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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丽的中央官学是其教育机构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在高丽的中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儒学科和杂学科的中央官学系统。尤其在经过睿宗和仁宗对教育政策的调整后，中央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高丽中央官学在吸收宋代官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奖励制度等方面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 关键词:高丽中期；中央官学；宋朝 高丽王朝时期，教育文化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发展也是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韩国学者申千湜､朴赞洙､闵丙河､朴龙云等人对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发展进行过研究。本文拟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着重通过与同时期宋朝中央官学作一比较考察，以反映出其特点，深化对它的认识和理解。 在高丽社会中央官学内，根据文化程度和教育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最高学府､专科性质的学校和东西学堂。因为东西学堂在高丽后期才出现，所以本文暂不讨论。国子监(高丽后期改称为“成均馆”)是高丽时代的最高学府。成宗时期对中央官学进行了改编扩大，正式称其为“国子监”，有时也称为“国学”(沿用了新罗时代的名称)。专门学科有医学和天文占卜学。中央官学是国家设置的最高教育机关，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职责。 一､高丽中期中央官学发展的背景 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发展和完善是建立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在教育思想方面，还是在教育制度方面，基本上都继承了高丽前期的传统。 太祖王建在建国之初为确保国家的稳定，着手从各方面安抚百姓。与此同时，提出了崇儒兴学策，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努力实现化民成俗的理想。光宗继承了太祖的思想，推行科举，很大程度上振兴了文风。直至成宗时期，在文献中才能找到关于中央官学的记录。 成宗是位守成好文的君主，接受了以崔承老为代表的儒家政治理念，并以此作为治国方略。成宗为确立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史臣对成宗在位16年的政绩做出了评价: 天资严正，器宇宽洪，立法定制，崇奖节义求贤恤民政治有可观者。[1] 成宗的儒家政治理念在其下达的诏书中也有体现: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欲怀万性之心，惟不夺三农之务，咨而十二牧诸州镇使，自今至秋，并宜停罢杂务，专事劝农，予将遣使检验，以田野荒僻牧，守令勤劳，为之褒贬焉。[2] 上文可以充分看出成宗的民本思想。成宗九年(990年)九月的诏书中又提到: 凡理国家，必先务本，务本莫过于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百善之主也……是以取则六经，依规三礼，庶使一邦之俗，咸归五孝之门，顷者，遣六道，颁示教条，恤老弱之饥离，赈鳏寡於窘乏，求访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光显奉亲之行，月彰美俗之心，田野愚氓，尚勤思孝，搢神君子，其怠奉先，能为孝子於家门，比作忠臣於邦国，凡诸士庶，可复予言。[3] 可见，统治者大力提倡治国的本务是“孝”，鼓励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的事迹，为建设理想中的儒学国家作准备，以此为目标实行积极的劝学策。成宗五年(986年)七月下达诏书: 朕素渐薄德，尚且崇儒，欲兴周孔之风，异致唐虞之理，庠序以养之，科目以取之。[4] 统治者希望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教授儒学以实现“周孔之风，唐虞之治”，并通过科举吸收有能力的人才录用为官。《高丽史》卷三记载:成宗八年(989年)“空系名于国学，罕较艺于春场”，因而此时国学是早已存在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国子监的名称是在成宗十一年(992年):(王十一年)下教，立国子监，给田庄。[5] 成宗在位期间，设立国子监，初次实行复试，使国王可以直接干预科举，并向宋朝派遣留学生，以研习宋文化。入宋留学生中，博士任老成在返回高丽时，带回了大庙堂图一张，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张，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张，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为实现儒家理想国家，努力整顿礼仪。不久，开京建设了大庙和社稷坛。总之，成宗时期崇儒兴学策得到了推广､深化和延续，成宗大力发展教育，开办学校，教授人才，将儒学融入到民族文化之中。 