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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时期先后有数批靺鞨人流入营州地区，包括隋初内迁的突地稽部粟末靺鞨人，唐初入附的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以及唐伐高句丽过程中内附的粟末、白山等部靺鞨人。万岁通天年间营州靺鞨人东走建立渤海国之前，营州地区当有十万以上的靺鞨人。其中除了少部分，也即两唐书《地理志》记载的三个靺鞨羁縻州之人以外，绝大部分东归，成为渤海建国的核心力量。至于这部分靺鞨人没有被两唐书《地理志》记载，是后者修纂过程中受材料局限造成的。 关键词：隋唐时期；营州；靺鞨；渤海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据此记载，入居营州的靺鞨人是渤海国的建立者，但是由于隋唐时期先后有数批靺鞨人内迁营州地区，营州地区靺鞨人的构成及哪些靺鞨人参与了渤海建国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经有不少相关研究，[1]但笔者认为能够较为全面回答这一问题的是王承礼先生所著《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一书。书中，作者将入附营州的靺鞨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隋唐时期投奔过来的突地稽率领的粟末靺鞨中的八部和浮俞靺鞨(也是粟末靺鞨的一大部落)的乌素固部落，他们分散在营州一带和幽州附近，最少也有四五万之众，因此才成为李谨行在高句丽、新罗战争中统帅的主要部队，从政治上分析，他们主要是支持唐朝反对高句丽的。第二部分是668年高句丽灭亡之后，被唐强迁到营州的靺鞨人，有粟末靺鞨、白山靺鞨，也有其他靺鞨部人，乞四比羽所率部众就是668年后迁至营州的粟末靺鞨人，乞乞仲象(大祚荣的父亲)则是另一部被迁来的粟末靺鞨人。他们和高句丽有密切关系，具有反唐倾向。[2] 综观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未能穷尽史料，导致认识有所局限，例如突地稽部靺鞨人的流向、实力，唐代入附营州靺鞨人的数量，参与镇压高句丽反叛及唐罗战争的靺鞨人的数量、来源，东归建国的靺鞨人与三个靺鞨羁縻州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二是对史料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例如以往的研究者对于新、旧唐书《地理志》相关记载存在的年代问题没有关注，认识存在问题。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文献记载、碑刻资料的综合分析，探讨隋唐时期营州靺鞨人的情况，希望深化对靺鞨建立渤海国这一争议问题的认识。 一、隋代入居营州的突地稽部靺鞨人 在隋以前，并无靺鞨人内迁的记载。《隋书•靺鞨传》记载了靺鞨七部，其中与中原最为接近的粟末靺鞨部主要活动在松花江中下游两岸地区。根据考古发现，在今吉林省吉林市区以北的松花江两岸地区发现了数处属于靺鞨文化的遗存，包括永吉杨屯上层、[3]永吉查里巴[4]等，年代约在北朝到隋唐，目前学界基本认同这些文化遗存是粟末靺鞨人的遗迹。 由于地理位置和发展方向的原因，粟末靺鞨与高句丽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每寇高丽中”。[5]6世纪下半叶，高句丽再次向辽东地区扩张，同时在与粟末靺鞨的争夺中转守为攻。《太平寰宇记•河北道•燕州》引《北蕃风俗记》云：“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首者，率忽赐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向关内附，处之柳城。”[6]根据李健才的研究，高句丽的扶余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或即龙潭山高句丽山城，[7]因此“自扶余城西北”内附的粟末靺鞨人当与前文所述永吉杨屯等考古遗存有关。《隋书•高丽传》载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责让高丽王的玺书中有：“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所谓“驱逼靺鞨”当指突地稽部粟末靺鞨人与高句丽战不胜而降隋。[8] 这批入隋的粟末靺鞨人逐渐接受中原文化，“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9]同时，他们也参加了隋朝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高句丽的战争，“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十三年，从帝幸江都，寻放归柳城。在涂遇李密之乱，密遣兵邀之，前后十余战，仅而得免。至高阳，复没于王须拔。未几，遁归罗艺”。[10]又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载：“(突地稽)朝炀帝于江都，属化及之乱，以其徒数百间行归柳城。”