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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建构，是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共同性基础上产生心理、感情升华的必然结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民族意识”增强的讨论就没有间断过，并随着上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认同”危机及其理论的传入而成为学界热衷的“族群认同”话题。本世纪以来，在关涉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之类的说法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问题亦是焦点，所以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淡化民族意识”之论比比皆是，并成为诟病和取消民族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何止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在增强？汉族的“民族意识”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诸如“汉服运动”就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比较效应。一是中国人普遍的西装化，西方人非礼服的“工作服”成为中国人的“正装”；二是国内少数民族大都有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服装；因此而寻求“汉服”的“姆庇之家”不能视为狭隘的民族意识。“唐装”、“中山小立领”的出现也在试图构建中国人的“国服”，因为在东方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中，各具特色的“国服”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受到经济全球化市场融通影响下产生的普遍现象——西方主导的国际化在取代民族化，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中国来说还十分遥远，有待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同时，在涉及到祖先认同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有人针对关于汉族自称“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不科学、狭隘性的说法，认为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感受”。其实不然，少数民族并不介意或不尊重汉族自称“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因为，正如汉族中具有追根溯源的“祖先崇拜”、“认祖归宗”的民间传统一样，少数民族中也有相同的民间意识。因此，某族说是“某某传人”、某族说是“谁谁子孙”，不过是相关族别对自身源流古老性、历史影响力及其所由产生的自豪感的一种祖先崇拜渲染。这种渲染，其实并非为了单纯地颂扬先祖“伟大”，而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弥补自我现实的“渺小”。 但是，如果有人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少数民族也一定会计较和质疑。因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是国民身份、是国家民族，是一个体现中国各民族历史交融、现代整合于国家层面的统一称谓，而不能将56个民族各自崇尚的“祖先”加诸于中华民族之上。这种计较和质疑，恰恰反映了少数民族对“中国人”、“中华民族”身份归属的认同和珍重。情同此理，在美国如果一个白人宣称自己是“五月花号的传人”、“盎格鲁—撒克逊的后代”，其他种族、族裔的人并不会计较，顶多是认为此人属于种族主义分子而退避三舍。但是如果有人宣称美国人是“五月花号的传人”、“盎格鲁—撒克逊的后代”，绝对不会得到黑人、印第安人、亚裔、西裔各色人等的认同，甚至有可能引发反对种族歧视的事端或官司。 早在18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维科就针对各民族的共性指出，世界上各民族普遍存在一种将自己的祖先追根溯源于人类起源之初的“虚骄讹见”。既然普遍存在且具有传奇色彩，那就不是政治家、学者能够改变的。鲁迅先生早说过：“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恐怕蚩尤的子孙也未死绝。”在实践中，也的确有少数民族祭奠祖先蚩尤的现象。无论如何，对属于“五方之民”后裔的中国各民族来说，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祭祖崇拜，超越了历史中国的范围。近代的所谓“西来说”的“白种”攀附已成过眼烟云，现代所谓直系祖先的“山顶洞人”、“北京猿人”、“马鹿洞人”或更久远的“人类起源”追溯也形成不了崇拜之风，因为再向前追溯，无论是“一元说”还是“多源论”都是“走出非洲”。 随着中国科学水平和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民间意识自然会消解或停留在民间层面的习俗之中。在实践中促使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即可。问题在于“炎黄资源”的省际争夺、“炎黄公祭”的“宏大建构”，都彰显了官方参与的色彩和导向，虽然其中包含了海外华人华侨认祖归宗的心理需求。同时，对少数民族祭祀“祖先”活动的刻意警觉或心生非议，则属不公。中华民族的认同，首先要实现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基础就是相互认知、相互尊重的“三个离不开”。 中华民族建构，是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共同性基础上产生心理、感情升华的必然结果。这的确需要“人工培育”但不能“揠苗助长”。其中，现代经济生活的均等化是根本基础，这也是中国正在全力以赴进行的中心任务。经典作家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且农村是“民族”的保存者（斯大林）。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宗教信仰都植根于这个“草根阶层”。所以，从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说，只有当国家的经济力量统一市场经济的触角深入到每一家农户，“祖国之歌”才能唱起（列宁）。