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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成立暨伊朗历史与现实问题学术研讨会”主席台 2012年12月25日至26日，“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成立暨伊朗历史与现实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召集人毕健康在开幕式上分别致敬词，原中国驻伊朗、黎巴嫩大使刘振堂作了主题报告。 张顺洪在致词时表示，伊朗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成立伊朗历史与现实研讨小组，就是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国学术界与伊朗学术界的联系，深化对伊朗的认识，推动伊朗问题研究，服务社会，为提升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友好关系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  与会专家 小组召集人毕健康研究员介绍了成立小组的初衷及未来的学术工作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文洪主持了小组成立暨主题报告会。出席小组成立会暨主题报告会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任长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三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为小组成立暨主题报告会，第二板块为对伊朗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专题研讨。  原中国驻伊朗大使刘振堂 原中国驻伊朗大使刘振堂为小组成立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伊朗就是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国力强盛的名副其实的“古代超级大国”，在宗教、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伊朗都曾为人类文明的前进作出过贡献。伊朗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今日仍是中东大国，在中东及伊斯兰国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刘大使在报告中回顾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在伊朗及中东发生的重要事件，分析了伊斯兰革命对伊朗国家的历史意义。他指出，由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的缘故，伊朗往往把自己定位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在中东及伊斯兰教世界的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国际角色。正因为如此，伊朗成为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的强权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伊朗的形象被这些国家的媒体刻意丑化和妖魔化。 在论及中伊关系时，刘大使首先回顾了中伊历史上的交往，以历史事实如唐朝的兴衰、明代的建立、香菜和西芹的传入等等来说明中国与伊朗的历史关系。刘大使还重点论述了目前伊朗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及地缘政治关系，并指出，伊朗在某种意义上牵制了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为我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发展机遇。 刘大使表示，在美国战略东移的时候，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伊朗历史与现实问题研讨小组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伊朗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专题研讨分三个主题。 1. 伊朗的宗教与政治民主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教授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教授主持本专题的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林聪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林聪研究员作了题为“关于伊朗民主实践的思考”的发言。他认为，伊斯兰教在“平等观”、“宽容精神”等方面能为民主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关于伊朗的民主实践问题，他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与王权之间依存关系转变的问题；二是什叶派欧莱玛阶层的独立性、教阶制度与组织制度的问题；三是宗教阶层曾为反抗专制的重要力量的问题。当今的伊朗已初步形成独具伊斯兰特色的民主，而这样的民主一方面强调法基赫的主宰地位，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人民的主宰权；伊朗伊斯兰民主实践是当代伊斯兰教在伊朗的新发展，是三权分立等政治观念与伊斯兰教的新的结合；伊朗民主是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彼此抵抗与妥协的结果，是具有伊朗本土特点的尝试和努力。 与此同时，王林聪强调，伊朗的民主实验在现阶段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如：宗教集团利益特殊化、宗教集团的专权与腐败加剧等问题。因此可以说，宗教集团可能对伊朗下一阶段民主实践产生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伊朗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问题”。他简要回顾了19世纪初到1970年代伊朗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析1979年伊斯兰革命对伊朗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说，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生产与慈善复合体——基金会，是一种准国有经济部门。势力强大的基金会，挤压了私有部门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毕健康指出，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中，伊朗是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伊朗在民主道路上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是从法理上讲伊朗仍然是以真主主权为基础，是以最高领袖为首的法基赫执掌主权的国家。