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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7日至8日在昆明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中国疆域理论研究。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四川、江苏等省、市、自治区的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疆域理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探讨。下分专题综述如下。 一、疆域理论研究 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此次会议因应学科建设和发展之需，将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确定为主题，以求集合全国各地的学者，共同推进疆域理论研究的开展。疆域理论涵盖范围较广，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从中国疆域形成、古代疆域观念及治边思想、历史上的藩属或宗藩关系、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中外疆域理论研究与比较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一)中国疆域形成问题 对中国疆域形成进行理论探讨是学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依据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将中国疆域区分为不同板块，认为中国疆域是由游牧、农耕、渔猎、雪域和海上五大板块在历史过程中不断碰撞、攻防并最终融为一体，在近代以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形成过程中奠定了中国的疆域范围。作者认为各板块的最终融合既有地理条件基础，也有意识形态基础，即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与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反映出学者们对中国疆域形成这一问题的热切关注。先秦是中国疆域的奠基时期，厉声《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阐释了“王畿”与“四土”的含义，认为商、周国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呈现王畿与诸侯国并列的多元格局，建立在一种“国家盟约体制”之上，并没有后来的内地与边疆的观念，但先秦分封诸侯屏藩王室的模式却为秦汉统一帝国所继承和借鉴，在边疆地区建立起藩属体制，奠定了延续2000余年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核心内容。安京《论中国上古疆界的产生与嬗变》一文认为，国家是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国家疆界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组织以“邑”为基础建立起来，到春秋战国之际，直接统治逐渐成为主要统治方式，地缘关系逐渐成为主体的社会关系。毕奥南《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先秦时代边疆形成考察》对夏、商、周三代不同形式的疆域拓展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先秦时期我国边疆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 (二)疆域观与治边思想 古代疆域观念与治边思想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提出，“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以先秦“五服”、“九服”学说为思想根源，并在两汉时期正式形成。这一思想导致了华夏与夷狄、内地与边陲的对立，对古代治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核心。作者同时指出，历史活动十分复杂，对历代王朝理解和实践这一观念的情形应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黎小龙《试论两汉边疆思想与边疆观、治边观》深入探讨了两汉王朝关于边疆思想的几次大的争论，指出疆域观和边疆观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国家疆域构成、范围的整体性认识，包括对内域与边疆关系的认识；二是对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疆域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作者进而探讨了边疆观与治边观在不同历史情形下的相互关系，认为有时治边观服从疆域观，有时边疆观又服从治边观。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天下”概念》指出唐代“中国”一词往往可以“内地”指代之；“天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是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在此意义上或称“军国”，或称“邦国”。“中国”是“天下”的核心，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核心部分。马玉华《民国时期的治边思想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受民族主义思潮与边疆危机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民族观与边疆观：由古代的“夷夏之辨”发展为一元论的中华民族整体观；由古代的民族歧视变为民族平等观；由“先华夏后夷狄”改变为对边疆地区的重视。肖瑞玲《清前期“分而治之”与“近疆固守”治边思想探微———以治理漠南蒙古地区为例》则认为清代在继承前代因俗而治羁縻思想的同时，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新的治边策略。 古今边疆与边界认识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对边疆认识较为模糊，治理也较为松散，直到清代乾隆时期以后才逐渐改观，并通过大量边界条约才得以清楚界定。有学者则认为古代边疆没有清晰的界限是当时历史状况所决定的，经历了没有边疆到模糊边疆，由模糊边疆到清晰边疆的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中国拥有边界、界限是它承认自己为世界许多国家中的一员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也就是接受国际法，进入国际社会之后，因此历史研究要把概念理清楚。 (三)藩属与宗藩关系 历史上的藩属或宗藩关系是古代疆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做了探讨。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一文对“宗藩”与“藩属”两词在古代的含义和使用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宗藩”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含义都是用于指称皇室宗族或宗族成员分封于地方者，并没有现代学者用于指称历代王朝和周边邻国关系的含义在内；而“藩属”一词虽然形成于明清时期，用于指称清朝和边疆民族乃至周边邻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但却是在汉代以来藩属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宗藩”是“藩属”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学者对“宗藩”与“藩属”两词的认识是模糊的，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有学者试图将现代学者使用的“宗藩”与古人所使用的“宗藩”相联系更是错误的。