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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疆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边疆观。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后，对传统的边疆观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利润永不满足的追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资产阶级在争夺“势力范围”，以及在追逐“势力范围”的延伸的过程中，各种五花八门的“边疆理论”应运而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又提出了以国家利益拓展线划界的“利益边疆”理论，公然鼓吹西方大国生存与发展利益要冲破本土疆域，这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警觉。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究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边疆；现代西方边疆理论；新变化 边疆是历史的产物，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虽然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边疆观，但边疆总是领土的特殊组成部分，和完整意义的国家、国家主权，以及国家的基本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边疆，自古就是多事之地。有资料统计，人类文明史上共爆发战争14，831次，共造成36.4亿人死亡，仅20世纪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就已经达到1亿人，损失的财富相当于宽150公里、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这些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多半是由于领土争端而引起的”。[2]例如，给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和帝国主义争夺领土有关。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之后，领土成为民族国家的要素之一，国家主权和领土，成为国家的象征。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产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使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些资本主义强国为追逐“势力范围”的延伸，结果使国家的战略控制线往往会超越边界。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仍基本局限于本土疆域之内。 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出现了以国家利益拓展线划界的“利益边疆”(亦称“战略边疆”)概念，“利益边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大国的国家利益，已不仅仅在自己国家的范围内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四处安家，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利益边疆”的追求也愈来愈加狂热，各种五花八门的“理论”应运而生。当前，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面对着原本已经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不合理这一事实，深入探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边疆理论的新变化，以及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2000年，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与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出版，该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作者强调，“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帝国“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3]作者还认为，帝国的出现又是和民族——国家正在衰落的主权，以及它们对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减弱的控制力联系在一起的。 该书问世后产生广泛影响，很快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它既是21世纪初的一部知识分子的畅销书，也是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议最多的书。在形形色色的帝国理论影响下，美国一些理论家极力宣扬建立“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提出“新帝国”的具体内容是：极度崇尚军力；建立美国“仁慈霸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看来，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文化上，美国都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今天‘美利坚帝国’的崛起，既非对大英帝国的回归，也不是自己19世纪‘门罗主义’与西方列强争雄的新兴帝国，和20世纪被第三世界国家群起攻之的‘美帝国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跨越千年对罗马帝国的‘复兴’”。[4]不难看出，“新帝国”论的基础是霸权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美国霸权。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全球等级体系中无可匹敌的地位，目前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外国人最初听到有人承认美国霸权时那种惊奇，乃至不快，已经让位于一种比较审时度势的态度”。他还认为，“美国霸权一旦急剧终止，无疑将会在全球引发混乱。在那种情况下，国际上会出现杂乱无章的局面”。总之，美国霸权是全球稳定的“根本保证”。[5] 2002年4月7日，英国首相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在英国《观察家报》发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较明确地阐释了“新帝国”和“新帝国主义”理论。在库珀看来，当今世界由三类国家群体组成：第一类是由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第二类是前殖民地宗主国，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后帝国和后现代国家”；第三类是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传统的现代国家”。库珀认为，由前殖民地构成的“前现代国家”是导致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重要根源。他主张后帝国和后现代国家集团为维护切身利益，应采取类似19世纪帝国主义的政策，包括新殖民化等手段，对外输出民主、稳定和自由。库珀认为“新帝国主义”可有多种形式，如将欧洲的联合归结为“自愿帝国主义”；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称之为“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还把北约对巴尔干地区的武装干涉称为“邻国帝国主义”等。除罗伯特•库珀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利扎•赖斯2002年4月15日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发表讲话时，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4种，提出对第三类的“流氓国家”要进行打击，对第四类的“失败国家”要实行国际治理。此后不久，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讲话，明确提出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先发制人”的观点。他说：反恐战争要取得胜利，“不能靠防卫赢得。我们必须对敌人发起进攻，破坏他们的计划并防患于未然地消灭最严重的威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安全。而美国将采取行动……准备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保卫我们的自由和生命”。3个月后，《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发表，由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先发制人”的观点：我们眼下的重点将使那些具有全球影响的恐怖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初级形式的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赶在威胁到达我们边界之前将其查明和摧毁，保护美国、美国人民以及我们国内外的利益。