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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关键词：近代东北；鼠疫；应对措施 鼠疫作为一种烈性瘟疫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中国近代，它也是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自然灾害之一。因此从病理学及预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成果非常之多①，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综合角度所进行的探讨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②。概括地来看，既有研究取得了如下进展：一是探讨了鼠疫的发生和传播机理，科学地论述了应对鼠疫的治疗及防控手段；二是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鼠疫在中国大地的流行情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和学术分析；三是从灾荒史的角度对于鼠疫危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与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生活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但是，对于近代鼠疫的研究，从地域分布而言，仍不平衡。对于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数省区，波及关内，危害巨大的东北大鼠疫，研究成果还不多，且多停留在对事件的介绍和过程的描述上。尤其是对于当时朝野为应对此次大鼠疫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经验教训、社会影响等等考察甚少，大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掌握的史料对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东北大鼠疫的发生与蔓延 本文所述的东北大鼠疫，是指1910年10月25日首先发生于满洲里，随后逐渐蔓延于东北全境，波及关内许多地区，止于1911年4月18日，肆虐时间达半年之久，给中国北方地区造成巨大灾难的肺鼠疫型瘟疫。鼠疫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是一种与动物生态循环有关的野生动物病。只不过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病源物不是老鼠，而是旱獭——主要生存于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和中国东北，穴居于干燥寒冷的草甸中的一种啮齿类小动物。③ 20世纪初年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由于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与貂皮媲美，一时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宠儿，市场需求激增，旱獭皮的价值猛涨，“1910年，每张早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④。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由此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很多人在毫无狩猎经验的情况下便匆匆加入到了猎獭队伍中。当时材料讲，“俄人见满洲里旱獭之多也，私募华工四处捕取练〔炼〕制以充豹皮，利甚厚……嗣胪滨府某守艳而贪之，增章程广号召，于是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籍实不堪形状。”⑤自然界动物具有自然形成的防卫本能，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都能分辨出染病的旱獭，绝不会轻易将这样的猎物捕获带回。但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某些猎人连染病的旱獭也不放过，这样必然会感染鼠疫。⑥可以说，此次鼠疫灾难正是由于猎取旱獭皮毛，使人类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 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疫源地在俄罗斯境内。随着染疫劳工的回国，才使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境内传播开来。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即已发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之俄国方面控制严密，使疫情未得肆虐。不过，当时的俄方出于自身防疫要求，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北鼠疫的发生。1910年10月25日中国境内首先死于鼠疫的患者，即是由俄境刚刚归国之人。“满洲鼠疫确源于捕旱獭者，该患者于潜伏期间必与达乌利亚华工棚内之人相接触，故九月中旬忽有七人之暴死。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⑦胪滨府当局的报告也称：“有华人在俄界大乌拉站务工，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有七人暴毙，俄人知其为疫，遂驱逐华人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其中有二人于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9日)由乌拉站来满洲里寓居，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染疫身亡，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⑧ 闯关东的苦力往往寄宿于简陋的客栈，在冰天雪地中门窗紧闭，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大炕上，一旦有人感染鼠疫，自然会快速传播。加上此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在当时，传统治疗手段对此根本无效，所以死亡率极高，达90％以上。⑨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之后疫情发展之猖獗正如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从北部中国各地鼠疫流行的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流行方向和路线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从满洲里而哈尔滨而长春而吉林省城吉林。“凡延近铁路区城，逐渐波及”。双城知府报告说“距车站铁轨近，疫盛时疫毙最多”。鼠疫沿铁路沿线迅速向内地蔓延，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⑩“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极惨然”(11)，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威胁之中。此次流行鼠疫的范围为北中国五省区，仅鼠疫流行中心东北三省被疫地就有69处，其中辽宁省29处(含金州厅)，吉林省24处，黑龙江省16处。疫死5000人以上3处，为滨江府厅(哈尔滨)、长春厅、呼兰府；疫死4000人以上2处，为双阳县、双城府；疫死3000人以上1处，为长春府；疫死2000人以上2处，为海伦府、奉天府；疫死1000人以上6处，为龙江府、绥化府、巴彦州、宾州府、榆树厅、阿城县；疫死500人以上9处，为胪滨府、兰西县、余庆县、新城府、榆树厅、吉林府、新民府、昌图府、怀德县。 哈尔滨、长春厅、榆树厅等地都是重灾区。“哈尔滨居全省极北，为三省发疫之第一之重心点，故吉省疫祸酷于三省，而吉省北部疫祸尤酷于全省。双城、宾州、新城、阿城、榆树等处，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12)在鼠疫传播之前，哈尔滨全市人口总计约7万人。从1910年11月9日有3人死于鼠疫开始，到1911年3月11日最后一名死于鼠疫者止，4个月时间，共疫死5693人。1910年12月10日以后，每天的死亡人数都超过100人，直到翌年的1月6日后，才降至百人以内。 长春厅当时人口数为599901人，疫死数为5827人，占人口的1％，但其酷烈程度不亚于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当时人口数为657034人，疫死数为2579人。此外，个别乡村人口大量减员，甚至全家死绝者亦不在少数，“宣统二年腊月末，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郭老十，在大岭街开‘魁升元’旅店，有两名哈尔滨来的客商死于店内。紧接着一名店员病死。郭老十回家过年，除夕病死，停尸5天，致使全家53口人，死亡32口，随后殃及全屯。老胡家7口人病死6口，全屯死亡近百人，至正月二十日终熄。”(13)有人形容道：“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14)据统计，死于此次鼠疫的人数达6万余名，仅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51155名。(15)由于当时死亡的人数太多，以至于“棺木销售一空，许多人家不得不实行蒿葬”(16)。 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对此，当时有大量的报道。在奉天，因鼠疫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省城自疫症发现以来，谣言四起，人心惶恐。近日商民等，均执大清银行及官银号纸币换取银元，络绎不绝。该行大有应付不暇之势。”(17)在辽阳，“虽届新年市面颇形冷落”(18)。