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记载的高句丽早期政治名号序列中，有一类由“使者”、“皂衣先人”构成的“宦于王”职类。其中“使者”类似于秦汉时代的“大夫”，是侍从之官。早期主要是随侍君王左右，同时也承担衔命出使的临时事宜。随着王权的发展，使者地位迅速上升，从故国川王开始，由“使者”演化来的名号“大使者”成为“四部”的管理者。到高句丽后期，“使者”名号进一步分化，并由职而阶，发展为“使者系”品位名号序列。至于“皂衣先人”，则类似于秦汉时代的“郎官”，是侍卫之官。皂衣先人从贵族嫡派子孙中选任，由于自幼随侍君王，因此在仕途上具有良好的预期，是贵族与王权间联系的纽带。 关键词：高句丽；使者；皂衣先人；宦于王 《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记载了高句丽早期政治名号：“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其中，“使者”、“阜(皂)衣先人”叨陪末席，按常理度之，则等级最低，对政治体系的作用最小，因此引起的关注也最少，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同书同传又载：“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中认为诸大加自置的使者、阜(皂)衣先人“如卿大夫之家臣”的判断极具启发性，间接说明使者、皂衣先人本是国王家臣的名号，随着国王化家为国而成为国家政治名号。 统治者有一类私属性质的近臣是早期社会十分普遍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部族色彩和贵族势力相对浓厚的地方，例如中国的先秦时代就有所谓“中官”，秦、汉时代则有大夫、郎官等。这是一种特殊制度，所谓做官从侍奉君主始，也即在仕途第一阶段，先做中官、侍从、郎卫或做家臣，阎步克先生将之归纳为“宦于王”(帝制时代称作“宦皇帝”)制度。[1]比较而言，如家臣的“使者、皂衣先人”应该就是高句丽政治体系中的“宦于王”者。在华夏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宦于王”(“宦皇帝”)者曾经是重要角色，“甚至在专制皇权确立后，它仍能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2]那么处在类似位置上的“使者、皂衣先人”，又在高句丽政治体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显然，这一问题的解读对于理解高句丽政治体制的结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说“使者” 据笔者掌握，目前可见到的有关高句丽使者名号的史料主要有： 1．东沃沮“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3] 2．太武神王十五年(32)，因“沸流部长，资贪鄙……遂使南部使者邹壳素代为部长”。[4] 3．故国川王十三年(191)，因东部晏留举荐乙巴素有功，“乃拜为大使者”。[5] 4．东川王二十年(246)，因救驾有功，“追赠（纽由）为九使者，又以其子（多优）为大使者”。[6] 5．西川王二年(271)，“春正月，立西部大使者于漱之女为王后”。[7] 6．烽上王三年(294)，“秋九月，国相尚娄卒。以南部大使者仓助利为国相，进爵为大主簿”。[8] 7．大使者牟头娄。[9] 8．前部大使者多兮桓奴……下部拔位使者补奴。[10] 9．乙亥年八月前部小大使者于九娄治城六百八十四间。[11] 10．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下二里内中百头上位使者文作节矣。[12] 11．又有拔古鄙，掌宾客，比鸿泸卿，以大夫使为之。[1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述史料的年代关系。据《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载：大祖大王四年(56)，“秋七月，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14] 则史料1反映的是东汉、三国时期的情况。史料2虽有时间记录，但其内容与时间并不相符，卢泰敦先生认为：“沸流部……早在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他便已拥有宗庙，还自行祭祀灵星社稷等，具有相当的自治力。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在比他还要早的时期，王室便指派‘南部使者并单方面地把该部将予以更替。更何况，具有‘南部’这一方位名的部名，除此之外便就在故国川王纪以后才开始出现。基于此，笔者认为大武神王十五年条记事作为赐姓相关记事，是三世纪以后的某种事实被投影的结果，而且该记事的成立时期也应在三世纪以后。”[15] 史料7出自“冉牟墓志”，据考证，“大使者牟头娄”是墓志的撰著者，而墓志撰著的年代则是长寿王(413-491年)初年。[16] 史料8出自“中原高句丽碑”，据考证，其碑文记录的是长寿王后期的事情。