尽管美国将不懈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必要时我们仍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通过先发制人打击这样的恐怖分子，防止他们伤害我们的人民和国家。“从2002年9月20日开始，美国政府放弃了以前在全球事务中的多边政策，正式采取了一种帝国姿态，即基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价值、带有神权政治弦外之音的所谓的‘布什主义’”。[6]布什主义成为“新美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这一切都被视作是“新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美国理论家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对恐怖主义的回答是殖民主义；对“恐怖国家”进行军事征服和军事占领，是美国理所当然的“政治责任”。这些鼓吹“新帝国主义”的理论，已经并继续导致国际局势的紧张，以至一些西方的理论家都认为，“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走向荒谬的野蛮主义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7]。“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继续存在，因为它不承认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的存在。然而，霸权毕竟会有终结之日。当这个时刻到来之时，这个强大的帝国将会和以往的帝国一样，因极力对外扩张而从内部崩溃。现在，它彻底瓦解的征兆已经出现”。[8]在人类的历史上，帝国的时代一去不返，美国的“帝国复兴”只是梦想。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在美国出现“新帝国论”的思潮并非偶然。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是“帝国”所不可缺少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些后现代派学者强调，美国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超群，已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后现代国家，“自从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实力”；[9]另一方面，美国欲充当“世界领袖”的帝国潜意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急剧膨胀，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对南联盟的轰炸、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等，就是这种急剧膨胀意识的具体表现。“9•11”事件的发生，使现存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世界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之际，“新帝国论”者强调：强大无比的美国已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或法兰西帝国，通过非领土占有建立一个新式的美利坚帝国是完全可行的。所谓“新式”，指它不像“旧帝国”那样靠武力建立海外殖民地，在该地区直接实行殖民统治。美国海外所采取的武装行动，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是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谋求幸福”；在“维持世界和平”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家和民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繁荣”。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盛行的“新帝国论”是指美国新保守派所宣扬的“新帝国论”，它虽然与库珀的“新帝国论”存有共同之处，都主张对“前现代国家”和“传统现代国家”实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包括实行暴力打击，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美国的“新帝国论”完全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主张美国要凭借冷战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实力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建立一种全新的、体现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意志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一些“新帝国论”的支持者表示：“目前国际体系中的一大特征是美国同时在所有领域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程度的统治地位。”[10]所以美国应实施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全球战略，建立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其帝国的重任”。[11]不难看出，美国与多边协调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极力按照自己单边主义的设想建立“新美利坚帝国”。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称：对付无赖国家是我们时代的巨大挑战之一，因为正如我常常描述的那样，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唯一目标就是摧毁这个体系。奥尔布赖特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4类：即“国际体系内的国家”、“过渡国家”、“失败国家”和“无赖国家”。朝鲜、伊朗、伊拉克、南斯拉夫、利比亚等国，均被列入美国的“无赖国家”名单之中。美国保守派“新帝国论”中所谓的“失败国家”就是奥尔布赖特所说的“无赖国家”，“新帝国论”认为它们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而不再是来自大国的挑战。继“无赖国家”、“被取缔的国家”、“叛逆国家”、“令人憎恶的国家”、“邪恶轴心”之后，美国又提出“失败国家理论”，这都是为推行美国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为日后的某一天对这些国家实施打击奠定了基础。“失败国家理论”作为新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它们认为这一理论是对基本人权观念的公然挑衅，和德国法西斯的种族优劣论如出一辙。国家是民族和文化的集合体，“失败国家论”实质上也隐含着“失败民族论”和“失败文化论”。如果这一观念进一步泛滥，推而广之，发达国家内的一些贫困群体和弱势族群也会被归入“失败”一类，从而“没有存在的权利”。这显然是对基本人权观念和对“人生而平等”之原则的公然践踏。 美国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现实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来自衰败的国家”。[12]在“新帝国论”理论家看来，“失败国家”(或“失败民族”、“失败国家群体”)主要指亚洲、非洲、南美一些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人口急剧增长、艾滋病的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诸领域全面崩溃和失控。这些国家存在着广泛的、无从治理的腐败；因法制不健全，军阀势力膨胀和日益加重的贫穷和混乱，已经无法继续实现国家的职能，成为贩毒、走私、非法移民的孳生地以及极端恐怖主义的庇护所，从而形成了对美国安全日益增长的威胁。因此，这些国家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权利。国际社会或某个国家应该对它们进行干预，直至推翻这个政府。在那些“失败国家的威胁”面前，美国政府认为传统的手段已经无效，例如通过多种形式的外交努力“维持和平”；及时提供经济援助，解决贫穷国家的燃眉之急；甚至动用武力威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采用新的手段，即以“先发制人”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帝国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13] 2003年8月，即“9•11”事件二周年前夕，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美国的帝国野心》中，对美国盛行的“新帝国论”进行了剖析和总结。伊肯伯里指出，“新帝国论”并非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或仅仅是学者的空论，而是在美国“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大战略”，“推行这一新战略不仅是对恐怖主义的直接反应，而且它还提出了美国应该如何行使权力来组织世界秩序的各种观点”。