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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边疆史地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作为两门不同学科的分类标准并不是同一的，因而研究的对象有互相交叉之处。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近代史学可以说是从边疆史地研究为开端的。 边疆史地研究有古老的传统，但作为专门的受人重视的学问却始于中国近代。19世纪以来，清代统治走向衰落。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领土、主权、利权日益受到侵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抛弃章句之学，把目光转向经世致用，转向研究边疆和了解外国，产生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等不朽的著作。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边疆危机加深，学术界和其它爱国之士研究边界、边防、边政之风有兴无已；洵至20世纪上半叶，边疆研究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有的大学还专门设立边政系，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并为法学院诸系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78年以来，边疆史地研究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该中心除了自身的研究工作以外，还组织国内其它单位的学者共同为推进边疆研究而努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国近代史学科组在1986年确定近代边疆研究为重点项目之一。边疆研究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高兴和钦佩的。但同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样，边疆研究可能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临怎样适应新时期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的问题。从上述近代时期边疆研究兴起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内优外患唤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对边疆研究的重视；边疆研究密切联系着当时中国的实际而对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和挽救民族的危亡起了一分作用。但新旧中国的“实际”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边疆研究除了因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有不少需要连续研究的长期课题以外，应该如何适应新的需要而具有新的面貌，这确是值得认真探讨、把握的问题。 事实上，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见解，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和重点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并且正在身体力行，做出成绩。其中如边界的研究，为国家的外交和边防作出了贡献.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大国崛起于世界，旧中国受欺凌宰割的时代早已结束，但若干历史上遗留的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仍有待解决。边疆研究者以边界问题和其它一些重要问题为重点，无疑发扬了边疆研究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是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割地赔款虽然早已是中国历史的陈迹，但从江泽民同志1990年春提倡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以来，大家对重温这段历史的意义有了新认识。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边疆史地研究同样有指导性。研究者要积极参加这种教育工作，并以深入的经得起检验的科研成果为这种教育提供材料。这应是我们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又一类方式。 胡乔木同志1980年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历史学要放宽研究课题的视野，重视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个方面。这一建议符合历史学本身发展的要求，启示我们对传统的史地研究应加以丰富和革新。同时，研究包括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历史，有助于完整地认识“昨天”的国情，这也正是现实对于史学提出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一宏伟任务中，边疆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居于重要的地位，需要解决众多的较内地更为复杂艰难的问题。历史学不可能研究现实的问题，但可以而且应该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这对于认识、处理现实的问题会有重要的帮助。边疆史地研究要为边疆地区的现代化事业服务，需要把研究边疆现代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历史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对边疆史地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非常广阔的天地，让我们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