[17] 史料9、10、11的年代，均当在6世纪以后。结合时间线索分析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使者名号在高句丽政治体系中，有三阶段的发展演变：第一阶段为故国川王(179-197年)以前。这一时期使者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显赫，根据《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所载“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大加自置的使者“如卿大夫之家臣”，相应地，国王的使者，大致也相当于国王的家臣。其主要职责是国王的私人事务，因此在国家公共行政领域基本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上引《三国志·东夷传·东沃沮》的记载是唯一的例外，从其内容看，“使者”成为被高句丽征服的沃沮部落的大人的称号。然而依笔者看来，这条史料是有问题的。“使者”作为王和高级贵族的亲近集团的名号，其特点是位卑而职重，授予新征服的异族首领，显然不合时宜。况且早期尚未分化的使者名号也不具有“相主领”的功能。 在其他史料提供的实例中，被高句丽征服部落的首领并无被任命为“使者”的，例如《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载：大祖大王十六年(68)，“秋八月，曷思王孙都头以国来降。以都头为于台”；大祖大王二十二年(74)，“冬十月，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虏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18]实际上，据笔者研究，不论是古雏加，还是于台，均是具有品位意义的爵衔，与属于“宦于王”职类的使者截然有别。[19]对被征服部族首领授予标示大小贵族身份等级的品位名号，正符合其附庸地位，且大小首领可以区别授予，从而形成“相主领”的管理结构。 由此判断，上引《三国志》之文极可能存在错简，正确的语句当是：“复置其中大人为大加，使相主领，又使使者统责其租税。”其中“大加”，据《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载，“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雏加”；“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大加主簿头著帻”等记载，当是高句丽早期那些源自部落酋长的高级贵族的名号。笔者有一种推测，由于在高句丽政治体系中，古雏加、优(于)台等名号是大加，担任国家公职而获得的政治名号，因此这里的“大加”也可能是一种概称，实际授予的正是古雏加、优(于)台等标示不同身份等级的爵衔。授予沃沮大人“大加”的称号，也即维持他们的首领地位，并把他们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同时另派使者承担监临官的角色。向新征服部落派遣监临官，实行间接统治，是古代北方民族惯用的扩张领土的手段，突厥、蒙古都曾行用。 另据“冉牟墓志”，撰著者牟头娄拥有“大使者”的名号，同时墓志又称：“奴客牟头娄凭冉牟教遣令北夫余守事……老奴客在远襄助……”耿铁华指出：“‘襄助’，有协助，帮助之意。这里指牟头娄任北夫余守事之职，在那里协助行政长官掌管守卫事宜。”[20]据池内宏考证，北夫余是在美川王(300-331)到故国原王(331-371)时期被高句丽征服的。[21]而据《三国史记》卷19《高句丽本纪第七》载：文咨明王三年(494)二月，“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22]其中“扶余王”就是北夫余国王，[23]这说明沦为高句丽附庸的北夫余，还长期保有自己的国王，维持着半独立状态。惟其如此，才会留下北魏太安三年(457)十二月，“是月，于阗、扶余等五十余国各遣使朝献”的记载。[24]上文已提及，牟头娄是长寿王(413-491)初年之人，正在北夫余尚保有国王之时，既然大使者牟头娄的“北夫余守事”，仅是协助更高的长官共同统治夫余，其所协助者，完全有可能就是旧夫余国王，而牟头娄在夫余的真正使命，应该类似于宗主国派出的监临官，负责监视夫余国王，并征收贡赋。尽管这里的“大使者”已经是品位性名号，下文将有所论及，但授予夫余监临官牟头娄大使者的名号，或许仍带有昔日派遣使者到被征服部落担任监临官的遗韵。被派遣到新征服部落担任监临官，是高句丽使者名号地位上升的滥觞。 第二阶段，从故国川王开始，使者在高句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出现了作为诸部管理者的“大使者”一职。在现有史料中，可以看到南部大使者、西部大使者，依此类推，东部、北部也当有大使者，至于王族所在的内部，由于其特殊性，尚难以断言。 也有学者指出了旧的族名部与新的方位名部的区别，例如杨军先生认为，旧的族名部是源自部落社会的血缘组织，而新的方位名部则是地缘组织。当然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全面反动，“而只是反映着原五部已各自控制一方”。