中国改革开放始自农村，1982年至1986年、2004年至2009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以“三农”问题为主题，消除贫困的主体人群和集中连片的区域都是农民（牧民）和农村（牧区），等等。这就是中国构建中华民族正在推进的国家实践。 在这方面，当然有必要吸取国际经验，但不是脱离国情实际的照搬、制造、甚至伪造“经验”。在西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通过建立情感性象征符号和‘虚构的传统’，通过学校的教化和更加温和的社会化功能，以及通过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公民的方法，群众得以大规模组织起来，通过说服公民认同统一的民族国家”（德里克•希特）。但是，这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因为，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普遍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甚至不乏极而言之的危机之论：“认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在当前的死亡之舞，一方面留下了一个空壳了的民族国家，任其在全球权力之流的大海上沉浮，另一方面留下了种种原教旨主义的认同，这些认同或者深陷在它们的社区小范围内，或者对四面楚歌的民族国家发动了毫不妥协的掳掠攻势”（曼纽尔•卡斯特）。事实上，前者是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全球性扩张的“国际环境”；而后者，则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众多民族国家，在构建国家民族认同中面对的程度不同的危机。 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发展程度，决定着中华民族意识（认同）的实现程度。在世界范围，国民性的民族整合程度，都存在源自内部的不平等问题。 在国家民族建构方面，“民族的产生与建立需要通过公民和民族的平等化和标准化来形成其凝聚力”。在形塑民族的过程中，“传统、种族、语言具有难以否认的力量。这些因素反过来也影响了公民身份的性质”（德里克•希特）。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中，有关公民社会的讨论比比皆是，其中也包括了民族事务方面以“公民化”取代“民族化”身份的论说，诸如取消身份证族别信息、公民自由流动、不许族别性的“扎堆”居住等等。不过，这不是简单想象的问题。例如，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聚居城市边缘且具有乡亲、地域或族别性特点，这是移民模式、流动人口的基本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怎么才能使进入城市的农民不“扎堆”居住呢？在提出建议时，也应提供答案。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南苑地区逐步形成的“浙江村”，到2006年才随着城市改造而最终拆除。2010年，浙江乐清的商人拿出300亿开始在河北廊坊永清重新打造一个升级版的“浙江村”，届时将有大量的浙江人迁入该“村”。对此，当地政府不仅给予了优惠的开发政策，而且给予了迁入的浙江人以“新市民”的待遇，而非不许“扎堆”居住。因为，所谓“不许扎堆居住”或借鉴新加坡“组屋计划”，都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的。这种指向，就涉及公民权利平等问题。那种“把公民身份视为没有被种族纷争和宗教分离所撕扯的共同体的兴盛，这很吸引人但却是错误的。异质性是对公民权利的力量的真正考验。在起源、文化和信仰不同的的人们当中，对基本权利的共同尊重表明，认同是可以与处于公民和文明社会核心的差异性结合的”（巴特•范•斯廷博根）。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凝聚关系上，需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即公民的能力、地位和认同”（德里克•希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程式。 浙江温州人、青田人，曾经以个体修鞋匠的身份走遍全国，继而以经营针线纽扣、服装而建立了北京等地的“扎堆”式“浙江村”，今天他们不仅重新打造商业中心式的“浙商新城”，而且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海外华人中继广东、福建人之后最成功的第三支地域性移民力量。当然，他们的公民能力体现在学会普通话、吃苦耐劳、灵活的经营观念等诸多方面，也因此获得了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穷则思变的结果。对少数民族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人口流动的趋势正在加快，相应地语言问题、文化适应、城市生活规范、安家立业、族际通婚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市场选择，关键是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同时也包括流入、移居的区域、城市是否做好了观念、政策、保障等方面的准备。这就是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意义所在。 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公民身份定义与有关不平等、权力分化和社会阶级的讨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公民身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布莱恩•特纳）。同时，由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对着如何处理公民身份和权利中的差异问题。“如果有些公民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涉及到“承认”与否的公民整合模式的抉择。这是一个涉及“其政治和道德的完整性”的问题。“如果认为承认差异的方法是不可容忍的，那么，就必然将采取同化的政策。但这样一条道路正如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很可能导致‘种族净化’的结果”（德里克•希特）。西方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这种代价造成的后果远非补偿性的“肯定性行动”、“配额制度”可以消解。