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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魏孝文帝给高句丽王高云的诏书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诏书于太和十六年九、十月份发出，要求高句丽派遣王弟入朝，高句丽最终顺从了北魏的要求。诏书内容可以弥补多件文献阙载的历史事件，可以藉此了解孝文帝精心策划迁都洛阳过程中对内树立权威、对外极力笼络的手段，对研究高句丽国情、魏丽关系大有裨益。 关键词：高句丽；北魏；孝文帝；朝贡 《文馆词林》一千卷，初唐许敬宗编辑，至北宋初失传。清末在日本发现该书残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最早收录此书，但仅有四卷；杨守敬《古逸丛书》收录十四卷，杨葆初刊刻本增至二十卷，此后，《适园丛书》本、董康影印本、罗国威整理本相继问世，现存《文馆词林》始露其庐山真面。在《文馆词林>残卷中，有北魏孝文帝给高句丽王高云的一封诏书，中国典籍从未著录，具有极高史料价值。本文试从此诏书出发，对北魏与高句丽当时的国内局势及双方关系相关问题作初步研究，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北魏颁布诏书的时间与目的 (一)诏文原文整理 《文馆词林》的《丛书集成》本，是参考《佚存丛书》、《粤雅堂丛书》、《古逸丛书》的整理本，但没有标点。罗国威整理本是据昭和四十四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整理并标点的，但其标点不无问题，文字上的讹误也没有改正。如“收海金赍，华夏拥貉隶而给，中国广疆畿于沧滨，丰僮使于甸服”，因未注意到“金”字后有脱文，致标点错误；“卿之亲弟及即邹二人，随卿所遣”，是孝文帝要求高句丽王在其两个弟弟中选派一人来朝，故“及即邹”当是高云两个弟弟的名字，也应标点出来；“须待卿亲至此，然后归反群后”一句与诏文内容冲突，因为诏书中孝文帝已经放弃了让高句丽王来朝的要求，强调让高句丽王弟来朝，显然“亲”字后脱“弟”字，或者“亲”即“弟”之讹；“重爽今召，今朕失信藩辟者”一句中，后一个“今”显然是“令”之讹伪。另，诏书中孝文帝多次责问高云，相关句子应用问号，而罗国威本多为句号。笔者依《丛书集成》本与罗国威本对诏书原文重新整理如下： 门下：得黄龙表，知卿愆悖朝旨，遣从叔随使。夫仪乾统运，必以德信为先；准列作藩，亦资敬顺为本。若君信一亏，何以临御万国?臣敬暂替，岂能奉职宸居?故霆震作威，以明天罚；五刑垂宪，以肃不恭，斯乃人神之常道，幽显之通规。往以明堂肇制，皇化惟新，敕诸藩侯，修展时见。至于言奖群方，劝说荒服，每以勾丽虔诚，喻厉要荒(戎)。今西南诸国，莫不祗奉大命，星驰象魏。或名王入谒，或藩贰恭觐，观光骏奔，欣仰朝祀。皇皇之美，于斯为盛。而卿独乖宿款，用违严敕，前辞身疴，后托子幼，妄遣枝亲，仍留同气，此而可忍，孰不可恕也。若卿父子审如所许者，应遣亲弟，以赴虔贡；如令弟复沈瘵，应以卿祖析体代行。过事二三，并违朝命，将何以固?昔房风晚至，大禹所以垂威；东国阙敬，周公所以亲驾。斯岂急急于两夫，遄遄于兵甲者哉?但以纵之则万国同奢，戮之则九宅齐肃故也。从叔之朝，乃西藩常事，今于旅见之展，而同之岁时之使，于卿之怀，宁可安乎?卿之亲弟及、即邹二人，随卿所遣，必令及元正到阙，若言老病者，听以四牡飞驰，车舆涉路，须待卿[亲]弟至此，然后归反群后。重爽今召，令(今)朕失信藩辟者，寻当振旅东隅，曜戎下土，收海金[以]赍华夏，拥络隶而给中国，广疆畿于沧滨，丰僮使于甸服，抑亦何伤乎!其善思良图，勿始后悔。如能恭命电赴，既往之稽，一无所责，恩渥之隆，方在未已矣。不有君子，奚能为国，其与萌秀宗贤，善参厥衷，称朕意焉。 (二)诏书颁布时间 这封诏书没有明确的时间。诏书中提到高句丽王的从叔，就是《魏书·高句丽传》中的升于。据《魏书》记载：“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云上书辞疾，惟遣其叔升于随使诣阙，严责之。”