作者进而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明清两朝和邻国关系属于“藩属”的组成部分，用“藩属关系”称之似乎更为准确。该观点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尽管有些学者提出可以赋予某一词汇新的含义而没有必要固守原有的含义，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对疆域理论基本概念正本清源的考察无疑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的探讨有着重要意义。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实为国家政体说》认为藩属制度是君主政体中对王权的一种确认，是统一王朝地方政权的另一类构成形式，藩属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藩属之间隶属关系上的一系列规定，是历代统一封建王朝国家政体的重要内容之一。朝贡—册封体制是维系藩属或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许建英《论朝贡—册封体制的拟宗法化性质—以汉代为中心》针对这一制度的发展过程和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最终确立于汉代的朝贡—册封体制是建立在发展了的宗法思想基础之上的，是对宗法制度的模拟，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和藩属的统治也由此拥有了伦理上的道德性。张云《甥舅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分别对历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存在的几种重要关系的产生、形态、演变、实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期揭示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关系的一般特征。中国古代藩属体制在近代以来受到冲击，并对中国疆域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孙宏年《清代藩属观念的变化与中国疆土的变迁———以中国与周边邻近的属国问题为中心》以朝鲜、越南、缅甸、苏禄、哈萨克等藩属为例，探讨了在中国传统藩属体制受到西方冲击的情况下，清政府是如何对传统藩属观念做出坚守与调整，并在此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处理与藩属之间的疆土问题。吴宝晓《关于晚清宗藩关系与国际法的几个问题》指出，中国传统藩属体制与西方以控制对方主权为目的的保护国制度是有差异的，在受到西方冲击的情况下清政府在传统宗藩关系的范围内不得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整。 (四)历史疆域问题研究 历史上何为中国和中国的疆域范围，这一问题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学界不断探讨和争论的问题。赵永春《中国古代的国号与“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认为用“中国”一词作为国家的称号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历史上任何政权皆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因此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不是某朝某代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各个民族政权所控制的疆域。田澍《古代西北疆域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固然应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范围为历史空间，而研究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则必须承认其不断消长变化的演进过程。吕一燃认为过去前辈学者用某一时期的固定范围看待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的主张有美中不足之处，即忽视了中国疆域的发展过程。进而指出，中国疆域史不同于中国通史和民族史，应该实事求是地写疆域发展变化的过程，以王朝为中心写中国疆域史并非大汉族主义。 我国学界对国外疆域理论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张世明《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探讨了兴于法国的“自然疆界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这一研究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二、边疆治理与开发 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治理是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齐清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发展进程》从治理地域逐渐明确固定，治理中心逐渐向天山北部转移，治理制度最终与全国一致，治理机构不断健全统一，治理政策措施越来越规范完备五个方面对西汉到清朝历代治理新疆的历史进程做了总结。田卫疆《历代中央王朝选址新疆府治时的战略思路》则对汉、唐、清在新疆府治选址时的战略思路和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龚荫《东晋南朝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稽考》认为东晋南朝在南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点是“因族设置”，并对各朝在南方地区设置的左郡左县、僚郡、俚郡进行了考述。杨永福《明清王朝治理西南边疆措施之比较》从移民实边、行政治理、矿产资源开放、儒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明清两朝的相关情况做了深入比较，从而对使人对明清两朝对西南边疆治理的发展进程有了进一步清楚认识。古永继《试论明代外来移民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推动》对明代大量内地移民进入云南的历史过程和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邹建达《清代云南治矿政策演变及对边疆稳定的影响》深入探讨了清代对云南矿业开发管理政策的发展过程和对边疆稳定的重要影响。杨伟兵《清代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地域开发》对清代在云贵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和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考察，认为改土归流及其善后措施对民族地区的直接作用依然有限，而内地移民却在制度层面下带动了云贵地区的社会变动，成为清代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有效补充。房建昌《西藏亚东地区乃堆拉山口及帕里宗历史概述》利用中英文史料，对近代清朝官员在亚东的活动和锡金、不丹英国和印度驻亚东商务代办机构的活动做了详细论述。赵之恒《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蒙古封禁政策从逐步放松到废止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清末新政十年间蒙地放垦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陆韧《义学：清代边疆民族地区初等教育体制》对清朝在全国边疆民族地区设立“八旗义学”、“夷番义学”的特点和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赢得与会学者积极讨论。 