说明突地稽随炀帝下江南是率领由部众组成的军事力量作“从兵”的，而归途中的数次劫难给该部造成了较大损失。 唐朝建立以后，武德元年(618)十二月“丁酉，隋襄平太守邓暠以柳城、北平二郡来降，以暠为营州总管”。随后“(罗)艺遂奉表，与渔阳、上谷等诸郡皆来降。癸未，诏以艺为幽州总管”。[11]据《旧唐书•罗艺传》，罗艺降唐在武德三年(620)。罗艺奉表为“遁归罗艺”的突地稽降唐打开了方便之门。《旧唐书•靺鞨传》载：武德(618—626)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关于突地稽降唐、置燕州的时间，此处但言“武德初”。另据《旧唐书•契丹传》载：“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则突地稽附唐的时间当在武德四年(621)。《资治通鉴》卷189唐高祖武德四年六月庚子条载：“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靺鞨突地稽为主。”综合来看，当是武德四年六月，营州人石世则谋反，希望与突地稽结成联盟，突地稽判断形势后，转而降唐。 现在的问题是，《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武德五年，渠长阿固郎始来。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所献有常，以其地为燕州”;又《旧唐书•太宗纪上》载：贞观二年(628)，“二月丙戌，靺鞨内属”。既然提到燕州，则所指应为突地稽部。然而从诸史所载看，突地稽部于武德四年(621)降唐和唐置燕州是与前后史事相合的。例如《旧唐书•靺鞨传》在记载武德初以突地稽部置燕州后，又载：“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而刘黑闼之叛在武德四年七月，“甲戌，刘黑闼反于贝州……(十一月)壬寅，刘黑闼陷定州”。[12]因此贞观二年之说当误。至于贞观二年是何靺鞨部落内属的问题，下文将有所讨论。 武德六年(623)，唐“徙其(突地稽———引者)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将兵邀击，破之”。[13]尽管幽州的生活环境要比营州优越很多，但隋末唐初的频繁战争，使突地稽部人员大减，其内徙幽州后，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载：“(燕州)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应为粟末——引者)靺鞨别种，户五百。”岑仲勉先生认为：《旧唐书•地理志》所谓“旧领县”，当断在贞观十三年(639)，资料源自《贞观十三年大簿》。至于旧领县下所记载的户口数，也当与《贞观十三年大簿》的记载相合。[14]然则贞观年间(627—649)突地稽所部粟末靺鞨人只有五百户，其时该部势力之弱可见一斑。 离开营州的这批粟末靺鞨人一直作为一个整体存在。郁贤皓主编《唐刺史考全编》辑得燕州刺史三人，即李元正、李稽和咸通(860—873)年间的李某。[15]其中李稽，见于李谨行之子《李秀神道碑》，碑文称“祖讳稽府君，左卫大将军持节燕州刺史……”。[16]据《唐会要•靺鞨》载：“突地稽力战有功。拜左卫将军。赐姓李氏。封耆国公。寻卒。子谨行。”则李稽应是突地稽。 至于李元正，见于《全唐文•太宗四》载“命将征高丽诏”，其文曰：“行军总管执失思力，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其种落，随机进讨。契丹蕃长于勾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元正等，各率其众，绝其走伏。”则其担任燕州刺史当在贞观初。那么，李元正与李(突地)稽是什么关系呢?一般而言，唐代安置内附部落的羁縻州的刺史是由该部落首领世袭担任的，《太平寰宇记•河北道•幽都县》也载有“(突地稽)历代袭为燕州刺史”之文，由此看来，马驰先生推测李元正是突地稽的袭封嗣子不无道理。[17]但是，在目前能见到的相关史料中，却只记载了突地稽之子李谨行。李元正与李谨行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李谨行墓志》，李谨行“以永淳二年七月二日薨于鄯州河源军，春秋六十有四”，[18]则李谨行生于武德三年(620)。又据《新唐书•李谨行传》，突地稽卒于贞观初，则到突地稽死时，李谨行仅十岁左右，从年龄上看，他应是继任燕州刺史的李元正的弟弟。 另据《李谨行墓志》，李谨行曾任肃慎府折冲。对于“肃慎府”，学界尚无合理解释。[19]依据墓志同时言明“其先盖肃慎之苗裔，涑沫之后也”，笔者认为李谨行任折冲的肃慎府当与突地稽所率居于幽州之粟末靺鞨人有关。据章群研究，“边族之参与戍边军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投募，包括‘客将’在内;一种是唐室用其众。用其众为兵，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授其酋帅以军衔，使统其部众作战;一种是直接用其部众，或使其酋帅统领，或否”。[20]由此看来，肃慎府应该是突地稽所率入附唐朝的粟末靺鞨人组成的一支军事力量，由李谨行率领。