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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来说，边疆治理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兴衰，因此为历代统治者及人民所关注。当前，国际上由民族和边界问题引发的纷争不断。为此，亟需总结和概括我国边疆研究的丰富成果和历史经验，并作出新的导向，以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马大正同志长期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边疆与民族一一历史断面研考》一书，就是其全面系统的归结。 《边疆与民族》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一文是全书的开篇，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指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肩负的历史使命，概言之是：继承与开拓，即继承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开拓边疆研究的远大前程。”作者认为，边疆研究工作一要有明确的研究宗旨。在古代，学者们(相当多人同时也是政治家)专心研究边疆间题，是为总结国家兴衰经验，“察古而知今”；到了近代，救亡图强则成为研究者们主要的急迫的任务。他们的研究有着共性，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应予继承的宝贵遗产。这种精神具体地体现在研究工作中就是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边疆社会发展”。二要有优良的研究学风。只有在充分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求真求善的科学学风，实事求是，才能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三要有完整的资料基本建设计划。具体说来要有四方面的资料积累：1.理论资料的积累，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边疆、边界问题的论述，以及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2，资料索引的编纂；3.古籍的影印和整理；4.有选择地进行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著述的汉译。作者认为资料工作费时费事，“必须加强协作，发挥整体的力量”。四要有多学科的通力协作。边疆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法律、外交、国际法等等。因此，要使中国边疆研究有一个总体的发展，必须要有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这样中国边疆研究，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中国边疆学。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界问题研究当议》是一篇力作，对历代边疆政策作了中肯的概括。不仅使人们对历代边疆政策的演变、得失有一清晰的认识，而且作者着眼于现实，提出了今后应着重研究的八个层面：1.历代边疆政策的综合研究；2.边疆行政建置、边疆开发、边疆民族文化宗教的专题研究；3.历代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以及与边界交涉有关的外交政策的研究；4.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的传统治边思想的研究；5.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政策的对比研究；6.边疆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诸领域的研究；7.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的研究与考证；8.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成败及其演变的研究。作者在论文中还特别强调了对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认为至少应包括三个层面：1.研究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国际上有关边疆、边界的理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边疆、边界理论；2.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3.针对当代边疆的新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作者特别提到为解决好边境问题，要加强边疆民族和跨境民族的研究。为了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既要进行回顾性研究，还要进行超前性研究。 多少年来，边疆研究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发展。作者认为要推动中国边疆政策与当代边界问题的研究，必须处理好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应将两者等同：“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的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 关于禹贡学会活动及组织工作、台湾边疆史地研究的现状以及本世纪国内外学者对新疆的考察的几篇文章，着重探讨了边疆史地研究的组织工作问题。作者总结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经验有三条：一、禹贡学会提出了一个符合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为实现这一规划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二、着眼于青年人，精心引导，放手培养，是禹贡学会学术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三、提倡大家的事大家办，鼓励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作者进而发掘禹贡学会业绩斐然的深层原因，认为有三点值得我们深思：一、爱国之心与创业之情是推动禹贡学会同仁艰苦创业、共同前进的原动力。二、同事之间、同仁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促进禹贡学会同仁默契配合、上下求索的催化剂。三、与顾领刚先生的努力分不开。一位著名的史学大师并不一定是一位优秀的史学工作的组织者，而顾领刚先生则是一身二任焉。他具有作为一个优秀学术组织者不可缺少的品格：学术渊博，胸有全局，能将远景规划溶于实践中；广泛团结同仁，切磋学问，随时吸受教益，日新又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平易近人，热心提携青年，不断扩大研究队伍。正是在顾先生的指导下，禹贡学会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学者群体，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造就了一代学术大家。禹贡学会组织研究工作的经验，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台湾的边疆史地研究，近几十年来也有一定发展，他们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作者对此作了系统介绍，便于大陆同行借鉴。