[14]伊肯伯里从7个方面总结了作为一种战略的“新帝国”的特点：第一，致力于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世界，在这个单极世界中美国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第二，对全球性的威胁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做出全新的分析；第三，冷战时期的威慑思想已经过时，先发制人去进攻是唯一有效的消灭威胁的办法；第四，重新确定“主权”的含义，因为恐怖分子没有主权的约束，因此，美国也不能受主权的约束，可以在任何地方先发制人；第五，无视现存的国际准则、条约和安全合作关系，认为各种多边合作机制是对恐怖分子做出迅速反应和打击的制约因素；第六，在反对恐怖威胁方面，由于其他国家和联盟无力做出反应，所以美国在这方面需要发挥直接和不受任何约束的作用；第七，无视国际稳定的价值，认为美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已无法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15]伊肯伯里较全面地概述了“新帝国论”的基本内容。 新帝国主义，是传统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即全球化背景下或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已经过时”为名，通过发动“反恐战争”公开谋求世界霸权。新帝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传媒全球化等联系在一起。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无视国家主权的客观存在，它们通过宣扬全球化意识形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加强“软实力”的影响，极力将其生活方式、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等推向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法兰西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大英帝国等等，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重视不断强化软实力，“新美利坚帝国”自然也要效法他们。 二 “新帝国论”直接催生了“利益边疆”的产生。在“帝国”的利益已不仅仅在某一具体的国家范围内存在，“帝国”是没有任何国界限定的。这是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理想。经济全球化则似乎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所谓的“利益边疆”，对人类社会生活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各个国家的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日趋在更深刻、更广阔的层面上融入世界，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边疆观必须依据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扩展而演进。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相对于传统意义的领土边疆而言。领土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这条地域界限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的不确定性，有时利益边疆和领土边疆的内容相同；但有时也不同，经常表现出某种非地域性特征，利益边疆(既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该国的国际利益)更多地表现出无形性特点，它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放大和转化。它远远大于领土边疆。西方军事理论家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认为，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必须使自身的“利益边疆”远远大于“地理边疆”。冷战时期，美苏对中东欧国家及一大批“中间地带国家”进行争夺，以及冷战后，美国加强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北约不断东扩，极力把俄罗斯挤出传统势力范围，都是从这一理论出发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全球化则进一步催生了利益边疆，使国家主权的内涵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虽然我们强调的国家主权是国家所具有的对内最高的、对外独立的权力这一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边疆是多义的、弹性的，或者说全球化时代是多边疆的时代，总之，“利益边疆”的存在已是事实，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因而有时也被称为“战略边疆”。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识和概括。如果说利益边疆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战略边疆则是回答国家利益的战略要求。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内外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日益呈现全球化趋势，这样，维护国家主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维护领土边疆；另一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主动地应对西方大国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的拓展，积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真正地做到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 经济全球化是利益边疆产生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资产阶级为了不断追求新的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需要不断地开拓新的空间，其结果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性市场经济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预见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性社会关系的建立，今天都已经成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使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以往在空间方面的障碍、制度的障碍、宗教的障碍、种族的障碍，以及文化的障碍等等，得到进一步的克服。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更充分地实现物质与信息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享受到全球化的恩惠，同时也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利益边疆”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利益边疆”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还是实践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利益边疆”首先涉及的是经济边疆和政治边疆。 关于国家的经济边疆，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面临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本国的经济问题往往受到国界以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是因国际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并呈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所决定的。这既表现在经济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如市场经济、市场体制等；同时也表现在似乎是市场经济之外的环境和资源等方面。在这诸多方面，跨国公司导致的资本流动国际化和生产的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联成一个整体。跨国公司的争夺是经济边疆的典型代表之一。它打破了国家边境，传统的国家边界变得越来越加模糊不清，使一个国家在某一经济领域里不可能获得全部经营利润。 关于国家的政治边疆，是和国家的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经济边疆有密切的联系。稳定的、不受侵犯的经济边疆是政治边疆的基础。同样，可靠的政治边疆则是经济边疆保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边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护国家疆域领土完整，保证国家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统一；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如何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定，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如何维护民族尊严，不断提升国家的威信和声誉；如何抵御外来敌对势力侵袭，粉碎种种分裂祖国的图谋等等。