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又称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四个显著的特点. 科举制极大程度改善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后期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思想。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在窝阔台汗时期，"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德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不以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7页）。诏令中所说的"复其赋役"，指的是"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凡中选的儒生，"与各住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1）。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戍年)举行，故称戊戍选试。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这说明戊戍选试确实是科举取士的步骤之一。但后来"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忽必烈即位以后，元廷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之议。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8页）。但是终忽必烈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科举事"，但仍无结果。 元朝前期，科举长期停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忽必烈建元之前，蒙古对中原统治已长达半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凡纳土归降者，均命其为当地长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职，其中许多汉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成为蒙古统治区的政权主宰者。他们在自己的辖境内，既统军，又管民，有权任命其下属官吏。到忽必烈更定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随路州府乡曾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紫山大全集》卷12），几乎都成为既定官员人选。因此，元朝开国之初，客观上没有迫切需要另辟取仕途径。 其次，中统、至元之际，国家多事，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元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忽必烈重用阿合马、桑哥等人，让他们"理财助国"，遭到朝中许多儒臣的反对。科举取士是汉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全面实行此种办法便意味着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的丧失。而忽必烈又一向嫌恶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这时的忽必烈对于儒学已失去原有的热忱和兴趣，他所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儒臣们反对阿合马、桑哥等人理财，就进一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与儒臣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遴选"真儒"的科举制度十分冷淡。另外，在忽必烈疏远儒臣、科举制度滞泥不前的同时，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这种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以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实行科举制来求得自身的生存，最后导致科举制的流弊日趋甚笃。元灭南宋后，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谢枋得《程汉翁诗序》，《叠山集》卷6）理学家许衡等人由于忌恶宋、金科场遗风，自己重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材，对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社会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学取士的严厉批评，也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科举制本身的不信任（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因此，自忽必烈开国算起，科举停废长达半个世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