史籍中也没有高云从叔升于入朝的具体时间，只能推断是在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三月高云正式嗣位之后。 诏书中有“往以明堂肇制，皇化惟新，敕诸藩侯，修展时见”的内容，可见，孝文帝征召四夷君长，最初是以举行明堂落成典礼为名，这也可以与《魏书·高句丽传》“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的记载相印证。据《魏书》、《北史》，北魏平城明堂始建于太和十年，太和十五年完工，并在十一月初一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太和十六年九月初一，在明堂也有祭祀活动，但规模比十五年小得多，重点在安排祭祀次序，看不出与征召诸蕃入朝有何关系。据史籍记载，太和十六年三月，萧梁、高句丽、邓至来朝。四月，契齿来朝。六月，高句丽来朝。七月，吐谷浑世子贺虏头来朝。八月，高句丽来朝。宕昌王弥承来朝。九月，武兴王杨集始来朝。十月，邓至、高句丽来朝。十二月，萧梁来朝。太和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飨百僚于太极殿。乙丑，赏赐诸夷君长，遣归。结合上述太和十六年诸蕃人朝的情况来看，北魏以“明堂肇制”征召诸蕃君长入朝，但由于征召的四夷君长没有到齐，不得已将太和十七年元正作为此次征召的最后时间。可以看出，吐谷浑世子、宕昌王、武兴王显然应这次征召而来，最早者太和十六年七月已经到达，却拖到太和十七年正月才恩赏遣散，不但可以证明这次征召活动的变化，而且表明太和十七年元正前，征召的诸蕃君长都已经到达。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前引孝文帝诏书颁于太和十六年。 诏书中称：“卿之亲弟及、即邹二人，随卿所遣，必令及元正到阙，若言老病者，听以四牡飞驰，车舆涉路”，由此推测，诏书是在下半年颁布的，所以时间比较紧迫，高句丽使者只有飞赴前来，才能赶在来年正月初一前到达。 诏书中称：“得黄龙表，知卿愆悖朝旨，遣从叔随使”，孝文帝是从黄龙的奏报中得知高云遣从叔随北魏使者前来的。北魏对这次征召非常重视，高云派遣其从叔作为此次盛会的参预者，大违北魏期望，故有责令高句丽重新选派使者的诏令。因时间紧迫，等不及升于到达平城，便颁此诏书加以催促。据《三国史记》记载，太和十六年高句丽三次入朝北魏，时间分别在三月、六月和十月，这封诏书既然是在升于未到达平城前颁布的，且时间是在下半年，则可以断定十月抵魏的使者即升于。诏书颁于升于到达平城前，证明这封诏书是太和十六年九、十月间发出的。太和十六年十月，武兴王、宕昌王、吐谷浑世子、邓至世子都已到达，也与诏书中所说“今西南诸国，莫不祗奉大命，星驰象魏。或名王入谒，或藩贰恭觐”的情况正相符合。 (三)诏书的直接目的 从这封诏书的内容来看，孝文帝的直接目的是要求高句丽方面派遣王弟入朝。诏书中有“从叔之朝，乃西藩常事。今于旅见之辰，而同之岁时之使，于卿之怀，宁可安乎”之语，这是北魏不满高句丽只派遣从叔入朝。有“前辞身疴，后托子幼，妄遣枝亲，仍留同气”的指责，表明在征召高句丽王及高句丽世子的入朝企求被高句丽一方相继以生病或年幼的借口推辞掉后，北魏方面认为高句丽最起码应该派遣王弟来预盛会，而不是派遣族亲来敷衍。如果这一点也无法做到，至少应派直系亲属来：“若卿父子审如许者，应遣亲弟，以赴虔贡。如令弟复沈瘵，应以卿祖析体代行”。所以，诏书的直接目的是要求高云派两个同胞弟弟中的一个前来入朝：“卿之亲弟及、即邹二人，随卿所遣”。诏书的后半部分充满威胁的口气，放言高句丽派遣王弟觐见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办不到，北魏不惜起兵东征。北魏是势在必得，允许其使者“四牡飞驰，车舆涉路”，并且明确说只有等高句丽王弟到后，才放四夷君长归国。 