自成宗以后，数代王间，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处于不振状态。“没有在教育方面积极的君主，使教育处于减退状态，在文献上，没有出现关于地方教育机关的记录。”[6]这首先是因为国家把任务重心放在国防上，对于国民教育必然会有所松弛。其次，由于这一时期的战争不断，造成财政困难，因而使国子监的运营陷入困境。再次，当时的贵族子弟逃避国学，而更倾向于在私学十二徒中学习，即文宗前后，贵族转向私学教育。“高丽社会向着贵族社会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国子监教育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文宗以后，出现了和这样的社会趋向有联系的门荫制度及私学的发展，相对而言，国子监面临着基本教育机能的退化的危机。”[7]李基白评价道:似乎进入十二徒比进入官学国子监更为荣耀。[8]总之，到睿宗改革之前，国子监“官有空名而不责以效，师为常职而未见其尊，草没门墙，芦生几席，庙貌漫漶……”[9]肃宗七年(1102年)闰六月，宰相邵台辅等上奏: 国学养士，靡费不资，实为民弊，且中朝之法，难以行於我国，请罢之。[10] 然而，因肃宗不允，才使国子监免遭被废弃的危机。国子监在这一时期，虽然处于低迷状态，但并非没有发展。肃宗六年(1101年)，设书籍铺来管理国子监的图书，它是附设于国子监的图书出版社，在这里出版的书大部分充当国子监用书。“国王下令在国学中设立书籍铺，这是国王为振兴国学做出的努力。”[11] 二､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变迁 高丽中期的睿宗和仁宗积极地推行官学振兴措施，克服了国子监的不振状态，使国子监又一次壮大。 睿宗是一个好文的君主，他改革政治制度，倾力于文教的振兴，完善了国家的官僚体制，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兴学政策，包括:国学七斋的设立､三舍制度的实行､养贤库的创建､国子监官位的确定，使国子监成为名实相符的最高学府。国学七斋是模仿崔冲九斋而设立的。睿宗四年(1109年)七月，建七种科目的专门讲义室。七斋的名称和讲授的内容如下:1.丽择斋讲授《周易》；2.待聘斋讲授《尚书》；3.经德斋讲授《毛诗》；4.求仁斋讲授《周礼》；5.服膺斋讲授《戴礼》；6.养正斋讲授《春秋》；7.讲艺斋讲授武学。这样来看，前六斋为儒学斋，第七斋为武学斋。儒学六斋定员为70名，武学一斋为8名。值得注意的是，武学斋的创建有着现实的意义。当时，高丽和北方的女真民族关系紧张而复杂，尹瓘为征伐女真，筑造九城，需要培养优秀的武官以巩固国防。但是在当时的儒教大学———国子监中设立武学，并没有得到文臣的欢迎。他们要求废除武学的呼声很高。睿宗于十一年(1116年)四月，制令: 文武两学，国家教化之根源，早降指挥，欲令两学，养育诸生，备将来将相之举，而有司各执并论，未有定议，宜速奏定施行。[12] 在睿宗十四年(1119年)，又一次调整了学生定数，将儒学斋的70名更定为60名，武学斋的8名更定为17名。这说明睿宗力图强化武学，压制文臣的武学废置论，明确体现了其政治意图和教育理念。“睿宗对人员数的更定，不顾文臣的反对，减少儒学的定员，增加了武学的定员，积极强化武学体现了其原来的北方强化策，并且还强调了培养人才的文武兼备教育理念。”[13]为了振兴官学，睿宗于同年(1119年)七月，设立养贤库，解决了导致前代国子监不振的根本原因———财政困难这一难题。养贤库作为一种育英财团，确保了国子监的财源，扩大了国子监的教育设施，对其正常运行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种奖学财团，虽然不知道它的规模，但是在国学的发展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点是无需再论的。”[14]高丽时代三舍制度的名称和形式与宋代相似。睿宗对三舍制度表现了极大的关心。他向宋朝派遣权適等留学生，并要求其学习三舍制度，“学分三舍，教本六经”。[15]此外，睿宗特别信任的宝文阁待侍胡宗旦，也曾是宋朝太学的上舍生。 睿宗的继任者仁宗也是一位崇文的君主，倾力于文教的振兴。高丽通过这两代王的努力，把高丽的教育推向全盛时期。由于在仁宗时期出现了“李资谦乱”和“妙清之乱”，使国子监没有了像睿宗时期那样活跃的气象，学纪一度松弛。在仁宗十一年(1133年)，废弃了武学斋，将七斋改编为六斋，没有继续贯彻睿宗时期文武兼备的教育理念。这主要是由当时“文尊武卑”的政治思想决定的，导致文臣对武臣极端地蔑视，从而强烈排斥武学的设置，武学废置论空前高涨。但是，仁宗对学纪的完善化和制度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式目都监出台了完备而规范化的“学式”，反映出了给予贵族的优待，尤其对入学资格的限制保证了贵族的特权。总之，学式的制定对学校教育模式的巩固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高丽中期中央官学与宋朝的比较 这一时期的中央官学的发展是高丽王朝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和规定。其中，有些是对前期存在的教育因素的制度化，有些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独创的，还有的是借鉴了宋朝的经验。 (一)学部编成 仁宗时期明确规定了国子监分为儒学部和杂学部:儒学部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杂学部分为律学､书学､算学。高丽中央官学中的医学和天文学由中央的其他部门管辖，医学由太医监管理，天文学由太卜监(后改司天监)管理。而宋代的中央官学设置比高丽更加复杂，种类繁多，学习范围更广。