[25]卢泰敦先生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方位名部主要置于王城的周边地带，在这里主要居住着王室和大部分坐食者……桂娄部之外的其他四部出身人士……居住在王都的事例可以得到确认……自然，王都里居住的人口会逐年增加，把他们另以四个单位加以编制、划定的便就是方位名部。”[26] 有关四部(五部)的性质，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高句丽中期，以方位命名的部是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因而大使者作为四部(五部)的管理者，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从上文所引有关史料看，大使者的权力极重可以代表国王审判旧五部之长(史料2)；可以代表国王处理属国事务(史料8)；仓助利由南部大使者升任国相，说明在权力阶梯中，大使者的地位非常之高(史料6)；西部大使者于漱之女成为王后，则说明大使者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承认(史料5)。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7记载的大使者牟头娄。据《冉牟墓志》记述，“老奴客在远襄助，知若遇不幸，日月不□”云云。老奴客指牟头娄，结合上下文，说明撰著墓志时，他正在担任“北夫余守事”。同时，墓志之首有撰者题名：“大使者牟头娄……奴客……文”。这说明他同时拥有大使者与北夫余守事两个职衔。“守事”或“守”在这一时期的高句丽史料中屡见不鲜，如“东海谷守”、[27]“高奴子为新城太守”、[28]“古牟娄城守事下部大兄”，[29]综合诸条记事看，“守事”当为高句丽派驻某一地方的行政管理者，判断为职位名号当无异议。至于大使者，显然与最初的四部(五部)大使者意义不同了，以大使者的名号被派驻在北夫余，相对而言是一种贬值。阎步克先生指出：“职位可以当品位用，甚至脱离职事而完全转化为品位了，这是中国古代官阶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并称之为“职阶转化律”。[30]从牟头娄不是四部(五部)管理者而被授予大使者名号，同时另带职位名号“守事”看，大使者名号已经不再强调权责要素，转而变成一种身份象征，也即品位化了。 品位化揭开了使者名号演化的第三阶段。从“中原高句丽碑”、“泰川笼吾里山城石刻”、“平壤城壁石刻”的相关内容看，出现“大使者”、“拔位使者”、“小大使者”、“上位使者”等多个由“使者”演生而来的名号。另据《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记载“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比照《翰苑·蕃夷部·高丽》：“其国建官有九等……次大夫使者，比正三品，亦名谒奢……次大使者，比正四品，一名大奢。”[31]说明相当于北魏时期，高句丽使者名号中又演化出高于大使者的大夫使者。大夫使者，《周书》卷49《高句丽传》记作“太大使者”。在某一名号上加“大”、“小”，“大”上再加“太”是高句丽政治名号演化的惯常做法，例如兄，演变为大兄、小兄，再演变出太大兄。在同一名号上叠加“大”、“小”、“太”等字眼，最直白地揭示了这些名号的品位特性。 综上所论，高句丽的使者名号经历了由特殊职类——“宦于王”者到国家重要公职，再到品位性名号的演化历程。这一过程看似复杂，实际上却遵循着一定的发展线索，从“宦于王”起点带来的先天特质，自始至终影响着使者名号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位置。 阎步克先生指出：“他们(‘宦于王’系统的职官)又包括两类人，一类有日常职事，掌管君王的起居饮食，犹如后代的宦官、太监之所任。还有一类人无职事，但承担着侍从、侍卫之责，这类人往往以被编制的卿大夫子弟担任”。[32]实际上，后一类人还可以进一步分作两个小类，即侍从与侍卫。侍从大致可比拟为文职，其职责是随侍帝王或尊者左右，高等级者可以为主人出谋划策，类似幕僚；次者代表主人处理内外杂务，低等级者则如奴仆，正所谓“洒扫趋走，烹茶吸烟而已”。[33]侍卫则大致可比拟为武职，其职责主要是侍从护卫。 从上文的讨论看，高句丽的使者类似于侍从之官。这类侍从之官除了随侍君王以外，也承担一定职事，如汉代的大夫承担议政、出使等临时事宜。高句丽派遣使者到沃沮担任监临官，正是侍从官出使的事例。到方位名部出现，由使者演化而来的大使者，从“宦于王”的私臣转为国家公职，其地位迅速上升。私臣因承担国家重要职责而转化为国家公职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是十分常见的，例如丞相、御史大夫，以及尚书、中书、门下之官，都是从国王私臣(宫廷官)演化而来的，即宫廷官的朝官化。[34]随着政治制度的演化，“使者”名号走上了职阶转化的道路，到这一阶段，距离当年的“宦于王”者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是昔日“君父之前”带给这一名号的荣耀还没有被彻底忘记，“冉牟墓志”的撰著者大使者牟头娄自称好太王奴客，依笔者看来，正是秉承了“宦于王”的传统。