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正月的大恩赏中，没有高句丽使者的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高句丽使者，因为诏书中受赏的序列是按地位等级来概括的，首先是蕃王，其次是世子，其中邓至国世子是因为其他原因而非专程赴会，所以在恩赏上就较吐谷浑世子降了一格，相较而言，高句丽的使者仅仅是王的弟弟，比之世子更降一格，高句丽执行北魏诏令上的迟缓敷衍也会导致北魏赏赐的降低，因此，在概括性质的诏书中见不到高句丽使者的名字是很自然的。但是，从高句丽王也得到了与其他蕃王相似的车旗等赏赐、魏丽关系也未因补派使者的风波而恶化等情况来看，高云的弟弟确曾在元会之前到达平城。只是，这一年高句丽朝贡的纪录中，高句丽王弟到达平城的记载湮没了。 二、诏书反映的魏、丽国内形势 这封诏书虽仅寥寥五百余字，但蕴涵的内容却很多，多处内容可以补充文献阙略。如，《三国史记》没有高云弟弟的任何记载，而在诏书中，高及、高即邹二人的名字赫然在目。该诏书也是了解当时北魏、高句丽国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下面试结合史籍记载，探讨诏书所反映的魏、丽国内形势。 (一)孝文帝征召四夷人觐的背景 从这封诏书的内容来看，北魏曾专使征召高句丽王入觐，遭到委婉拒绝后，再次专使征召高句丽世子，高句丽方又以“子幼”为名推脱了，派从叔升于跟随征召使到平城来敷衍。孝文帝接到营州的奏报后，颁下此诏，责令高云派其弟入觐，动之以利，胁之以武，最终达到了目的。一年内三次特使征召，不惜以战争相威胁，体现出孝文帝对此次征召的重视，证明孝文帝召四夷君长入觐有着重要的政治目的。联系孝文帝在征召诸蕃入朝的次年即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的历史事件来看，太和十六年大规模征召诸蕃君长入朝是孝文帝迁都的前奏，是孝文帝对北魏实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 汉化极深的孝文帝渴望成为华夏共主。在本文所研究的诏书中就处处流露出华夏共主的口气。如，引用禹戮防风、周公东征等典故，责备高句丽忽视这次征召时说：“今于旅见之辰，而同之岁时之使，于卿之怀，宁可安乎”，是用《礼记·曾子问》有关“诸侯旅见天子”的典故；对高句丽施以武力威胁时说：“重爽今召，令朕失信藩辟者，寻当振旅东隅，曜戎下土，收海金以赍华夏，拥貉隶而给中国，广疆畿于沧滨，丰僮使于甸服”，也是一派“中国”皇帝的口吻。 文明太后在世时，孝文帝曾想建明堂而未果。显然这一汉化的举措遭到了保守势力抵制。文明太后去世后，明堂在一年内即迅速完工，可以证实冯后即是这股保守势力的首领。冯氏去世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仍旧受到鲜卑重臣的抵制。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时，反对迁都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鉴于保守势力的过于强大，孝文帝不敢直接提出迁都的计划，而是以“南征”的方式强迫保守势力两害权衡取其轻，从而达到迁都洛阳的目的。 因此，不仅从个人喜好出发，为压制北魏内部反汉化集团，提高自己的威信，孝文帝也需要造成诸蕃君长认同他华夏共主地位的局面。太和十六年的征召诸蕃入朝既是对诸蕃忠诚的试金石，也是希望藉此树立孝文帝君临天下的权威，也试图建立其统治四夷的秩序，将臣附北魏的少数民族政权赋与“代理人”的权力，代表北魏行使一定的统治权。 高句丽屡次婉拒北魏的征召，无形中对孝文帝的权威构成一种挑战。如果北魏容忍高句丽的这种敷衍态度，势必会产生消极影响，乃至影响孝文帝的迁都大计。虽然征召最后取得圆满的结局，但高句丽显然没有利用好这次机会来消除其曾经留给北魏朝野的桀骜印象，在其后孝文帝召开的迁都会议上，治所邻近高句丽的燕州刺史穆罴就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北有猃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平，九区未定。