宋代中央官学大致分为三类:属于国子监系统的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武学､广文馆､辟雍等；属于中央各局管辖的有医学､算学､书学；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有资善堂､诸王宫学､宗学等。可见高丽时代主要是遵循前制､巩固前制，对学部分类给出了成文的规定。而宋朝则创设出了更多的学科和学校种类，体系庞大，门类齐全，尤其在专门性学科上，有了重大的突破，这也是宋朝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元丰以后，国子监(国子学)与太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实体，太学和国子监的界限已经很难划清。崇宁四年(1105年)设立“太学司成”一职，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的最高长官。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国子监祭酒之名不复存在，因而从北宋后期开始，国子监与太学逐渐合为一体。“习惯上言教学则多称太学，言管理则多称国子监。二者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微妙。”[16]这显然和高丽的国子学､太学､国子监的含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入学资格 高丽在学式中有明确的规定，随着父､祖的官职不同，儿孙进入的学部也不同。根据《高丽史·选举制二》记载: A(国子学生)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及勋官二品带县公以上，并京官四品带三品以上勋封者之子，为之。 B(太学生)以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孙，若正从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之子，为之。 C(四门学生)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官七品以上之子，为之。 D(律､书､算学等“杂学”学生)皆国子监，律书算及州县学生，并以八品以上者及庶人，为之。然而，宋朝的规定就宽松了许多:国子学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称为国子生；太学招收“八品以下子弟或庶人之俊异者”为学生；四门学招收“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专门学科类律学“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各处一斋。举人需得命官二人保任，先入学听读而后试补”。[17]算学､画学､书学､武学和医学学生不受身份等级的限制。 在对于禁止入学的学生规定上，高丽同样是十分严格。《高丽史·选举制二》记录了禁止入学的情况:1.杂路､工､商､乐､名等贱事者；2.大小功亲犯嫁者；3.犯恶逆归乡者；4.贱､乡､部曲人等子孙及犯私罪者。 以上反映出高丽社会的身份制度极为森严，各个阶级有着明显而严格的等级差别，也折射出高丽的贵族门阀社会的性质，即只有权门子弟才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资格。儒学文化的扩散也主要被限制在统治阶级之中，宋代的入学资格相对于高丽而言较为宽松，这直接产生了国家中宽松的文化氛围和活跃的学术环境，导致了宋代教育的下移，显现出平民化教育的发展趋势。 (三)教学内容 高丽国学的教育内容要从两大方面进行考察，即以儒学经义和文学为教科内容的三学和以专门技术知识为教学内容的杂学，两者的教育内容差别很大。在高丽仁宗朝的“学式”中记载: 诸学生课业，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公羊谷梁传各限二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两年，礼记左传各三年，皆先读孝经论语，次读诸经，并算习时务策，有暇兼顾习书，曰一纸，并读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18] 从国学的教育内容来看，是以儒家经典和诗文为主要科目，可以兼学算术和时务策，如果有余暇，学习文字学的内容。在必修的儒家经典中分为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国学生的必修科目是孝经､论语，修业年限为一年。选修科目分为三组:(1)从《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中选择一经，修业年限为二年半。(2)从《周易》､《毛诗》､《周礼》､《仪礼》中选择一经，修业年限为三年。(3)从《礼记》､《左传》中选择一经，修业年限为三年。另外，还要学习关于诗､赋､策文等写作，这也是儒学部的学习内容，我们可以推算出学完这些课程需要八年半。对于杂学的学习内容，包括作为共通必修科目的孝经､论语，还有其各自的专攻科目。律学的专业课是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律､令。具体而言是“由作为刑法法规的‘律’和作为行政法规的‘令’构成的关于国家组织运营的重要规定”。[19]律学的最终修业年限是六年。书､算学教科内容和修学年限没被记载，但是可以推测出其大致面貌。科举中明书的科目为说文､五经样､行书等，因而书学的讲授内容和考试内容应大致相同。算学的教科内容和新罗时代国学中的算学内容相近，为缀经､九章等。 高丽中央官学在大力推进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睿宗朝，国学生张仔的文章记载:“学校则三代所共，皆以明於人伦，于德观之，智仁圣义中和於行，责之，教友睦羡任恤”。[20] 宋代的教育内容也以经学为主要的教学科目。