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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干实事，应当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要务，这就要求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人敢于正视过去、分析现实。多角度探讨中国民族问题是提高认识的好方法，但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国家利益的原则应是基本前提。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太多争论，理论界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问题、民族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哪个更多一点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当下的民族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只能在国家政治制度的不断改革发展中得到化解，其解决途径只能依靠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调适与完善。 何为“民族” “民族”在中国传统概念中有自己确定的含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明确了“我族”与“他族”的区别。据考在《南齐书》和唐代《太白阴经》中就有“民族”一词，主要是指以姓氏为标志的氏族群体。没有汉族姓氏的“异族”虽然“非我族类”，但也是泛指与“我族”类似的一定族群。在历史上，汉族统治者把归顺的少数民族冠以汉姓以纳入“我族”之列并不少见。可以肯定，古汉语的民族概念是指汉族，而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其形成的历史与国家形成的历史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王朝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以汉族为主体并不断增添周边少数民族，而这样的历史注定使中国的民族与西方近代国家形成时统治民族与国家合二为一的“国族”不同。因为中国历史上建立不同朝代的姓氏王朝与少数民族王朝并行存在，不同姓氏王朝与少数民族王朝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族类”，而不是“民族”。因为那时的汉族也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民族”，“民族”的自觉意识保持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伦理层面”，以距离汉族政治文化中心远近的“五服”来区分“夷夏”，以接受汉文化“教化”的深浅来划分“戎狄”。这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的根本特征。 如果我们用1901年开始流行的“民族”去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当然会把中国境内的姓氏族群与少数族群对立起来，并为少数族群寻求自治和分离找到借口。早在1939年，边政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帝国主义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大家日日在嘴里说，又在笔下写，这几个名词就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仿佛真把土地和人民划成了若干部分，要做团结的功夫就增加了许多困难。这不能不责备我们知识分子的糊涂，以致国家陷于空前的危险。”在此之前，“汉人”并不是指一个民族，而是类似西方真正“民族”意义上的“人民”，即中国之主体民族。虽然汉族与一些少数民族有明显的区别，但就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民而言，“汉人”与其他“民族”的差别是在国家范畴之下，是大小多少之别。 如果没有西方的“民族”概念，是不是“何为民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呢？以往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和对民族“去政治化”的讨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形而上”的倾向，把概念的存废当做事实本身。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必然要提出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前途的问题，这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民族政策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革命混合了几股潮流：汉族推翻满族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统一的国民革命势力推翻军阀割据、少数民族的民族觉醒和近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团结和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革命成功的首要抓手，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却把利用帝国主义势力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作为目标；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国民党则企图依靠民族革命的对象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所以，国民党执行的所谓“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是虚伪的，必然会失败。 在新中国成立初始，苏联政府通过建立联邦制国家维护沙俄时代的版图和通过民族识别缓和民族分离倾向的成功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新中国的民族政策起到了“模版”的作用。之所以选择借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因为人们既对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充满自信，也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充满期望。在这种“阶级感情超越民族感情”的时代氛围下，通过民族识别和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彻底解决国内民族矛盾似乎指日可待。苏联宣称的“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根本解决不了的民族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们。但是，苏联的“成功”经验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导致苏联裂变的重要原因，这使我们也必须考虑是否需要对政策进行检讨。尽管苏联面临的民族矛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民族问题有根本性区别，尽管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前面临“民族分裂的火山”有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以来，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逐步出现新的活动方式和发展动向，特别是美国实施全球反恐战略以来，新疆和西藏等地的民族问题明显带有“三股势力”的色彩。但面对快速变化了的形势，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 民族地区宗教和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快速扩大，也是目前民族问题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和信息化时代的并行来到，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过去由国家和集体承担的责任基本上转移给个人，个人价值实现的多少与社会提供给你的服务水平直接挂钩，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民族地区在接受价值规律上与发达地区有明显的不同，除了整体社会发展水平有差距外，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就与价值规律有“天然”的冲突。所以，民族地区的宗教和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发展起来。如果我们以为生活水平提高就有宗教信仰需求，如果我们以为他们从来就是如此，如果我们以为这完全是一个民族文化问题，那么，对少数民族社会出现的真正变革就缺乏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就会在宗教政策和扶持民族文化问题上出现政策性失误。 只有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才能提出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 第一，民族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应与其他干部采取同样的方法，以保证程序上的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充分信任。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族干部才是当家做主的真正体现。国家对民族干部的选拔、任用适用同样的条件，展现了对他们能力和水平的充分信任，表现了对这个民族的关心、尊重和放心。 第二，加大民族地区和内地的干部交流力度，特别是年轻干部的交流，青年人的交流会最终打破狭小的封闭社会结构，真正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 第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是改变以往社会结构的最强大洪流。应该让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人力组织结构带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起来，而不仅仅是开发资源。国家要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开发民族地区资源的企业和在民族地区开设公司的单位，培训和录用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员工，并且是正式的长期雇用，这要比“税收返还和高考加分”更能切实地改变民族地区的社会和家庭结构。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后，实现“中国梦”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敢于说真话、说实话、干实事，应当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要务，这就要求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人敢于正视过去、分析现实。多角度探讨中国民族问题是提高认识的好方法，但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国家利益的原则应是基本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