以此推之，谓为不可。”(卷14)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孝文帝接到营州的奏报后立即发出诏书，严厉训斥了高云，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命令高句丽必须派遣王弟参加朝会了。 可以说，通过这次征召，孝文帝树立了其君临天下的地位。在这次征召后，孝文帝对诸蕃君长的恩赏不但处处表现出一个华夏共主的地位与分寸，而且封赏也是别有深意的。如，高句丽王有“领护东夷中郎将”的头衔，武兴王杨集始有“领护南蛮校尉”的头衔，宕昌王有“护西戎校尉”的头衔，吐谷浑王有“领护西戎中郎将”的头衔。显然，北魏想通过这种方式确定北魏与诸蕃君臣的地位，将诸蕃纳入大一统的版图。同时也有建立统治蕃夷秩序，调和蕃夷矛盾，指定东、南、西三方代理人的意图。 总之，孝文帝这次大规模的征召诸蕃君长有着深刻的政治利益驱动，既是为迁都洛阳、加快汉化进度做准备，也是巩固北魏与诸蕃的君臣关系、确立自己华夏共主的地位的重要举措。 (二)诏书反映出高句丽对北魏的疑虑心态 早在北燕灭亡时，为获得北燕的人力物力资源，高句丽出兵掩护北燕主冯弘撤退到其境内。其后，又一再抗拒北魏的命令，杀冯弘，吞并北燕余众，从而在北魏与高句丽缔交之初就在两个政权的关系中留下了阴影。北魏当时也确曾计划藉此东征，这使高句丽对北魏一直存在防范心理。举例而言，孝文帝的父亲在世时，高句丽王为了加强与北魏的亲密关系，主动要求纳女宫掖，迨北魏应下亲事，高句丽又害怕魏使乘机侦察高句丽地理而悔婚。此外，前燕对高句丽的征讨给高旬丽造成的沉重打击，对高句丽的统治阶层来说记忆犹新，因此，高句丽对取代慕容氏诸燕政权的北魏必然心存疑惧。就当时的局势而言，虽然在北魏的统一战争中，消灭南方政权是首要任务，但是，如果高句丽政权过分跋扈，构成牵制北魏进军南方的隐患，北魏势必会仿效前燕，对高句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势。高句丽统治者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因历史教训与现实危险的存在，使得高句丽对北魏始终保持戒备心理。所以，这次北魏征召四夷君长入都，高云父子最初不敢入魏，也不敢派亲兄弟前往，就是想避免被扣为人质。当然，高句丽在这些抗命事件后都会以某种妥协方式向北魏表示一定的顺从，避免招致北魏的武力打击。像此次征召，高旬丽最终派遣王弟参加朝会，满足了孝文帝的要求。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高句丽对北魏怀有深深的戒意，同时也反映了高句丽在一定程度上“强盛不受制”的一面。 (三)诏书反映出高句丽王权失落的情况 高句丽王权的失落在北魏初期已经初现端倪。在《魏书·高句丽传》中没有高句丽王权萎缩的记录，但在《魏书·百济传》中，百济王在请求北魏出兵攻打高句丽的奏表中说：“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尽管这是来自高句丽敌对方百济王的片面之辞，显然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在孝文帝这封诏书中，要求高句丽王顺从北魏的意旨，并要求高句丽王“与萌秀宗贤，善参厥衷”，这，说明北魏已经从献文帝纳妃等事件中得到教训，认识到高句丽国内大事，国王可能没有绝对的决策权，“宗贤”，意为“宗族之贤者”，这里指高句丽王族；“萌秀”即“民秀”，意为国民之秀拔者，这里指高句丽重臣元老，这就说明，高句丽王的权力可能被这两方面的势力削弱，考虑到诏书中的修辞习惯，“萌秀宗贤”可能是复辞偏义，辞旨是有所偏重的，这就意味着高句丽王的权力可能是被“萌秀”或“宗贤”中的一个的势力削弱了。 有大量史实可以证明，削弱王权的是强臣而非王族，“萌秀”专权发展奇速，到高句丽后期甚至威胁到高句丽王的安全。’