北宋时期，官方指定了九种经书为教材，根据内容的难易程度分为大､中､小经。《礼记》和《春秋左氏传》为大经，各限两年；《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各限一年半；《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各限一年。除此之外，还有《论语》和《孝经》。专门学科类中医学的教材有《皇帝素问》､《难经》､《脉经》､《伤寒论》､《巢氏诸病源候论》。算学教材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和《缀术》等所谓的“算学十经”之类。武学生学习《七书》兵法和骑射。律学生学习断案､律令。如果朝廷有新颁条令，刑部即刻送学，给学生研习。书学生主要学习篆､隶､草三体，还要通晓《说文》､《字说》､《尔雅》，并兼通《论语》､《孟子》和儒家大经。画学开设六个专业，根据《宋史·选举志》的记载有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还要学习《说文》､《尔雅》､《方言》等理论基础知识。综上所述，高丽和宋朝的教学内容和修业年限大同小异，但是宋朝的教材和教学内容要更加丰富。 (四)分斋教学 高丽睿宗对中央官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国学七斋。在高丽的国子监中分别建立了儒学斋和武学斋，这充分体现了国子监主治文学､兼顾武功的治国思想。七斋的性质普遍被认为是睿宗在国学中设置的一般性专门讲座，是因为私学的发达，克服官学的不振现象而设置的。但是儒学存在六斋，学生有70多人；武学仅一斋，学生有10人左右，差距悬殊，反映了高丽重文轻武的风气非常严重。高丽的这种制度和宋朝出现的分斋教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宋代这一独特的教学模式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宋朝的分斋制度要先于高丽而产生，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出现。分斋教学来自于胡瑗的“苏湖教法”。在苏､湖二州州学任教的胡瑗以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即在学校内分为“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21]经义斋选择心性宽广，可成就大事者，让其通晓《六经》，加强其学术修养，以培养治理国家的官吏。治事斋则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兴趣选择一门主科，再兼学一科，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这种分斋教学将实用性知识作为教授内容，改变了以儒家经典为单一教学内容的制度，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能教育的发展。在庆历兴学时，仁宗下诏湖州，取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模式，直至绍圣四年(1097年)颁布内外学制，将太学的分斋教学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总之，高丽和宋代的分斋教学形式相似，但内容不同。高丽因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将武学纳入官学的教育范畴。而宋代的分斋教学则将技术科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宋代科教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五)三舍制度 高丽国学是仿照宋朝建立的。睿宗派金端､赵奭､权適等人留学于宋，学习宋朝先进的文化制度。此外，睿宗极为信任的宝文阁待侍胡宗旦曾是出身于宋太学上舍生的归化人。这为三舍制传入高丽提供了重要条件。高丽实行三舍制度的时间没有直接的记录，但可以通过史料来推测。《东文选》卷三十六中，张仔代表国子监斋生上《诸生就餐表》: 文科新变，第求名世之贤，俗学滥容，甫就育之地……恢崇三舍之规，招来四方之士，教之以经术，赐之以土田(睿宗九年二月)。 同卷《奉学命讲经诸生谢许难疑表》中记载: 虽在万机之烦务，先崇三舍之宏规，鼓舞四方，体乾旋而坤僻，作成多士……(睿宗九年二月) 可见在睿宗九年(1114年)就已出现了三舍制度。《韩国金石文追补》的李文铎墓志中记载: 尹相彦颐，掌成均试，公亦国选……至己未岁(仁宗17年)入学，六馆诸生，皆服公之雅望……屡魁多士，丙寅岁(仁宗24年)以上舍第二人，擢□第，北学于京，太学八年…… 李文铎通过了成均试，进入六馆，以上舍生的身份登第。“六馆”是指七斋在讲艺斋废除后，而成为六斋，或称“六馆”，因而可以认为上舍生就是六斋生。在金石文中也多次出现“上舍”一词。“高丽中期国学中的儒学部，不是‘三学’的独立运营，而是被设为的一般国学生的下舍和‘七斋’的上舍的教育阶段，之后，讲艺斋废弃的同时，六斋(六馆)称为上舍。”[22]“睿宗时期，设立七斋的同时，在国学中分为上舍生的斋生和一般国学生，认为是成为进士的人几乎都经历了和上舍生相似的修学过程。”[23]总之，睿宗将国学生分成作为下舍的一般国学生和作为上舍的七斋生。一般国学生要通过升补试的选拔进入七斋。 而早在宋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就对教育制度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著名的是三舍制度的创立。三舍制度具体是将太学分为三个部分:外舍､内舍､上舍，学生按照学习成绩分别进入三舍中学习。