三、边疆民族研究 边疆民族研究是边疆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边疆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就边疆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边疆民族历史问题、跨境民族问题等展开了广泛交流与探讨。 姚大力《关于民族意识与前现代民族的形成》介绍了西方学界对民族意识与民族形成等问题研究的新近成果，认为我国学者应将国外对民族问题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加以吸收和借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一味的追随他们，而是对其做出回应。魏存成结合丰富的考古图片对我国东北地区古朝鲜、高句丽、渤海等民族与政权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了精彩陈述，充分显示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多学科性质。李德山“关于高句丽等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历史问题”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孟楠“古代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的认同”的发言，探讨了古代西域民族对中原认同的状况，并讨论了古代对中原王朝的朴素认同与现代对国家的认同的异同之处以及近代以来如何转变为对中国国家认同的问题。 郑晓云《跨境民族的互动对当代边疆政治的影响———以傣泰民族为例》就我国西南地区跨境民族问题产生的由来及对当代边疆政治造成的影响做了精彩的陈述。刘稚《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则对西南跨境民族产生的历史过程与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崔明德《中国民族思想的研究方法》指出民族思想是历代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处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而从精研史料、对比分析、理性思考等方面提出对中国民族思想应该采取的研究方法。姜维公《从传统民族观与正史体例来看正史四夷传的部族前史———兼论族源族属问题》探讨了传统史家的民族观与注重史末缘由的史传体例如何造成对各部族前史进行叙述时的固定传统，并进而指出这一传统在族源研究中容易造成分歧和被别有用心者所歪曲。 四、学科建设 围绕中国边疆研究和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等学科建设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积极探讨。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教授在大会致辞中指出，边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涉及诸多领域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对边疆民族的研究既是学术问题又是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研究员在回顾中国边疆研究在近20多年来取得的重大突破和丰富成果的同时，谈到了为遵循学科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需求，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命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被提出，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近年来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正在进行的重大课题为构建中国边疆学做了重要铺垫，疆域理论研究可作为中国边疆学构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和所从事的一些重要研究项目与研究方向，并谈到，在开展疆域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也在探索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问题，但由于目前构筑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基础还不牢固，相关研究工作正在起步，条件还不够成熟，因此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牵涉的各方面问题要认真研究，对学科构建的问题应谨慎，但各方面工作也要扎扎实实地进行。 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贺圣达《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认为中国边疆的特点和当前面临的多方面复杂问题，为中国边疆学构建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中国边疆学”应具备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应将重点放在边疆理论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上面，并在继续重视陆疆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海疆问题的研究。吴楚克《中国疆域问题与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之关系》认为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正在朝着创建“中国边疆学”的方向努力，并从中国疆域问题是中国边疆学建设的“入口”、早期中国疆域理论是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来源等方面对中国疆域问题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华涛认为要从近现代国际关系、近代史、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边疆问题。魏良则认为边疆学的构建要明确其学科类别，即是属于法学，还是历史学。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确定边疆学的学科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国外没有边疆学这样一个学科，我们构建这样一个学科应首先确定一些基本理论框架问题，并建立某些能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理论或法则，以更好地促进对边疆问题的研究。 总之，此次会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所指出：与会学者有着广泛代表性；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研究视角拓宽、学术观点创新；研讨方兴未艾、一些认识有待深化。同时，指出此次会议也有些不足之处，如与会学者缺少对中外疆域理论比较和海疆研究方面的研讨。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反映了当前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趋势，相信在更多学者的积极努力下中国边疆研究将会日益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