在铁岭，由于鼠疫流行，交通断绝，使商业大受影响，“各商铺已倒闭不少矣”(19)。而当时的燃料“秫秸每百捆由九角涨至一元三四角，而木柴亦因之增长矣”(20)。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关税的征收：“哈尔滨自办防疫以来，每月花费皆在一二万元上下，每次皆由关税拨给。惟现在满洲各处税关无可抽收出入口货物。”(21)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柴米价值日益昂贵”(22)，居民苦不堪言。此外，在锦州、营口、安东等城市也都出现了商铺倒闭、粮食涨价、生活必需品匮乏、人民生活窘迫的情况。(23)学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这些歇业教师和歇业工人的生活也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 总之，此次东北鼠疫影响是巨大的，不仅造成了数万人民的死亡，还直接导致了市井萧条，各行歇业，商业不振，清王朝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它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深重的，但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二、清政府的应对措施 在此次鼠疫流行的早期，清政府重视不够，防疫不力，“官方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从而使疫情“势颇猖獗，有向南蔓延之势”。(24)严重的疫情终使中央当局及地方官吏充分认识到了“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一场真正采取近代防疫手段的应对战争才拉开帷幕。 1.组建各级防疫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种防疫组织，是清政府应对鼠疫灾难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应对北京及全国可能出现的瘟疫大灾难，清政府官员发起并成立“中央卫生会”(25)，说明组建全国性防疫组织已在清政府内部形成共识。1911年1月28日在北京成立京师防疫局。该局自成立后立即着手研究商讨全国性的防疫措施问题，如集议验疫消毒办法，聘请在京各国医生为名誉顾问等，开展了实质性的防疫工作。(26)为预防鼠疫的蔓延，天津学界名流、士绅富商积极筹划应对措施，并于1911年1月22日在浙江会馆召开会议，以北洋商学公会为核心，联合各界成立了临时防疫会。(27)该防疫会自成立后即积极开展工作，如讨论隔离病房等事，协调与各租界之关系，设法保护租界内的中国公民，购买分发防鼠疫疫苗，告知并督促公民到指定地点注射预防，印发白话防疫传单，等等。(28) 东北三省是此次鼠疫的重灾区，地方的防疫工作不仅起步早，而且也更为体系化。奉天省的防疫组织主要有：(1)奉天防疫总局。该局筹设于1911年1月14日，附属于奉天行省公署，由民政司、交涉司联合办公，下设医务科、文牍科、报告科、调查科、会计科、庶务科等科。省内各厅、县署也相继设立防疫所、检疫所、隔离所等临时防疫机构630余处。参加防疫的医务人员、警察等达3000多人。(29)该局为奉天省防疫总机关，其职能有二，一是联络吉黑两省共同防疫；二是“严饬奉天各属堵截疫线，勿使滋蔓”。同时各府厅州县皆相应成立了各级防疫所。(2)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自1911年1月2日在沈阳发现鼠疫病人之后，由省城警务局、卫生院共同禀请成立，到1911年1月12日初步组成，所址设于小西边门外，为省城独立的防疫机关。下设稽核部、医务部、埋葬部、检诊部、隔离部、消毒部、药料部、捕鼠部、微生物试验部等部门。(3)北部防疫分局。1911年2月12日设立，“规定奉天以北怀德以南铁岭地方设立防疫分局，先将南北交通道路遮断，以防传播”(30)。 吉林省设立的防疫机关主要有：(1)吉林全省防疫总局。该局成立于1911年1月26日。在该局正式成立之前，一直由民政司、巡警局分工办理，即由民政司拟定有关检疫、诊疫、捕鼠、检察客店食物及清洁道路等办法并设检疫所、诊疫所外，其余有关捕鼠、检查等事项则由巡警局负责。自总局正式成立以后，过去所成立的一切防疫机关都归其领导，下设诊疫所、检疫所、隔离所、庇寒所、掩埋场等14个所。(2)哈尔滨防疫局。当1910年11月8日出现鼠疫疫情后当地官员异常重视，11月15日便由滨江厅邀请各界代表20余人组成防疫会，公议速设养病院与检疫所，并订立章程办法，将所设的防疫会改为防疫局，是为哈尔滨防疫局。(3)长春防疫局。为防止哈尔滨鼠疫传至长春，1910年11月初，即设防疫所附属于卫生院内，设防疫会，分派医生到日俄车站检疫，1911年1月17日正式成立防疫局。 吉林省内各府厅州县也纷纷成立了防疫分局、防疫所、防疫分所。如伯都讷在城内设立防疫所，并派防疫队员20名和急救队员10名挨户稽查；设诊治非疫症的官医院和治疗疫症的养病院各1处；对于乡镇小城子、石头城子、珠尔山及疫情严重的哈尔滨、双城入境处的依家店各设防疫分所1处，派医生诊治留验。长春也于城内设防疫局1处，四乡设防疫分所5处，并在长春城吉奉铁路重要出口处设“留验所”4处。当城关疫情严重时，还设立疫症院1处及疑似病院1处，诊病所和隔离所各7所；城东设留养所2处，以安置贫民；设辅助掩埋机关3处；并成立了一个防疫会专门研究疫情。 黑龙江省防疫机构统称为“江省全省防疫会”，成立于1911年1月20日，由民政司督办一切，统辖各项防疫机关。下设防疫卫生队、调查团、诊治处、检疫所、传染病院、疑似病院、隔离所、掩埋队等。同时在各府厅州县还设立了相应的防疫机构。三省防疫机构与人员配备规模不等，防疫人员多则百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奉天省有防疫机构895个，人员3014人；吉林省有防疫机构777个，人员7873人；黑龙江省有防疫机构74个，人员93人。(31) 东北三省的防疫机构各有特点，奉天以防疫总局统一全省防疫行政，但行政上的实施，在省府则设事务所，在其他地区则责成地方官员分管。吉林则不同，其总局既是统一全省防疫行政上的总机构，又兼有行政上的实施职任。除哈尔滨、长春外，各府厅州县所设防疫机构，都是总局的分支机关。吉林是此次瘟疫最严重的地区，防疫机构创设最早。当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发生鼠疫之后，东北地方当局即严饬胪宾府知事厉行防疫，及鼠疫蔓延哈尔滨一带，又严饬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开办防疫局，选派医生由奉天星夜赶往担任检疫工作，清政府外务部则委派伍连德博士(32)任哈尔滨总医官，统辖中外各医生，享有医务上的全权。可以说，哈尔滨防疫机构为东北三省防疫机构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1911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东北防疫处，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的防疫机构。随后，地方当局分别在哈尔滨、牛庄、安康等8处设防疫医院及检疫处。(33)黑龙江省的防疫机构又与吉、奉不同，为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结合的产物，由民政司官员为督办，主持全会事务，执行赏罚；会长副会长以下，由本省知名绅士充任，负责监督稽查。各地方由地方官执行，而由该会监督。东三省防疫组织的成立，对此次鼠疫的防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防疫在我国存在历史很早，但就组织机构下设到县、厅一级，则始于清末民初。查东北各地方县志，几乎都有关于当时成立县级防疫组织的记载。在开原，1911年初，由知县王浣发起在城内设防疫所，四镇八乡亦设防疫分所，由县知事委各镇乡自治人员就近办理。(34)义县“在南门外路东旧观音堂设立防疫所”(35)。铁岭县也适时建立了相关组织。(36)1911年初，榆树厅遵照吉林省防疫总局指令建立防疫局。厅城内设庇寒所、隔离所和特别旅馆各1处。城外设疑似病院、诊疗所、消毒所、留验所各1处。其下是居民选举的“十家长”，发现疫情，即由“十家长”报疫。全县境内共设有防疫局1处、防疫所17处、防疫分卡7处、隔寓所15处、疑似病院1处，并配备医官10人、办事人员160人。(37)榆树厅还在松花江区域的秀水甸子、五棵树一带临江处，设江河检验卡，由防疫局会同警察公所组织水上警察，验视行旅，防止鼠疫进一步流行。(38)鼠疫流行不久，德惠县成立了防疫局，由县知事申伯勋任局长。防疫局下设分局4处、防疫所8个、检验所4个、诊疗所3个、隔离所3个。在防疫机构中，有医官10人，办事人员217人。(39)总的来看，晚清各级政府已组建起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这场灾难，为防治疫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这与以往完全不同。 2.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此次鼠疫发生后，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制定各种规范防疫行为的规则异常重视。为防止通过交通工具传播鼠疫，天津卫生局专门于1911年初拟定《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40)清陆军部制定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十条》，与防疫总局译印的《东西各种防疫成法》同时印发给下属各部门参照执行。奉天省将“简明防疫要则十条颁发各军队、学堂等处，以资遵守”。下发的文件并附有《奉天防疫事务处订定临时防疫规则》和《百斯笃预防及消毒法》等两个重要法规。《奉天防疫事务处订定临时防疫规则》要目有“临时疫病院”、“隔离所”、“防疫委员消毒所规则”、“病人户口调查队”、“检诊队”、“消毒队之组织”、“死体埋葬队”等；《百斯笃预防及消毒法》要目有“百斯笃预防须知”20条，“除鼠的消毒方法及清洁方法施行手续”8条30项，“消毒方法”7条29项。(41)通过这两个法规，可以大致管窥到当时对鼠疫的认识程度以及防疫水平。 此外，各地方当局还分别通过媒体公布防疫规则。如奉天省公布了《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修改八关检疫分所暂行规则》、《奉天临时疫病院章程》、《奉天防疫事务所规定隔离所章程》。吉林省防疫总局颁发了《吉林省防疫总局章程》、《吉林各府州县防疫暂行简明规则》、《消毒规则》、《检疫规则》、《检疫所留验章程》等。延边各府县照此制订了防疫局暂行章程和临时防疫所通则8条。