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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政公论》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的论著。一些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展开了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这些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但均是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这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边疆研究；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边政公论》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关心国是的先驱们纷纷著书立说，向国人宣传边疆，以求达到认识边疆、保卫边疆的目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兴办了一批以刊发边疆问题为主旨的刊物，加强了对边疆问题的研究。1941年，蒙藏委员会组织相关学者成立了中国边政学会，并创办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刊物《边政公论》，刊发了大批著名学者研究边疆问题的论著，使之成为当时边疆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刊物之一。一些前辈学者在《边政公论》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国人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理论方面的总体认识，对今天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仍具重要借鉴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一、边疆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中国边疆研究历史悠久，历代关于边疆记载的文献颇多，大体限于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内容。道咸之际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派，是中国传统边疆研究的高峰。但封建时期的边疆研究属于传统史地研究范畴，尚无针对边疆及其社会进行单独研究的专门学问，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我国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创始于(近代)外国之传教师、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1](51)。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为边疆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清末民国以来，西学在国内传播的影响逐步扩大，国人的科学研究突飞猛进，尤其是科学考察团纷起，“奔走于荒徼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我中华民国之命运，不于此时奠定其最坚固之基础耶?”然而当时学术考察团所注意者大都为纯粹的自然科学，边疆问题常被视为属于外交或内政之问题而不甚重视，“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1](52~53)。这是北京政府时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早期状况。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尤其“自抗日军兴，我国边疆的重要，引起全国上下的注意，政府对于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注意”[2](77)。而直到1941年，“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但“边疆建设的步骤和方法，则尚未能与目前的需要相配合，而待讨论的地方正多”[3](1)。 当时已有学者明确指出，“研究边疆亟需方法的训练和眼光的培养，已是无可疑议”[4](26)。间接表达了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建设是当时边疆研究迫待解决的问题。缘此，一批学者对边疆研究的方法与途径进行了积极探索，系统地对边疆研究的方法与途径问题进行了阐述。 柯象峰认为，举凡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学者均应属于中国边疆研究的群体，但研究群体中的主角应是民族学家及社会学家；边疆研究中，人文研究重于自然研究，而人文学科中民族社会的研究又重于其他方面。此缘于他认为增强边疆民众精神文化的内向是维护边疆领土完整的重要途径。柯氏指出，边疆研究必须组织全国性的边疆学会，在其统筹计划下，各学术团体或大学分区合作展开工作，才能有大的发展。并认为边疆研究的方法应按以下步骤进行。1.整理已有资料。整理的原则可依据地理区域、民族类别，还须参酌年代顺序、文字种类、著作性质、内容等。2.搜集新资料与实地调查技术。这是边疆研究方法步骤的第二、三步，但二者相互联系。搜集资料与实地调查需要拟定统一的研究项目。柯氏罗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人类学剳记及询问要览》)及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文化资料大纲》)等出版的人类学研究书籍的目录要览，供国人实际调查拟定研究项目表时作参考。