[35] 二、说“皂衣先人” 上节讨论了使者，而被称作如“家臣”的还有“皂衣先人”。把“皂衣先人”看作一个名号，是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写作“阜衣先人”)、《后汉书·东夷传·高句丽》(写作“帛衣先人”)、《通典》卷186《边防二·东夷下·高句丽》(写作“阜衣先人”[36])的点读，而同为中华本的《梁书》卷54《高句骊传》、《南史》卷79《高句丽传》则点断为两个名号，即“阜衣”与“先人”。在《三国史记》中，早期只有“皂衣”，后期则只见“先人”。此外，在其他有关高句丽后期的史料中，包括《周书·高丽传》、《北史》卷94《高丽传》、《隋书》卷81《高丽传》、《新唐书》卷220《高丽传》、《翰苑·蕃夷部·高丽》，以及“泉男生墓志”、[37]“泉献诚墓志”，[38]都只有“先(仙)人”。另据《翰苑·蕃夷部·高丽》注引《高丽记》载：“皂衣头大兄……东夷相传所谓皂衣先人者也。”[39]《新唐书·高丽传》又载：“曰帛衣头大兄，所谓帛衣者，先人也……”尽管“皂(帛)衣头大兄”是否是相关名号的准确记录还有待商榷，下文将另有论及，但这两条记载却给我们很大启示，即“皂衣先人”、“皂衣”、“先人”不过是同一名号的全称与简称。 当然，从字面意义上看，“皂衣先人”这个名号，倒的确可以分作皂衣、先人两部分理解。皂衣，应该是这一职类的服饰，按高句丽服饰尚白，[40]因此皂衣无疑是一种鲜明的身份象征。中国春秋时期的社会等级中就有“皂”，俞正燮《癸已类稿·仆臣台义》指出：“皂者，《赵策》所云补黑衣之队，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41]先人，则使我们想到秦汉时期的先马之官。据《通典》卷30《职官十二·东宫官》载：“洗马：秦官，汉亦曰先马……太子出则当直者前驱，导威仪也。”如果上述比拟成立的话，那么高句丽的皂衣先人，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国王的侍卫、前导，穿着与一般高句丽贵族不同的黑衣，则是其身份象征。那么皂衣先人在高句丽政治体系中究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早期史料稀少，我们暂且放下，后期史料，则由于诸泉氏墓志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的存在，使得讨论的余地大为增加，因此我们首先从后期入手。 “泉男生墓志”载：“年始九岁，即授先人，父任为郎。”“泉献诚墓志”载：“公即襄公(泉男生——笔者。)嫡子也……九岁在本蕃，即拜先人之职。”这两条墓志材料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皂衣先人的重要信息：其一，皂衣先人是从贵族子弟中选任的，与汉代任子为郎的制度相似。其二，泉男生、泉献诚父子均在九岁获授先人，说明到这一时期贵族子弟九岁授先人大概已成为一种制度，或者至少高级贵族子弟是如此。其三，对比“泉男产墓志”，[42] 后者并没有担任先人的经历，由于泉男生是泉盖苏文的嫡长子，泉献诚又是泉男生“嫡子”，因此笔者推测贵族(或只有高级贵族)可以任一子担任先人，往往便是其嫡子。 进一步看，“泉男生墓志”又载：“年十五，授中里小兄。”值得注意的是，“泉男产墓志”载：“年始志学，本国王教小兄位。”所谓“年始志学”，当系引据《论语·为政》：“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即15岁。这就是说当他们到15岁时，都被授予小兄的位阶。那么作为嫡子担任皂衣先人，还有何荣崇可言呢？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中里”二字，且看墓志记载的泉男生以后的位阶，“十八中里大兄，年廿三改任中里位头大兄”；与之相对，墓志记载的泉男产以后的位阶却是“年十八，教大兄位……廿三，迁位头大兄”。泉男生官阶前始终伴随着的“中里”二字，极可能与他担任过皂衣先人有关。 那么加上“中里”二字有何意义呢？《三国史记》卷49《盖苏文传》载：“子男生……九岁以父任为先人，迁中里小兄。犹唐谒者也。又为中里大兄，知国政，凡辞令皆男生主之。”作者将中里小兄比作唐谒者，虽未必完全相合，但亦当有所指。按唐代并无谒者之称，据《通典》卷21《职官三·中书省》载：“秦置谒者。汉因之，掌傧赞受事，员七十人，选孝廉年未五十，威容严恪，能傧赞者为之。”由此以讫唐代，大体均有谒者之官，其职掌则渐向外朝发展。这说明，谒者最初属于“宦皇帝”职类的宫廷官，以后逐渐朝官化。然则带有“犹唐谒者也”的中里小兄名号者，大概也可以推断为宫廷官或逐渐朝官化的宫廷官。 进一步看，秦汉谒者的选任情况，据《唐六典》卷9《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通事舍人”条引《旧仪》云：“谒者有缺，选郎中美须眉大音者补。”[43]则谒者由郎中选补。郎中为汉代郎官之一，其来源，有任子、赀选、军功、入财货等，其中首推任子。显然，由皂衣先人迁中里小兄也可与由郎中迁谒者相比拟。 以上讨论了高句丽“皂衣先人”与“中里小兄”、“中里小兄”与秦汉“谒者”、“谒者”与“郎中”三组名号间的关系，从中可以判定高句丽的“皂衣先人”性质近似于秦汉的“郎中”，也即属于“宦于王”的宫廷官。