区华侨人口均显著增加，侨校也顺势发展。至1935年，设有华侨学校的城市增至51所，遍及巴拉望以外的全菲各地区。除怡朗尚实合并外，外埠华侨学校已增至56所。其中，增办初中部的学校有宿务中学、怡朗华商、古岛中华、苏洛当仁、宿务中山5所学校。专办初小的学校有15所，附设夜校的学校10所，各校均英、汉课程兼授。学生人数以宿务、怡朗、贺洛、三宝颜、阿巴里、纳卯6埠为多，其余均在百数以下；不到30名学生的学校有20所，学生总数约四千余名。[36]马尼拉增办中山、钦正、青年、工余、中华、猛醒、民生、巴西、曙光、南洋、义德、平民、红光13所学校。至此，马尼拉华侨学校已达23所，全菲华侨学校则有80所之多。[37] 1928年，世界经济萧条，菲律宾华侨经济也遭受打击，教育捐款逐年减少，华侨学校出现人不敷出的情况。1932年6月，为节省经费开支，部分华侨学校取消了分校。教育会虽设法筹募特捐、增加学费、减低教员薪金，但仍无法筹足资金，最后以发行筹捐券来渡过难关。至1934年3月，华侨教育协会不仅偿还了所欠债务，而且还有盈余。至1935年，除中西、侨中两所学校仍由教育协会经办外，其余各华侨学校都自行经营。在此期间，马尼拉增办了华侨中学、圣公会女校、第一女校、南洋公学、平民学校5所初中和高中学校。根据马尼拉商会统计的学生人数，中西学校最多，学生1026人，依次为普智698人、一女458人、圣公会321人、中山316人等，全菲的华侨学生有1万人之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学者和学生来到菲律宾避难，他们充实了华文教育的师资队伍，造就了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兴盛时期”。[38]由于中国来菲律宾的学生日渐增多，菲律宾各大城市和地区侨校纷纷增设初中部，或创办完全中学，扩建校舍以适应华侨教育的迫切需求。菲岛的华文教育反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1940年菲律宾华侨学校增加到124所，有华侨的聚居的地方就有设立华侨学校，尤其是中等教育可谓此期一大特色。[39]至1941年，菲律宾群岛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华侨学校也达到最繁荣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菲律宾，所有华侨学校被关闭，许多教育工作者被杀害，华文教育遭受严重摧残。 三、华文教育对华侨社会的影响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推行的殖民教育政策催生了华文教育的萌芽。随着华侨处境的不断改善，华文教育得到普及和发展，华侨社会组织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急剧的转变，他们一改过去的“过客心态”，掀起了薪传中华文化的浪潮。“一些华侨对于其他社会事业，或有漠视之处，独有华文教育，大多数尽力支持”。[40]华侨希望子女学习中文，接受祖国文化熏陶，让中华民族文化在海外传承和发扬。华侨清楚地认识到，学校教育在维持华侨社会方面的关键作用。没有华文教育，就没有华侨社会，这种说法并不为过。[41] 纵观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到，在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华文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华文化在菲岛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华侨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华文教育使华侨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许多在本地出生的华侨子女，因没有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自然会更多地受西班牙和菲律宾文化的熏陶。在这样的境况下，经过几代人的时问，华裔后代逐渐丧失了讲中国语言的能力，自然也就谈不上传承中华文化了。他们变成了地道的菲律宾人，融人到当地社会的洪流之中。有时由于在经济利益上竞争，他们还会与新华侨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有子女羞认华侨为父，以自己为华人而感到羞耻。[42]不少华侨拥有巨资，富甲一方，可是一旦去世，因为子孙忘记祖宗，于是有“终生劳碌，只不过为番仔添丁发财”的感叹![43]美国殖民统治期间，华文教育得到发展，致使保持了华人族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之“根”的认同。因此，华文教育是华人族群保留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武器。 其次，华文教育增进了华侨社会的凝聚力。华侨对祖国的感情渊源于血缘、文化和共同的历史承担，形成了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美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催化了华侨民族主义，为华文教育发展孕育了良好的环境。华文教育不但传承了中华民族文化，加强了其民族的认同，也激发了民族觉悟，增强了团结意识。菲律宾华文教育正是“无数热心侨胞，以血汗培养之成果”，而这种中西合璧的教育，既保证了华侨社会的文化特色，形成了华侨社会的良好风气，也促进了华侨社会同当地人的文化交流与和睦共处。同时，华文教育提高了华侨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在菲岛谋生的竞争力。为适应菲岛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变，求得生存空间，华侨不像以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那样单打独斗，意识到必须有强有力的团体为后盾，才能谋得自身的权益。因此，知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谋互助不足以言发展。[44] 第三，华文教育加强了华侨社会与中国本土的联系。作为海外华侨，他们既有保存传统的“中国化”的一面，又有为适应生存环境而“当地化”的二重性。这种移民的意识和感情，以及他们同祖国所保持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使早期寓居菲岛的华人彰显出“中国化”的特征。