柯氏还自拟了一份研究项目表，主要包括：(1)“工具提要”，指研究者的素养、研究时间、研究经费准备、语言与翻译、仪器地图摄影等技能；(2)“研究方法提要”，主要有入手法(研究对象概言之为文化，文化包括物质、社会、精神部分，物质部分可由“器物”入手，社会部分可由“制度”入手，精神部分可由“语言”入手)、观察法、访问法、系谱学方法(了解一社区之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家系及婚姻制度时多以系谱学方法研究)、传记法(为最近民族学者所常用，尚有待稽要钩玄，是边疆调查中主要的辅助方法)、记录法、考证等[5](47~57)。 张少微认为，边疆区域在社会形态上至少包括蒙民、回民、藏民与苗民社会四大类别。边疆社会的研究就是以这四种性质不同的社会为范围，研究内容包括地理环境、种族、人口、语言、家庭、经济、政治、宗教、教育、道德、消闲、医药卫生、社会性传说、社会性禁忌、国际关系等15个方面。研究方法上，至少有18种值得应用：1.图书法(根据研究的范围及性质，事先浏览图书馆中的文献材料，然后摘录加以分类整理，了解各种需要的情况)；2.问卷法(又名条问法、问答法、表格访问法等)；3.人格分析法(此法注重于人格发展及其解体时的常态行为和变态行为的分析，重视环境的同化力，是关于边疆民族心理特征研究的犀利工具)；4.摄影法；5.观察法(观察人员加入研究区域的实际生活的局内观察)；6.访问法(抽样访问与全体访问)；7.社会个案法(重在分析文化，即选择边疆民族中极少数的特殊分子进行访问，然后进行总结，予以分析研究)；8.语言法(各民族语言在语根、声音轻重、文法等的不同，可表明其种族的分布、家庭关系等)；9.征集法(征集各民族的歌曲、传说等，分类分析进行综合研究)；10.购置法(采办当地社会文物，作为研究资源，了解社会特质)；11.地境法(此法系由于区域社会学的发达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研究区域社会现象的方法，可研究居民的发展、地价的升降、人口的移动等。地境指的是交通、地势、地位等，它直接影响生活程度、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12.测验法(智力测验的方法，应用于边疆社会，则测验的内容须根据边疆种族宗教教育等具体情况加以增益始可使用)；13.量度法(关于边疆人口的体重、身材以及其他体质方面的研究方法)；14.地图法(先将研究的区域，绘制成一幅比较详细的普通地图，然后将所收集的关于某种或某数种的实际资料，按照资料所产生的区域，一一填在地图所属地点，借以得到一种或多种确实的分布状况，而研究其所以如此的理由，加以合理的说明)；15.清丈法(主要清丈土地面积、河流深浅、农田多寡等)；16.抄录法(侧重于研究区域内官方档案以外而为地方团体和私人所收藏的记录、信札、会书等特种文献的抄录)；17.绘制法(将社会中如户籍、建筑、服装等复杂而连贯的事象绘制成图)；18.统计法(研究人口及经济状况的主要工具，以数字为依据，先用划记的办法，以求相关各项数字的总数，再分别计算出各种平均数、百分数、差异数、相关数，最后则用以制成各种统计表、统计图，借资比较)。 上述研究方法中，图书法与问卷法可名为局外研究法，后面16种可为实地研究法。这些方法必须因地制宜，斟酌使用，经常会数种方法联合使用。张氏还制订了中国边疆社会的研究步骤，主要分六步：初步观察，收集资料，训练人员(训练研究人员的工作技术与工作态度等)，组织团体(分工合作的机构，大致分为总务、研究、服务三个部门)，研究方式(可分为概况研究和社区研究两种。概况研究即社会调查，专事于现状材料的收集，不置问形成现状的原因，属于表态社会研究，以数量研究为主，质量研究为辅；社区研究系社会学的研究，不但要获取现状，且要分析原因，属于动态社会的研究，以质量研究为主，数量研究为辅)，统计整理。张氏最后指出，边疆社会研究还应做到三点：消除成见，随机应变，要有中心[6](32~47)。 林耀华认为，人类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包括环境、人类、文化三个要素。而研究边疆，应遵循以下途径：1.史地学识是研究边疆区域社会的基本条件。2.要考究边民的个人行为方式。3.学会边民语言并懂其意义。4.研究人群团体的机构，要有以下观点：人与人的活动间，必有功能关系存在；人与人的活动间，发生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与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均衡状态；人群团体必定组成一个系统；人与人互动的关系或是团体系统的机构，必受着文化的支配，文化的技术、动作和符号等无疑地都能控制个人和个人间的调适。林氏还认为，环境供给人类生存的根据点，人类机体需要适应环境变化的文化，文化累积造成了文化环境，又控制了人类行为支配团体活动；于是环境、人类、文化三者交互作用，循环不息。有了上述认识，才能把握边疆研究[4](15~27)。 针对当时“调查研究不过是属于学术方面的工作，其对于社会国家的实际用处，是不很重要的，至少是不急需的”的认识[7](58)，不少学者撰文对边疆调查研究的意义、步骤、方法与技术进行了论述。李景汉认为，应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的主要任务是发见(现)事实。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明事实”，“唯有真正的社会事实，才能产生深刻的社会认识，也唯有深刻的社会认识，才能产生正确的社会途径，和具体的，行得通的办法”，应该对中国社会进行真实调查。李氏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可分为游击区(包括沦陷区)、前方(战区)、后方、边疆四个区域。其中边疆地区的社会情形向为国人所忽略，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调查区域。在调查工作中，要认识到社会问题是整体，既要认清整个社会问题的意义，又要认清各部分在解决整个问题程序中的轻重地位，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李氏认为，调查研究的步骤方法与技术应从以下方面着手：1.实地工作前的准备。读调查研究原则原理方面的著作，理解其概念，并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读各种调查研究报告，间接领略过来人的实地经验；若能得到专家的讲授或实地训练，则准备更为充分。2.实地工作者的态度。对于边地社会的民族，不应轻视，而要有同情的态度；任何引起边地民众疑忌的行为均须避免；若能为本地人民举办一些如医药生产之类的与实际生活有利益的服务工作，会收到很大效力。3.调查研究的目标与范围。应根据人力财力及调查时间来确定调查研究的目标与范围，并按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编制研究大纲及表格。4.实地观察。无论是否通晓本地语言，均应多用实地观察法。