一个国家失去了经济边疆无法生存，同样，一个国家失去了政治边疆即丧失了国家主权，同样也无法生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边疆”问题在全球化中并没有被淡化，相反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经济边疆，还是政治边疆，都是和国家的基本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安全边疆普遍大于国家的领土边疆。这是我们认识“利益边疆”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传统意义上“边疆”的含义，主要指“地理的边疆”，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内，各族群长期活动、交往的广义边界。现代意义上的任何国家之间，都有明确的领土分野，并以确定的国界为标志。民族——国家自形成始，便有一条明确的“边界”，边界是一条精确的界限，对边界的任何侵犯，都是对神圣的国家主权的侵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生活中，“边疆”或“边界”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在研究自然地理的“边疆”或“边界”时，总要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更多的情况下，被纳入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边疆观”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陆权时代，普遍的看法是，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将自己的生活范围从陆地扩大到海洋时，才出现了“领海”或“海疆”的问题，“海权”逐渐成为国家主权的主要内容之一。曾经两次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的马汉，在认真总结和研究人类历史上的海战及其影响后，1890年撰写《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强调“制海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创立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海权理论。随着飞机的出现，国家边疆的概念再次被突破，“领空”同样被纳入国家主权的范畴。意大利人J•杜黑(1869-1930)是空军战略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提出：天空比海洋更重要，战争取胜的关键是掌握制空权；制空权包括空中交通控制权和空中作战成功两部分。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开始征服太空，俄、美等航天大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较量，随着太空航行、星球探测，以及太空防御战略系统的构想等等，开始出现了“天疆”这样的概念。同“陆疆”相比，人们的边疆观念，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 国家主权在信息时代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信息得不到传统的国家边界的保护。在农业或工业时代，对他国的侵略主要表现为物质掠夺和军事征服。而在信息时代，哪个国家掌握了信息控制权，就可以随意地侵占他国的信息资源。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权丧失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主权的丧失，后果不堪设想。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时代那种崭新的、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立即展现在人们面前。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全面推动着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持续发展，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迅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并非需要有多么复杂的技术，一台直径30厘米的小型家用卫星接收器，就可以直接接收100套以上国际卫星电视讯号。信息的国际化迅速交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是在信息时代，才有可能出现“信息新大陆”，以及与之相连的“信息边疆”。“信息新大陆”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类生存的新大陆，丰富的跨国网络，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它在某些人的眼中被看做是地球上新出现的“第八大陆”，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它和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五大洲不同，它没有清晰的“边界”界限。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已经改变、并继续改变着国家疆域的范围和空间。这就直接导致了“国内问题国际化”。这是对国家主权的粗暴干涉，例如，不容置疑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的“人权问题”，已经成了“国际化”的问题，有多少罪恶就是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下犯下的。 有效地控制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信息边疆”是一种正在形成和崛起的新的国家边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18]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信息边疆”这个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新概念。它主要指在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条件下，主权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信息资源，同时获取和创造新信息的空间和领域。这样，“信息边疆”于是就成了在陆疆、海疆、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它与传统的“地理边疆”截然不同，大大突破了国家的地理疆界，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因素。它的主要特点，首先就表现为它的无形性和普遍性，使国家之间的传统的地理界限趋于淡化，以至基本消失。以领土、领空、领海自然疆域划界的边疆观，正在被“信息疆域”、“信息边界”等新理念所挑战。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它和传统的地理边疆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多边疆时代维护“信息边疆”安全，日益成为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重心。对于传统的、有形的地理疆域向无形的“信息疆域”拓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信息边疆的出现，导致国家利益的构成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信息边疆的“地缘”政治理论所决定，“信息”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时期保障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国家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信息量，以及对这些信息的控制和使用，成为衡量国家力量、制约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谁能占有信息社会，谁就能称雄全球以至整个宇宙。不难预料，占有或垄断信息资源，必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奢望，攫取信息资源赖以生存的信息空间以拓展各自的信息疆域，必会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目标”[19]。美国是全球网络中心，拥有世界50%以上的上网人口和75%以上的电子商务。网站的85%以上使用英文。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强化了“欧美中心意识”，而通过网络对此进行宣扬，极力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进行文化渗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国际上争夺信息战略空间的斗争并非自今日始，只不过在信息时代，愈演愈烈的趋势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拓展信息边疆，使网络已经成为美国推行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 2000年3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演时说：在新世界，自由将通过移动电话和因特网传播。