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唐代在东北边疆渤海政权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在东北各羁縻府州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其以朝贡为纽带与唐王朝保持着稳定的隶属关系。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政权对唐王朝的频繁朝贡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目的。其朝贡关系体现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之间的一种“君臣”与“宗藩”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形成。 关键词：渤海；忽汗州都督府；朝贡 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中原王朝空前强大，随着中央统治者强化边疆地区统治的需要，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隋王朝的羁縻之制，对少数民族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统治政策，在其周边地区各少数民族居住区设立羁縻府州，其后羁縻府州之制在唐王朝时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唐朝中期在东北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羁縻府州，其中设置于渤海政权地区的忽汗州都督府，在东北各羁縻府州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与唐王朝的朝贡关系最为频繁和稳定。自忽汗州都督府建置之后，历时214年，朝唐次数频多，“每朝必贡土物，而唐帝亦有回赐”。[1](P398)目前，学界从渤海忽汗州都督府与唐王朝朝贡关系的角度，探讨渤海政权与唐王朝关系的专题文章比较少见。本文通过对渤海忽汗州都督府与唐王朝朝贡关系的发展阶段、朝贡的特点与目的等问题的论述，探讨渤海政权与唐王朝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以论证朝贡是唐代羁縻府州重要的政治统治形式之一。 一、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对唐朝贡的发展阶段 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粟末翭翯首领大祚荣趁契丹人李尽忠叛唐之际，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和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建立政权，初称震国，后改称渤海。渤海政权以粟末翭翯为主体，同时吸收了翭翯诸部、部分高句丽遗民和少量汉人，并且逐渐在政权的中心地区形成了渤海族。辽太祖天显元年（926）渤海政权被辽朝所灭，立国229年，传15世。渤海政权以唐王朝为蓝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象宪唐朝，成为盛极一时的“海东盛国”。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唐王朝于渤海政权地区设置忽汗州都督府，从其与唐朝的朝贡关系发展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渤海第一代王大祚荣至第二代王大武艺时期（698—737）。 698年渤海政权建国，时值北方草原突厥势力强大，为了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大祚荣开始遣使通好于突厥。此时期契丹叛乱阻隔了渤海与唐王朝建立关系的通道，直到705年唐中宗复位，东北边疆局势稍稍稳定，唐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大祚荣不仅积极地接受了唐王朝的招抚，而且为了表明自己对唐王朝的忠心，还派遣儿子大门艺为质子赴唐。但此时又遇契丹、突厥连岁寇边，道路阻绝，唐朝的正式册命迟迟不能到达。711年，突厥默啜汗向唐称臣，请求和亲，边疆恢复和平,大祚荣才得以派人到唐廷朝贡献方物。712年，唐睿宗派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持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翭翯号，专称渤海。”[2]（卷219）从此渤海王国成为唐王朝的一个羁縻都督府，仍保持了原有的地方政权形式，遣使朝唐入贡。据史书记载统计，从712年忽汗州都督府建立到719年大祚荣去世8年间，大祚荣共遣使入贡4次，平均每2年朝贡1次。渤海忽汗州都督府的建立，使唐朝在东北地区的羁縻府州设置，向北扩展到松花江中下游地区，东面一直延伸到日本海沿岸。忽汗州都督府设置后，渤海国王既是地方藩属国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唐王朝任命的羁縻府州最高行政长官，二者既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是宗藩的关系。 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子大武艺袭爵嗣王。