《旧唐书•靺鞨传》载李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所谓“其部落家僮数千人”应该就是肃慎府所统的燕州靺鞨兵。 “家僮数千人”也说明燕州户口有所增加，从贞观十三年(639)仅五百户，增加到可出丁壮数千。《旧唐书•地理志二》载：燕州，“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此处所称“天宝”，当在安史乱前，为唐户口最盛之时。[21]据之推算，麟德中的户数当略少，因此“家僮数千人”(也即当兵的丁壮)应不过二三千。 综上所述，到唐初，安置突地稽部靺鞨人的燕州由突地稽嗣子李元正一支世袭刺史，进一步看，咸通年间(860—873)担任燕州刺史的“李某”也当为李元正子孙。至于由燕州靺鞨人组成的军事力量则转由突地稽另外一个儿子李谨行统领。据《李秀神道碑》，李谨行之子李秀没有担任过燕州刺史，而是追随其父率靺鞨兵东征西讨，正与家族内权力分配格局相符合。 二、隋末唐初靺鞨诸部的政治分化 隋初，粟末靺鞨与高句丽发生激烈冲突，然而史书中也有靺鞨与高句丽合作的记载。如《隋书•突厥传》载隋文帝征突厥诏云：“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这些附于高句丽的靺鞨，当即“素附于高丽”的白山靺鞨。[22]其后，高保宁据营州，也因与高句丽的友好关系而多次凭借白山靺鞨兵对抗中原政权。[23] 到开皇中，粟末靺鞨突地稽部因与高句丽战而不胜，降隋。从文献及考古材料两方面证据看，随突地稽南迁者并非粟末靺鞨的全部。首先看文献证据。《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645)六月载：“及高丽败于驻跸山，莫离支使靺鞨说真珠(薛延陀)，啗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另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四》：贞观二十年(646)“……(高句丽)莫离支潜令粟(末——引者补)靺鞨，诈惑延陀，啗以厚利”。说明到唐与高句丽冲突之时，尚有粟末靺鞨部落分布在高句丽与薛延陀之间。再看相关考古发现，永吉杨屯上层遗址的树轮校正碳十四年代为415—636年和538—645年，[24]永吉查里巴遗址的树轮校正碳十四年代为428—643年，[25]又两墓地各出一枚“开元通宝”，说明一直有粟末靺鞨人生活在北流的松花江中游地区，直到唐代。 随着高句丽势力向北扩张，隋末唐初，靺鞨诸部渐次为高句丽控制。从上所述高句丽使粟末靺鞨联络薛延陀看，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已经加入高句丽。除此之外，《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河北道》载有高丽降户州十四、府九之名，其中有拂涅州及越喜都督府，说明拂涅靺鞨与越喜靺鞨曾在高句丽控制之下。又据《旧唐书•靺鞨传》：“汩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三部因唐伐高句丽而衰散，也当与他们参与高句丽反唐行动有关。 《旧唐书•高丽传》载：“建武惧，发其国，举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又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八》载：荣留王十四年(631)春二月，“王动众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东南至海千有余里，凡十六年毕功”。[26]关于高句丽长城的所在，多有争论。据李健才研究，高句丽长城的北端在今吉林德惠，沿今吉林农安东二十公里向南延伸。[27]从高句丽长城的地理位置看，包括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在内的靺鞨诸部都已经被包括在长城以内。由于高句丽控制了靺鞨诸部，领域大为膨胀，因此《旧唐书•高丽传》所载的高句丽领土才变成“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较比《隋书•高丽传》所载“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大为增加。 在高句丽势力向靺鞨地区扩张的同时，隋末复兴的突厥势力也再次东进，“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树牙南直幽州”。[28]唐初，靺鞨诸部的政治倾向呈现复杂面貌，《旧唐书•靺鞨传》载：“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从地理分布看，降附突厥者应当是那些与突厥接壤的部落，如伯咄、安车骨。这与前述两部附于高句丽有所冲突，那么或者是两部的政治倾向有所反复，或者是两部为一些更小部落的松散联盟，各小部落的政治倾向有所不同。笔者倾向于认为是后者。 在高句丽、突厥两大势力的夹击下，唐初，又有靺鞨部落来降。《旧唐书•地理志二》载：“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这支靺鞨人尽管也是涑沫(粟末)靺鞨，但不在突地稽所率内迁的八部之列。