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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 在清代，边疆史地作为专门研究对象，是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的。祁韵士和徐松就是当时研究边疆史地的名家。但边疆史地研究形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却是同鸦片战争之后的边疆危机相联系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朝国势一落千丈，一些关心祖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鉴于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便潜心于边疆和域外的研究。他们本着求实求真的态度，旁征博引，认真考证，写出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徐继畲的《赢环志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这些学者都是抱着忧国忧民的心情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他们希望自己的著作对祖国的富强和边疆的巩固有所裨益。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新疆边境的大片领土，朝野人士为之震动。随后，一批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书籍先后问世，其中以浅询的《中俄界约参注》、邹代钧的《中俄界记》、王树楠的《新疆国界志》等最为著名。在这些著作中，作者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鞭挞了清朝官吏的昏庸卖国，充满着痛国土之沦丧的爱国之忱。书中对于边界线的走向，有关山脉河流的位置，也作了认真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是直接为外交斗争和边防建设服务的。如钱询的《帕米尔私议》，海英的《勘分帕米尔图说》，曹廷杰的《西伯利东偏记要》和《东北边防辑要》等。 清朝末年，日本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延边)地区，挑起所谓“间岛问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宋教仁激于爱国义愤，广泛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奋笔疾书，写出了《间岛问题》长文，揭诸报刊。爱国官员吴禄贞，带领随员。亲赴延吉调查并参阅大量资料，主持编写了内容翔实的《延吉边务报告》一书，及时地提供外交部门参考。宋、吴的论著，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民国年间，随着英、俄、日对西藏、蒙古和东北地区的扩张和侵占，我国出现了许多研究西藏问题、蒙古问题、东北问题的论著。这些论著，穷本探源，论证了西藏、蒙古、东北等地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驳斥了帝国主义为支解中国领土而制造的“西藏独立”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等谬论。 由于边疆危机是全面性的，所以民国期间研究问题的视野也由原来仅限于某一局部而扩大为整个边疆。因此，苏演存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谢彬的《中国丧地史》，白眉初的《国界小志》，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顾领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毕企云的《中国边疆问题》等全面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也纷纷问世。同时还出现了《禹贡》、《边事研究》、《中国边疆》等多种登载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的刊物。特别是顾刚·先生创办的《禹贡》杂志，至今仍为学术界所称许。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边疆史地著作的数量很大，它们的学术价值也很不一样，在一些至今尚为人们称道的著作中，几乎无例外地贯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这是前辈留给我们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 二、中国历代疆域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是边疆史地研究的薄弱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边疆各省区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许多大专院校的历史系以及其他研究单位，拥有不少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才，并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例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历代边疆图幅，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翔实，是前所未有的。在边疆地方史志和边疆民族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问世。可以这样说，在边疆史地学的某些领域，我们的研究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至今仍然存在着薄弱环节，这主要表现在历代疆域史和近代边界史研究方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有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幅员辽阔，有漫长的边界线，有十多个邻国，不仅有陆疆，还有海疆。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边境进行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并遗留下若干历史悬案。在边界线已经划定的地段，也存在一些争议地区，哑待研究问题是很多的。由于疆域史和边界问题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多少年来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至今仍然“门前冷落”，有关论著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同我们一些邻国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 苏联一贯重视中苏边界问题研究，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必须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辩护的说法了。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为加强中苏边界研究，增设了一些研究机构。1966年在莫斯科建立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70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建立了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院远东科学中心，着力于中苏边界史、中国边疆史、远东苏联地区史和满洲史的研究。远东研究所创办的《远东问题》杂志，经常发表歪曲中苏边界历史真相的文章。此外，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哈萨克共和国瓦利哈若夫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塔吉克共和国东方学研究所等，也都注意中苏边境问题的研究。1966年以来，苏联报刊杂志发表中苏边界问题的文章在数百篇以上，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不仅用俄文出版，同时还用英文出版，竭力在国际上传播他们的观点。他们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说成是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开发的地区，把尼布楚条约说成是对俄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缓挥条约》和《北京条约》说成是俄国收回部分失地的条约，否认清帝国西部边界在巴尔喀什湖，并把帕米尔未定界说成是已定界，等等。 至于中印边界，从1958年就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先后撰写了许多论著。据澳大利亚朱丽·马歇尔夫人编辑的《1765一1947年的英国与西藏—中印边界争端背景西文书目选释》一书所载，从1958年至1974年，用西文出版的中印边界问题论著就有一百多种，其中属于国际法范围的22种，印度学者著作占10种，属史地范围的80多种，印度学者占32种，(论文10篇，专著22种)。在印度学者的著作中，虽然有卡鲁纳卡尔·古普塔那样以高度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探求中印边界历史真相的著作，但这是少数，大多数著作是为了配合印度政府坚持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无理要求，以及论证印度依据官方新绘地图的边界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无可非议。 