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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当前中国边疆防御和发展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反思传统边疆防御思想的利弊，总结近代中国边政特点，提出造成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内在原因是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杂在一起而致使国家内部分裂。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深入全面地分析研究近代中国国防与边疆防御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落后。作者认为，中国历来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国家才能和平发展，这也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进入新世纪后，边疆防御概念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在应对当代多重疆域和边疆防御的新挑战时，如何建设强大的国防和构筑坚强的边防，需要我们对国防与边疆防御战略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中国国防；边疆防御；挑战；战略；总结和思考 一、传统的中国边疆与国防关系 这里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传统的中国边疆与国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边疆与国防研究。前一个问题侧重中国边疆与国防的历史事实与真实关系，后一个问题侧重相关专门著作的介绍。因此，这部分属于全文的背景研究。 传统的中国边疆与国防的含义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疆域防卫。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国家的确立与疆域变迁。国家应该是公民、国土、主权三者合一，如此来看，有记载的夏、殷、商即是中国国家建立之始。但中国古代国家历史经历了一个由氏族集中到诸候分裂再到皇权统一这样一个过程，而在封建皇权统一过程中，国家也几次经历了地方政权割据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央政权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古代疆域随着国家统治权限的缩小和扩大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也因此，中国古代疆域防卫也就处在一个“内防”与“外防”的动态变化之中。这个过程展现出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未有中断，它创造的历史奇迹是这一文明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共同构筑、维护和传承的。这就使中国传统的边疆与国防呈现出自己的历史特殊性。 第一，以“和为贵”的政策原则。在封建帝国时代，中央王朝在与周边地区和民族交往中，主张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前提的“羁縻、怀柔”政策。能够实施“羁縻、怀柔”需要两个前提：一个是主体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一个是客体在“羁縻、怀柔”关系中得到存在和发展。如汉唐时代的中央政府与西藏胡族王朝的关系。 第二，以“远交近攻”为特点的防卫原则。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远近”与今天的边疆区域和周边国家关系不是一个概念，它应该泛指政权所及的边缘和相邻国家地区，当政权统治的边缘处在变动当中时，“远近”自然也就是一个变动的泛指。“远交近攻”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巩固的边疆区域与和谐的周边关系。中国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能够在边疆区域实施有效的攻防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和谐关系的前提。 第三，以“诱敌深入”为特点的边疆防卫战术原则。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把长城沿线以外区域作为战略缓冲区，实施“诱敌深入”的战术原则，这虽然使兵力动员和军需物质得到有效保障和发挥，但也限制了开辟敌后战场和进攻性防御战略的实施。或许，“长城”在封建统治者心理构筑的“安全防线”远远超出了实际上的安全作用，阻滞了中国边疆防卫的发展。 第四，以“戍边屯田”为战略的边疆防卫策略。封建时代，中原农业高度发达，农民的特点就是守家与积累，建立起人口聚集的发达的城市和商业，这与游牧民族性格和西方海盗习性相距甚远。因此，号召“戍边屯田”就是封建中央王朝解决边疆防卫、保证国家领土主权不被侵犯的策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核心区域与边疆区域的距离。直到今天，“屯田”虽然已经不是边防军队生存下去的主要手段，但“戍边”依然是边防军队的根本职责，变化主要来自于军队的机动快速反应能力已经消除了距离带来的困难。 毫无疑问，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边疆防卫战略战术是成功的，有效地保卫了国土和防卫了外敌的入侵，在保证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有效治理和控制方面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总结中国传统边疆防御和国防关系的经验教训，有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羁縻怀柔”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构成一种松散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所谓“朝贡关系”，没有对已经纳入其内的领土主权实施有效的直接管理。在中央政权稳固时期，这种朝贡关系还可以保持稳定；在中央王朝出现削弱，特别是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周期出现的王朝更迭情况下，松散的周边地区就会出现分裂局面，或者周边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向内地进攻，以“外蕃”入主中原获得中央政权。在近代以前，这种“此起彼伏”的征服与被征服情况，还依照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的情景运行着，而在近代以后，这种“柔性”的周边关系政策变成对中国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的严重威胁，使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被迫签定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 其次，“远交近攻”是中国封建时代军事交通的一种特殊需要，以便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借助中原丰富的战争资源，来战胜敌人，这也是当时为了遏制周边广大少数民族地方势力不断南下劫掠的一种战略。