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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学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有密切的联系。藏学研究不仅是探讨涉藏边疆问题的重要基础，也为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还为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扎实的基础，并提供广阔的研究视野与独特的研究视角。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必将促进藏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有助于藏学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藏学研究；中国边疆学；构建 一、藏学研究是涉藏边疆研究的重要基础 1.理论方法基础 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必须借鉴其他相关学科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藏学研究，特别是西藏边疆问题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是在中国边疆历史和相关学科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新命题。藏学作为中国民族史、中国地方史和中国边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在边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为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提供借鉴。 2.资料基础 藏学研究资料也是涉藏边疆研究的基本资料，除了历代档案资料、金石碑刻、正史、野史、文人笔记杂记等资料之外，丰富的藏文档案文献和历史著作等，也是涉藏边疆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就其丰富性而言，藏文资料在中国各族文献中仅次于汉文资料，居各族文献之首。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藏文档案资料有约300万件，包括从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9年西藏平叛改革历时700多年的档案。 这些资料主要来自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译仓(达赖秘书处)、摄政王办公室、噶厦和布达拉宫下属各办事机构、班禅堪厅、昌都噶厦、亚东噶厦以及色拉寺、哲蚌寺、萨迦寺和拉萨附近的各个寺庙。内容包括：历代王朝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给达赖、班禅、驻藏大臣的封文、诏书、训令，噶厦向下发布政令的文件草稿和下级机关呈送的各种报告、纳税清册，清末以来英、俄、德、法、日等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来往文书等，是研究涉藏边疆问题研究极为珍贵的资料。历代涉藏汉文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汉文文献资料的辑录，近代涉藏外交档案和文献资料，国外主要学术研究成果的翻译出版，均卓有建树，这些组成了构建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史料基础。 3.史实基础 中国的西藏历史研究经过数代人的艰辛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有多部藏汉文《西藏简史》、《西藏通史》问世，特别是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等撰写的《西藏通史》(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中国西藏杂志社汉译本1996年，2004年再版。)由拉巴平措研究员主持的十卷本《西藏通史》也即将问世，进一步展现中国西藏史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西藏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在唐朝吐蕃史、元朝吐蕃史、清代西藏史，以及英国、俄国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涉藏中外关系史等领域，成就突出;而长期以来比较薄弱的史前西藏、宋代西藏、明代西藏和民国西藏史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弄清楚西藏历史的基本线索、重大专题、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政策与制度、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等，为历代涉藏边疆史研究、边政理论研究、中外边界沿革与纷争研究、近代边疆问题研究，乃至今天西藏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反“藏独”、反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等，奠定了扎实的史实基础，也为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创造了良好的硬件。 二、藏学研究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现实意义 藏学研究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藏学研究是一门既着眼历史，又着眼现实的学问。西藏有2000多公里的边防线，西藏的历史发展受到边疆地区这一特点的影响，而藏学研究除了关注其高原地貌特征、民族聚居地区、宗教文化特色等因素之外，还必须注意到它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属性。藏学研究有其政治属性，也有其明确的服务宗旨，这就是要为西藏地区的稳定发展，为边疆地区的藏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国家边疆地区的开发、开放和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边疆地区民族团结服务，为粉碎达赖集团从事“西藏独立”，破坏边疆稳定和发展，危害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图谋而积极努力。 2.为解决边界纠纷和争端提供充分史实依据 中国西藏地方历史上和南部邻邦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接壤，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同时，在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侵略，也制造出许多领土争端，西藏历史研究能够为廓清迷雾，解决历史问题提供史实依据。 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双方争议地区面积共约125，000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0，000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000平方公里。191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仅继承了英国对中国部分领土的侵占，而且进一步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于1953年扩展到“麦克马洪线”。1962年10月，中印发生武装冲突。1987年2月，印度在非法侵占“麦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当前双方进行了多轮会谈，并签署了一些协定，但是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不能完全脱离历史依据。 西藏地方与廓尔喀(尼泊尔)的边界也存在过纠纷。乾隆年间(188-1891年)廓尔喀曾两次入侵西藏，1892年被福康安所部大军驱除，清朝制订《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并由驻藏大臣和琳负责，与廓尔喀方面划定边界，设立鄂博。长期以来两地人员往来频繁，双方大致把习惯线作为边界，双方通道的吉隆、聂拉木和阿里的普兰宗已成为习惯的边界地区，由西藏地方派去三个宗本管辖。 西藏地方与锡金的边界，在1890年(光绪16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中业已划定，长期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以康巴宗、亚东的宗本为管辖藏锡边界的行政官，双方的主要边界通道在乃堆拉(山口)，1975年锡金为印度所吞并。 中国和不丹也存在领土纷争。不丹政府认为，其四个地区与中国存在争议，面积分别为98、42、42、138平方公里，而中国认为是4，500平方公里。1996年11月，中国和不丹第11轮边界会谈中，中方提出争议区北部495平方公里归不丹，西部269平方公里归中国的交换意见，不丹于1997年6月召开国民会议，多数代表反对交换，争议仍在。 3.为涉藏外交斗争提供有力武器 近代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区一直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重灾区，他们不仅占领中国领土，掠夺中国经济，而且竭力制造民族之间的不和与仇视，试图分化瓦解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结束了遭受奴役和屈辱的历史，掀开一页崭新的历史。