伊朗的政党力量十分薄弱，政党在政治中是极其边缘化的存在，影响力有限。他认为，需要重新解释霍梅尼主义，为伊朗民主的下一步发展提供空间。同时，伊朗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哲学思辨传统，在关键的时候伊朗会做出正确的决断与选择。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李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李晗作了题为“论索罗什的伊斯兰民主思想”的发言。李晗通过对索罗什的宗教、政治著作的解读，分析了索罗什的“宗教思想”与“伊斯兰民主构想”。在宗教思想上，索罗什否定存在对宗教的终极的完美的解释，从而否定了欧莱玛阶层或者教法学家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理论基础。对于索罗什如何构建其“伊斯兰民主”，李晗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索罗什认为在宗教社会中构建民主的政治体制需要两个前提：（1）政府对理性的运用；（2）对人权的尊重。伊斯兰教作为道德堡垒是民主最好的保护者，同时民主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宗教性。在民主的伊斯兰国家里，宗教民众拥有思想和行动自由；宗教民众在其宗教职责基础之上，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索罗什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确保社会的每个成员从正义中获益。这正是索罗什主张的伊朗政治体制发展的理想模式。索罗什认为自由、人权等一般民主要素与伊斯兰教思想并非格格不入，两者是可以互相融合的。索罗什还否定了伊斯兰教与民主价值观相对立的观点。因此，索罗什的伊斯兰民主思想为伊朗的民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山西师范大学王泽壮教授 山西师范大学王泽壮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加强国内伊朗学界联系，积极拓展对外交流”。他认为，目前国内关于伊朗的研究比较分散，缺乏全国性学术组织，缺乏全国性交流、对外交流的学术平台和机制。他主张，我国的学者应当“走出去”，因此语言关一定要有突破。他指出，语言方面的障碍不能成为我们不走向世界，不对外交流的理由。我们不仅要在国内加强交流，对外也一定发出中国的声音。 2. 古代伊朗与中伊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宋岘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岘主持第二专题的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国洪更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国洪更副研究员就伊朗对亚述学的贡献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亚述学是一门通过解读楔形文字研究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研究亚述学必须掌握楔形文字文献，楔形文字是一个死文字，在复活楔形文字的过程中，伊朗出土的文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生过程中的贡献，一方面是研究过程的贡献。为了讲清楚这两个过程，国洪更副研究员介绍了楔形文字的历史。公元前15、14世纪，楔形文字成为中东地区通用的文字符号。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期，尽管已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波斯人还是在楔形文字的影响下创造了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由于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是最后的楔形文字符号，符号形式大大简化，所以欧洲人对楔形文字符号的解读就是从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开始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贝希斯顿铭文，其中记载了波斯大流士一世镇压高莫塔政变和取得王位的过程，这个铭文对释读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二是汉谟拉比法典，由于其有篇幅大，语法结构简单等特点，便于初学者掌握楔形文字语法的基本知识，所以现在把它当作学习亚述学、楔形文字的重要教材。除此以外，伊朗还保存了很多楔形文字文献，随着解读的不断深入，这些文献可以用来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互相印证，为解读和恢复西亚历史作出贡献。  北京大学伊朗学研究室主任时光副教授 北京大学伊朗学研究室主任时光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蒙元时期中国与伊朗的医学交往——以《中医宝典》为例”。《中医宝典（Tanksūqnāmeh）》成书于公元14世纪，是一部由中国古代经典医学名著综合翻译成波斯文的古籍，现仅存一部手抄本，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阿雅•索菲亚（Aya Sophia）图书馆。《中医宝典》分为四部分：第1至78页为前言部分，据信为拉施特亲自写成，拉施特在这部分中介绍了中国的文字、纸币（钞）、印刷术、乐谱等，并介绍了伊利汗王朝专门培养了一些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他们从事汉文典籍的翻译工作；第79至104页为译自的《脉诀》的论中医脉学理论、译自《铜人》的十二经络及针灸法、译自《 Bū chū zong sū？》与《本草》的中医药学、译自《太和论？》（太和易经？）的中国典章制度及疾病分类；第105页至141页阐述了中国的阴阳太极学说，并以插图介绍了人体的主要脏器；142至202页配图介绍了十二经脉学，其中提到诸如轩辕黄帝、岐伯、张仲景、华佗、《素问》、《难经》、《甲乙经》等中医名家与中医典籍。时光认为，蒙元时期很多医学典籍传到伊朗，反映伊利汗王朝对中国文化认同度很高。另外，通过解读波斯古籍还有助于研究伊朗地区转写汉字的拼音方案和当时的汉语古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刘健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刘健研究员，就古代伊朗地区和两河流域文明，发表自己的见解。她认为，伊朗地区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参与者，苏西亚纳地区（苏撒）出土的文明要素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物质文明来看，伊朗地区是两河流域诸如黑石、天青石等原材料的产地和中转站；从政治文明来看，伊朗西南部地区参与了两河流域政治文明的发展。阿曼国家已经出现在《苏美尔王朝》中，这说明了苏美尔地区对阿曼国家的认同。苏撒等也多次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文献中。伊朗地区还是两河流域文明继承者和传播者，伊朗 Jiroft地区的 Sanidal遗址的部分地层具有鲜明的两河流域特征。