另据同书同志载：“营州上都督府……武德元年，改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贞观)十年，又督慎州。”一云“武德初置，隶营州”，一云“(贞观)十年，又督慎州”，显然存在矛盾。按营州初督之辽州，当即《旧唐书•契丹传》所载：“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结合前引《资治通鉴》卷186所载武德元年(618)十二月“丁酉，隋襄平太守邓暠以柳城、北平二郡来降，以暠为营州总管”，以及上文所论突地稽于武德四年降唐，唐“以其部落置燕州”，则唐初营州地区的情况是：武德元年邓暠降唐，始置营州总管府;武德四年，契丹孙敖曹、靺鞨突地稽来降，分别置辽州、燕州，隶营州总管府。由此看来，到武德四年(1621)尚无慎州，不知“武德初置”之语从何而来。 上文曾引述《旧唐书•太宗纪上》载：贞观二年“二月丙戌，靺鞨内属”。关于唐如何安置这支内属靺鞨人，史书缺载。依笔者分析，当即《旧唐书•地理志二》所载贞观十年(636)营州又督之慎州。当然，二年入附，到十年才设州安置，显然也不合理，则贞观二年、十年又有一误，目前尚无从做出进一步判断。有关慎州靺鞨人的记载，又见于《册府元龟•将帅部•立功门》，其文曰：“张俭，贞观初，以军功累迁朔州刺史，后为检校营州都督府事，营州所管契丹、奚、霫、靺鞨诸蕃皆邻接境，粟末靺鞨最近，高丽引众数千来寇，俭率镇兵及诸蕃首领邀击之。”由于燕州靺鞨人早已内迁，因此所谓贞观时营州所管粟末靺鞨，当即慎州之粟末靺鞨乌素固部。 正因为靺鞨诸部出现降唐与附高句丽的分化，所以才出现“南、北部”之说。据《续高僧传•感通篇中》载：“贞观年中，辽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阶者，年十八时逃入高丽……逢高丽捉获，具说我是北边靺鞨。不信，谓是细作。”柳城为营州都督府所在地，贞观年中营州所管的靺鞨人，仅有慎州的粟末靺鞨，因此帝示阶必为此部之人。从这条记载看，到贞观年中，唐与高句丽对峙时期，已经出现柳城靺鞨与高句丽北边靺鞨对称的局面，即前者附唐，而后者则与高句丽关系较为密切。这种局面即《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所载：“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29] 三、唐代营州靺鞨人 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所载，隶属营州的靺鞨羁縻州有三个：慎州、夷宾州、黎州。除慎州外，“夷宾州。乾封中，于营州界内置，处靺鞨愁思岭部落”;黎州则系“载初二年析慎州置”。[30]析置之事，在唐不乏其例。例如同为营州所管之契丹羁縻州沃州，即为“载初中，析昌州置”。[31]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载：“慎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黎州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浮渝”当即扶余。据前引《李谨行墓志》，突地稽部属“涑沫”靺鞨，而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载：“突地稽者，靺鞨之渠长也。隋大业中……拜辽西太守，封扶余侯。”突地稽受封为“扶余侯”，当与粟末靺鞨原居地北流松花江中游为扶余故地有关。由此看来，浮渝(扶余)靺鞨、涑沫(粟末)靺鞨实际是同一部族的不同称呼，因此析慎州置黎州并没有新的靺鞨人加入。 上述慎州、夷宾州、黎州在万岁通天年间(696—697)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时均迁入内地，但这并不是说东归建立渤海国的靺鞨人数量有限，因为当时营州地区的靺鞨人远不止上述三州之人。 在唐太宗伐高句丽之时，已有不少靺鞨人转“与高丽合”。贞观十九年(645)，唐伐高句丽，“次安市，于是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32]到高宗再征高句丽时，在辽东地区更是出现了大量为高句丽驱使的靺鞨人。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乾封元年……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南苏城，位于今辽宁抚顺市东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33] 揆诸史籍，在唐伐高句丽的过程中，明确见于记载的靺鞨人内迁就有三次： 其一，据《新唐书•泉男生传》载：“男生走保国内城，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授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持节安抚大使，举哥勿、南苏、仓岩等城以降。”另据《新唐书•高丽传》，泉男生率军与唐军汇合在乾封元年(874)九月，结合上引《旧唐书•契苾何力传》所载乾封元年有数万靺鞨兵屯于南苏城，则可以判断在泉男生率领下降唐的靺鞨兵有数万之众。这批靺鞨人降唐后，在泉男生的率领下，参与了对高句丽的战争，“因诏(男生)还军，与李勣攻平壤”。