但是，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世界步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西方一些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分裂中国、弱化中国的幻想，而边疆地区则是他们插手中国事务首当其冲的地区。他们支持和利用民族分裂势力，并发挥其历史上插手中国、制造分裂活动的经验与资本，变化手法积极从事破坏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的罪恶活动，“藏独”、“疆独”、“蒙独”和“台独”势力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和魔爪。 中国的藏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当前条件下，涉藏边疆史研究更面临艰巨的任务。西方的西藏研究有着复杂的背景，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很多人是热爱中国西藏文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进步;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居心叵测，他们继承其先辈殖民者的传统，研究西藏是为了制造“西藏独立”，制造谣言，妄图为霸权主义寻找证据，或者支持达赖集团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阻碍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步伐，最终实现其肢解中国的罪恶梦想。因此，无论是藏学研究还是涉藏边疆研究，都肩负着神圣使命，都要深入地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揭示真相，戳穿谎言，用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服务国家涉藏外交斗争，粉碎一切反华势力利用所谓“西藏宗教”、“西藏人权”、“西藏文化保护”等借口，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图谋，让他们打所谓“西藏牌”和中国政府和人民讨价还价，牟取不当利益，借所谓“西藏问题”分化、弱化中国的图谋永远不能得逞。 4.为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历史依据 中国的边疆地区也是中国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前沿地区，在中外关系史上发挥过重要 的作用。长期以来，藏学研究十分重视中国西藏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南亚地区友好交往史的研究。如中印、中尼、中不、中锡等国的经济、宗教和文化往来，十分频繁而密切。这种友好交往既影响到西藏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也对今天西藏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外部环境始终是影响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密切与周边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感情和联系，需要高瞻远瞩，充满智慧的决策，也需要从藏学研究中获得宝贵经验与启示。学术研究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汲取教训，立足现实，着眼长远，都是值得研究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藏学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形成和发展 1.藏学研究可以给中国边疆学研究提供广阔视野和独特视角 藏学研究所面对的是一个有漫长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信仰藏传佛教、有着浓郁风俗习惯的民族，以及一个高海拔、藏族聚居的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风格鲜明的民族文化，使藏学研究既有普通民族历史研究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又有其自身特点，使其有别于其他民族问题研究。与此同时，藏族的文化传统、传统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论，也使藏学研究面临许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边疆地区辽阔，居住在边疆地区的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千差万别，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藏学研究可以为边疆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独特案例，可以开拓边疆问题研究者的视野并给予新的视角，使边疆学研究更深入、更宽广，从而得出更具有规律性、更科学的结论。 2.藏学研究可以给其他边疆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的近代藏学研究是在列强入侵、边疆危急时刻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关注国家和民族存亡危机的条件下关注藏学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制约、社会变迁动荡、帝国主义列强插手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藏学经历过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的藏学研究，大多和西藏边疆地区出现动荡和重大事件，发生外部势力干涉，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相应对策相联系。研究的题材、深度和广度都存在局限。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渐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民族学体系，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西藏地方的和平解放、平定叛乱、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建立及同以西方敌对势力支持的达赖集团作斗争，成为众多关注的论题。 中国藏学的巨大发展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30年来，中国藏学从继承、借鉴到创新发展，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程。这一段学术研究实践值得认真总结，从中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经验。由于中国藏学的发展起点并不高，但却在较短的时期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很值得作为兄弟学科的中国边疆学的学习和借鉴。藏学研究和当前的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深化主题，减少低水平重复，进一步规范、提高研究水平，发挥中国藏学研究的优势，体现中国藏学研究的特色，都是应该探讨的问题。关注藏学及其他边疆地区民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对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会有很大启迪和推动作用。 3.藏学研究可以为边疆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扎实的基础 中国边疆学着眼于边疆地区、边疆民族和边疆历史与现状，与以具体民族为研究对象的藏学相比较，两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藏学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涉藏边疆学却并不是藏学的全部内容。边疆学的构建要以作为边疆地区和民族研究之学的藏学等为基础，但它又着眼于中国整个边疆地区。中国的疆域形成有其规律可以寻找，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地区有其完整的政策与制度，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有其共同特点。近代中国边疆地区虽然面临着不同的侵略者，但是却遭遇到同样的被蚕食鲸吞的命运，中国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同样的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 边疆学研究的这些规律来自作为交叉学科的藏学等，西藏疆域形成发展史，西藏边疆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史，中国西藏与周边国家地区关系的发展史，影响西藏边疆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分析等规律的总结直接可以为边疆学的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藏学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强联系与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会使藏学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就，也会使中国边疆学建设迎来一个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