在那个时代，实施这一战略的结果是有效平息了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战乱，战胜了周边势力的入侵。但是，“远交近攻”的结果也使周边战乱不断，限制了中央政权为了和平目的而开疆拓土，走向世界和海洋。因此，“远交近攻”是封建时代的国防战略，绝对不适应19世纪后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东亚地缘安全，也不能成为当今中国国防战略和周边关系的战略经验。 其三，中国传统的边疆与国防关系的实质是防御，在汉族文化可以进入的地方和民族习俗可以接受的地方形成防御地带，重点是保护中原的城市和发达的农业。这也就要求中原王朝在边疆区域始终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这一方面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力，另一方面也放弃在边疆地区建设永久的生产设施和基地，造成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在落后于内地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中国依然没有改变国防防御战略的传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防战略和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进攻才是最有效的防御，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时刻准备进攻就是要把敌人拒之门外，把战争控制在敌方境内或者是最前沿，这就是最有效的防御。但“准备”并不是就要进攻，而从开始就把战略防御作为出发点，才会有“诱敌深入”的战术，当然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纵深防御是必须的。冷战结束后，企图以战争侵略为手段占领别国领土已经成为不可能，因此，在战略层面以“诱敌深入”为目的防御是不可取的。 总之，传统边防防御战略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总结、发扬的经验，需要我们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战争手段来调整边疆防御的战略战术。 二、近代中国边疆与国防的失策 在西方近代冷兵器时代结束以后，中国的武器防御技术依然处在一个十分落后的状态，因此，在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时遭遇失败。然而，随着抵御外辱遭遇的严重挫折，一些人开始怀疑传统边疆防卫的战略战术，并错误地认为我们的失败是由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结果导致把解决问题的核心放到引进和模彷西方的军事制造技术上。事实证明，近代中国遭遇的失败和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武器的落后，而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在于封建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科学创新，因而，从根本上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几乎所有方面都处在一个严重滞后而又难于迅速改变的状态下。 然而，满族建立的清代帝国却与以往的封建王朝不同，表现在中国的边疆与国防关系上，就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满族联合蒙古族共同组成的清代统治集团，改变了传统的中央王朝防御北方边界的战略，它直接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使强悍的北方各少数民族更加认同中华帝国的版图，并以入主中原的姿态保卫这个国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历代中原王朝传统边疆防御的态势，结束了广大的中国北方领土界线的模糊状态，北方少数民族更容易接受以满蒙为统治核心的中央王朝，并以主人的身份承担边疆守卫的职责，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防军队的主体人员构成和领导身份。当然，在清朝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但基本情况没有大的改变。 第二，正因为出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央王朝，使传统的边疆和国防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放弃了中原汉族王朝时代对边疆领土的防御意识。这导致在晚清国家出现危难时刻，统治集团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利益发生分裂。满族以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核心利益，所以，在镇压国内反抗和抵御外辱上，他们选择了镇压反抗，接受外辱。这种选择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必然的。因为，国内反抗是要结束他们的统治，而外国入侵是要分得利益。因此，近代中国当时面临的矛盾十分复杂，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既存在阶级矛盾，也存在民族矛盾，而进入统治集团的汉族也面临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恢复主体民族利益的矛盾。这种来自于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斗争，直接导致清朝统治者在西方列强的入侵劫掠面前，卑躬屈膝，割地赔款，以达到和解的目的，致使中国的边疆和国防遭遇毁灭性的挫折。 第三，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利用了清王朝统治集团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阶级和民族矛盾，通过不断地侵略威胁，迫使统治集团进一步丧权辱国，从而加剧了国内民族矛盾；同时，反抗满族统治的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也就必然带有西方“输入”的色彩，因为，西方列强打败封建统治的武器正是中国人民需要的东西，包括思想的和物质的两种武器。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从近代到现代的中国革命都有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痕迹，也就能够理解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和现代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历史动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提到的“不自觉的历史推动者”的作用。