延吉府防疫局颁发了《澡堂防疫规则》(10条)、《客栈防疫规则》(13条)、《酒席馆防疫规则》(11条)、《妓馆规则》(11条)等。其中吉林省公布的防疫检疫规则明确规定：防疫局所派的检疫人员可随时入室检验；染疫病人或疑似染疫病人须入院受诊；病人一经确诊须留院医治，且不得与院外人员交通，病人家属及近邻须隔离7日；凡疫病流行地方所来之人须隔离7日；凡传染病地输入之货物须由检验人员消毒后放行；染疫病人及同居之人衣服器用等件须焚烧，所居房屋须消毒；凡家有死者须向防疫局报告，且死者无论死因如何须由防疫局派员检验发照后殓葬；所有进省路口均派巡警把守，遇有行人须送人就近检疫所观察5日；所有客栈每日须将住客姓名、来处、病否填报；戏园停演。另外还告诫民众稠集处最易传播疫菌，所以尽量不要参与集会。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规则具有强制性，若有抵制会依照警律“加重治罚”并处以罚金。(42)此外，清中央政府还有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讨论事关国家层面的各种防疫法规的动议。(43)虽然这时还没有出现全国性的防疫法，但是清政府陆军部及各地方当局都相应制定了各种形式的防疫法规，为后来防疫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总之，为了应对鼠疫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颁布了一系列防疫法规，这些法规内容广泛，涉及到防疫的整个过程，为防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3.采取具体的防疫措施。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为应对此次鼠疫而采取的具体防疫措施主要有：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等。为了防止鼠疫扩散，清政府及时采取了隔绝交通的措施。1911年1月13日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0日邮传部电令停止由奉天至山海关的头等车。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44)。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当时的南满、东清两铁路还在日本、俄国的控制下，并成为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如果这两条铁路不同时隔断，就难以达到扼制鼠疫扩散的目的。为此，东三省总督锡良于1911年1月11日写给军机处的奏折中就已明确提出，因为“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所以为防范计，要“于火车经过大站添设病院、检疫所，凡乘火车由哈赴长由长赴奉之商民，节节截留，一体送所查验，过七日后方准放行，染疫者即送病院医治”。(45)同时与日俄有关方面交涉联合防疫，也成了重要的工作，“现正商同日俄车站，将东清、南满二三等火车暂停开驶南来，杜绝传染。为正本清源之计，其南满京奉安奉路线所经如长春、公主岭、昌图、铁岭、辽阳、新民、沟帮子、抚顺、本溪、凤凰、安东等处，均经颁发章程，一律查验。”(46)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其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至此阻断交通的目的基本达到。清政府还决定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47)天津卫生局为应对鼠疫，专门制定了查验火车章程15条。(48)甚至连进贡的贡品亦须检查。(49)这说明清政府及有关当局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极其严格的。 大力推进火葬是当局的另一大防疫措施。哈尔滨为重疫区，疫死众多，来不及掩埋，于是以伍连德为首的5名医生致电东北当局要求将尸体火化，得到批准。(50)时值旧历正月初一，伍连德雇用200余名工人，将死尸和棺木集于一处，以百为单位，共22堆，浇上煤油焚烧，从而使得长达一里的尸堆，迅速得到处理。在双城，“去冬及今正初旬，本郡人民染疫死相继，无主之尸计不下二百余名”，本地官员为了防止瘟疫扩散，开始将这些尸体进行焚烧。(51)在黑龙江，“近自防疫会成立后，筹备一切防疫方法不遗余力。日前则将野外抛弃无主尸躯一律用火焚化，并于沿江验疫所内仿照日本焚尸方法修造化尸场，焚烧瘟毙积尸，以敛疫迹。”(52)在长春，为此还建成火葬场，“道宪自奉准火葬疫死以来，修筑极大火葬场一处，招工兴筑。兹闻该场工程已竣，所有疫死者，定二十一日起一律运至该场实行焚烧矣。”(53)客观上，这项措施对于习惯于土葬的中国人来说，的确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为了防疫，许多地方当局都采取了奖励捕鼠的措施，在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又颁布捕鼠令，云：照得本京地方预防鼠疫传染，如有捕得鼠子者，均就近送至派出所或区署，每活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并传知各区均立簿册填列收确数，按日报厅。”(54)在汉口，地方当局亦晓示居民多置捕鼠铁笼及各种防疫机关，“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55)。在天津，“刻已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凡捕得老鼠送交该局者，每头给予铜子一枚，以期根株尽绝”(56)。东北三省亦制定了关于悬赏购鼠的各种规定，如收购的规定：“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如处置规定：“各鼠试验之后亦由捕鼠部委员带往老鼠烧场焚烧。”(57)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之多。(58) 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东三省总督锡良电饬沿铁路各州县，要求将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而且“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59)。奉天省要求有关部门，“无论何等病症，一经查出即时报告该管医官诊断”(60)。吉林省要求各检疫所必须逐日详细呈报“检验人数、放行人数”，有没有发现“疫病及他项病症”。(61)这些说明当时的报告制度委实是规范的。隔离制度在当时也已确立，郑孝胥从东北赴北京时，被要求在山海关停留5日，进行医学观察。(62)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东北各地方纷纷成立了临时病院或隔离所。在奉天，当局于小西边门外皇寺设立临时病院，有病房100余间，内中设备齐全，“凡患鼠疫者均可送入该院调治，以免再有传染之虞”(63)。在铁岭，县令任防疫专员，实行挨户检查、隔断交通等措施，“在城外设防疫所检查行人，禁止入境”，并将辖区内“病者与疑似者”全部移入隔离所实施隔离。(64)从规模看，仅奉天省即设有隔离所45处之多。(65)所有隔离所都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如奉天隔离所即规定“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66)。 公共卫生防疫措施的制定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天津卫生局在报纸上发出“劝种避瘟浆”告示，反复强调了预防的好处。(67)在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68)。在铁岭，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69)在天津，卫生局发布了紧急告示，列出预防措施10条，如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70)在北京，公共卫生防疫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71)，同时还制定了严厉的罚款制度，对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30元不等的罚款(72)。上述措施立即取得预期效果，“公共卫生已较前进步”(73)。在黑龙江，防疫会自成立后，便与巡警协同“按户清查，凡有房屋不洁之家，勒令即时打扫，以清污秽，并调查各户男女共有几人，有无染疫形迹，注册备查。”(74)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出城入城都必须配戴，“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云”。(75)这说明许多地方当局为了防止鼠疫的进一步蔓延，都积极地强化当地的卫生防疫工作。 从事防疫工作危险极大，为了保证防疫工作的稳定开展，各地方政府纷纷要求建立奖惩制度。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出力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76)东三省督抚以防疫关系重大，“非优定抚恤，难昭激劝”，纷纷电奏“奖银拟分四等，一等万金并照阵亡恤典”。(77)锡良等人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78)接着吉林、黑龙江两省也都分别制定了有关防疫捐躯人员的报酬，如医生抚恤银10000两，学生抚恤银5000两，一等防疫医生中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在国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抚恤银7000—10000两，等等。 除了奖励外，对防疫不力的官员亦采取惩罚措施。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等官员，皆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职。(79)当时的媒体如《申报》等也对这方面内容进行了报道。(80)《盛京时报》也报道，因哈尔滨鼠疫蔓延，“于观察因办理防疫不力屡受督抚两宪严责”(81)。此外，在清档案中还有“道台李因防疫不力已被撤”(82)的记载，黑龙江地方史志中也有地方官员“因防疫不力”而被解职的记载。