不仅要观察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细节，还要对当地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进行细致观察，随时记录，不放过任何以为无足轻重的细节。若能以摄影或绘画补助记录之不足更好。5.记录。不但要随时记录，也要在观察某种活动后，立刻整理记录，补充笔记，试作初步的解释工作，愈早愈好。6.访问。要注意访问方法，访问对象的背景、访问时间与地点都要考虑，最好还要通晓本地语言。访问法的成功取决于三个方面：会问、会听、会谈。访问后，立刻将访问的经过分为三类笔记：自观察所得的事实；自对方口述所得的材料；自根据对方口述与自己观察，当时所能下的推论。 李氏还列出了边疆社会调查研究的简要纲目，包括土地与气候、种族与人口、生活情形(职业，男女社会分工，食品种类，卫生及医药，生活程度的变动及其原因等)、物产、贸易、政治(土司、设治局、治安机构、村落纠纷及其解决方式等)、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其他应注意或特别注意的问题[7](58~68)。 同时期，言心哲认为，社会调查作为改造边疆社会的一种初步工作，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要尽量搜集关于边疆的各种文献，以供参考；事先要有周密的设计；边疆社会概况调查的举行；就个人兴趣所及，着重某一专题的研究；担任调查研究的人，要能“随乡入俗”。同时，言氏还制订了《边疆社会概况调查纲要》，系根据边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大略的指示，以供调查社会概况时候参考，纲要包括历史、地理、人口、土地、政治、财政与金融、教育、卫生、交通、农业、工业、商业、劳工、生活费用与生活程度、社会病态及社会救济事业、娱乐、风俗、信仰、家庭及家族组织、灾害等[2](77~82)。 二、边政学理论与边政人员训练方法 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颇多，但明确系统提出边疆学科建设理论的系吴文藻所倡导的边政学理论。 “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不少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亦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类。最近《边政公论》的发刊，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行政院边疆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凡此均足以表示国人逐渐重视边政学的趋势。“[8](1)此语表明，加强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已经成为当时研究边疆学者们的重要认识。而“边政学的性质如何?内容如何?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对于边政将有何种贡献?这些问题，国内学者尚未加以讨论”[8](1)。因此，吴文藻关于边政学理论的探讨，对于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吴文藻从理论与实用两个方面论述了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所谓理论的，是指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智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等皆可探求法则。所谓实用的，系指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政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边政的执行人员对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研究边政学具有国内与国际双重意义：国内方面，如何建设民族国家，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国际方面，通过边政学的比较研究，在使世界各国都信守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融会贯通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精神、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等方面，均具积极意义。 吴文藻认为研究边政学的观点主要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两种。二者中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副。吴氏如此看法，是因为他认为“边政与乡政是吾国现阶段上中央政治的核心问题”，而边疆民族是边疆政治的关键，这是必须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边政的主要原因。吴氏对“边政”的意义进行了阐述。边政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边疆政治可以包括边疆行政，但边疆行政不能包括边疆政治；边疆行政可以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以研究边疆政治为主要对象。至于边疆政策，是根据边疆政治原理推演出来的，必须凭借边疆行政机构始能见诸实施，地位介于边疆政治与边疆行政之间。广义上的边疆政策可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狭义上它可包括在边疆行政范围之内。人类学所谓的边政，系指狭义的边疆行政而言；政治学所谓的边政，指广义的边疆政治而言。吴氏为了体现贯通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原则，在边政学相关理论的阐述中采用边政的广义概念。因此，吴氏指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而边疆民族与边疆政治息息相关。因此，边政学也可表述为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学科，并分别论述了这四方面的研究范围。 