至迟到北周时，“萌秀”专权的局面已经出现：“其大对卢，则以强弱相陵，夺而自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卷49)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诏书中也有“强臣豪族，咸执国钧”的内容。(卷4)唐初陈大德在贞观十五年出使高句丽时注意到：“其国建官有九等。其一日吐摔，比正一品，旧名大对卢，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而陈大德回国的第二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就为专权而大开杀戒，高句丽王建武也在内乱中被杀。从高琏对大臣强族的戮杀，到《后魏孝文帝与高句丽王云诏》中的大事与“萌秀宗贤”商议，再到《周书·高丽传》的大对卢自相争夺，不由王之署置，再到陈大德《奉使高丽记》中的大对卢争夺权力时，高句丽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最后到盖苏文的弑王专权，’高句丽王权萎缩的过程一目了然。而这封诏书是最早披露高句丽王权失落的记录。 三、孝文帝时北魏与高句丽关系 在北魏与高句丽长期的交往中，孝文帝在位时期是二者关系比较和睦的一个时期。但通过这封诏书可以看出，在和睦中也有不合谐的音符。从史书记载可知，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由最初的“冷战”转变为“蜜月”，这个转变，就是在孝文帝在位时完成的。 (一)诏书反映的北魏与高句丽的联系渠道 从诏书的内容来看，孝文帝是接到营州(治所和龙一名黄龙，故诏书称“黄龙”)的奏报后，才了解到高句丽所遣使者的具体情况。而从诏书的形式来看，诏书是由中央通过营州转达给高句丽的。也就是说，尽管高句丽王领有“护东夷校尉”的头衔，但其与北魏朝廷没有直接的联系，与北魏的联系要通过营州这一环节进行，营州除了地方行政管理外，还有统辖外夷的特殊职责，是管辖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东北诸夷的行政机构。 这一管理程序是有传统的。汉武帝设置四郡后，乐浪、玄菟都有统辖外夷的职能。这一传统被东汉继承下来。到了东汉末期，东北地区被公孙氏政权控制，公孙氏又设立带方郡，带方、乐浪皆有管理诸夷事务的职责。辽东为高句丽所占后，中原王朝一直通过营州来管理东北诸夷。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原王朝设置护东夷校尉以后，东北诸夷绝大多数时候都归护东夷校尉管理。在北魏时期，高句丽王尽管有“护东夷校尉”或“护东夷中郎将”的头衔，在魏帝与高句丽使者的谈话中也承认高句丽对东北诸夷有一定的管理权，但北魏并未废弃自己在营州的护东夷校尉，而且通过自己的护东夷校尉对东北诸夷进行实际的管理，掌握东北诸夷的朝贡、和市等重大活动。北魏非常重视护东夷校尉的人选，通常任命宗室子弟来坐镇黄龙，统领东北诸夷，其中不乏政绩突出者，如南平王元浑：“拜假节、都督平州诸军事、领护东夷校尉、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平州刺史，镇和龙。在州绥导有方，民夷悦之。”(卷16) 从诏书的内容来看，设在营州的东夷校尉牢固地掌握着管理东北诸夷的权力，高句丽使者一入境，便由营州驰驿奏报，使孝文帝在第一时间掌握到高句丽使节的具体情况。同样，北魏给高句丽的诏书也是通过营州这一级管理机构向高句丽传达的。这就意味着，北魏承袭了中原王朝的传统，视高句丽为藩属，而非“敌国”性质的对等关系，在通常情况下，高句丽与中央之间没有直达的渠道，而是要通过地方机构这一环节进行沟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高句丽灭亡为止。 (二)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 魏太武帝之前，因为有北燕阻隔，元魏与高句丽没有多少往来。太武帝伐北燕冯氏前夕，高句丽遣使人贡，意态殷勤，北魏亦加意笼络。