[34] 这批靺鞨人降唐后的安置地，史无明言，但从一些相关线索看，应该是安置于营州地区。首先，根据前文论述，包括最初内附的突地稽部，隋唐时期内附的靺鞨人都被安置在营州地区;其次，从上引《新唐书•泉男生传》的记载看，与靺鞨人一起降唐的还有契丹人，而降唐契丹人也是被安置在营州的。从时间上看，乾封中置夷宾州所领靺鞨愁思岭部，或即随泉男生来降之靺鞨人。那么此次降唐者是否仅有愁思岭一部呢?显然不是，由于愁思岭部只是靺鞨七大部之下的次级部落，根据《隋书•靺鞨传》所载靺鞨七部的兵力数，愁思岭部断不可能有数万兵员。至于夷宾州以外的其他建制为何不见记载，下文再做讨论。 其二，大祚荣部粟末靺鞨人。《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又据《新唐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则大祚荣部为粟末靺鞨人，先附高句丽，唐灭高句丽以后，所部内迁营州。 其三，内迁之白山靺鞨人。《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至于这些白山靺鞨人入唐后的居地，史文亦缺载。笔者以为，当同样安置于营州地区。实际上，尽管三批靺鞨人入附营州有先有后，但是应该看到，他们原本都是附于高句丽的靺鞨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着种族以及部落组织联系的。这正是以后大祚荣能成为自营州东归靺鞨人首领的因缘。 上述内迁靺鞨人入唐后的情况，史书缺乏明确记载。笔者认为，他们参与了镇压高句丽余众叛乱以及唐罗冲突。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六》载：新罗文武王十年(670)三月，“沙餐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高(意补——引者)延武各率精兵一万，渡鸭绿江，至屋骨□□□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对战，我兵大克之，斩获不可胜计。唐兵继至，我兵退保白城”。这是靺鞨人参与镇压高句丽余众叛乱之始。可与此条记载相参证的是，《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七》载：新罗文武王十三年(673)九月，“唐兵与靺鞨、契丹兵来侵北边，凡九战，我兵克之，斩首二千余级。唐兵溺滤、王逢二河，死者不可胜计。冬，唐兵攻高句丽牛岑城，降之。契丹、靺鞨兵攻大杨城、童子城，灭之”。综合来看，第一条史料的阙文，似当补作“至屋骨城，契丹、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 屋骨城，在鸭绿江北，一说即今辽宁省凤城市东南十里凤凰山之间的山城。[35]据《资治通鉴》卷211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条载：“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因此上引《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六》记载的于新罗文武王十年随唐军讨伐高句丽余民反叛的契丹、靺鞨兵当为高侃所管。由于此时李谨行尚未参战，所以这里的靺鞨兵只能是由营州所管的靺鞨人组成，或者主要是泉男生率领下降唐的那批契丹、靺鞨兵，降唐后一度在泉男生的率领下参与唐伐高句丽的战争，平定高句丽以后，泉男生入朝“进右卫大将军、卞国公”，[36]而他所率领的军队便转由高侃率领。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七》载：新罗文武王十二年(672)秋七月，“唐将高保(当“侃”——引者)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屯留”。由此看来，李谨行是于672年到半岛参战。另据岑仲勉解读李谨行之子李秀神道碑，碑文有“二九渡辽”一语，当指李秀随李谨行往半岛参战。岑仲勉认为，“二九”是指李秀的年龄，“依他的享寿来算，他应生于永徽六年(655)，到咸亨三年(672)便是十八岁”。[37]由此看来，李谨行此次赴半岛参战确是在672年。唐调李谨行参战，或与靺鞨兵初战不利有关，相关记载除上引《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六》之文外，还可参考《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七》：新罗文武王十一年(671)春正月，“靺鞨兵来围舌口，不克将退，出兵击之，斩杀三百余人”。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七》载：新罗文武王十一年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结合上引《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七》之文“唐将高保(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可以判断高侃原本率领由契丹、靺鞨人组成的四万蕃兵，此时分为两部分，高侃率一万人，李谨行率三万人。