思想方面，是用哲学眼光来讨论有关民族的政治思想与理想，举凡一切原理原则、主义学说，以及种种基本概念皆属此范围。关于民族思想，可分为国际及中国两方面。国际的民族思想包括欧洲向外扩张的基本概念、各国殖民政策的基本理论、民族中心说、种族不平等观、民族性论及国家主义的思潮等。中国的民族政治思想，包括华夷之辨、王霸之争、文化重于国家的观念、不勤远略与不尚武功的信念、“以夷治夷”或“以蛮理蛮”思想、历史(特别是明清之交)的民族思想及筹边治边的策论、当时西方国家输入中国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等。 事实方面，不论是过去或现在的资料，都是树立边政学科学基础的要务。国际方面，要研究欧洲向外扩张的史迹、各国殖民地的由来、移民开荒的经历、欧美内部民族与国家间的纠纷冲突、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结果、各国处理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形等。中国方面，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历朝治边理藩的积业、开疆拓土的成果、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畜牧文化冲突混合的历程、进行边疆社会调查或民族调查时所应包括的事项等。 制度方面，吴氏认为，有思想有结构，以思想支持结构，以结构实现思想，即谓之制度。国际方面，包括各国殖民政制的演变(国内殖民部及海外殖民政府的组织，包括考察其因地制宜的各种形式、各国早年开疆拓土所凭借的组织，特别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日本]在满洲的株式会社等)、各国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如各国比较殖民政府，特别像英属印度政府、美属菲律宾政府、荷属东印度政府、英国自由领制度及大英国族共和国制、国联委任统治制、美国移民律及美国化制、俄国少数民族自决制度等)。中国方面，包括历代中枢掌理边政的机构、清代蒙藏政教制、驻藏大臣制、盟旗制度、达赖班禅职权之划分、满族原有的政治组织、回疆原有的政制、历代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历代边防与屯田制度等。研究制度，莫如进行实地考察，认识现有政制，从现状以回溯经历；并须赶快选择较小地方单位，先作个别研究，由横的分析，以窥察一地方政制的结构原则及实际运用。 行政方面，就狭义而言，实施政策的技术与方法，便是行政。行政本可包括在政制方面，但为表示其重要性，所以单独讨论。行政方面，主要注意研究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及边疆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组织，并以西藏为例进行了讨论。 吴氏认为，上述四方面，以事实的叙述及制度的分析在研究上最为重要。这是因为事实可以纠正思想的错误，制度可以便利行政的推行。研究方法尤贵实地考察，非如此不足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在考察政治制度时，应该特别注重制度的实际运用；如何起源、传播等是次要的事情。 吴氏指出，要使边政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必须重视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关于理论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联系最密切的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其次是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再次是史学、地理学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技术。边政学要发展，需随时吸收上述学科的精华。关于应用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关系密切者，涉及边疆教育、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等[3](1~11)。 吴文藻提出的边政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赞同。梁钊韬就认为，在文化落后的社区从事边政事业工作，应根据以“人为对象”的人类学，尤其是人类学领域内所包含的关于现存人类的社会文化那一部分的民族学；除人类学(含民族学)外，边政学还应注意行政学及其有关学问。梁氏认为吴文藻提出的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副的边政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一个很宝贵的主张。不应把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对于实用的政治设施，应从功能的观念，将人类学、政治学贯通起来，把人类学的理论用于实践，这样边政的科学理论才能得以确立，边疆政策才有所依据，边疆政治才能得以改善[9](11)。可以说，边政学学科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理论的深化起到推动作用。 当时，由于边政受到国人及南京政府的普遍重视，边政工作人员的培训应注意的相关原理与事项，也是这一时期研究边疆的学者们关注的内容之一。 健飞首先阐述了训练边政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指出现代中央治边者所悉心筹划者，是促进大中华民族之团结、开辟边地之交通、改进边疆政治、发展边疆经济、提高边疆教育程度与文化水准等。但上述边政工作筹划“尚未能作普遍之开展，且多窒碍之感觉”。这一方面是受制于财务，而另一方面“则应归之于边政干部人才之缺乏，与工作人员无克服特殊环境之能力有以使然”。我国边政工作未能取得预期目标“实为边政干部人才之不足”，故边政人员有专门训练的必要。健飞还认为，训练应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思想之训练，意图之陶铸，知识技能之培养，体格之锻炼，品性与服务精神之陶冶，教育环境之布置，现有边政人员训练机关。而在边政人员任用上，应注意以下方面：统一任用，提高待遇与保障，严密督导[10](100~105)。 