不过，帝国主义入侵劫掠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内，他们都成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同样，进入统治集团的汉族当然也属于统治阶级，但在面临复杂的民族和阶级矛盾面前，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分裂，而部分汉族统治阶层最先从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出来，他们宣布脱离中央政府，实施割据，从而加速满清王朝的垮台。此后，中国出现短暂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加剧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第四，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以历史的眼光研究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的地方割据，就会发现军阀割据是国内反清民族主义成功后出现的必然结果。那些能够宣布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势力，都宣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不管是那种主义，总之，脱离腐败的满族清王朝统治是大部分中国人民的追求。然而，历史的巧合在于，这个时候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前，使脱离封建主义制度和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两种可能同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面前，这就加剧了已经处在分裂边缘的中国边疆出现巨大的防御漏洞。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军阀割据造成的边疆防御无所作为，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面对外蒙古宣布独立时反应缓慢和态度暧昧，都是导致外蒙古独立的内部原因。事实上，在蒙古民族内部，摆脱满族王朝是直接目的，如果没有苏俄的直接支持，外蒙古宣布独立正如当时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也宣布自治和独立一样，带有地方革命性质，如果当时中国有迅速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现，外蒙古独立问题将不存在。这是中国在国防与边疆防御上遭遇的重大挫折。 因此，近代中国国防与边疆防御的失策，外在原因是已经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西方列强对仍然处在封建统治之下的中国进行侵略和劫掠，内在原因是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杂在一起，而致使国家内部分裂，当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没有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生产力没有得到科技革命的推动，因而生产关系也就自然处在封建落后时代。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深入全面地分析研究近代中国国防与边疆防御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落后。中国历来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国家才能和平发展，这也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 三、新中国开启的边疆与国防大战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国传统边疆防卫战略战术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在这个伟大而又艰难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找回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重新具有了与敌人殊死搏斗并坚信能够胜利的信心，并把传统防御战略战术与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边疆防御战争，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战略战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彻底完成对地方军阀派系的整编，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剿共铲除异己，扩充实力，另一方面不得已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蒋介石看来，铲除共产党比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更为紧迫和重要，因此，他把民族内部出现的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其结局必然被人民所抛弃。尽管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国民党军队也曾有过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经历，但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胜利和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抗日战争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与蒋介石消极抗日有直接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这是一支由无产阶级信仰和革命战斗精神组成的军队，虽然构成军队的大部分人员来自中国贫困的农村，但他们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懂得了什么是无产阶级战士，什么是革命军队的灵魂，什么是英雄主义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并最终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可以说，长征是人民军队浴火重生的开始，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形成，是铸就人民军队军魂的时代熔炉。从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导方针。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完成了军队正规化和政治化建设，并在大规模部队集结和战役指挥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使广大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国民党的黑暗，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惟一领导力量，也是使人民军队迅速扩充并能够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当中的历史动因。