再进一步看，则极可能高侃率领的是契丹兵、李谨行率领的是靺鞨兵。从李秀白身参战看，李谨行率领的靺鞨兵包括其本部的“家僮数千”，当然主要还是原高侃统领的靺鞨人。 从一系列相关史实看，唐朝自乾封元年(666)“高丽泉男生请内附，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安抚大使，率兵援之……左监门卫将军李谨行为后援”[38]开始，在对高句丽以及后来对新罗的战役中，靺鞨出身的李谨行日益受到重用。到上元二年(675)，更“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兵于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39]从唐初以蕃将征行的情况看，说唐在上述战争中日渐倚重靺鞨兵是不为过的。《三国史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靺鞨兵在半岛作战的情况：“刘仁轨破我兵于七重城。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以经略之……然多取百济地，遂抵高句丽南境为州郡。闻唐兵与契丹、靺鞨兵来侵，出九军待之。秋九月……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屯买肖城……靺鞨入阿达城劫掠……唐兵与契丹、靺鞨兵来围七重城，不克……靺鞨又围赤木城，灭之。”[40] 综合以上所论，可见经唐平高句丽之役，营州地区出现了大量靺鞨人。他们在唐平高句丽以及镇压高句丽余众叛乱、唐与新罗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粟末靺鞨出身的李谨行对他们具有重要的管理和震慑作用。随着李谨行担任安东镇抚大使，东北局面统归其掌控。据《旧唐书•地理志二》，安东都护府在上元三年(676)自平壤城移至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时为安东镇抚大使的李谨行也必率军返至辽东。到仪凤二年(677)，李谨行回京。[41]姑且不论李谨行为什么被调回京城，但他的离开，事实上削弱了唐对靺鞨人的控制。 《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条载：“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去年春，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又移于新城……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高丽旧城没于新罗，余众散入靺鞨及突厥。”仪凤二年，李谨行回京，高藏受命前来，“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这里的靺鞨，显然并非李谨行本部，而是随李谨行自半岛撤至辽东的靺鞨人，进一步说则应该是那些原本附于高句丽对抗唐朝的靺鞨人。因为这些人本是臣于高句丽的，才会与高藏合谋叛乱。最终叛乱没有成功，高藏被召还，并很快死去，辽东地区的高句丽遗民大部分被徙入唐朝内地。然而对于与之合谋的靺鞨则没有进一步的记载。笔者认为，从上文所论降唐靺鞨人被安置在营州地区看，当他们外出征行时，家眷必仍在营州地区，如《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所载：“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因此他们返回营州的可能性最大。 根据前述，李谨行“部落家僮”不会超过二三千，而其所率领在半岛参战的靺鞨人有三万，则非其本部而在李谨行统率下的靺鞨人当有二万以上近三万人，他们都是能行军打仗的青壮年，加上家眷，人数当更多。若以一家五口出一至二人当兵计，则到大祚荣率部东走建立渤海国之时，营州地区当有十万以上的靺鞨人。 既然营州有如此多的靺鞨人存在，当有相关建制，但《两唐书•地理志》记载的营州靺鞨羁縻州只有三个。《旧唐书•地理志二》又载：“慎州……天宝领县一，户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夷宾州……(天宝)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黎州……天宝领县一，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三州总人口与上述讨论的营州靺鞨人口数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又如何解释呢?揆诸史籍，《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大祚荣与乞四比羽两部靺鞨人自营州东归建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慎州、夷宾州、黎州三州在万岁通天年间营州动乱过程中均内迁幽州。这说明营州靺鞨人发生了东归与内迁的分化，在大的营州靺鞨人的范围内分裂形成了没有交集的两个部分，造成上述数字缺口的正是东归建立渤海国的那部分靺鞨人。 那么这批以后东归的靺鞨人在营州时期是如何安置的呢?