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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季淘的边政思想包含了文化、经济、人才、民族等内容；实践活动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戴季陶的边政思想与实践具有两重性，实事求是地评价其边政思想与实践有助于全面了解戴季陶其人。 关键词：戴季陶；边政思想；边政实践；思考 戴季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往的研究着重于“戴季陶主义”，而对其边政思想与实践缺乏系统的论述。实际上，戴季陶早年就很关注边疆，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边政思想，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本文试图对他的边政思想与实践作一下述评，希望有助于全面了解戴季陶其人。 一、戴季陶边政思想的内涵 近代中国边患重重，危机四伏。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领土虎视眈眈，“西藏之于英，蒙古之于法，满洲之于日本，皆岌岌不可终日”。[1](P207)在此背景之下，戴季陶由于爱国心的驱使，对边疆的治理提出了一系列主张，逐渐形成了边政思想。 第一：主张研究边疆文化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 戴季陶疾呼国人应研究边疆。他认为研究边疆，主要任务应是研究边疆文化，以求达到中国文化之融洽统一。1930年，戴季陶发起和创立了“新亚细亚学会”。该学会有两项最基本的主张，一为“研究亚洲各民族之学术，并发行定期、不定期刊物”；二为“发展国内各民族之文化，求达到中国民族文化之融洽统一，而巩固民族之基础”。[2](PI21-122)后一主张为根本主张。宗教是边疆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戴季陶十分尊重，他自己笃信佛教，法号“不动”、“不空”。[3](P29)其对宗教的崇敬，固然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宗教是控制边民、稳定边疆的工具。正如他所说，“中国疆宇政权之有今日，宗喀巴大师之德，实不可忘，盖自雪山以至于长白山数万里间造成数百年之统一者，数在于此”。[4](P189) 第二：倡导进行边疆经济建设和移民。 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戴季陶鉴于“研究中国边地开发与内地开发者，实属甚鲜”[5](P74)的事实，积极劝导有志青年去边疆锻炼，亲自说明西北边陲经济建设“关系国民革命的前途”，同时也阐明了西北建设的艰苦性和长期性：由子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北“文化衰落，物质腐败，人口稀散”，所以建设西北“要二十年、五十年或百年方能成功”。[6](P36) 如何建设边疆呢?戴季陶提出应迅速设立“天文气象、地质和生物三种最基本之研究所”。[7](P336)以期从最基本的研究做起，为边疆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他还主张“国内过密之人口，应向四个方向移植：一为向北，移向东三省，蒙古和塞北三省；二为西北，移向甘肃，新疆；三为西南，移向西康，青海，西藏；四为内地开发，主张开辟各省尚有之荒地，以尽地利”。[7](P339)他认为此举不独可以开发边疆资源，充实边防，而且也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趋势，还是民族文化交融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三：强调任用人才必须精选和慎重。 首先，慎选赴边人才，以志愿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之人为要。戴季陶的择才标准是“德才兼备、悲智双连、文武并辖”。他非常推崇苏东坡、韩愈之、王阳明、林则徐等治边人才，他们虽被流放到边疆，却“为当地造百年福德，留千载法思”。[8](P529-530)可见，派遣赴边人才必须百里挑一，慎重精选，符合三大标准。 其次，任用边地人才，以“激发边民事业心”之人为急。戴季陶援引古代治边人才政策，指出汉唐盛时对“边疆英俊多能量才气使”，“人为心警，出作股肱，咸有勋绩，垂声后世”。与之相反，国民党的用才之道却是“徒以选拔乖方、任使乏术，罗致则慕其名而不考其实，引用则予以位，而不授以事。”于是，他敦促政府开辟用人的新途径，今后“对于边疆人才，务必留心访察，凡属忠勇才智之士，应随时荐引，引用之后，立即给予具体工作，并按其成绩，予以奖拔”。[9](P11)概言之，戴季陶就是主张让有“真才实学”的优秀部族分子担任边疆官员，授以实权，而非“任人唯亲”。 第四：期望中华各族团结和互助。 戴季陶高度重视中央的威信，中央必须“统一政令，言出必行，行必果”。只有这样，才能“加强边胞之向心力”，“边疆同胞就会死心踏地地跟着中央政府”，因为“边疆同胞，诚朴率直，最重浩然，一有约束，终身不愈”，如果中央政府“政令分歧，莫衷一是”，那么边疆人民就会离心离德。[8](P530-531)所以“信”一字千斤，是团结的基础，也是干一切工作的动力。 