初入太学的学生为外舍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月一私试，岁一公试，外舍生成绩优秀者进入内舍中学习，再经过考试，选拔一小部分学生进入上舍。这种办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使太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综上所述，高丽在教育制度上，使中央官学吸收了宋朝的三舍制，创立了自己的升舍制度。“睿宗设立的七斋相当于宋的上舍，高丽采用三舍的概念自然包含了乡校。”[24]宋朝三舍制的递减淘汰方式，升至上舍的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可以直接委任官职。相对而言，高丽的上舍生，即斋生，虽然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不能直接出任官职，因而高丽的三舍制和宋制有很大的不同。 (六)奖励评价制 度高丽仁宗时期开始，在国学的自体评价中，设立了一个基准，使部分学生可以得到奖励，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这就是“学分制”。 A(仁宗十三年)国学诸生，四季私试，通考分数，直赴科场(高丽史卷七十四选举志)。 B(仁宗十四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国子诸生，行艺分数，十四分以上，直赴第三场，十三分以下四分以上，赴诗赋场(高丽史卷七十三选举志)。 C(毅宗八年五月)国学生，考以六行，积十四分以上者，许直赴终场(高丽史卷七十三选举志)。 从上述三则资料中可以看出，高丽政府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奖励政策。在上述的学分制度之外，高丽还采用了宋太学的一些制度。“颇遵太学月书季考之制，以第诸生。”[25]通过月末､季末的考试来评价学生。 宋代的评价体系完善，还有日常的私试､公试制度。私试由太学主持，每月进行一次；公试由朝廷主持，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根据学生的成绩和私试中的年度评定来升舍。元丰二年(1079年)颁布的《太学令》使积分制度得到了正式的运用，它建立在升级制的基础上。外舍生月考后，每个学生的私试成绩转化为积分按月登记，每个季度进行总结，学分较高的学生获得季度评定。年终，根据学生的季度评定，挑选前100名给予年度评定。内舍的私试与外舍相近，如果学生的公试成绩和年度评定成绩都为优，则被授予“上舍上等”，直接授命为官。如果一个为优，一个为平，授予“上舍中等”，继续学习，在科举考试中直接参加殿试。公试成绩和年度评定为一优一否，或者都为平，授予“上舍下等”，继续学习，在科举考试中直接参加礼部试。积分制在南宋得到继续发展，不只学习成绩实行积分制，纪律表现也采用积分制，将学生的成绩分等，每等给予不同的积分，只有积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升级。宋丽两国都通过积分的高低，给予学生升级或免试的优惠。这是教学管理制度不断发展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自崇宁兴学后，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国家官员的选拔主要由学校升贡的方式，从优秀的上舍生中选拔，而高丽的学校教育始终没有突破科举的束缚。 综上所述，高丽中期中央官学不仅在前代的基础上完善了自己的官学系统，并且在吸收宋朝官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个时期是朝鲜半岛古代中央官学教育制度承上启下和调整完善的阶段，无论是在机构设置､教学内容上，还是在奖励措施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此时的高丽在教育上的变革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甚至影响至今。在学部划分上分为儒学部和杂学部，为当今学校的分科教学提供了依据。在学科内容上，《论语》､《孝经》为必修科目，还要从儒家经典的大､中､小经中各修一种，作为选修科目，这为当今高校中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设立提供了历史依据。积分制的出现更是对现代学分制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宋代中央官学的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科举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吸收了前代的教育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且对邻国———高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双方的文化交流也是促使高丽中央官学完善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两国的教育加以比较发现，虽然宋朝的教育发展程度略高于高丽，但是高丽中期中央官学的发展水平与其社会政治经济水平相适应，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总之，高丽中期中央官学对后世的意义深远，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二[M].成宗史臣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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