关于中越疆界问题，越南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越南史学家陶维英的《越南历代疆域分一书，肯定了传说中“西抵西蜀，北至洞庭湖，南接占城”的文郎国的存在，说文郎国是传说时代越南的国名。该书对1887年清政府与法国划定中越边界进行评论，说法国把越南的一大块土地，白白地送给清国，以换取对法在越南侵略行为的承认。近几年来，越南有人公然提出，他们国家的领土“应溯源于百越时代”，把长江以南全部囊括在越南的历代疆域之内。对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越南也提出领土要求。早在2。世纪70年代，南越当局就发表了《关于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的白皮书》，妄指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为越南图籍中的黄沙和长沙。同时还派人到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地搜集资料，撰写文章，出版了《黄沙和长沙特考》(论文集)，企图以此来“证明”西沙、南沙群岛“历来属于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政府继承南越当局的观点，声称西沙、南沙群岛“很久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近年来又公然出兵侵占我国南沙岛礁，不断制造军事冲突。 除了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对我国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并占领部分岛礁，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的历史学者，在边疆沿革史方面花了不少力气，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著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学者特别注重古朝鲜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扶余国和勃海国都是朝鲜的古代国家。建都于今辽宁桓仁县的高句丽是朝鲜政权。高句丽时期是朝鲜最强大的时期，它的统治范围曾达到河北北部和山西西部。 南朝鲜学者对于朝鲜疆域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他们说“檀君和箕子朝鲜的领土是从东海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经黑龙江和兴安岭，直至中国的北京”。百济“统治了长江以南的越州”。新罗的领土曾扩张到“北平地区”。有些学者重新提出所谓“间岛归属”问题，发表许多论著，如《间岛小史》、《间岛归属问题》等，都不顾历史事实，鼓吹把“间岛”划归“韩国”。此外，南朝鲜还有一些人叫嚣说:“整个户头山(即长白山)都是大韩民国的领土”，长白山天池水面一分为二是对朝鲜的侵略。 总之，我们的邻国对疆域、边界研究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国，出版论著数量之多更非我们所能比拟。就科学性而论，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固然有，但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充满民族偏见，故意歪曲疆域和边界历史真相的也很不少。 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看来，组织人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强疆域史和变迁史的研究，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三、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疆域和边界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批判国界问题上的“自然疆界”论、“民族原则”论等谬论。恩格斯指出，“自然疆界”论是兼并主义者的侵略理论，他们可以用这种理论不断地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对于“民族原则”论，恩格斯驳斥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民族原则”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边界问题的论著，应该成为我们研究边界问题的指导理论。 我们知道，国界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国家的情况下，自然也就存在着国界。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曾明确指出:“我们主张要有国家，诚有国家就得有国界。自然，国家可以有资产阶级政府，而我们是需要苏维埃，但苏维埃也还是有国界问题，‘打倒国界’是什么意思呢?无政府状态从这里开始。”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要有国界，那么，研究国家边界问题就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历代疆域史和近代边界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边界争端，处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历代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其所以处于比较冷落的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我们的某些规定和做法，不是有利于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而是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疆域和边界问题的研究限制过严，甚至于把它视为禁区，档案资料的借阅，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关卡重重，困难甚多，严重地挫伤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此外，研究疆域边界问题，涉及政权、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历史地理、边疆考古、语言文字等领域，范围广泛，难度较大，出成果慢，影响晋职晋薪，而且还可能要承担难以估计的政治责任，这也是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鲜人问津，呈现出冷落局面的原因。 要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这需要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需要领导和老一辈学者们的支持和扶持。需要大家献计献策，在这里，我只谈一点个人的粗浅意见。 我以为，要有成效地开展边疆史地研究，应该实行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做法，改革一些不适应这门学科发展的规章制度。 首先应放宽研究人员查阅边界档案资料的限制，简化借阅和利用档案的手续，因为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根本谈不上进行深入研究的。 其次要放宽对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成果发表的限制，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豉励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大胆探索和争论，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有关疆域和边界问题方面的论著，只要有理有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就要让它有发表的机会，真理愈辩愈明，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只能使这门学科停滞不前。 第三，对于国外一些歪曲中国疆域史和边界变迁史的观点，要允许中国学者作出反应，学者们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观点，不负外交政治责任。要破除以往给人的这种印象，似乎我们发表的一切有关边界问题的文章，都是代表政府的。 第四，目前我国研究疆域和边界问题的人员很少，而且日趋老化，后继乏人，应采取措施调动全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地区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加强研究生的培养。同时也要重视发挥中初级研究人员的作用，使他们在专家指导和培养下脱颖而出，建立起一支有较高研究水平的队伍。 第五，要有计划地编辑出版有关的资料和著作，包括翻译出版国外有关沦著和资料，争取每年出版若干种。要创办一个边疆史地研究的刊物，让研究人员有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以加强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的积累。 第六，要加强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联系，包括加强同台湾、港澳同行的联系，同时还要加强同国外学者的联系，互通信息，开展学术交流，以推动学科的发展。 边疆史地研究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突破和创新。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挖掘新的材料，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开创一个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