(83)这说明晚清政府对防疫工作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监管措施。 4.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清政府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其中，与日本、俄国建立防疫合作关系，聘请外国医生直接参与防疫工作，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等，都是与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这也是以往防疫工作所没有的。 (1)与日本、俄国建立防疫合作关系。清末东北的地缘政治异常复杂，日俄战争以后，东北主要成为日本和俄国的势力范围，防疫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其中南满铁道会社就在其附属地内新修防疫隔离所地基共67坪，计有新旧隔离所8座，可收容3000人以上。驻长春日本领事官还与西南路道协议，“决计由两国当局互行联络防疫事宜，以期共济。”(84)中外共同建立了一些防疫会，“哈尔滨防疫会”成立于1910年11月15日，由中外医生及有关人员组成，凡防疫事项由中外医生提出，并由会中讨论议决执行。“长春防疫会”由中外防疫人员共同组成，内有日本、俄国等国代表多名。从1911年2月1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起，前后共开6次会议。其中《长春中日隔断交通之章程》就是中日防疫合作的成果之一。(85)“中日防疫会”系由民政、交涉两司会同日本防疫人员设立于1911年2月28日，办事地点在交涉司署内。会议的宗旨是以协议的方式讨论有关东北南部防疫措施问题。该会自成立后，先后共召开了8次会议。 (2)聘请外国医生直接参与防疫工作。东北三省总督写给清政府的奏折以及当时的报纸都提到此事。(86)此外还有关于外国医生在中国防疫殉职的报道。 (3)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此次大会由英、日、俄、德、法、美、比、意、奥等国代表参加，于1911年4月3日至1911年4月28日在沈阳惠工公司陈列室召开。该会由清政府倡议召开，由中国人作为大会主席。这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大会，表达了晚清政府为抗击鼠疫主动向世界各国医学界学习求教的意愿。(87) 从历史上看，在应对各种瘟疫灾难中，清政府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采取如此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故此次防疫工作从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这次鼠疫的防疫防治就不存在问题。清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还缺乏应付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鼠疫灾难的防疫手段以及相应的应急措施，以及个别官员的渎职、通晓防疫常识的医护人员的缺乏，东三省防疫设施的不完备，地方行政官员及医生防疫素养参差不齐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防疫成绩。例如，当鼠疫严重时，通过行政的方式，虽能动员这些“员医夫役”投身防疫中去，但却不能有效扼制鼠疫蔓延势头，反而因他们对鼠疫强烈的传染性认识不足、不知预防而经常感染，疫死甚多。在长春就曾发生了166名卫生人员染疫殉职的事件。(88)仅长春隔离所即发生了19名职员全部染疫，18名死亡的惨事。(89)此外，防疫药品短缺，防疫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有关部门对当地疫情隐瞒不报，患者被隔离后想方设法逃逸，疫区民众常藏匿或抛弃尸体，等等，也都是鼠疫不能及时有效控制的原因。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舆论界曾给予批评。(90)对于防控不力的问题，清政府自身在有关文件中也有足够的认识。(91)尽管清政府及民间团体在应对东北鼠疫灾难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看，这些问题还不足以抵消整个防疫工作的成绩。清政府在应对此次东北大鼠疫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如成立专门的防疫处、隔离患者和烧埋尸体等，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防疫(92)，为后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93)。 三、在野各方的应对措施 关于近代中国民间应对鼠疫灾难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已有学者做了较充分的论述。(94)但由于此次鼠疫发生在社会风气更加开放的清末民初，更由于此时的东北地区存在着多国势力范围以及多种文化并存的影响，使得在野各方除了继承过去的应对措施外，还有许多独特的应对方式。 1.民间舆论界借助媒体大力进行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由于鼠疫蔓延的灾难性影响，以及在科学技术和医疗手段还不能充分有效地根治鼠疫的情况下，了解鼠疫发生的机理及其规避方法，自然成为当时人们的迫切需要。于是乎在东北鼠疫流行期间大量探讨鼠疫相关理论的文章应时而出。通过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规避鼠疫灾难的防疫宣传教育，成为此次鼠疫流行期间民间应对的一个亮点。《盛京时报》、《大公报》(95)、《申报》等当时著名报刊都曾开辟专栏或连续刊载预防鼠疫方面的内容，普及预防鼠疫的相关知识。连载的日本家庭卫生丛书，其内容不仅介绍了鼠疫流行的历史和对人类的威胁，而且通过问答的形式，介绍了鼠疫的致病原因、传播途径、预防措施以及根治办法等。(96)丁福保撰文重点分析了鼠疫的病因、传染方式及症状特征。他根据鼠疫致病症状，将其分为“腺肿百斯笃”、“皮肤百斯笃”、“原发性肺百斯笃”、“血液百斯笃”等类型，指出该传染病死亡率极高，潜伏期为3—5日，一旦染上，死亡在“百分之七十至九十之多”，但由于当时对于鼠疫“尚无特效之疗法”，因此规避鼠疫最有效的方法是，速将室内什物及死鼠之处进行消毒，讲究卫生等。(97)还有人通过浅近的口语化的文字，论述了鼠疫的危害，反复强调了防疫的重要性，“这种病，虽说比刀兵水火烈害，要是人人知道防疫，又可以保得平安无事。所以鄙人近来常常对朋友们谈论这件事，反复的比喻，无非盼望我们人民，全照着卫生局的告示、防疫会的传单，所劝诫的那些道理，实行才好。”(98) 由于中国某些传统生活习俗及不良生活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鼠疫的肆虐，因此从改良传统不良生活习惯的角度去规避鼠疫，不仅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而且也提出了预防和规避鼠疫灾难的相关方法。有人认为，中国不重视饮食卫生，更无公共卫生检查制度，而且中国百姓“昧于卫生之常识，于饮食未暇加意，故病菌得因以为缘，职之故耳……霍乱、赤痢、肠窒、扶斯等病类由消化器侵入，其病菌常寄生于饮食物中，若胡乱入口，则通胃侵肠，致发是等剧烈之危症，不可不深注意也。”(99)还有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预防鼠疫的方法，谓“猪牛兔鸡鸭鹅鸽，最易染此病，必察其颜色有无不正，并须久煮。一切食物均宜盖藏，勿使鼠蝇过食”；“院庭扫除洁净，勿积秽物，厕所盖覆灰渣。至客店、茶寮、酒肆游戏之场，凡与病者邻近往来之人，勿与交接。”(100)还有人编成《防疫歌》：“防疫有如防大敌”，“天人一气相通联，食息当有节，服用尤须洁；广庭时步行，空气宜鲜新；满腔春意盎然足，和风甘雨弥胸衿；造物与人何怨毒，祝福皆由人自作。”(101)它明确表达了通过讲究饮食卫生，经常锻炼身体，来达到预防目的的观点。舆论界还刊登“卫生讲话”广告，提出了“不知卫生者为国家社会之大贼”(102)的说法，从国家民族整体高度来看待卫生问题，颇有新意。这些论述都是希冀通过加强个人卫生和改良传统饮食习惯来达到规避鼠疫的目的，对于改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树立科学的卫生观念，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2.舆论呼吁建立公共防疫制度，民间积极配合政府开展防疫工作。此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灾难催发了人们对于建立永久性防疫组织及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思考。还是在鼠疫流行初期，舆论界就对政府防控不力给予了批评，同时积极建议清政府加快公共防疫制度的建设。有人撰文指出，这次在中国东北流行的鼠疫与历史上在欧洲或印度流行的鼠疫大同小异，因此有可资借鉴的防疫方法，那就是迅速建立起公共防疫制度。(103)《盛京时报》社论还公开提出清政府没有建立起近代化的公共卫生行政的问题，指出：“卫生行政，我国以前盖未闻也”，所以“一但疫疠猝发，其不穷于应付者几希”，明确表达了发展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观点。社论说：“东省此次之毙于疫者，已不啻万人，因防疫而耗失之经费，又不下数百万。设也我国以前已措意于卫生行政，而各个人又均知卫生之必要，则死亡之数，固必大减。因防疫而耗失之经费，虽不能保其必无，而亦不至如今日之浪掷。我国今日不特无精于检验者，抑且无普通之消毒药品。言之可为愤懑。嗟乎！因学术之不如人，遂至无事不求人，无物不仰给于人，耗财固也，即其不能自立之耻，虽挽西江之水，曾何足以浣之！”由于中国卫生行政或公共卫生不健全，结果导致了在东北鼠疫流行期间防控的不力和人力、财力的浪费。这次鼠疫留下的教训实在是太大了，“我国上下，经此一蹉跌，自必当注意于卫生事宜”，而且“医师之培养，药物学之研究，则尤为刻不容缓之举”。适时总结这次鼠疫留给我们的教训，加快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当务之急，“宜竭其全力，扩张卫生行政事宜，但使卫生行政日益发达，不啻已得防疫之要领，且无疫时既已设备，有疫时可少费周章，斯固防患之上策也。”另外，“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合，而其效乃神”，所以只有做到使卫生原理家喻户晓，卫生行政才会“致密而无罅漏之可指”。