大武艺继位以后，渤海政权在羁縻府州的形式下，逐渐巩固，国力也日益强盛，于是大武艺开始“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2]（卷219)大武艺的扩张行为干扰了唐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导致732年爆发了渤唐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战争，黑水翭翯、室韦、新罗等都出兵助唐，渤海以失败而告终。失败后的大武艺深刻认识到唐王朝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此后一直对唐王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政治隶属关系。据史书记载统计，大武艺在位（719—737)19年间，前后派遣使臣朝唐入贡达22次之多，平均每年116次，可见其事唐之恭谨。其中在战争爆发之前的12年间（719—731）共朝唐17次，平均每年14次，有2年（725、729）是每岁3贡，尤其是在战争爆发的前两年，竟然连续每岁2贡，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为即将爆发的战争作准备，以表面的恭顺麻痹唐王朝。732年战争爆发，次年，渤海即上表悔过，重新恢复对唐朝的朝贡关系，从734—737年共朝唐4次，平均每年1次。 这一阶段既是渤海政权的初创时期，也是唐朝在渤海政权地区建立羁縻府州的初始时期，双方都主要着眼于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渤海政权急需得到当时最为强大的唐中央王朝的认可与扶持，以求对内巩固王室的地位，对外在与周边民族及政权的交往中取得强势地位。应该说渤海是朝贡关系的主动一方，朝贡既是渤海政权加强和稳固对唐朝隶属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唐朝确立和发展对忽汗州都督府统辖关系的凭借。 第二阶段，第三代王大钦茂至第十一代王大彝震前期（738—840）。 738年大钦茂继任渤海王。大钦茂即位后，开始推行文治，把忠实于唐王朝，密切和唐王朝的关系作为基本国策，频繁遣使朝贡。据史书记载统计，在大钦茂在位（738—793）的56年间，其派遣使臣朝唐入贡达47次，平均一年朝唐084次，最多者一年朝唐5次。其中，738—754年17年间共朝唐12次，平均每岁朝唐071次；而755—763年此9年间由于正值中原爆发“安史之乱”，渤海朝唐的主要道路鸭绿朝贡道和长岭—营州道为叛军所据。唐朝经营东北地区的重镇营州成为朝廷与叛军的必争之地，几次易手，东北边疆局势动荡，直接影响了渤海对唐王朝的朝贡，此期间见于史载的渤海来贡仅有1次；763年叛乱被平定，东北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渤海也重新恢复了对唐朝一如既往的朝贡关系，764—793年30年间共朝唐33次，平均每年朝唐1次强。这些派往唐朝朝贡的渤海使臣，既是作为忽汗州都督府的地方官员履行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职责，也是渤海政权的贸易和文化使者，他们到唐内地抄写《汉书》、《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唐礼》等典籍，[1](P375—376)将唐朝先进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生产技术及文化引入渤海，使渤海社会受到强烈影响，原来具有浓厚的原始遗风的社会状态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继文王大钦茂后，渤海国历成王大华翲、康王大嵩翴、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至宣王大仁秀时渤海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在大华翲至大明忠这25年间（794—818），渤海共朝唐27次，平均岁贡1次强。819年，大仁秀继位为王，在大仁秀与大彝震统治前期（819—840），渤海国进入鼎盛时期。此期间，渤海与唐王朝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大仁秀和大彝震都积极与唐修好，多次派遣王子入唐朝贡。据史载，此期间渤海共朝唐20次，几乎每年1次，有时甚至2次。其中，在大仁秀统治的12年（819—830）间，渤海共朝唐12次，平均岁贡1次；831年大彝震继位，在其统治的前10年里（831—840），渤海共朝唐7次，平均每年07次。两位渤海王在积极派遣使者朝唐入贡的同时，又先后选送数十名学子到长安攻读儒家经典，学习封建文化。如“文宗太和七年春正月己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都督国王大彝震，奏遣学士解楚卿、赵孝明、刘宝俊三人附谢恩使同中书右平章事高赏英赴上都学问；先遣学生李居正、朱承朝、高寿海等三人事业稍成，请准例递，归本国，许之。”[3]（卷999）渤海对唐文化的输入是多方面的，“因朝贡和输入文物以外，犹有促进渤海文化之力；即其或写经史，或学古今制度，或携来优等工艺美术品，或见闻唐室施设之整备。于是向上的精神，益形活动，其影响于渤海社会之大，亦不待多辩。”[4]渤海和唐王朝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使中原的封建文化强烈而深刻、久远地影响渤海社会。在这一阶段里，渤海政权经过近40年的发展壮大，到了第三代王文王大钦茂时期，其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社会变革直到大仁秀时期才最后完成。渤海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十分落后的民族地区很快实现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其智力来源主要是唐朝封建文化的影响，即先进的封建制度、生产技术和发达唐文化的传入，而所有这些主要是通过渤海对唐王朝频繁朝贡，双方和平友好往来得以实现的。 