他特别强调：“我们知道因特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同年2月，小布什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因特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不难看出，美国政要鼓吹在中国建立所谓的“自由”，以及希望在中国出现的“变化”，无非是要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为了应对美国利用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图谋世界霸权，我们应有针对性地建立起无形的精神防线，同时加快自己因特网的建设，固守自己的“信息边疆”。 三 “信息边疆”的理论基础，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在帝国主义的“新帝国”面前，民族国家的主权正在丧失，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西方理论家宣扬：“帝国”是一个真正全球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是肢解、摧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0]。传统上，国家的组成有四大要素：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出发，主权是国家对外独立自主和进行自卫，以及对内行使最高权力的能力，是国家的基本权利即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和自卫权的基础。国家和国家主权不可分割，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主权，同样，当一个国家失去主权时，这个国家就失去了独立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在过去几个世纪，领土、主权和国家的统一，已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而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些“不言而喻的”原则，在西方理论家提出所谓“非领土化的国家”、“非民族国家化”和“主权的困境”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首先是“领土国家原则的全球化”理论。该理论强调：“领土国家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依赖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只有在相互承认的前提下，各个民族国家及这种全球的国家制度才是可能的。因此，任何个别国家恰好不是产生于自己的主权，而是产生于所有其他国家对领土国家的世界秩序的确认以及在此范围内对该国家的承认，也就是说，在政治、财政和军事方面支持该国——反对例如某些种族群体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性要求。领土国家原则的全球化是该原则产生效力的前提”。[21]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否认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而在于反对全球化导致国家主权“丧失”，反对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主权要掌握在他人手中的霸权主义理论。 主权被认为是近代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的本质特征。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理论。他对“主权”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具有不受限制性；主权的永久性；主权具有普遍性；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主权的不可让与性。他在《论共和国》中提出“绝对主权”理论，认为“主权是在一国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这些论述为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主权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整的近代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而形成的。此后，国家即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不可替代的基石，重申在同一领土上，只能存在一个完全主权的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极力要体现出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实现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极力要在“全球化打上‘美国制造’的印记”。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现代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会不可避免地提出挑战；使建立在传统领土概念上的主权观念面临新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使人们似乎看到一种非稳态的所谓“软边疆”现象。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并非如某些西方理论家所言，将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土概念，国家主权会被削弱或终结，甚至还将使国家开始消失等。[22]恰恰相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经济新秩序时，国家主权原则在整体上还会得到加强。这种加强是和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不是单极化，而是多极化是完全一致的。 正确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不仅表现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自主权利，还意味着对他国国家主权的尊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主权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经济全球化使全球性问题急剧增加，例如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使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开始用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来思考既维护国家主权，又保证国际社会的协调，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的问题。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时，会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西方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23]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强调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已经失去了“内核”，民族国家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已经“过时”，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因此他们要担负起“全球的责任”，要进行“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以及“没有政府的治理”，等等。无论在怎样漂亮的辞藻下，用所谓“全球的共同利益”代替“民族国家的利益”，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西方理论家心中的“全球的共同利益”，就是西方大国的利益。西方大国扼杀、剥夺发展中国家国家利益的种种行径，往往就是在这种所谓“全球的共同利益”的招牌下进行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急欲建立以其为中心的单极霸权世界，为此，美国利用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极力鼓吹削弱或从根本上否定国家主权的理论，例如，“主权软化”、“主权模糊”、“主权终结”、“主权演变”、“主权可分”、“主权弱化”、“主权让渡”。这些否定国家主权的理论虽然五花八门，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即否认现存相对稳定的民族国家体系，鼓吹“超越主权”，使传统的国家主权成为所谓的“世界主权”，在全球化已经到来的时候，不让国家主权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这些理论的要害是剥夺他国神圣的主权，超越现存的国家界线，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大国利益，不择手段地、随心所欲地扩大到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的领土要素与主权要素有直接的联系，西方全球化意识形态既是对主权要素的挑战，也是对领土要素提出的挑战。 在上述种种“理论”中，“人权高于主权论”尤其荒谬。这一理论公然鼓吹国家、政府是威胁人权的根源，为了保护人权，“边界已经不是绝对的防线”。在全球化时代，维护“人权”，将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展开；“各国政府绝不能躲在主权后面践踏人权，而期待世界其他地方坐视不管”。