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发展和战略战术的成熟，直接表现为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 首先，我们党提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把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与敌人作战的英勇战士，从而把一切敌人都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是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与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发展的愿望美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彻底走出了传统中国国内革命的往复式斗争，把人民军队的使命提高到一个从来没有的高度，把人民军队的牺牲精神提高到一个“人民英雄”的标准，把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与创建和保卫新中国的伟大目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军的军魂所在，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源泉。 其次，我们党把党的领导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军队战斗力的核心，这是任何旧式军队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所不具备的。事实上，纵观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史，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今天，人民军队的根本依然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其三，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我军战略战术的原则。毛泽东把它比喻为“宁可断其一指，而不求伤其十指”。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决定了新中国的命运就是典型。今天中国面临的台海问题、南沙群岛和中印边境问题，也必然需要我们坚持我军历来的战略战术原则，才能取得不对称对抗中的决定性胜利。 其四，突其不意，有备而来，是我军取得胜利的战术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边疆防御战争中，我军充分灵活应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优良传统，把局部战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和时间的要求下，充分准备，突其不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成功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朝鲜战争、中印边境自卫战争、中苏珍宝岛边境战争、西沙海战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使中国的国防重心向边境防御转移，开启了中国国防和边疆防卫关系的新时代。它的特点集中表现为： 第一，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的半殖民地状态，打败了国民党腐败统治和国内分裂势力，以独立的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信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尽管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出现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依然坚持和保证了新中国独立后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成功地击溃了来犯者，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 第二，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受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关系的影响，在处理与周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时超出国家利益，影响双边关系的定位，导致边界问题和边境防御的战略制定困难重重，由此引发的边界事件时起，“朋友翻脸”时现，“盟友倒戈”防不胜防。这段历史的沉重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我们必须放弃传统的仁义大国心态，以国家利益和绝对优势为原则，应对周边国家的挑衅和领土争端。 第三，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的“防美反蒋”，到60年代的“援越抗美”，再到6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的“反修防苏”，构成了当代中国前30年国防和边疆防御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防御战略还是有重心，边界危机引发的战争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在国防战略重点和边界争端问题上，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待，形成国家战略防御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确定国家战略防御的近期、中期、远期战略对象。 第四，边防防御战线的确立既有历史性，也有现实性。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把边防管理划分一线、二线、三线，分别处于不同的管理级别上，这对应对当时复杂的边疆防御局面、保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解决敌对国家对边界的渗透和破坏有相当的作用和意义。可以肯定，边防三线的管理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能一废了之。 四、当代中国多重边疆与国防的新挑战 进入21世纪，各国的边疆防御概念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除了传统的陆疆以外，海疆首先变得明确和清晰起来，其次是空疆也开始明确提上议事日程，此外，类似“网疆”、“宇疆”也时常进入各国媒体，相应地也出现所谓“网军”、“天军”或者“太空部队”的概念和建置。毫无疑问，这些概念都代表了事实上出现的各国边疆面临的多重防御和新挑战。 近些年来，各国疆域的广泛化与国家联盟的出现呈矛盾状况：一方面是类似欧盟和区域合作组织之间的权利互惠，另一方面是各国把国家疆域的权利想方设法扩展。不过，透过现象，依然可以肯定各国的疆域扩展是本质。