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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成、国家出现以来，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人群而言，没有比“疆域”更为重要的问题了，因为“疆域”是文明社会及国家存在的物质载体与空间实现形式。因此国家“疆域”的发展变化历史，成为古代国家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疆域涉及不同国家及其中的民族、人群生存空间的认定，疆域与疆域史也就成为复杂而敏感的重大学术课题与现实问题。疆域与疆域史，属于历史地理学与政治学研究范畴。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发展史，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疆域史研究，出现则是比较晚的，其中以20世纪前半叶苏演存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顾颉刚和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等著作最具代表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古代疆域史研究形成又一次高潮，其中刘宏煊的《中国疆域史》、张博泉等的《东北历代疆域史》、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苏北海的《西域历史地理》等著作的出版，是其重要的学术标志。上述诸多学术专著对中国疆域史研究学科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毋庸讳言，就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而言，作为一部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上述著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及编辑体例、内容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与时俱进”的发展必要。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系国家“八五”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字数逾160万字，就是在此学术背景之下产生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疆域史》不只是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古代疆域变化，而且突出论证了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原生性”。这种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原生性”与其“文明”产生形成的“原生性”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书中所说的“中国古代疆域由来于各族先人家园故土的升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蕴涵着极为深刻的哲理，揭示出中国古代疆域史研究的理论特色。 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史，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变化的必然。作为中国古代国家主体的华夏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他们彼此融合、互相接纳、共同发展。这种“自然”发展过程，使其疆域在扩大、国家在巩固、人心在凝聚。基于上述理论，《中国古代疆域史》指出，“迄今为止的中国疆域史专著（或论文），大都属于中原王朝疆域史。即使近年出版的以统一多民族国家观点撰写的中国疆域史，也还把元代以前统一王朝的辖区混同于相应时期的中国疆域”。作者改变了以往的传统做法，提出“即使在实现统一时期，统一王朝的辖区也不等同于全中国的疆域”。这一学术命题，是完全符合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事实的，这使中国古代疆域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古代疆域史》的另一学术特色是，书中不只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空间变化的研究，还将“历代王朝（或政权）对辖区的治理（包括政区建置在内的行政设置和军事戍防政策、措施的推行）和边疆经略（包括陆疆和海疆）的继承和发展情况”作为本书的基本内容，这样就使《中国古代疆域史》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系统的、完整的学术著作。不仅如此，它还是一部极具实践价值的重要科学著作，为我们的疆域建设提供了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支撑与可操作性的历史背景。 这是一部较好的学术著作，但是疆域史涉及多学科，作者在处理不同学科的资料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国族”概念的提出，需要更为严谨的论证；又如，在疆域史的学术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与疆域史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虽然密不可分，但是两者之间的学术区别还是明显不同的，注意不要“泛化”疆域史的学术范畴。从全书内容分配来看，汉、唐盛世时期相对不足，因而各个时段有些不平衡。元、明、清时期中央至地方的辖区治理方面的有些表述，制度多而具体措施少。尽管本书存在一些可改进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中国古代疆域史》仍然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好的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疆域历史研究的学术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