作者同时强调指出：“尽管台湾边疆史地学界在中国古代、近代边疆问题上的看法与我们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他们对当代中国的边界问题同我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的看法又有着原则立场的分歧。如果我们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边疆(包括当代边疆)史地的研究，将不利于我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方针和民族政策的对外宣传，也不利于边疆史地研究事业的发展。”作者的这种提醒是重要的。 《民族与边疆》的下篇，共收作者的学术论文14篇，可分为两类：一是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一是隋、唐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研究。 卫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卫拉特是Oyirad之汉语译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音译，元代为斡亦剌惕，明代为瓦刺，清代至今通译为卫拉特，也有厄鲁特或额鲁特之汉译，或称西蒙古，国外则称之卡尔梅克。卫拉特蒙古长期活动于我国西北地区，对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是今天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作者从70年代起即从事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发表论文50余篇，是我国第一部卫拉特断代史—《准噶尔史略》的主要撰写者之一，又是第一部卫拉特蒙古通史一一《卫拉特蒙古简史》的主要撰写者之一。而收入本书的7篇文章，都是作者近年研究的新收获。 《卫拉特蒙古历史概述》对从元代至当代的卫拉特蒙古历史作了深入浅出、简明概要的论述，使读者对部族世系繁杂、涉及邻国邻族颇多又迁徙不定的卫拉特蒙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此非研究有素并善于概括之专家难以完成。 《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则是一篇有论、有考、有分量的文章，不仅对许多史事做了考证，而且对噶尔丹的功过、成败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噶尔丹还是忠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原则，直至身临绝境，不贪瓦全，宁可玉碎，也不接受清王朝的招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可贵气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不愧是蒙古族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但是，“从根本上说，他的行动违背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与巩固的历史潮流，到头来不免走上覆灭的命运。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这种评价是公允的，有利于加强民族的团结，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 《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史事考》一文，对学界长期聚讼未决的土尔扈特蒙古东返时间，及其东返人、户数量问题，充分利用汉文和外文资料，特别是托忒文资料和俄文档案、满文档案，做了缜密的考证，做出结论：土尔扈特蒙古起义东返日期是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1771年1月5日)；东返人、户数，离开伏尔加河地区时为33361户，168080人，返回祖国时为15793户，66073人。信实可靠的结论推倒了一些中外史学大家，像魏源、霍斯渥斯、斯文•赫定等人的错误记述，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功力。 隋、唐王朝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是历来学者所注意的研究课题，成果累累；马大正同志从国家整体实力和总体政策角度来考察其周边政策，又有了新的收获。《公元650年至820年的唐蕃关系》一文，在对大量史实的分析的基础上，对唐蕃和亲与会盟的实质提出新的见解。作者认为，唐蕃双方频繁的争斗，是双方关系发展史的重要主题。因此，“唐蕃会盟的记述并不能给唐蕃关系抹上玫瑰色彩。相反，双方频繁会盟正好是双方争斗的补充与继续，是唐蕃争斗的“种特殊表现形式。”甚至会盟本身就是充满着血腥味，如787年在平凉会盟，吐蕃劫走唐朝副使及随从官员和士兵千余人。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的“长庆会盟”也“绝不是唐蕃统治者出于舅甥之情而慈心大发所致，而是唐蕃双方实力走向衰弱情况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对唐蕃和亲，作者认为，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世传诵的佳话，为几十年史学界所颂扬，文坛所讴歌，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超越真理即成谬误，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地位。”历史事实是：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她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潮流。同样，金城公主也只能在一些具体间题上缓解唐蕃矛盾，其作用有限。“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我们应予同情和鞭挞的。” 长期以来史家对隋王朝边疆政策研究不够注意，长孙晟这样一个人物更是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马大正同志把长孙晟放在隋王朝与突厥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不仅加深了隋王朝与突厥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把长孙晟的作用突显出来，长孙晟先后十次出使突厥，对其汗国情况了解深切，向文帝提出“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经过五年实践，促成双方由战到和，基本和好相处二十余年。作者对长孙最的成功原因作了剖析，一是他出身鲜卑族，对同样是少数民族的突厥，从心理上、感情上相对而言少有偏见，故在与突厥首领交往中，不以势压人，不损伤对方的自尊，二是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赏和支持。但是，作者在肯定长孙晟的同时也提出，长孙晟到底是封建政治家，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族关系发展的事情，这是公允的分析。 《民族与边疆》一书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也难免有个别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如：噶尔丹“在军事大获全胜后，扶持和卓伊达雅图勒拉为王”；即不确。其实是“噶尔丹在占领叶尔羌后，即任命先已归附自己的叶尔羌汗室成员阿卜都•里什特为叶尔羌汗，为准噶尔汗国管理天山南路。”(刘正寅：《准噶尔统治天山南路的进程》，载《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并参看魏良强《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考实》，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