第三阶段，第十一代王大彝震后期至第十四代王大玮翽时期（841—906）。 此时期正值唐朝末年，中原藩镇割据，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而且爆发了黄巢、王仙芝等农民大起义，唐王朝大厦将倾，无力顾及边疆事务。然而，渤海依然谨事唐朝，遣使朝唐入贡，只是次数明显减少，在此66年间见于史载者只有5次，其中大彝震统治后期的17年（841—857）间共朝唐3次；大虔晃统治时期（858—871）没有朝贡记载；大玄锡、大玮翽统治时期（872—893）仅见各有1次朝贡记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9世纪末10世纪初，渤海西邻契丹迅速发展壮大，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任部落联盟首领后，开始不断对外掠夺扩张，契丹的崛起阻隔了渤海对唐朝的朝贡路线，因而造成渤海对唐朝贡次数明显减少；其次，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同样干扰了渤海的朝贡活动。尽管如此，渤海仍然克服困难保持与唐朝的朝贡关系，唐王朝依然对渤海国行使统辖权力，渤海王继位依然须得到唐廷册封，直至唐亡。究其原因，渤海经过数百年与唐朝的朝贡关系，双方经济已经形成了密切的一体联系，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支撑着渤海的社会经济，因而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渤海无法中断与唐朝的朝贡关系，此其一；唐王朝先进的封建政治、经济及文化对包括渤海在内的周边少数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羁縻府州设置后，在频繁而稳定的朝贡关系中，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此其二。因此，终唐之世，渤海始终与唐王朝保持着稳定的臣属关系。 二、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对唐朝贡的特点 从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对唐王朝朝贡关系的发展来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民族政权形式与唐王朝发生朝贡关系。唐朝在渤海地区设置忽汗州都督府的时候，该地区已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因此渤海—忽汗州都督府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与建立在东北其他民族地区原始部落集团、部落联盟形式之上的羁縻府州的朝贡关系有所不同。忽汗州都督府以民族政权的形式与中原王朝发生朝贡关系，由于这种朝贡关系一直平稳持续地进行，使得唐朝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对渤海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逐渐摆脱落后的原始形态遗迹，由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发展为封建社会。在唐代东北民族中，渤海以发达的封建文化、完备的上层建筑、繁荣的“海东盛国”而著称。忽汗州都督府建立后，频繁而稳定的朝贡关系，加强了渤海对唐廷的政治隶属关系，建立了两地之间互通有无的经济贸易关系与多层面的文化交流，使渤海政权与唐王朝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一体关系，这对确立唐朝在东北边疆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以纳质宿卫作为强化朝贡的辅助形式。唐朝对渤海实行纳质宿卫制度，最早始于高王大祚荣时期，此后直到大仁秀时期诸王相沿不改。见于文献记载的渤海入朝宿卫王子有11人。 纳质宿卫政策作为渤海政权朝贡关系的辅助形式，是唐王朝民族统治政策的一部分，就其实质而言具有歧视、怀疑、防范渤海国的用意，但从唐王朝的角度来看，起到了牵制、控制渤海政权的作用。渤海送到唐朝的质子多是渤海国的王子、王弟，或是重臣显贵，这使渤海国在处理与唐的关系中不得不考虑这些留质人员的安危而谨慎从事，从而加强了渤海国对唐王朝的往来朝贡，使朝贡的作用和影响更加明显化、有效化，强化了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对唐中央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而且，纳质宿卫政策的施行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渤海未来王位继承人的亲唐感情，最终达到唐王朝巩固边疆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从渤海政权的角度来讲，主动向唐王朝奉行纳质宿卫的行为，也是向唐廷表达自己忠谨事唐、无有贰心的一种方式。 第三，朝贡次数频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唐王朝设置忽汗州都督府后，渤海对唐王朝的朝贡始终频繁而稳定，即“每岁遣使朝贡”，[5]（卷199下）虽然曾发生了渤海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对唐战争，朝贡一度中断，但很快就重新恢复。 渤海忽汗州都督府之所以始终与唐王朝保持着这种频繁而稳定的朝贡关系，主要是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及向往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所致。