戴季陶还认为必须团结合作来巩固“信”。特别是内忧外患之际，中华各族更要互相合作，“救国救世之道，如何得之哉，无他，立共信以坚互信而已”。戴季陶高度重视与西藏的团结合作，认为“保西藏之太平，亦所以保中国之太平与世界之太平”。[9](P12)他的这种观点虽然有点夸大和狂妄，但主张民族团结应值得肯定。 二、身体力行地参与了一系列体现戴季陶边政思想的实践活动 戴季陶的边政思想因应于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其提出的目的就是为国民政府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作指导。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参与了一系列实践活动。 第一：培养土著人才，改变西部落后面貌。 戴季陶早在1927年，就请驻屯于西康的川军总司令刘属九代招康藏青年进行教育，这批学生于年底抵京，改留在中央党务学校西康班。1930年设立蒙藏学校，[10](P86)此校是戴季陶积极筹设的，吸引了一批边疆子弟前来求学。戴季陶仿汉唐名旧制，对于来京求学的学生，倚声为姓，彰德为名，为边疆子弟取汉名，康藏学生以“西”为标识，如“益西”、“安西”等；新疆学生以“新”为标识，如“维新”、“焕新”等。[11](P63)学生们受到如此的待遇，无不欢心鼓舞。 戴季陶除了在中央设立学校，培养边疆人才之外，还在西北创办学校，直接培养土著人才。他曾三次赴西北考察，提出“欲救西北，首须振兴农林事业，尤以造就大量农林人才为根本要图”。[6](P87)1932年，第一次考察回南京后，他与于右任、焦易堂、张继昌发起创办了农林专科学校。其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大量农林人才，振兴农林事业，改变西北“天老地荒”、“飞沙走石”的现状。1934年戴季陶再次赴西安考察，先后抵达西安、兰州和西宁等地，并赴陕西武功，参加了由他操办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奠基典礼。[2](P161)该校的创办，是戴西北建设计划的首次付诸实施，他希望这所学校的建立，能够成为西北经济文化奋起的领头雁。 第二：在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与《建国大纲》的指导下，参与制订了一系列边疆政策。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开发中国富源，拓殖中国边疆”[8](P12)的一项富民计划，戴季陶吸收了孙中山的西部实业思想，并决心努力实践该计划。孙中山在其手创的《建国大纲》中又规定：“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自治。”[2](P601)戴季陶认为孙中山对于厘定边疆政策已经明确了指导方针，即平等、团结和扶植。据此，他向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提出过议案，或向政府有关部门作出过具体建议。其中最能代表戴季陶边政思想的，是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拟定宣言中的“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一段。其内容主要是从边民选举、边地教育、边才任命、边疆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立案，宗旨是“尽先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为前提”。[13](P290291)边疆政策是对戴季陶边政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具体落实，以后国民政府制定边疆政策，都是以此为准绳。 第三：维护民族团结，加强与边疆人士的沟通。 边疆民族关系复杂，宗教教派众多，难免会发生边疆纠纷，对于边疆冲突，戴季陶主张多方协调，消弧矛盾于无形之中。1935年新疆发生政变，青海孙殿英与马家军发生冲突，戴季陶都力主和平解决。[11](P62)1933年西藏达赖喇嘛逝世，有人主张国民党中央乘机向西藏进兵，他坚决反对，痛斥用兵之主张为“幸灾乘危之主”，并致电驻守西康的二十四军副军长向育仁，劝向“治边以安民为上，过去汉土官军，种种压迫剥削，实不可训，…… 务恳切整顿军旅吏治，成仁义之师，行仁义之政，爱护汉番，视同一体”。[8](P527)最终阻止了这一不义行动。 戴季陶还积极地与边疆人士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对藏族特别关注，与班禅大师关系非常密切。班禅大师三次到南京，均由戴季陶负责接待。1934年班禅大师回藏途中于玉树圆寂，戴季陶受命前往祭奠。[8](P335)到康定后，他受到当地军政官员，人民团体及各喇嘛寺的大小喇嘛的热烈欢迎。[14](P101)种种活动，陈天锡知其用心良苦，曾回忆到：“证之中国由东北至西北，二万里边疆之维系，自唐而后亦为佛教是赖，盖征信仰之力量而锐誉于奉佛，世或以为先生多事，为迷信，为退步，为愚疑，先生为国家前途计皆甘受之，而未尝有一语置辩。”[2](P175)戴季陶的眼光之高远，确实非同一般国民党官员所企及。 