皂衣先人如秦汉时代的郎官的判断，又把我们的目光接续到上节的讨论，即在“宦于王”(“宦皇帝”)系统中，有一类人承担着侍从、侍卫之责，周代前者是散职大夫，后者是“士庶子”；秦汉时代，前者演化为大夫制度，后者则演化为郎卫制度。上节已判断高句丽的使者属于侍从之官，而根据本节的论述，类似秦汉时代郎官的皂衣先人，就应是侍卫之官。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异族政权里，这种侍卫之官是十分常见的，例如北魏的侍从、虎贲、羽林，辽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卫、拜唐阿等。阎步克先生指出：他们“与汉族历史早期的‘宦于王’者，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都是皇帝的侍从与侍卫，承担着各种临时使命或随机职事，并构成选官资格”。[44] 翻回头再来看早期的皂衣先人，尽管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难以进行深入探讨，想来由于官僚体制本身尚不完备，所谓起家之选、晋身之路恐怕还很难制度化。但从《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所载使者、皂衣先人“如卿大夫之家臣”看，其“宦于王”者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从有限的实例看，皂衣先人在高句丽早期官僚体制中的地位也的确不容忽视，例如大祖大王末年，沸流那皂衣阳神因为共谋拥立次大王，而授官中畏大夫，加爵为于台[45]。而次大王末年，又发生了椽那皂衣明临答夫、因民不忍，弑王之事[46]；并因此而在新大王朝拜“为国相，加爵为沛者，令知内外兵马，兼领梁貊部落”[47]。明临答夫能够弑王，大概与其担任国王侍卫有关。另据《三国志》卷47《吴主传二》裴松之注引《吴书》载：东吴使臣抵达高句丽后，“其年，宫遣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由此看来，早期的皂衣先人同样承担宿卫，以及其他随机事宜。从这些方面看，在高句丽政治体系中，皂衣先人的功能是一以贯之的。与上文论及的“皂衣先人”名号的字面意义相比较，也说明这一名号基本是名实相符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杨军先生根据《翰苑·蕃夷部·高丽》注引《高丽记》的记载：“皂衣头大兄……东夷相传所谓皂衣先人者也。”推断《翰苑》记载的“太大兄”、“皂衣头大兄”、“大兄加”、“小兄”、“诸兄”等兄系名号起源于皂衣先人。[48]现在看来，这一推断恐有未安。上文已经论及，皂衣先人属于“宦于王”者，为贵族子弟(一般为嫡长子)的起家之选，据“泉男生墓志”，皂衣先人到一定年龄以后，就会循着中里小兄、中里大兄、中里位头大兄的路径升迁。但是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贵族子弟都从皂衣先人起家，据“泉男产墓志”，他是直接从小兄开始仕途的。这说明兄系名号是皂衣先人未来的发展道路，但是其人选范围要比皂衣先人大得多。而且从政治制度的发展情况看，如果兄系名号真的是由皂衣先人分化而来，从而形成中央官僚系统主要由“‘家臣’系统的使者、皂衣先人”构成的局面[49]，高句丽后期也就不会出现贵族联合执政，最终因泉氏专权而亡国的事情了。 应当注意的是，皂衣头大兄，只见于《翰苑》以及较《翰苑》晚出，而可能抄袭了《翰苑》的《通典》、《新唐书》等书，至于其他史料，包括“授高延寿高惠真官爵诏”，[50]以及“泉男生墓志”、“泉男产墓志”、“高慈墓志”[51]等，都写作“位头大兄”。武田幸男先生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所谓皂衣头大兄，不过是其他史料中的“位头大兄”的讹写因位与衣音近，同时受《三国志》“皂衣先人”的误导，进而写作“(皂)衣头大兄”。[52]这样看来，皂衣头大兄“东夷相传所谓皂衣先人者也”的记载未必是实录，或许只是《翰苑》作者的演绎。 实际上，有一种主流意见，认为“兄”有兄弟之兄的意思，卢泰敦指出：“作为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的官等名称而使用的‘兄’，其原意来源于年长者、家族长或作为亲族集团头目的长老这个词。同时卢先生认同三世纪后半就已使用兄这一官等，并推断：“兄之名称并非采自汉语，而是把土俗语音译成汉字来表现的，也就意味着该土俗语很早就已存在。兄作为亲族集团以及大家族之长的意思被一直使用，却到这一时期被作为官等体系的基本名称而被采用。”[53]但是卢先生并未指明“兄”的土俗语是什么，只是未置可否的引用了金哲埈的观点，认为《三国志》记载的“优台”相当于“兄”，也即《三国史记》记载的“于台”。但依笔者看来，金的推断并无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卢泰敦先生还提到在北亚民族中，以“兄”作为长者、贵者之意使用是很常见的，其中包括鲜卑语的“阿干”。而在更早的研究中，白鸟库吉已经指出，高句丽的“加”就是鲜卑语的“干”。