首先，在经济利益上，每次渤海来贡，唐王朝都根据“计价酬答，务从优厚”[3]（卷168）的原则，回赐物品大大超过，甚至是数倍于所贡物品（见后文），这对于渤海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直接刺激了其频繁来贡；其次，渤海所纳贡品皆为其“方物”，即其当地土特产品，如鹰、鲻鱼、貂鼠皮、海豹皮、昆布、马匹等，而唐廷回赠的主要是渤海国短缺的生活用品，如绢、帛、锦采、彩练、粟以及金银器皿等。随着朝贡使臣频繁往来，这些物质源源不断地进入渤海地区，逐渐成为渤海上层社会的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从而加深了渤海社会经济对唐朝的依赖性；再次，渤海通过频繁朝贡于唐王朝的活动，积极引进唐文化，促使渤海政权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唐化现象，这些又成为渤海与日本交往的基础。当时的日本同样受到中国儒学及盛唐文化的影响，儒学造诣很深的渤海文臣深受日本政府的欢迎，唐文化成为渤海和日本交往联系的纽带。渤海通过与日本交往，开展经济贸易活动，用其地土特产品换回日本的纺织品，以满足渤海社会经济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渤海政权在对唐朝贡上始终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主要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求。 三、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对唐朝贡的目的 羁縻府州形式下的东北诸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与羁縻府州设置之前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的朝贡关系有很大不同。就本文所述的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在羁縻府州设置之前，即698—713年间仅有2次朝贡记载，其对唐王朝朝贡关系之疏松可见一斑。而当唐王朝于渤海政权地区设置忽汗州都督府之后，其地成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一级地方行政建置，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权便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几乎每岁一次，有时甚至一岁数贡。这种朝贡关系首先表现为忽汗州都督府对唐廷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和经济上的供奉义务；其次是渤海政权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上的吸收与交流。从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对唐朝的朝贡目的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治目的。渤海王通过朝贡往来接受唐王朝的册封，以巩固自己在本国的统治地位。按唐制，“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6]（卷200）即周边藩属政权或羁縻府州长官需要得到唐朝的册封才能合法继位。因而，每当渤海老国王去世，新国王继位之时，忽汗州都督府都要派人到唐朝“告哀”，唐廷则派遣使者到渤海国吊唁，同时册封新继任的渤海国王。据史书记载，诸位渤海王在得到唐朝册封正式出任忽汗州都督，即继任渤海王之前，只是暂时“权知国务”，只有当唐朝来使正式册封之后，方才正式成为忽汗州都督、渤海王。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武王薨，钦茂权知国务。二十六年（738）春正月，改元。夏六月辛巳，唐遣内侍段守简来册钦茂为渤海郡王，仍嗣为左金吾大将军、忽汗州都督。”[1](P129)渤海政权自大祚荣建国至末王大耉耊降辽，共历15位王，其中除去废王大元义、成王大华翲、简王大明忠在位时日较短，史书未载唐廷对其是否册封；末王大耉耊即位时，唐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未来得及对其加以册封即亡外，其余11位王即位都是得到唐廷的册封，而后才成为合法统治者，从而也得到国内民众的认可及周边民族的承认。 前文提到在渤海国祚延续的229年间，除去武王大武艺时期的一次对唐战争外，其对唐廷的态度一直是恭谨和平友好的，因而也得到了唐廷的褒奖，从唐廷对其的封号就可窥其一斑。如唐廷初册封大祚荣、大武艺、大钦茂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至大嵩翴时，则加封其为渤海国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检校太尉；至大元瑜、大言义、大仁秀、大彝震、大虔晃为王时，则加封其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渤海诸王十分重视唐廷册封的爵位和官衔，如大嵩翴即位时，唐廷依其父爵封其为渤海郡王、左金吾大将军，但嵩翴嫌其封爵太低，遣使叙理，因而唐廷对其再加册命，进封其为渤海国王，并且累加拜司空、太尉。[5]（卷199下） 此外，唐廷还依据渤海使者身份之不同而相应地授以各级官称。若朝贡使者为王室贵族，一般授以左威卫员外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游击将军、冲郎将、太子舍人、卫尉卿同正、右卫将军同正等官衔相对较高的官称，如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五月，“渤海王大武毅之弟大昌勃价来朝，授左威卫员外将军，赐紫袍金带、鱼袋，留宿卫。”