而北燕灭亡之际，高句丽出兵掩护燕主冯跋退入其境内，又一再抗命拒绝交出冯跋，几乎招致北魏的军事打击。文成、献文两世，魏与高句丽关系渐趋平稳，但仍时有磨擦，比较典型的是献文纳妃和魏使前往百济受阻二事，这些不免导致北魏君臣对高句丽的恶感，经常有武力打击高句丽的论调。如百济国要求北魏出兵时，北魏的诏书中公然说：“今中夏平一，宇内无虞，每欲陵威东极，悬旌域表，拯荒黎于偏方，舒皇风于远服。良由高丽即叙，未及卜征。今若不从诏旨，则卿之来谋，载协朕意，元戎启行，将不云远。便可豫率同兴，且以待事，时遣报使，速究彼情。师举之日，卿为乡导之首；大捷之后，又受元功之赏，不亦善乎!”(卷100)在我们研究的这封诏书中，孝文帝也直接用武力相威胁，让高句丽意识到拒绝北魏征召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受此影响，直到孝文帝与群臣讨论迁都洛阳时，仍有人将高句丽视为隐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改变了对高句丽一贯强硬的立场，以恩赏笼络为主，基本上消除了用兵东北的可能性。同时，北魏努力打消勿吉、百济联合攻打高句丽的意图，甚至授予高句丽专征之权。正始中(503—508)，高句丽向北魏陈述土贡失时的原因，认为是百济、勿吉侵略造成的，宣武帝明确指示说：“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瓶罄罍耻，谁之咎也?昔方贡之愆，责在连率。卿宜宣朕旨于卿主，务尽威怀之略，揃披害群，辑宁东裔，使二邑还复旧墟，土毛无失常贡也。”(卷l00)自此以后，北魏与高句丽保持着友好状态，尽管北魏对高句丽与南朝的往来不满，但双方边境始终平静无事，贡使往来，无岁不至。 (三)孝文帝时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 尽管在这封诏书中，孝文帝对高云严辞呵责，且以武力相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北魏与高句丽关系冷淡。因为孝文帝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年内三次特使征召藩属，得到的却是敷衍应付，这对一心想成为华夏共主的孝文帝而言确实是一种耻辱，也对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构成了威胁。事实上，在孝文帝时，北魏与高句丽关系较前尤为亲密，而孝文帝就是这种亲密关系的奠定者。 在建交初期，北魏和高句丽之间存在着磨擦，但在孝文帝执政后，二者的关系迅速升温。以前高句丽朝贡不时，贡献也只是一年一次，而在孝文帝时，一年二贡或三贡是经常的事。高句丽向北魏派遣使节已知的有79次，其中孝文帝时就有32次之多，占总数的42％。史称：“至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卷100)这种变化是孝文帝主动引导的，他渴望自己成为华夏共主，迁都洛阳，全面汉化，笼络四夷，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在对待高句丽上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高琏去世时，给予规格很高的待遇，举哀东郊，建庙城东，专使策赠。高云即位时也是同样的高官厚爵相待。高句丽贡使殷勤，孝文帝也相应地提高了赏赐，作为藩属尽忠事大的恩赏。显然，孝文帝将自己放在更高的地位上来看待魏与高句丽的关系，用羁縻笼络和军事威胁的方式来保证高句丽的归附，从而减少其南下迁都的阻力。而迁都之后，百事萃集，更无意致力加强对东北诸夷的统辖，与高句丽的关系也自然更加亲密。 可见，孝文帝一朝，北魏与高句丽关系处于“蜜月期”，不能因为孝文帝在这封诏书中的严厉态度而将二者关系予以错误理解，要考虑到这封诏书特殊的背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