[54]罗新先生正式将“兄”与“加”联系起来罗先生通过语源学的探讨，并结合历史线索进行分析，证实加，亦即兄是高句丽人从东胡人那里借用的官称，前者为音译，后者为意译。[55]这一论断为我们开拓了思路，使得兄系名号起源的谜团豁然开朗：大兄即大加，小兄即小加。而据《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之文，“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馀，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大加”、“小加”作为高句丽早期大小部落酋长的爵号早已行用。当然，就本文而言，则说明兄与皂衣先人间的比附并不成立。 结语 根据本文的讨论，“使者”、“皂衣先人”是高句丽早期政治体系中的特殊职类——“宦于王”者。而如果进一步划分，“使者”可视为侍从，“皂衣先人”则可视为侍卫。对于“宦于王”(侍从、侍卫)制度的功能与意义，阎步克先生曾有所总结，现移录于此：“它曾是早期王权与贵族的一种特殊结合方式，即贵族让其子弟做君主侍从以为政治交换；它曾是传统选官的一种特殊途径，即由宿卫与勤务换取入仕资格的途径；它曾是早期行政体制的一个特殊部分，是承担随机事务和临时使命的体制。”[56]高句丽使者、皂衣先人的功能与意义，正在这里。 惟有见于此，才能理解大使者牟头娄自称奴客；才能理解明临答夫从皂衣直升国相；也才能理解泉男生、泉献诚作为泉氏嫡派子孙，要从先人起家，再升迁到中里小兄，而作为小宗的泉男产，却可以直接从小兄起家。至于《翰苑·蕃夷部·高丽》之文称“先人，一名庶人”，[57]如果从字面意义理解，其准确性是很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 [1][2]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8-123页，第122页。 [3]《三国志》卷30《东夷传·东沃沮》。 [4]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第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5-186页。 [5]《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第202页。 [6]《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第210页。 [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第212页。 [8]《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第213页。 [9]“冉牟墓志”，释文见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3-366页。 [10]“中原高句丽碑”，释文见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21-423页。 [11]“泰川笼吾里山城石刻”，本文转引自[日]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ァジァ——“広開土王碑”研究序說》，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第396页。 [12]“平壤城壁石刻”第四石，本文转引自[日]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ァジァ——“広開土王碑”研究序說》，第396页。 [13]（唐）张楚金撰，（唐）雍公睿注：《翰苑·蕃夷部·高丽》引《高丽记》，本文转引自高福顺等《〈高丽记〉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14][18]《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第191页。 [15][韩]卢泰敦著，张成哲译：《高句丽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第56-57页。 [16]劳干：《跋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兼论高句丽都城之位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37年。 [17]耿铁华、杨春吉：《中原高句丽碑考释》，《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9]参见拙著《高句丽品位制研究》，待刊。有关古邹加、优(于)台等《三国志·东夷传·高句丽》记载的政治名号属于官位的判断，还可参见[日]武田幸男：《高句麗官位制の史的展開》，收入氏著《高句麗史とァジァ——“広開土王碑”研究序說》，第356-405页。 [20]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91页。 [21][日]池内宏著，王建译，刘凤翥校：《夫余考》，《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 [22]《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第232页。 [23]详细考证参见拙著《勿吉兴亡史探微》，《北方论丛》2010年第1期。 [24]《魏书》卷5《高宗纪》。关于这里的“扶余”是北夫余的考证，参见池内宏著《夫余考》。 [25]杨军：《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260页。 [26][韩]卢泰敦：《高句丽史研究》，第112页。 [2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第192页。 [28]《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第214页。 [29]“中原高句丽碑”。 [30]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7-298页。 [31]高福顺等：《〈高丽记〉研究》，第93页。 [32]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94页。 [33]（清）昭槤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卷4《岳青天》，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34]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69页。 [35]武田幸男先生认为牟头娄自称奴客是相对好太王的，([日]武田幸男著，刘力译：《牟头娄一族与高句丽王权》，《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第4期。)劳干先生则认为牟头娄是冉牟的奴客。(劳干：《跋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兼论高句丽都城之位置》)笔者赞同前说，详细讨论参见拙著《“冉牟墓志”新探》，待刊。 [36]（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11页。 [37]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7-669页。 [38]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20-22页。 [39]高福顺等：《〈高丽记〉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40]参见阎海、孙璇：《试论高句丽与殷商的文化渊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41]（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42]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61-262页。 [43]（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8页。 [44]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2页。 [45][46]《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三》，第193、196页，第197页。 [47]《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第199页。 [48][49]杨军：《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50]（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太宗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1]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513-514页。 [52][日]武田幸男：《高句麗官位制の史的展開》，收入氏著《高句麗史とァジァ——“広開土王碑”研究序說》，第356-405页。 [53][韩]卢泰敦：《高句丽史研究》，第139-140页。 [54][日]白鸟库吉：《朝鲜古代官名考》，《史学杂志》7-4，1896年。 [55]罗新：《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5-193页。 [56]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3页。 [57]高福顺等：《〈高丽记〉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第9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