因此，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是先见之明而非作茧自缚，只是需要坚持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以完善。 建设民族国家、构建国家民族，在资本主义世界离不开民族主义的动能。经典作家认为“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斯大林）。当然，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仍处于前沿阵地的较量，距离“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尚遥不可及。因此，民族主义现象及其所由产生的问题，仍是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中国是不是难以绕过“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厄内斯特•盖尔纳）的影响，而需要求助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答案是否定的。在国际舆论中，认为中国的发展包括了操弄民族主义的评价比比皆是，而国内也的确存在“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激情，甚至出现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之类的“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宣示。但是这些属于“虚骄讹见”的“激情冲动”不仅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意志，而且也无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爱国主义，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奉公守法，都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实际上，“公民身份与民族一直是一对政治双胞胎”，即如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向，虽然“民族主义确保了合理的团结”，但“公民身份则保证了这种已经发生改变和得到强化的爱国主义道德”（德里克•希特）。各民族公民的爱国主义，取决于国家、社会“保证一体内多元的平等和富饶”（费孝通）。也就是说，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发展程度，决定着中华民族意识（认同）的实现程度。在世界范围，国民性的民族整合程度，都存在源自内部的不平等问题。 “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种族危机’和种族化阶级不平等的存在”，民权运动以来的公民权利运动“没有阻止排斥和隔离的新模式的形成”。在欧洲，同样“有证据表明，当代欧洲社会中存在把新的排斥形式制度化的危险，这是不断增多的种族暴力和极端右翼的法西斯主义推波助澜的结果”（尼克•史蒂文森）。最近，法国大选中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勒庞之女获得18%的选民支持正在加剧欧洲的危机。至于“种族融合的天堂”巴西，“黑人和穷人几乎就是一类人” 的判断，亦非美国人对巴西引以为豪的“种族民主”的贬低，笔者在最近访问巴西时向该国众院人权委员会主席求证了这一点。 总之，“最近20年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体现社会公民身份根本原则的福利国家既因为未能创造出一个充分平等的社会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又因为破坏了自愿主义、多元主义和自立性而遭到右派的批判”（布莱恩•特纳）。显然，这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发达的美国或西欧国家，还是实行西方多党民主制、联邦分权制的巴西、印度，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不是中国仿效的对象。至于说印度等国中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没有为西方舆论炒作，原因很简单——西方世界容不得一个坚持社会主义的大国成就现代化，而印度被认为是符合西方民主制的亚洲大国。 在巴西金砖国家政策中心，笔者曾问及巴西有关现行“配额制度”的争论问题。对方回答：“虽然存在争议，但是我认为必须坚持这一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贫困和平等问题。”金里卡通过对西方国家由“不承认”到“承认”以及引起“承认的困境”的研究认为：“对少数群体权利的维护者和批评者来说，现在的赌注都很大。”但是，“赛马已经出栏，现在要把少数群体权利再放回仅仅是应急政策和实际妥协的盒子里已经太晚。一旦人们的观念已经转向把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看作基本原则和基本权利问题，就再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尝试去说明这些原则和权利是什么东西”。从实践来看，这种说明最终是通过法律裁决加以实现的，美国“肯定性行动”的争议都是从诉讼案引发，这在许多国家也是如此。巴西最高法院前有黑人“失地农民运动”在举行示威，因为他们需要法律的裁决。 持“去政治化”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不仅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称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而且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甚至还要制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似乎这是“大逆不道”的行径。孰不知，中国就是要建立法治社会，民族事务也要纳入法律范畴运作。制定自治条例就是从法律层面“去说明这些原则和权利是什么”，这就是坚持和完善，从而使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得到保障，违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言行、当然也包括“逆向歧视”的不忿能够诉诸法律。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