(104)另有社论强调“防疫行政，则尤为防疫治乱之所系”，要求当道官员要制定严密的防疫计划，诱导防维，热忱用事。(105) 《盛京时报》的社论还敦促清政府加快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强调为了避免日后再出现东北这样的大瘟疫，“凡有关系于防疫事件，固当特别注意”。社论建议：第一，应进行全民公共卫生知识教育，“防备之善法，莫要于人知卫生，而欲卫生智识之一律普及，则非设法以诱导之不为功也”。人民已经饱尝了这次瘟疫之害，适时进行劝导，易事半功倍。第二，宜从爱国主义的高度认识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如果不能控制瘟疫，不仅妨碍国力，防疫权也恐被人夺去，所以国家应奖励制造防疫用具各项工艺，免致临时缺乏，“能自造，则财不外溢”。还应选派中西医专家分赴各国高等医学院校学习深造，研究病菌学，并实地练习。第三，可发动社会民间办理公共卫生事业，“至若沟渠街道，及其他之一切公共卫生，则可由自治团体，及监督官厅，监督而料理之”(106)。丁福保还把公共卫生事务作为地方自治的最重要内容加以强调。(107)更有强调发动社会力量，长期从事卫生工作的主张。(108)还有文章从鼠疫防控中存在的问题的角度，引发了对传统医学旧体制的反思，主张改良中国的医学教育和研究制度，加紧引入西方医学理论及相关技术，大力兴办医学教育，鼓励从事医学的发明研究，许以版权，奖以荣誉，使医学人才辈出，医学事业日益发达。从此以往，“生者免疾痛之缠磨，死者无非命之遗恨”，使祖国强盛，人民受福无疆。(109)甚至有人设想：只要中国向西方学习，扎实稳步地进行防疫制度建设，那么“一二年后，将有自制普通消毒药品出现；三五年后，将有精于检验之自国医师出现。尔时疫症固必早已净尽，即偶有发生者，亦讵足为大害也。”(110)勾画了中国未来公共卫生行政建设的美好前景。 民间关于建立完善的公共防疫制度的呼声，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相关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舆论支持。事实上，此次鼠疫灾难在客观上加速了公共防疫制度的建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在应对此次鼠疫灾难中设立各级防疫组织，就是向着建立完善的公共防疫制度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同时，民间团体不仅在舆论上积极呼吁建立公共防疫制度，而且还在具体的防疫实践中配合政府完善这一制度。当时的社会各团体为配合清政府各部门的防疫措施，也相应地成立了各种防疫机构。“吉林省城防疫会”即由本城慈善会董事会员组织而成，经费由慈善会拨发。其中还设有“省城清真防疫分会”，组织回民共同应对鼠疫。“奉天临时防疫会”由防疫总局召集各界团体推举成立，各团体又自行组织了各级“卫生防疫会”。类似的防疫会在辽宁全省共有23处。天津绅商及社会知名人士，则共同发起成立了“天津临时防疫医院”。 民间团体除成立各级防疫组织外，还采取措施配合地方政府把公共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在营口，地方绅商组织防疫团，“令铺商住户一律扫除清洁，加意防检”(111)。在天津，“临时防疫会”积极参与组建隔离所、保护租界内的中国公民、购买分发防鼠疫疫苗，以及印发白话防疫传单等公共防疫事宜。(112)该会免费“施种防疫浆”，“每日往种者络绎不绝，而学生尤居多数”。(113)铁岭城厢议事会为应对鼠疫灾难特组织“防疫临时会”，公举通晓医学者为检查员，在郊外越祖寺设立病院，并拟订章程20余条，义务轮流协同巡警挨户检查。奉天商会还在各街设立“防疫卫生宣讲所并刷印卫生白话报文，按铺分送，以备预防时疫而重卫生”(114)。新民绅商组建防疫所，通知各街按段分设防疫所，进行检查隔离等工作。(115)辽阳绅商也自发地组建了防疫所。(116)在安东，自治会在本城各口岸设立隔离所，查验病人。(117)这些材料说明，各地民间组织为应对鼠疫，也积极参与到公共防疫行动中来了。 3.民间人士积极筹措防疫款项，共渡防疫难关。此次鼠疫耗费了大量防疫经费，使清王朝脆弱的财政更加困难。当时即有人推测，“从前闭关时代每次用兵之费多不过数千万，少尚不及千万。今东三省京津等处办理防疫事宜需费一千万两以上，而人民疾病死亡一切耗损之款及南省无疫地方一切预防之款尚不在内。统共计之当不下二三千万，真从古所未闻，近今所未见也。”(118)虽然所提到的数字不可考，但它却说明了在此次鼠疫中耗费巨大的事实。可以说缺乏防疫经费是此次防疫工作的主要瓶颈，从东北当局与清政府往来的大量电文中，就可感受到当时经费捉襟见肘的程度。东三省总督锡良曾两次向清政府请款，清政府先后拨款银30万两。但是这些钱款仍然是杯水车薪，于是1911年2月5日锡良又要求筹集借款，请求在“援照江皖仿办赈捐”之前，允许东北地方当局向大清、交通两银行“各息借银三十万两”，最后用赈捐清偿。(119)邮传部在奏折中也称：“兹查三省疫事未能遽期消灭，所用款项仅哈尔滨一处已将近四十万两。三省统计糜费之巨不知胡底，地方公帑挪用殆罄，交通断绝，市面恐慌，各处请款急于星火，大局岌岌可虞。”但由于“交通银行拨款浩繁未能借给”，“不得已，惟有径向各国银行先行商借银二百万两，以救眉急”。(120)国家银行都难以承担如此巨款，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清政府还把用于接待德皇储的74万两预算经费挪用于防疫。(121)当时的皇室也纷纷捐款。(122)东三省总督锡良为缓解防疫中的经费压力，也不得不搞“防疫赈捐”(123)。 鉴于当时防疫用款的巨大亏空，民间呼吁官民捐款的言论乘时兴起。有论者指出“生命之所关至重，虽为防疫事宜，费巨款之数，消耗已甚，在所不能惜”。东北是中国的土地，对于主要发生于东北的鼠疫灾难，全体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面对和承担，“而况现时东三省之疫气，犹未尽消灭也。茕茕无所归者，灾黎尤不知凡几。防疫赈恤之急需款，不仰给国内同胞之众，而将谁恃？”同时，赈灾不仅是人民自己的事情，更是政府的事情，因为“于赈恤该地方穷苦无告之民事，则系中国当局之专责”，“且为慎重民命起见，始实行防疫之法，诚当务之急也。然使不知当务之急，而苟且从事，则贻误多矣。所以谓防疫之设备，最要完全，又须宏大，如建筑隔离室也，养病室也，多延聘外洋名医也，购置药料也，检验也，消毒也，安寓流民也，烧弃染疫家屋器物之赔偿也，随在皆需款而行。一日无款项，则一日不能办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已经勃发，但还未加以扩充。因此要利用这次鼠疫，招募各省志士义捐，“以速谋接济东省防疫之费款”。(124) 纵观当时鼠疫流行时的社会状况，防疫工作主要以政府及各地方当局为主。因当时产业不甚发达，故防疫经费的筹措也主要靠政府拨款。但民间及国际方面也积极捐助救灾。天津“英界各行商筹洋五十万元设立防疫医院”(125)，日本南满铁道会社捐助15万日元防疫款(126)。在奉天，“商会收取防疫经费”，要求各商董按铺交纳，以备应用。(127)在辽阳，绅商不仅自发组织防疫所，而且所需经费自行解决，办事员也不领薪水。(128)在开原，“商务会自添设防疫会以来，所有职员医官，均系名誉，不支薪膳。闻各员逐日调查，颇能认真”。凡防疫卫生方面所需经费“皆由各街商号募集”。(129)在长春，各商家为防疫积极募捐，“自头等商号以下约四百余家，共捐洋两千元”(130)。上述材料说明，民间的防疫捐款不仅面广，而且还积极踊跃。它一方面说明防疫与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应对鼠疫的这场战争中，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增强。 四、结语 鼠疫是有史以来给予人类造成重大灾难的传染病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共流行3次全球性大鼠疫：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这次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死亡近1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持续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欧洲死亡2500万人。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中国的云南省、福建省、广东省以及整个东北地区都是此次鼠疫的重灾区。 本文所探讨的是第三次世界性流行大鼠疫中的东北大鼠疫。此次鼠疫的流行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20世纪初年世界市场对动物毛皮的需求，则是引发此次东北第一次大面积的鼠疫灾难的动因。由于人类对于动物毛皮的喜爱，对于野生动物旱獭的滥杀，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而现代化的铁路网则加速了此次鼠疫的传播。 虽然鼠疫给东北地区带来了人民生命财产上的重大损失，但是，面对这场大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积极应对，努力防疫，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基本上控制住了这场鼠疫的扩散，不能不说当时所采取的某些防疫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主要可归因于此次鼠疫与以往瘟疫灾难发生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此次鼠疫发生在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已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浪潮。这一背景也投射到了防疫过程中：一方面，旧有的社会观念和落后的生活方式无助于规避灾难，另一方面，科学的防疫知识和防疫措施的大量采用，其有效性则得以显现。例如当时报纸上大量刊发基于国民意识的防疫理论和科学的卫生知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外，清政府为抗击鼠疫而成立的各级防疫组织及其所采取的措施，就已吸收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防疫成例，并在防控鼠疫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应对此次鼠疫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措施。