但是，许多菲律宾出生的华裔年轻人接受了当地教育，当他们在习俗和文化上更适应菲律宾之时，便开始逐渐摆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人对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不以为然，也不承认自身的民族身份，有些华裔朝着完全“菲律宾化”方向迈去，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与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渐行渐远，直到国家认同的转变。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菲律宾政坛上有不少以积极排华著名的人物，竟有华人的后裔，炎黄子孙而以煎迫炎黄子孙为能事，那不是有煮豆燃豆萁的悲哀![44]华文教育恰恰改变了这种令华侨感到不快的状况。此外，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的华文教育，基本上按照国内模式并结合当地教育特性来创办，其教育宗旨是培养华侨具有中华文化特质，唤醒他们的中华民族意识，从根子上对祖籍国的认同。这样，华文教育充当了一种良好媒介，有效延续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维系了海外华侨的民族属性和祖籍国的民族感情，成为与祖国保持密切联系的纽带和产生“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美国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华文教育的兴起与繁荣，客观上得益于当局为维护其殖民统治而奉行的相对“自由”的教育政策，对华侨社会认同中华文化以及加强与祖国的联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华文教育在菲律宾虽然历遭坎坷与曲折，甚至面临灭顶之灾，但这一时期奠定的华文教育基础却很难从根本上被动摇。广大华侨保持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一旦局势改变，华文教育便会东山再起。这种影响在如今的华文教育中依然清晰可见。 注释： [1]有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论文主要有：1．关于菲律宾华文教育发展特征方面的文章有：施雪琴：《论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南洋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何培基：《菲律宾华校华文教育之考察》，《海外华文教育》1998年第2期；章石芳：《论转型时期的菲律宾华文教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关于菲律宾华文教育变迁及对策方面的文章有：沈红芳：《菲律宾华校的嬗变及其诱因探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吴端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历史演变及其振兴对策初探》，《泉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温广益：《菲律宾华人重振华文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增刊；张念：《菲律宾华文教育三十年困境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关于菲律宾华裔学生文化认同方面的文章有：廖赤阳：《菲律宾华人学生文化背景与认同意识的调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潘露莉：《菲律宾华人的属性认同与菲律宾华人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章石芳：《菲律宾华裔中学生族群文化认同调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关于菲律宾教育研究综述的文章有：林羽：《战后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综述》，《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2期。2．菲律宾学者研究的成果有：颜长城：《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过去和现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黄端铭：《对菲律宾高校汉语教学的一次问卷调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颜长城：《发展中的菲律宾华文教育》，《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2]诺伯特•莱昂斯：《新角度看菲律宾问题》(Norbert Lyons，The Philippine Problem Presented from a New Angle)，菲律宾群岛出版社1924年版，第27页。 [3]海岛事务局：《菲律宾委员会报告，1900—1903》(Bureau of Insular Affairs，Reports of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1900—1903)，美国政府出版局1904年版，第39—45页。 [4]约瑟夫•罗尔斯顿•海登：《菲律宾：国家发展研究》(Joseph Ralston Hayden，The Philippines：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麦克米兰公司1945年版，第463页。 [5]T．鲁阿尼、F．图帕：《布迪厄、历史遗忘与菲律宾的英语问题》(T．Ruanni，F．Tupas，“Bourdieu，Historical Forgetting and the Problem of English in the Philippines”)，《菲律宾研究》(Philippine Studies)2008年第1期，第57页。 [6]阿瑟•布朗：《菲律宾群岛访问报告》(Arthur J．Brown，Report 0f a Visitati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康奈尔大学图书馆1902年，第65页。 [7]迈克尔S．库格尔曼：《实干赢得民心》(Michale S．Kugelman，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through Actual Deeds)，塔夫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9页。 [8]弗朗西斯科•贝尼特斯：《菲律宾教育的发展》(Francisco Benitez，Educational Progress in the Philippines)，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31年出版，第2—3页。 [9]哈罗德•范•温克尔：《菲律宾教育》(Harold Van Winkle，“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华文星辰》(Chinese Mercury)第1 卷(1937年秋季号)，第29页，转引自安东尼奥•S．丹：《菲律宾华人的民族觉醒研究，1898—1935》(Autonis S．Tan，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1898—1935：A Study of their National Awakening)，R．P．加西亚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56页。 [10]教育调查理事会：《菲律宾群岛教育体制调查》(The Board of Educational Survey，A Survey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Philippine lslands)，印书局1925年版，第505页。 [11]詹森著，吴文焕译：《美统时期的菲律宾华人(1898—1946)》，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世界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12]陈烈甫：《菲律宾华侨教育》，海外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13]欧弗罗尼奥•M．阿利普：《菲中关系一千年》(Eufronio M．Alip，Ten Centurie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阿利普与桑斯公司1959年版，第183页。 [14]八连：即Parsan，西班牙语，意为市场，也称“帕里安”、“涧内”。1582年，西班牙殖民当局为便于对华侨的防范、管理和征税，在马尼拉城北与巴石河之间的荒地围以栅栏，令华侨在其中居住，此地处在圣加夫列尔堡的枪炮射程之内。 [15]广东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16]萧曦清：《中菲外交关系史，1946—1975》(Hsiao shi-Ching，Chinese—Philippine Diplomatic Relations，1946—1975)，书林出版社1975年版，第276页。 [1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14—615页。 [18]严复：《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 [19]彭乃杨：《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菲律宾中西学院1949年版，第2页。 [20]安东尼奥•S．丹：《菲律宾华人的民族觉醒研究，1898—1935》，第160页。 [21]阿利普：《菲中关系一千年》，第124页。 [22]庄长泰：《校史简介》，《菲律宾中西学院百年纪念暨迈进新世纪纪念刊》，菲律宾中西学院2009年版，第8页。 [23]李逢梧：《华教先驱》，《菲律宾中西学院百年纪念暨迈进新世纪特刊》，菲律宾中西学院1999年版，第31页；萧曦清：《中菲外交关系史，1946—1975》，第279页。 [24]潘肇英：《七十年来的中西学校概况》，《中西学校七十周年纪念特刊》，菲律宾中西学院1969年版，第439页。 [25]刘士木等：《华侨教育论文集》，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版，第289页。 [26]詹森：《美统时期的菲律宾华人(1898—1946)》，第22页。 [27]颜文初：《三十年菲律宾华侨教育》，《菲律宾中西学院百年纪念暨迈进新世纪特刊》，菲律宾中西学院2009年版，第199页。 [28]约兰达•V．哈维尔：《菲律宾教育的昨天和今天》(Yolanda V．Javier，The Filipinos：Their Education Yesterday and Today)，欧内斯特印书局2005年版，第35页。 [29]王瑞芳：《七十年来菲律宾华侨学校之发展》，《马尼拉中西学校七十周年校庆纪念特刊》，菲律宾中西学院1969年版，第315—317页。 [30]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317页。 [31]维克多•珀塞尔：《东南亚华人》(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9页。 [32]颜文初：《三十年来菲律宾华侨教育》，第28—30页。 [33]颜文初：《菲律宾华侨教育会二十年概况》，《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1935年版，第甲一144页。 [34]萧曦清：《中菲外交关系史，1946—1975}，第279—280页。 [35]哈维尔：《菲律宾教育的昨天和今天》，第37页。 [36]王瑞芳：《七十年来菲律宾华侨学校之发展》，第312—316页。 [37]周胜皋：《海外华文学校教育》，台湾侨务委员会侨务研究室1969年版，第70页。 [38]张存武、朱泫源、潘露莉：《菲律宾华侨华人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302页。 [39]王瑞芳：《七十年来菲律宾华侨学校之发展》，第315—317页。 [40]陈烈甫：《菲律宾华侨教育》，第8页。 [41]杰拉尔德•A．麦克比思：《菲律宾华人的政治融合》(Gerald A．McBeath.“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文集》(Research Monograph of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第8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9页。 [42]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第353页。 [43]陈烈甫：《菲律宾华侨教育》，第10—11页。 [44]林惠阳：《菲律宾华侨社会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硕士论文，1977年，第33页。 [45]陈烈甫：《菲律宾华侨教育》，第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