[3]（卷975）而对于一般渤海贵族使者，则相应授以如折冲、果毅、中郎将、郎将等官衔较低的官职，如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己酉，“渤海郡翭翯大首领……俱来朝，并拜折冲，放还蕃。”[3]（卷971）这些来朝使者获得了唐廷的册封，不仅表明他们是唐朝的臣子，而且他们回到本国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正如穆宗降制宣王侄大公则所言，渤海“冒越深阻，和会于庭，予嘉乃诚，命以崇秩，用奋威卫，保尔恩荣。无怠无违，永作藩服。”[7]（卷49） 其二，经济目的。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僻处东北，其地濒海，气候严寒，故多产鸷禽、异兽、文石、鳞介、药材，饥不能常食，寒不能尽衣，而往往为中朝殊方之所贵。重释通使，轮蹄四达，即以所产之物辇之各国，以易米、粟、布、帛，为国人日用之需。盖立国二百余年中，无一日不如是也。虽其国之南部亦产稻、绵，中部亦产粟、麦，然为量至少，不足于用，仍有待于邻国之输将。”[1](P380)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渤海政权对唐王朝的朝贡，恰为他们与富庶的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提供了条件和渠道。他们通过频繁的往来朝贡，以土特产品换回唐朝的布帛，其交换往往是不等价的，获利一方通常是渤海人。如开元十五年（727）“先是渤海王大武艺遣男利行来朝，并献貂鼠，至是乃降书与武艺慰劳之，赐彩练一百疋。”[3]（卷975）开元十七年（729），“渤海翭翯遣使献鲻鱼，赐帛二十疋，遣之。”[3]（卷975）双方差价之悬殊可见一斑。 其三，文化目的。渤海忽汗州都督府对中央王朝的频繁朝贡，成为其学习唐朝先进封建文化的重要途径。渤海政权偏居一隅，文化落后，要想发展壮大，急需得到中原王朝先进文化的输入，而朝贡恰恰为这种需求提供了便捷的纽带。玄宗曾说，渤海“地虽海曲，常习华风”，[8]（卷9）渤海在派使朝贡唐王朝的同时，也派遣一些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如“（太和）七年正月，遣同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谢册命，仍遣学生三人随宝英请赴上都学问。先遣学生三人事业稍成，请归本国，许之。”[5]（卷199下）“（开成）二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9]（卷36）等等。这些渤海留学生在学成回国后，对渤海文化建设、政权制度改革等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唐书·渤海传》曰：“初，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政权各项制度，如中央政治制度、地方制度、军事制度等都“大抵宪象中国”。 在唐文化的熏陶下，渤海人表现出对唐文化的极大热情，出现了很多文学造诣精深的文学之士，如杨泰师、周元伯、释仁贞、裴翪、裴耈等，其中还有人入唐应宾贡试并及第，如高元固、乌耎度、乌光赞等，从而造就了渤海人“知义之道，与华夏同风”[7]（卷49）的形象。晚唐诗人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中亦云：“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说明了渤海文化与唐朝文化之间的一体关系。 综上所述，从唐朝整体利益上看，羁縻府州形式下的朝贡关系的发展对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和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这种朝贡关系体现了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之间的一种“君臣”与“宗藩”的政治关系，它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关系，从而使王朝的边疆统治逐步趋于稳定，使王朝的统治疆域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各族间的联系，从而出现了“车书本一家”、“社稷协同如一”的景象。可以说，东北羁縻府州诸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这种往来朝贡有助于“中华一体”的国家形成。 参考文献： [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Z]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2]欧阳修，宋祁渤海传[A]新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钦若等外臣部[A]册府元龟[Z]四库全书本 [4]杨绍先论渤海国的吮吸文化[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3) [5]刘耏等渤海翭翯传[A]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杜佑盐漠念[A]通典[Z]四库全书本 [7]元稹制诰·青州道渤海慎能至王侄大公则等授金吾将军放还蕃制[A]元氏长庆集[Z]四库全书本 [8]张九龄敕渤海王大武艺书[A]曲江集[Z]四库全书本 [9]王溥附学读书[A]唐会要[Z]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