如建立防疫机构，颁布防疫法规，实施严格的隔离及消毒措施，开展政府和民间共同配合的公共卫生活动，组织召开国际防疫大会，寻求国际合作，主动学习并借鉴国际上的防疫措施和成功的防疫经验等等。 还须特别强调的是，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是一位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地方大吏，在他的认可下，东三省已成为20世纪初年积极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地区之一。地方自治组织相继成立，报刊杂志如《盛京时报》、《满洲日报》、《泰东日报》、《奉天公报》、《抚顺民报》、《大亚公报》等也相继开办。(131)这为舆论直接参与对此次鼠疫的报道奠定了基础。此外关内的一些大报，如《申报》、《大公报》等等，也都直接参与了对此次东北大鼠疫的跟踪报道。总之，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使得此次瘟疫的灾难性影响及防控过程比以往更为透明，从中亦可发现许多新变化。有些可以看成是鼠疫灾难所引发的思想界的变化，而有些又可看成是舆论界和思想界对于此次鼠疫灾难的一种应对。这种应对主要表现为科学防疫知识的宣传、新的文明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建立新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理论构想等诸多方面。 也应当看到，由于这场鼠疫灾难发生在制度落后、内外交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所以在应对这场鼠疫灾难中，自然难以避免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落后的风俗、滞后的体制、官员的失职等，从而导致鼠疫防疫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不必要的损失。因此，透过这些社会现象，又可以从微观的角度观察晚清政治局势以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状态。 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鼠疫灾难及人类应对灾难的种种经验和教训，对当代的防疫工作和社会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传染病仍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引起人类死亡的重要疾病，而且人类正面临着与传染病做斗争的新形势：新传染病的出现、旧传染病的复发、病原体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强，均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鼠疫作为恶性传染病的一种，人类还没有彻底地将其根绝。1950—1990年，我国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云南及新疆等省区都发现了人间鼠疫，病死率达29.01％。(132)20世纪80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道。曾是鼠疫重灾区的印度等一些国家和地区30多年前就宣布为无鼠疫区，但1994年印度东部暴发鼠疫，数千人感染，并波及邻近一些国家。这说明鼠疫的威胁还在。因此，总结历史上鼠疫的防控经验，吸取其教训，做好经常性的疫情监测，时刻注意传染病的世界流行动态，对传染病侵入的可能性保持警惕，都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鼠疫作为一种传播性极强的瘟疫，一直受到医学界的重视，从病理学及预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全国学术期刊网用“鼠疫”关键词进行搜索，仅从1994—2004年底收录的文章即有1458篇之多。 ②主要有李祥麟《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李健颐《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年1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1981年(内部印行)；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4期)；田阳《1910年吉林省鼠疫流行简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等。 ③依据当时的研究资料，在此次鼠疫流行期间，老鼠及其他动物、牲畜等都没有成为病源物。传统医学理论普遍认为鼠疫由老鼠传播，所以在当时的几乎所有防疫规章中，都有除灭老鼠这一项。东三省在防疫过程中为达到除灭老鼠的目的，特制定了物质奖励政策，规定每捉一只“活鼠毙鼠”奖励“铜币七枚”(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1912年印行，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第2编第6章，第6页)。仅奉天城内即捕获老鼠25374只。但经过解剖所有在东三省范围内捕捉到的老鼠，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博士称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3万只，无一例含有百斯笃(鼠疫)病菌，所以“由此可得今日三省所流行之百斯笃疫，非由鼠族传播之证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2章，第37页)。 ④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⑤《东省獭疫种种之来因》，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 ⑥《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3编第3章，第17页。 ⑦《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3编第2章，第9页。 ⑧《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1章，第6页。 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1973年内部修订本，第1680页。 ⑩《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1页。 (11)《罹疫祸者计已四千余人》，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盛京时报》，第5版。 (12)《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1章，第13页。 (13)榆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榆树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12月印行，第105页。 (14)南海崔羡元：《为防疫事敬告同胞之业西医者》，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大公报》，第3版。 (15)晚清奉天防疫总局编纂之《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所提供的东北三省的疫死人数为50927人。该报告书为三省各府厅州县防疫机关防疫报告的汇编，撰写者都是当时实际从事防疫工作的地方官员，因此该资料十分珍贵可信。但经笔者考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所列人数中缺金州厅疫死人数，因奉天省金州厅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设金州民政署属关东州厅，清政府仅保留金州厅建制。因当时清政府行政权力已不达此地，故在附表中未予统计。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编《满洲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9年9月25日内部印行，第83页)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满洲日日新闻社1919年5月印行，第809页)可知，此地亦疫毙228名(内含附属地)，所以笔者认为，在此次鼠疫中，东北地区实际疫死51155名。此数为鼠疫中心地东北三省在此次鼠疫中疫死的总人数，不包括关内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被波及之地。许多著述都称此次鼠疫共疫死“六万余人”(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第110页；《鼠疫预防法》，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日本学者宇留野胜弥在其所著《满洲の地方病と传染病》一书中，也称“在1910年满洲有六万人患肺百斯笃死亡”(东京，海南书房1943年版，第116页)。曹树基、李玉尚合著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认为1910—1911年内蒙古东部满洲里地区肺鼠疫大流行，死亡60468人。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有关此次东北大鼠疫死亡人数最精确的数字。 (16)《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第1311页。 (17)《金融界将因疫而起恐慌矣》，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盛京时报》，第5版。 (18)《新正街市之冷落》，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盛京时报》，第5版。 (19)《商家倒闭之多》，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 (20)《柴草昂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21)《税关无税可收》，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22)《柴米市颇现交通》，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23)《商铺之荒闭者累累》，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大豆价涨》，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鼠疫之影响于商业》，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 (24)姚崧龄：《“抗疫医生”——伍连德》，台北《传记文学》第13卷第6期，1968年12月，第33页。 (25)《中央卫生会乘时发起》，宣统三年正月初七日《申报》，第1张第5版。 (26)《北京防疫汇纪》，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申报》，第1张第5版。 (27)《会议防疫》，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公报》，第5版。 (28)《天津临时防疫会紧要广告》称：“启者，现在津地疫患虽渐消减，而防范尤不可疏。因关外及附近有疫之州县疫气未尽扑灭，恐将来蔓延传播隐患复萌。查预防传染之法，以个人种浆为最善。本会以保卫生命起见，自二月十五日起，特借东马路西马路两宣讲所施种防疫浆。无论何人，均可于午后一点钟至三点钟到所种浆，分文不取。恐未周知，特此广告。”(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大公报》，第3版) (29)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办公室：《辽宁省志•卫生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439页。 (30)《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1章，第7页。 (31)《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1章，第27—58页。 (32)伍连德(1879—1960)，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医学微生物学家和我国医学微生物学奠基人。1896年入剑桥大学意曼纽(Emmanual)学院，1901年获医学士学位，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研究论文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应中国政府聘请，出任中国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1910年10月哈尔滨爆发鼠疫，被委任为东北三省鼠疫防治工作的总管、外务部医官。1912年10月创建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作为发起人之一，1915年创办《中华医学杂志》。他的专著《鼠疫概论》和《霍乱概论》是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经典著作。 (33)洪菠：《中华医学之最》，人民军医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34)《开原县志》(三)，卷9，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第861—862页。 (35)《义县志》下，卷19，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第2940页。 (36)《铁岭县志》(四)，卷18，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第1266页。 (37)《榆树文史资料》第2辑，第103页。 (38)《榆树文史资料》第2辑，第105—106页。 (39)德惠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德惠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12月内部印行，第111—112页。 (40)《京津防阻鼠疫南下续纪》，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申报》，第1张第5版。 (41)奉天省长公署档•3049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42)有关东北各地防疫法规的具体内容可参阅《奉天省城防疫事物所修改八关检疫分所暂行规则》(宣统三年正月十六日《盛京时报》，第3版)；《临时疫病院章程》(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盛京时报》，第3版)；《奉天防疫事务所规定隔离所章程》(宣统三年正月十八、十九、二十三日《盛京时报》，均第3版)；《长春中日隔断交通之章程》(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奉天临时防疫所办事规则》(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盛京时报》，第5版)；《奉天防疫规则》(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盛京时报》，第5版)；《长春防疫会之禁令》(宣统二年十二月十日《盛京时报》，第5版)等。《防疫新法报告书》由《大公报》分9次连续刊登(宣统三年正月十六日，第3版；十七日，第3版；十八日，第2版；十九日，第3版；二十日，第3版；二十一日，第2版；二十二日，第3版；二十四日，第3版；二十五日，第3版)，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防疫内容和防疫方法。 (43)《宣统政纪》卷49，《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883页。 (44)《宣统政纪》卷47，《清实录》第60册，第841页。 (45)《奏报发疫情形并请拨大连关税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奏章”，第1页。 (46)《劝以消灾厉恭折》(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奏章”，第3页。 (47)《京中严防鼠疫南下》，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报》，第1张第4版。 (48)《京津防阻鼠疫南下续纪》，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申报》，第1张第5版。 (49)《京师近事》，宣统三年正月十四日《申报》，第6版。 (50)《京津防阻鼠疫南下续纪》，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申报》，第1张第5版。 (51)《焚化尸体》，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 (52)《防疫会之纪事》，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盛京时报》，第5版。 (53)《火葬场工程告竣》，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 (54)《北京鼠疫记》，宣统三年正月初七日《申报》，第1张第1版。 (55)《汉上亦起鼠疫恐慌矣》，宣统三年正月初八日《申报》，第1张第1版。 (56)《收买老鼠》，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大公报》，第6版。 (57)《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6章，第7页。 (58)《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6章，第9页。 (59)《东省防疫记》，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申报》，第1张第5版。 (60)《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2章，第3页。 (61)《吉省检疫所留验章程》，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大公报》，第2版。 (62)中国历史博物院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03页。 (63)《临时病院成立》，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 (64)《铁岭县志》(四)，卷18，第1266页。 (65)《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5章，第13—20页。 (66)《隔离所之戒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 (67)《天津卫生局劝种避瘟浆告示》，宣统三年正月十六日《大公报》，第3版。 (68)《北方防疫汇纪》，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申报》，第1张第2版。 (69)《徐大令在北路调查防疫之近闻》，宣统三年正月十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 (70)《天津卫生局紧急告示》，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公报》，第3版。 (71)《北方防疫汇纪》，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申报》，第1张第2版。 (72)《北京•颁布防疫罚章》，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大公报》，第1版；另见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盛京时报》第3版所载之《京师防疫罚则九条》。 (73)《北方防疫汇纪》，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申报》，第1张第2版。 (74)《防疫会之纪事》，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盛京时报》，第5版。 (75)《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 (76)《宣统政纪》卷47，《清实录》第60册，第840页。 (77)《专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申报》，第1张第3版。此外，在疫事往来奏章中涉及到此类内容很多，如《会奏核拟防疫员医恤典银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盛京时报》，第3版)、《吏部议奏防疫恤典拟请改照殁于王事定例办理折》(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3版)、《奏黑龙江防疫会副议长染疫捐躯请给恤典折》(宣统三年四月十三日《盛京时报》，第5版)、《奏核给防疫员医恤银电》(宣统三年三月初九日《盛京时报》，第3版)。 (78)《宣统政纪》卷47，《清实录》第60册，第871页。 (79)《宣统政纪》卷47，《清实录》第60册，第841页；《宣统政纪》卷48，《清实录》第60册，第858页。 (80)“民政部卫生司司长唐坚，因关于防疫事宜筹办不甚得法，致滋外间口实，奉肃邸堂论，记大过一次……其防疫局长闻亦奉邸堂面谕申斥”(《北方防疫汇纪》，宣统三年正月十八日《申报》，第1张第4版)。 (81)《督帅防疫之电文》，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 (82)奉天省长公署档•3047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83)《黑龙江大事志》卷4，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第349页。 (84)《满洲鼠疫记》，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报》，第1张第2版。 (85)《中日合订隔断交通之章程》，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 (86)“选派中日医生购备药料器具，由奉驰往襄助。复经外务部遴委中国医生伍连德、法国医生梅聂、英国医生吉陛同时前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章奏”，第3页)；“驻京洋医三名、在津洋医四名，定于十六日派往哈尔滨埠，帮办销疫事宜”(《政府议定北方销疫办法》，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报》，第1张第3版)。 (87)《万国鼠疫研究会开会督帅演词》，宣统三年三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2版。 (88)长春市卫生志编委会：《长春卫生志简讯》第5期，1987年9月。 (89)《隔离所因职员均各染疫已毕矣》，宣统三年二月初八日《盛京时报》，第5版。 (90)《北方防疫汇纪》(宣统三年正月十八日《申报》，第1张第4版)批评北京当局对当地疫毙情况隐匿不报，“其玩视人命如此”；宣统三年二月初二日《盛京时报》第4版刊载了译自北京英文日报的《今古瘟疫考略》一文，此稿为万国改良会全权代表丁义华所撰，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士对鼠疫以及中国防治鼠疫的基本看法。他虽然在开篇对清政府防范鼠疫所采取的措施给予了肯定，但同时更对当时中国的公共防疫措施提出了批评。 (91)“总之，国家有完全之卫生行政，人民有完全之卫生知识，疫之发生于他境者，入我境而自消灭于无形。若平日沟渠不修，道路芜秽，人民之居处衣食无一不为酿疫之媒介，不必尤疫之传自邻境也，即我现时之居游食息何一不与疫为缘。清夜抚心，自咎不暇，此可为我三省父老子弟流涕以道者也。”(《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绪言”，第3—4页) (92)如1927年山陕鼠疫流行，就采取了东三省的防疫办法。参见《山陕发生鼠疫》，《中华医学杂志》第18卷第1期，1923年1月。 (93)李玉尚认为：“自宣统以后，国家开始采用西方防疫之法来防治鼠疫。宣统年间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的防治被公认为中国开始建立现代防疫制度的标志。”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4页。 (94)参见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95)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九、三十日《大公报》(均为第2版)分两次刊登了日本医学博士北里的讲演《防疫须知》，其引言部分写道：“此系日本医学博士北里君在大连所演说。博士专攻传染病学，为环球医界所共推，其言非寻常医家所能道，兹特译录其大略以供众览。想亦留心防疫者之所快睹也。” (96)参见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十一日《盛京时报》(均为第3版)《鼠疫之话》专栏介绍。 (97)丁福保：《鼠疫病因疗法论》，宣统三年正月十一、十二日《盛京时报》，均为第3版。 (98)耐久：《爱己身爱众人的请看》，宣统三年正月十四日《大公报》，第3版。 (99)汪翔：《满洲鼠疫谈》，宣统三年二月十四日《盛京时报》，第3版。 (100)北洋验疫医官王传钧、海涛：《鼠疫病因防法论》，宣统三年正月初十日《大公报》，第3版。 (101)汪翔：《满洲鼠疫谈》，宣统三年二月十四日《盛京时报》，第3版。 (102)“卫生讲话”广告，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盛京时报》，第4版。 (103)《今古瘟疫考略》，宣统三年二月初二日《盛京时报》，第4版。 (104)《论卫生行政之亟宜扩张》，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2版，“社论”。 (105)《东三省之悲观》，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2版，“社论”。 (106)《防疫之善后》，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盛京时报》，第2版，“社论”。 (107)丁福保：《敬告各省地方自治议员》，宣统三年正月十三、十四日《大公报》，均为第1版。 (108)《“丛录”鼠类与瘟疫之关系》，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盛京时报》，第3版。 (109)《鼠疫关系医学之进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盛京时报》，第2版。 (110)《论卫生行政之亟宜扩张》，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2版，“社论”。 (111)《绅商组织防疫团》，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112)《本埠防疫事汇志》，宣统三年正月初八日《大公报》，第6版。 (113)《防疫会纪事》，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大公报》，第5版。 (114)《商会设立防疫卫生宣讲所》，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115)《绅商组织添设防疫所》，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 (116)《绅商组织防疫所》，宣统三年二月初三日《盛京时报》，第5版。 (117)《添设隔离所预防疫气蔓延》，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118)梦幻：《闲评一》，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大公报》，第5版。 (119)《奏请息借银行银两归入江皖赈捐展办清偿电》，《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奏章”，第5页；另见《东三省将开防疫赈捐》，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申报》，第1张第4版。 (120)《度支部议奏向各国银行借款并仿办赈捐片》(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奏章”，第11页。 (121)《专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盛京时报》，第2版。 (122)“隆裕皇太后深悯疫症发生，拨发内帑十万两以济要用。闻两贝勒亦捐六万两。”(《专电》，宣统三年正月初八日《申报》，第1张第3版) (123)《东三省将开防疫赈捐》，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申报》，第1张第4版。 (124)《论东三省防疫费款急须官民募捐》，宣统三年二月初二日《盛京时报》，第2版。 (125)《本埠防疫会志》，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第6版。 (126)《北京防疫记》，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申报》，第1张第1版。 (127)《商会收取防疫经费》，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 (128)《绅商组织防疫所》，宣统三年二月初三日《盛京时报》，第5版。 (129)《慨助商务防务会费》，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 (130)《于防疫事宜之踊跃》，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 (131)甚至连铁岭那样的县城，竟设有十余家报社分馆：“清末叶新文化渐次东来，始知创设报馆……我邑虽无总报馆之设，而分馆之代派已有十余处之多。”《铁岭县续志》卷12，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第231—232页。 (132)沈尔礼：《1950—1990年我国人间鼠疫概况及分析》，《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1年第6期(增刊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