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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世纪，中国再次进入分裂时期，南部的宋王朝与北部的辽金西夏王朝长期对峙，古今皆有人称这个时代为“南北朝”《资治通鉴长编》卷：“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诸州军，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然事已行不果改。”《宋史》卷373《张邵传》：“（金）左监军挞揽命邵拜，邵曰监军与邵为南北朝从臣，无相拜礼。”或“第二次南北朝”。[1]与隋唐以前的南北朝相比，后南北朝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学界对此已有很多讨论。关于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北方王朝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现代中华民族的构成是多元一体，中国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体多元本文所说的“一体多元”是指在单一制国家内地方制度为一般省市县制度与不同类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存。这一特点的形成，必须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汉族与汉族王朝的历史，二是边疆民族与北方民族王朝的历史。就后者而言，10－13世纪辽金王朝的发展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它与中华多元一体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这里主要谈两个方面： 首先，是辽金王朝民族意识的强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关系。宋辽金西夏时期，北方民族王朝的地位较高，两宋向辽金纳岁币，有时以伯侄相称，有时以君臣相称，有时以兄弟相称，辽金王朝始终居强势地位。建立辽、金王朝的契丹、女真族的统治集团，与隋唐以前五胡十六国和北朝的统治集团不同，他们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十分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认为本族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之一，保持本族文化是保证其统治民族地位的根本大计。但是，辽金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要在汉人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必须以汉制治汉人，这导致了辽金王朝的国家制度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原汉族王朝的制度。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汉制很快就在辽金王朝制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国情下，契丹、女真统治者为了保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他们并不排斥汉文化，一方面尊孔、崇儒、推行礼制；另一方面吸收汉族文化的精华发展本民族文化，契丹、女真人都创造了本族的文字，翻译儒家经典，令本族人学习，建立起具有儒家特征的道德规范、伦理纲常的社会文化体系，以实现“富国强民”的目的。在他们积极倡导“儒化”的同时，却力图阻止本族的“汉化”。较为典型的是金世宗，他是儒化很深的女真皇帝，被史家称为“小尧舜”。对于儒家文化与女真文化的关系，他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2]（卷7）认为女真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儒学所倡导的伦理纲常是相通的，令女真子弟“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2]（卷7）这与隋唐以前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本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契丹、女真统治集团并没有因为本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习俗不同而有自卑感，他们没有主动放弃本族文化，而是努力吸收汉文化弘扬本族文化，这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崛起、强化的表现，这对后来的蒙古族、满族都有一定的影响。 少数民族王朝儒化与民族意识强化的统一，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特点和发展的道路。民族意识的强化往往是与这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的进步相伴而行的，它使该民族成员之间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觉地传承和维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努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少数民族王朝的儒化则使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在上层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能够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层面上得到统一，并通过行政统辖的渠道灌输到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基层社会文化之中，从而使不同的民族在一定的文化领域内能够彼此认同，逐渐结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讨论的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的多元，是指各民族保持着自身的特征；所谓一体，是指各民族之间彼此的认同，当近代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时，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便凸现出来了。 其次，是辽金王朝多制并存的地方行政建置与中国一体多元国家结构形式的关系。早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各民族就形成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华夏——汉族居中心地区，少数民族居边疆地区的分布格局。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结构形式上看，古代社会自秦始皇建立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王朝以来，对中心地区（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实行郡县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实行分封朝贡制。唐朝开始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辖形式开始由分封朝贡制向行政区划统辖制度转变，但是这个时期的羁縻府州制度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不稳定性。 辽朝与宋朝南北对峙，处于中国的分裂时期，但辽朝与宋朝都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辽朝为了实现对各民族的有效统治，在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道”之下，根据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建立了不同的地方行政建置进行统辖。即以部族制统辖契丹等族；以州县制统辖汉、渤海等族；辽朝前期设置东丹国统辖渤海人，实行具有原渤海政权制度特征的统辖制度。辽中期在渤海人汉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废置东丹国，将统治渤海人的行政建置转化为与当地汉人相同的行政建制。以属国、属部制统辖乌古、敌烈、女真、阻卜等族。辽朝发展了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将较大范围的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地方行政区划之中。 辽朝对边疆民族的统治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比唐朝更加紧密的程度，是由于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属于东胡族系，他们对于有世代交往关系的北部边疆民族或原始氏族部落的了解，比起汉族王朝要多得多，也深入得多。辽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的属国、属部制度并不是划一的，而是依据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建立起符合该民族社会发展程度、经济文化类型的地方建制。如东南部系辽籍女真地区的属国、属部，由熟女真部落酋长担任属国、属部长官，受辽印，民户著辽籍，为辽朝承担赋税和兵役。辽朝或设置专门的机构，或以邻近府州对其进行管辖。北部乌古、敌烈地区的属国、属部，辽朝或以契丹官员担任属部长官，或由乌古、敌烈部落酋长担任属国长官，其下基层社会组织皆以本地人的部落酋长管理，对辽朝有纳贡、出兵助战的义务。东北部生女真地区和北部阻卜地区的属国、属部，辽朝以生女真、阻卜酋长任节度使、大王，他们同样对辽朝有贡纳、出兵助战的义务，但有较大的自治权，如生女真属部地区，辽商人和捉拿逃亡罪犯的军队不得随意进入其境内，辽朝派来的使者也要佩带银牌以自别。辽朝通过各道设立的专门行政官署，或府州、招讨司等官署对边疆民族地区属国、属部进行统辖或节制，从而使辽朝中央集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程度不等的贯彻执行，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辖关系。 金朝继辽朝之后，继续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根据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建立不同的地方行政建置进行统辖。金朝统治时期，包括女真人在内的各主要民族，都脱离了原始社会形态，但是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各民族地区又存在着经济类型与文化的差异，如中原及东北平原的农业经济、文化区，西部草原的游牧经济、文化区，北部寒冷地带的狩猎经济、文化区，加上女真统治集团实行的特殊民族政策，使得金朝国家结构形式呈现出在中央集权之下多种地方制度并存的特征。即以州县制统辖汉人、渤海人；以猛安谋克制度统辖女真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契丹、奚等北方民族；以部族、?制统辖从事畜牧生产的契丹人、乌古人等，这种因俗、因族而设制统辖的政治制度，缓和了因不同民族文化相互撞击而产生的矛盾，使之较为和谐的共存于一个王朝之内。 金朝各种类型的民族地区建置是在辽朝多层次民族地区建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但是金朝对极东北部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乌底改、吉里米人，西北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阻罖等部人则采取十分疏松的羁縻统辖方式，既没有设置民族地区建制，也没有设立专门管辖这些民族事务的机构，而是以招讨司兼管北部壕堑之外游牧民族的朝贡事宜。从金朝民族区域建置的总体水平上看超过了辽朝，这是由于金朝少数民族（尤其是女真人）社会飞跃发展，脱离了原始社会形态，从而促进民族地区建置的层次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逐渐脱离了羁縻统治的形态，发展为王朝直接统辖的具有民族特征的地方行政区划。它体现了中国国家一体多元结构形式的发展趋势。 辽金王朝中央集权之下多制并存的国家结构形式为元、明、清三朝所继承，尤其是清朝统治时期更加发展和完善，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更为直接有效，最终确立了中华一体多元的国家结构形式。 参考文献： [1]陈述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A]辽金史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脱脱金史[Z]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