因为“人比国家重要”，“人权正在取代国家主权”，“人权不属于国内管辖，人的尊严和权利不再归国家所有，个人应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总之，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权已经超越了主权的边界和国家的管辖”，人类社会正在从“国家社会”过渡到“人类社会”。[24]从这些理论出发，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等，统统“过时”或“失效”。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用人权否定国家主权；从美国等西方大国“全球化意识形态”出发，将属于国内范畴的人权问题国际化，进一步强化了现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现实的严重威胁。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告诉人们，人权和主权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当其主权被肆意践踏或“干涉”，以至国家主权名存实亡，或失去时， 还会有什么人权可言。“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而不是“人权高于主权”。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会改变这一事实。一些西方学者宣扬，全球化促使传统的“公民社会”向“全球化的社会”转化。如果说公民社会强调的是“物质相互依存”，那么“全球化的社会”强调的则是“道德相互依存”，这样，“人类的共同利益”，首先是人权问题成为“全球的中心问题”。实际上，这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解释不通，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因为它割裂了主权和人权的内在联系；否定了人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是属于一国内政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大国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肆意侵犯他国的主权，恰恰是对这个国家人权的粗暴践踏。 西方一些学者提出，基于全球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这一认识，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秩序，即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治理”。他们认为，全球化为“世界政府”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建立“世界政府”和“世界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例如，哈贝马斯提出“世界公民社会”来宣扬“主权终结”理论，即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概念已经过时；民族国家主权已经萎缩；民族国家行使自己权利的能力日益丧失；维护“人权”，将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展开。他还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25]这样，才能够按照“世界公民的意愿”，建立体现“共同利益”的“全球福利体制”。 在当代西方新国家主权理论中，“全球治理”是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类似的概念还有“国际治理”、“世界范围的治理”和“全球秩序的治理” 等。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国际治理”，都和“国家权力多元化”理论联系在一起，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克服传统主权的局限性，或将主权从国家外移，交给非国家、超国家机构；或者国家与区域性的、国际性的机构共享主权。总之，主权国家不能再继续独自“垄断”主权。国家作为对外拥有主权的活动主体，“将变得越来越过时”，“全球虚拟空间正在取代领土空间，国家政府的控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26]对全球治理虽然至今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但在西方学术界五花八门的论点中，一般认为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激进的”全球治理理论；另一种是“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前者主要认为，主权制度是全球性危机、尤其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必须推翻主权国家体制，建立世界政府。而后者则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虽然不能垄断一切合法权力，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和起点，只有依靠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才能较好地实现全球治理，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从而消解主权国家制度以及人们对之的认同，过渡到人类共同体社会或世界政府。[27]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或是其他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其最终要实现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从民族国家的政府，过渡到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社会或世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现存的“主权国家体制”则将削弱以至最后消失。 全球治理的内容，包括社会秩序、社会调节和经济等方面，主要是指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制定法律和政策，并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的价值或全球治理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要实现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然而，在现实国际政治生活中，“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价值”，这种价值实现的过程，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称霸的过程。“全球治理”的结果，是要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霸权或美国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来。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群体能够从政治上与美国抗衡，更谈不上能够重新对它在国家等级制度中的特殊地位提出挑战了。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在全球化体系中，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处在同一等级之上，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属于美国’。换句话说，他们应该顺从来自美国的‘和言悦耳的全球霸权’”。[28] 全球化挑战主权国家的现实，必然地导致了人们对传统的主权国家观念的重新思考。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积极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在西方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扬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传统的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国家的作用似乎只是辅助全球经济力量。这样，国家表面上虽然保持着过去赋予的权利，但其作用已大大缩小。[29]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原则是不可超越的这一基本准则，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受到冲击和侵蚀，认为“边界已经不是最后的防线”。西方学者明确提出“国家主权终结论”，与其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弱化论”等。这些理论是西方大国推行世界霸权的产物，它和经济全球化的强势进程中给国家主权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损害，有本质的区别。“这些侵蚀和损害虽然在根源、程度、效应和后果等方面均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造成了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30]但是，这些损害只影响到国家主权边缘结构的层面，并没有改变国家主权的基本内涵。 由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提出挑战，使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他们认为，“至少在西方世界倒退到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不再可能”。