埃兰国家长期使用阿卡德的楔形文字，它继承了亚述、古巴比伦等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伊朗地区的文明和政治发展尤为独特，埃兰国家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可以说明埃兰国家并未被两河流域文明同化。波斯阿哈美尼德王朝在继承的同时也抛弃了亚述的灭国政策，而采取了温和的民族政策。伊朗地区对研究两河流域文明非常重要，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征服两河流域后抄录了楔形文字文献，这些抄本有助于研究两河流域的宗教仪式、重大的国家庆典、天文记录等。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刘健把伊朗地区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关系总结为：政治分裂而文化上并未分裂。  西北大学赵广成讲师 西北大学讲师赵广成在“历史文化传统、固有身份与伊朗外交”报告中总结了伊朗历史的四大特点和伊朗的五个固有身份特征。特点是：（1）米底独立至今2687年，伊朗人统治1480年，异族统治1059年，分裂时期仅有236年；（2）西方和东方人都一再侵略和统治伊朗，为伊朗带来耻辱或灭顶之灾；(3)阿拉伯人带来伊斯兰教，萨法维王朝改信什叶派，并开宗教狂热先河；(4)伊朗位于东西方结合部，也是东西方列强的受害者，造就了“光荣孤立”心态。身份特征为：(1)文明古国基础上形成的大国心态；(2)东西方列强的受害者之上形成的对威胁的“敏感”；(3)君主专制传统形成的领袖专权；(4)什叶派伊斯兰教国家基础上形成的宗教狂热；(5)非东方非西方造成的“光荣孤立”。他还归纳出“三条主线、三对矛盾”：(1)大国心态与受害者心理相交织；(2)专制传统与民主潮流相融合；(3)徘徊于东、西方之间无所适从。 他指出，现代化是伊朗人的梦想，但传统和保守势力盘根错节，决定了伊朗将长期在现代化和传统之间徘徊。伊朗政府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和抵御异族控制的双重任务，伊朗与美国的对抗也是为了捍卫国际正义。伊朗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能否改善，取决于伊美双方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  《人民日报》主任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南 《人民日报》主任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南在其题为“伊朗战略地位与世界格局”发言中介绍了伊朗的战略地位、古代文明、经济资源及重要的地理位置，回顾了伊朗屡遭入侵、多重抗争、复兴之路和艰难崛起的历程。王南认为，当下的中东变局是伊朗发展的天赐良机。由于原本受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受到冲击，美国在中东的计划和安排难以为继，这为伊朗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早在中东变局前，伊朗就已经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获益，加上美国战略中心东移，伊朗实力日益增强。由于中俄因素的干预，伊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有所降低，伊朗拥核崛起则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无法回避的事实。 王南还谈到了伊朗与当今世界的关系。首先，伊朗作为中东大国强国的地位凸显，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地位提升，具备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一级的潜力。其次，伊朗的存在、发展和崛起可以从多个领域推动多极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再次，伊朗对于当今世界格局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必然大于西方所描绘的其负面形象所带来的“消极意义”。 王南强调，无论是从地区还是从全球视角来看，伊朗所拥有的历史文明积淀、自然资源和独特地理位置都极富战略意义。伊朗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地区和世界的聚焦中心。伊朗曾有辉煌的过去，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应该在世界格局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伊朗现在正在崛起，不断发展和强大的伊朗将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侯艾君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侯艾君就“伊朗在中亚——动力、优势与问题”发言。他首先梳理了伊朗与中亚的历史关系。在俄罗斯帝国时期，中亚是英俄争夺的地区，伊朗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这个大牌局。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中亚对其他国家而言成为了禁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伊朗已经向中亚国家扩大了影响，苏联解体之后，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继续在中亚推进影响，目前伊朗已是中亚大牌局的重要玩家。 侯艾君归纳了伊朗在中亚的战略目标:（1）把中亚当作其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地；（2）伊朗谋求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领袖，伊朗宗教领袖支持在中亚的宗教活动，希望将穆斯林民族联合起来；（3）伊朗谋求获得苏联解体后留在中亚的军工遗产和各种特种技术；（4）苏联解体后，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伊朗将中亚作为战略的重镇，并期望中亚在美伊对抗中保持中立。他说，伊朗发展与中亚的关系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共通的波斯语族群文化等等。关于中亚国家对伊朗的需求，他谈了自己的观点：（1）中亚新兴国家希望学习伊朗的治国经验；（2）中亚国家地理位置在海洋时代不利，而伊朗能够提供出海口；(3)中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需要伊朗的支持等三个方面。 3. 伊朗民族、宗教与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春放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春放主持第三专题研讨。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教授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伊朗的民族与宗教政策论述”。冀开运认为，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波斯人只占相对多数，所以波斯人有处理复杂宗教、民族问题的经验，伊朗既有帝国的一元性，也有帝国的包容性。