陶云逵认为，边疆或边疆社会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化的问题，边政的“共同目的则为保卫边民加强团结，推近复兴大业”。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统一的文化，即有同样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模式。“所谓文化的统一化或文化的改变乃是把边社(指边疆社会)的文化也跟中原人群的文化一样的-近代化.起来。换言之，就是全国近代化的统一化”，包括教育、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的近代化等。政府边政的重心“是使边疆社会的文化改变为近代化的文化”，而边疆社会问题，就是文化变迁问题。由于边疆社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模式、社会制度与生活重心，而推行新政是一种文化变迁交替问题，因而推行边政的行政人员必须具备下列知识：关于人类文化的性质及其变迁交替一般过程的专门知识，各具体行政人员奉命推行新政的各项边疆社会文化与生活的特殊知识及其正确了解。要具备上述知识，边政人员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而边政人员的专门训练可分成两层：一是普通的一般文化与社会之性质，及其变迁、交替；各类型文化的形成原因与社会整合程序的知识准备，文化与社会性质及其变迁、交替；人类学与社会学是边政人员必备的知识。二是除上述知识准备外，边政人员更须有其服务所在边地的特殊方法与技能。这些特殊方法与技能包括：对边疆地区原有的文化与制度应作-存.-去.(即改)选择，不宜全部废除；避免形式而应注重实际，即若干应改革的制度与习俗，应存其原有形式易以近代化内容，使原有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渐次蜕变，至完全与近代精神吻合为止；利用原有社会情势而转移其视线方法。陶氏最后还强调，文化现象千头万绪，但彼此息息相关，改变推行新政必须从各个不同方面入手[11](2~8)。 梁钊韬认为，人类学是边政实践的重要理论，在边政干部训练中，应将民族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作为边政人员的知识疆界，边政人员的业务演习是一种“应用民族学”的田野实习，应采取人类学的功能观点以为根据。边政人员业务学习中应掌握民俗调查问题访问技术，内容包括人口与地理概况、历史、社会、宗教信仰、一般风俗习惯、农业及手工业、民间文艺等。还要注意业务演习队的组织，包括演习地区、路程分段、人员、设备、工作分配原则、生活各方面的设计情况等[9](10~18)。 此外，还有学者对边疆社会建设、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等进行了初步探讨。如吴泽霖认为，社会建设可分为自然的社会建设与计划的社会建设两种。计划的社会建设是中国所亟待进行者。边疆社会建设要遵循以下原则：适当的人口配备，有计划的移民入手，社会秩序的安定，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同化问题[12](1~6)。卫惠林对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进行了讨论。卫氏认为我国的边疆是文化的边疆，构成此边疆文化的因素有下列数种：地理环境的艰苦，民族传统的不同，语言的复杂，生活方式的特异，宗教信仰的不同，政教制度的特殊。而边疆建设与战后中国新文化存在着以下趋势：战后中国新文化须放弃海洋文化建立内陆文化；必须彻底工业化；必须加强国族的更大融和，发挥创造精神；战后新文化必须全面展开，改正过去的偏枯现象；须放弃旧时代的因袭与惰性。边疆文化建设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点：以文化建设为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因地制宜分区发展，注重文化素质之革新，排斥形式之敷衍，运用现代科学实现超越发展，拟定了边疆文化区站制度大纲与文化建设区站工作纲领[13](7~14)。而胡耐安认为“今日所谈的边疆问题，是‘地域’的‘政治’的‘文化’的三种的混合问题，当然还有另外的‘国际的关系’问题”，即边疆问题就是人文影响下的边疆问题、地文影响下的边疆问题、国际关系下的边疆问题，所以边疆的社会问题包括生计、人口、封建、迷信、政治、文化问题等。在开发边疆中要注意边疆人才的培育问题[14](18~26)。 三、结语 研究我国边疆，首重有关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及其应用[15](1)。自近代以来，边疆危机的加深唤醒了国人加强边疆研究的意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以《边政公论》为代表的专门研究边疆的刊物所刊发的大量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论著，是中国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开拓者。早期前辈关于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探讨的背景是从促进中国统一、民族团结、增强抗日力量、加快民族国家的构建目的出发，对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是最早利用西方相关学科理论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进行的探索，所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一些局限性，但均是前辈学者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他们关于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仅时代学理及国策的表述等不尽相同，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1]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合期(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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