“非民族国家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一个“社会的世界”正在取代“国家的世界”，“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民族与国家的分离是全球性取代现代性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事实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虽对民族国家提出严峻挑战，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的制度基础和观念形态。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国家的作用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国家权力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恰恰是与全球化趋势相违背的，我们所处的世界与其说是国家间差别基本消失的“全球化的世界”(the globalized world)，还不如说是国家间的差别依然十分突出的“国际化的世界”(the internationalized world)。[31]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也指出，“新的全球化损害着民族国家管理经济的效率。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32] 马克思主义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美利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33]这种高度的一致性，通常是作为所谓的“美国信念”表现出来，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等。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却极力宣传“意识形态终结论”。一方面，西方的意识形态不断强化，新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不断冒出来；另一方面大肆宣传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的背后，突出地表现出美国等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要在意识形态上，建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的企图。所谓“信息边疆”的提出，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边疆理论的新变化，即是这种企图的具体体现，对此，世界各国人民应有所警觉，保持清醒的认识。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2] 沈伟光主编：《信息边疆》，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 (美)迈克尔•哈特、(意大利)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4] 张西明：《新美利坚帝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5] 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页、第3页。 [6] 瓦西利斯•福斯卡斯等著：《新美帝国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7] Martin Jacques，“The New Barbarism”， The Guardian， May 9，2002. [8] Roy， Arundhati Not again ，The Guardian ，September30，2002. [9]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0]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2. [11] Martin Walker，“America's Virtual Empire”，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2. [1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参见美国白宫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13]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2. [14] 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15] 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第27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18] 转引自黄立军编著：《信息边疆》，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9] 黄立军编著：《信息边疆》，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21 ] 乌•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22] 例如，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4月24日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化使“国家主权无可避免地——并且心甘情愿地——受到全球经济力量的削弱”。美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认为，全球化已经开始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长期形成的民族国家这一基本政治单位很少再会有什么贡献。“国家利益”不过是某些落在后面的人为维护自己利益找借口。他还提出，将弱小国家的自主权让与列强国家，将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转让给那些创造财富的区域国家。(参见Kenichi Ohmae，The End of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pp11-16)1999年6月6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文章中说：“过去10年里，有关主权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一个国家的边境不可侵犯以及一国政府可以在自己境内做任何事情的想法，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不管其愿意不愿意，都承担者领导责任。这意味着美国现时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世界范围的每一次干预行动”。 [23] 乌•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24] 以上参见：Nicholas Onuf，“Intervention for the Common Good，”Beyond Westphalia， p.44；Thomas C?Weissand Jarat Chopra ，“Sovereignty under Siege ，”p.90；Rein Mullerson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Lev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in Jerzy Makarczyk (e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Essays in Honor of Krzysztof Skubiszewski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66 )，pp944-946；W?Michael Reisman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No.4 ，1990，p868；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8页；路易斯•亨金：《权利的年代》，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25] 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见乌•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26] 约瑟夫•S•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27] 参见卢凌宇：《论冷战后挑战主权的理论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28] 见乌尔利希•贝克：《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政治领域的全球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06-107页。 [29] 参见王振华等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30] 黄仁伟、刘杰：《国家主权新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31] 参见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页。 [32] 萨米尔•阿明：《五十年足矣》，参见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33] 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