《两唐书》为什么缺乏记载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受《两唐书》修撰过程所据材料的限制，其中《旧唐书•地理志》，除前引岑仲勉文考证旧领县的记载出自《贞观十三年大簿》以外，旧志又称“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则其所据材料主要是天宝年间(742—755)的，吴松弟先生在《两唐书地理志汇释》一书中即认为： “《旧志》序政区沿革以唐中叶的天宝十一载疆域为准。”[42]而《新唐书•地理志》的内容，据研究“‘新志’记载的疆域政区，大体是依开元(713—741)、天宝年间的制度，并以之为主体的，而政区的沿革，其下限当以唐末天祐(904—907)年间为断。”[43]到开元、天宝时期，东归靺鞨人早就建立了“海东盛国”了，没有留下相关羁縻府州的记载自然不足为怪。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东归靺鞨人的性质问题。从上文论述看，在《两唐书》中留下记载的三个羁縻州中慎州、黎州之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久已附唐，并没有参与东归建国活动。依笔者看来，尽管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叛，营州地区大乱，但能够乘乱率部东走的，必是具有强烈故土意识且不曾沉迷于营州安定生活者。从仪凤二年(677)高藏“谋叛，潜与靺鞨通”的情况来看，正是那些原本附于高句丽的营州靺鞨人具有这样的意识。其中除了大祚荣部以外，乞四比羽部也应属这一情况。[44]当然，在那些原本附于高句丽的靺鞨人中，也存在着政治分化，例如夷宾州所管的愁思岭部就没有参与东归建国活动。 四、结语 从两唐书有关“渤海国”的记载看，从营州东归的靺鞨人是渤海建国主体并没有多少疑义，然而以往在这个问题上却发生了大量争论。究其原因，除了若干小疑点，如“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45]“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46]等被无限放大以外，主要是没有弄清从营州东归的靺鞨人的数量、实力，对于他们是否有建立渤海国的能力存在疑虑。现在根据本文的讨论，靺鞨人主导建立渤海国应该不再成为问题。实际上，当渤海建国之时，东北土著部族中只有靺鞨人处在上升时期，因此能够主导建立渤海国也应算作历史偶然中的必然吧。 参考文献： [1]主要有：孙进己：《粟末靺鞨的汉化及建立渤海国》，《东北民族史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杨军：《靺鞨诸部与渤海建国集团》，《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日]池内宏：《关于渤海的建国者》，《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一册，吉川宏文馆1979年版;[韩]宋基豪著、严长录译：《渤海的建国过程和建国集团》，《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6年第2期。 [2]参见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第32—33页。 [3]参见刘振华：《永吉杨屯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8期;吉林市博物馆：《吉林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永吉杨屯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7》，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4]参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文物》1995年第9期。 [5]《隋书》卷81《靺鞨传》。 [6]关于突地稽降隋的时间，《隋书•靺鞨传》载：“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突)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此外，《新唐书》卷110《李谨行传》、《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靺鞨》均记为“隋末”，《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则记为“隋大业中”，《通典》卷178《州郡八•燕州》记作“隋文帝时”。日野开三郎已指出，《太平寰宇记》引《北蕃风俗记》的时间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推测突地稽降隋时间在开皇四、五年之间。参见《粟末靺鞨的对外关系———高句丽灭亡以前》，《东洋史论集》第15卷《东北亚民族史(中)》，三一书房1991年版，第229页。 [7]参见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第3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11页。 [8]马驰先生有两篇文章论及突地稽部靺鞨人的历史发展脉络：《〈新唐书•李谨行传〉补阙及考辨》，《文博》1993年第1期;《李谨行家世和生平事迹考》，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隋书》卷81《靺鞨传》。 [10]《隋书》卷81《靺鞨传》。 [11]《资治通鉴》卷186，武德元年十二月。 [12]《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 [13]《资治通鉴》卷190，唐高祖武德六年五月。 [14]参见岑仲勉：《〈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 [15]参见郁贤皓主编：《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0—1651页。 [16]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292页。 [17]参见马驰：《〈新唐书•李谨行传〉补阙及考辨》，《文博》1993年第1期。 [18]《大唐故积石道经略□□右卫员外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检□□州刺史上柱国燕国公赠镇军大将军幽州刺史(李谨行)(下缺)》，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2页。 [19]参见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20]章群：《唐代蕃将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43页。 [21]参见李育华：《论唐代人口政策的社会针对性及经济效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2]参见《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23]参见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保宁据营州为中心》，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2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80、81页。 [25]同上，第81页。 [26]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以下所引《三国史记》均为此本。 [27]参见李健才：《唐代高丽长城和扶余城》，《东北史地考略(续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89、91页。 [28]《新唐书》卷215《突厥传》。 [2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新唐书》标明是《黑水靺鞨传》，但相当部分内容仍是就靺鞨七部而言的，具体到“其北部反”一句，以理度之，显然不是指黑水靺鞨的北部，而是与降唐南迁者相对之附于高句丽诸部。 [30][31]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 [32]《新唐书》卷220《高丽传》。 [33]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34]《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 [35]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70页。 [36]《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 [37]岑仲勉：《金石论丛》，第299页。 [38]《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 [39]《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 [40]《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七》。 [41]关于这个时间的判断，参见马驰：《〈新唐书•李谨行传〉补阙及考辨》，《文博》1993年第1期。 [42]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代序《〈两唐书地理志〉及其研究述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3]陈凯：《试论“两唐书地理志”的断限问题》，《史林》2010年第1期。 [44]至于乞四比羽部是否为白山靺鞨，目前尚无证据可供讨论，但笔者倾向于认同这一说法。 [45]《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 [46]《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