冀开运教授对伊朗的宗教民族政策的特征做了如下总结：伊朗没有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有31个以少数民族命名的省份；伊朗从宗教角度处理民族问题，对各个宗教信仰者有不同的政策；伊朗对少数民族采取迁移故土，守卫边疆的政策；伊朗从地域文化角度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伊朗长期推行游牧民族定居化，少数民族波斯化的政策；伊朗强调国内穆斯林认同；伊朗对民族分裂势力不会姑息养奸，坚决镇压；在政治上少数民族人可以参政辅政；伊朗从经济上对边疆落后地区进行扶持。  河南师范大学吴成副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吴成的发言题目是“伊朗民族意识形态建设的当代意义”。他从伊朗的民族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意义出发，将伊斯兰民族意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琐罗亚斯德教阶段，这个时代的民族意识只代表少数人；二是伊斯兰教阶段，代表了公众利益。联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吴成提出核心价值观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需要围绕核心价值观。他还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  西北大学蒋真副教授 西北大学蒋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伊朗核强硬政策的逻辑分析”。蒋真认为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伊关系。蒋真把伊朗对核问题的态度归纳为四点。一是合法性，即伊朗对自身核活动的自我认定。具体内容包括：伊朗参加核不扩散条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审查，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伊朗也希望得到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认为西方在伊核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等。二是必要性，该认识源自伊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对国际形势的担忧。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和西方对伊发展核技术的过度反应促使伊朗认为，拥有核威胁才能保护自身。三是一致性，伊朗核强硬政策与民族独立、民族自强、民族利益是一致的，伊朗历史上曾受到西方殖民侵略，因此对民族独立、民族自强有独特认识，伊朗认为西方干预其发展核技术，是为让伊朗最终依附于西方。四是可能性，伊朗对其强硬政策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是建立在伊朗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战略资源的自信和对当前大国微妙关系的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陆瑾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瑾“试析影响当前伊朗政治稳定的因素”。她认为伊朗核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穷追不舍的目的，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颠覆伊朗现政权。陆瑾进一步将影响伊朗政治稳定的因素分为国际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国际因素主要为“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美国一直抓住伊朗核问题不放，奥巴马连任后也表示要加紧处理伊朗核问题，这也预示着伊朗要继续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制裁，同时以色列在明年的大选后也可能采取单独行动，对伊朗动武，挑起战争。不过目前的六国机制也可能帮助有关各方互相沟通，尤其是中俄在机制中对西方力量形成牵制也以帮助引导有关各方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叙利亚形势与伊朗的政治稳定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如果西方不直接干预，巴沙尔下台的可能性较小，巴沙尔与反对派之间正形成胶着状态。只要巴沙尔不下台，叙利亚问题对伊朗政治稳定的冲击就不会太大。 对影响伊朗政治稳定的内部因素的问题，陆瑾指出美国的新一轮制裁和欧盟的石油禁运将会给伊朗政治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已遭受沉重打击的伊朗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长期存在伊朗体制内部的矛盾和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将会激化。虽然伊朗目前存在以上多种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但是据陆瑾分析这些因素目前尚不足以造成伊朗出现重大的政治变动。 会议结束之际，小组召集人毕健康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说，之所以要成立伊朗历史与现实问题研讨小组，就是要以现实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来研究历史，以历史研究的深度来观察、研究当今的伊朗问题。对历史的研究终究要走向对现实的关切上来。有的学者把伊朗的民族与宗教问题，置于历史的纵向考察与地区的横向比较的坐标中，做出具有启发性的诠释。还有学者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角度，考察伊朗民族的意识形态问题。 对伊朗核问题的浓厚兴趣与热烈讨论，是本次会议的高潮之一。还有学者就伊朗战略地位与世界格局发表见解，认为伊朗具备成为伊斯兰核心国家的条件，将在宗教、文明上推动多极世界的出现。总之，研讨会顺利完成了预定议程，取得了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最后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伊朗是我国的重要伙伴，研究伊朗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对于我国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决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成立伊朗历史与现实问题研讨小组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作为世界史工作者，“位卑不敢忘忧国”，以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服务国家大局。 （吕金洲、陈勇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