三、对戴季陶的边政思想与实践的若干思考 综观戴季陶的边政思想与实践，有以下若干思考： 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为根本。戴季陶非常警惕帝国主义在我国边疆的分裂活动，他不但写文章来抨击和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从行动上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尊严。比如1947年印度曾邀请戴季陶参加商讨亚洲问题的会议，戴季陶本想亲自出席，后来发觉印度竟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显然是别有用心，于是就拒绝参加。[15](P382)戴季陶重视“外塑形象”、“内强素质”，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 以注重土著人民利益为前提。戴季陶对少数民族特别关心，不仅是为了他们的个人生活，而更是为了国家的繁荣长远计。他在与同僚们共事时，曾谦虚地讲到：“至贤个人宗旨，对于边地人民，除尽力为之和平幸福与自由和平方法而求得文化进步外，别无他念。”他也曾建议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制定边疆计划时，“一切关于边地之施设，必须以尽先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为前提”，“时时事事不忘与当地人民合作，以为当地人谋利益求幸福为心”。[9](P11)戴季陶确实把少数民族的幸福看得很重。 另外，戴季陶注重边疆教育事业，培养治边人才，改变西部贫穷落后面貌，他的西部人才思想和实践精神，在我国当前西部开发的热潮下，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戴季陶主张在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也为我国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当然，他的边政思想与实践存在不足之处。在民族管理方面，是有缺陷的。中国边疆辽阔，民族众多，如何让少数民族自己培养人才，如何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达到自治，这一点戴季陶没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他思想上的局限。戴季陶过分强调中央政府的主导性，而忽视了边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在移民开发边疆方面，是不现实的。虽然边疆移民是开辟荒芜、殖产兴业的一条途径，民初也形成了一股向西部移民的狂潮，“其规模之大，可以算得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人口移动之一”，[16](P257)但是在当时政局动荡，交通不便，匪患不靖的情况之下，向边疆移民显然是行不通的。 利用宗教统一中国，是幼稚的。这一观点即使在当时也不被人接受。宗教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国家统一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佛教之于西藏更为显著。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一味得强行推行佛教，会伤害各民族的感情，反而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戴季陶还残留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应该否定与批判。他认为“汉民族之文化，优于蒙古民族，而中国建国之本，为汉民族之文化，故今后汉民族应努力以其文化化蒙古民族，而蒙古民族应努力接受汉民族之文化，以复于上古同宗同库之本源，而造成真正统一之中华民国—藏回诸族，其理亦同”。[15](P286)这一论点抹杀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实行起来不但为少数民族难以接受，引发文化冲突，而且不能巩固民族基础，达到国家统一。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地评价戴季陶的边政思想与实践，肯定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为中国边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他的边政思想与实践，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只是给国民党政府涂抹上了一层温和的色彩，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下，如同空想，不可能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1]章开沉.戴季陶集(1909-1920)[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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