事实上，扩展疆域的目的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权利，而国家联盟和区域组织的加强是为了把“利益链条”变成一种多国利益，以解决疆域扩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的多重疆域无法分割而面临的局部利益得不到承认的境况，所以，在一个“利益链条”上的多国都承认新疆域有利可图，那么，就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增长点。同时，欧盟和区域合作组织的出现也是为了扩大与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力度，增强组织的竞争力。因此，破解周边国家区域组织中某国以自己的利益要求却假以区域合作组织的面目出现的阴谋，也成为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新挑战。 我国在应对当代多重疆域和边疆防御的新挑战时，需要首先搞清楚以往国防和边疆防御中存在的旧观念和旧习惯，从思想意识层面反思过去制定战略战术时一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才能继承优良传统，克服缺陷，勇于创新，大胆前进。 第一，丢掉传统大国心态，以新的强国姿态调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应该以国家大小为轻重。因为，在周边关系中，小国往往会首先与其他大国结盟，制造纠纷，获取利益。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一视同仁，严阵以待。不能自以为大，姑息容忍，最终酿成事端。 第二，放弃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其中也应当包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对周边的影响作用。事实上，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通过一代人的“偏见教育”就可以改变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却依然保持着长久以来的印象，致使一些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来自内部的不利影响，也不被公众理解。传统文化影响的存在和大小与历史有关，更与该国政府的态度有关。 第三，克服边疆防卫过程中的“无事”原则，切忌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应当正确区分经济纠纷、文化纠纷、领土纠纷和政治纠纷，从而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应对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原则问题和重大影响问题上，应该高调回应，坚决反击，而不只是官方出面否认，众多媒体无声。我们应该少说否认，因为，在国外公众看来，“否认”是事后的掩盖和划清界线的一种被动方式。官方出面“否认”应该是十分慎重的，美国新闻发言人很少否认什么东西，而是宣布或者声明，我们也应该借鉴这个经验。 第四，提高和完善边境防御的硬件设施和官兵待遇。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边疆处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经济发展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边防硬件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但在防卫手段方面，特别是电子化和信息化监控装备方面还有待系统提高，开发耐用、低电、小型和传输迅速准确的通讯设备是一项紧迫任务。守卫边疆的边防战士多来自内地，特别是长期驻守的士官，远离亲人和故乡，需要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经济生活条件和子女教育条件。这是现代化条件下我国边疆防御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自觉地从理论上清理一些旧的观念和习惯，既使是所有硬件条件提升了，在面对新的挑战时，依然处在被动局面，因为，改变了的环境和对象，就需要改变了的战略和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最后10年出现的苏联解体，标志着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各国自我发展的不同道路，摆脱了以往不正常的意识形态界限和国家关系，把国家和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主权作为核心利益，所有的所谓“战略盟友”、“战略伙伴”、“战略合作”关系都是在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基础上建立的。而21世纪最初10年出现的美国奥巴马上台，标志着西方国家在美国带领下构建单极世界努力的结束，传统西方保守主义占据主流的局面被打破，资本主义“久盛不衰”的景象出现了明显的后继乏力，所有的人都开始反思人类更加进步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比较，清楚地证明了那些输出民主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接受民主自由的不发达国家对自由民主信仰的怀疑和焦虑，同时，非洲和亚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在引进或者被迫接受西式民主制度后，频频出现的内战和分裂，也开始让世人清醒起来。 笼统地讲，民主是个好听的东西。在有些国家也可能不仅听起来是个好东西。但任何民主都必须与当地当时的情况为条件，正如在印度，当选票和民意只属于政党手中的武器时，主宰了国家政治智慧的只能是欺骗和讹诈；当富人的利益与穷人的利益根本不处在同一个水平上时，广大穷人阶层的民主自由呼声，只能是一种伪善的门面装点而已。所以，在印度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得到的民意支持，最少需要10年以上，而投入巨资购买外国武器只需要一个小时。如何真实地认清自己的国情，在这样的国家都成为一种奢望，更不必提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为民主自由付出的代价。印度在人口、独立时间和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与中国接近，不同的是，印度号称以“不抵抗、不合作”把英国殖民者赶走，却完全迷恋和继承了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西方资本主义主义的东西，甚至包括英语也成了现代印度人比其他人文明的标志。这个被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夸奖为接受西方民主的“楷模”国家，依然陷入种姓隔离、野蛮迷信、饥饿贫穷和社会不公等泥潭而难以自拔。新中国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靠英勇的战士一枪一炮打下来的，人民也在革命的风雨中经受了伟大的考验，它所铸就的军魂、党魂和人民英雄的气概，从她站起来的那一天起就完全不同，这正如磨难之于勇士，只能使其更加坚强一样，这是印度之类国家根本不能理解的。 所以，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革创新，就是我国国防和边疆防御的根本路线，只有在这个正确路线指引下，才能把我国的国防和边疆防御建设得更好。 首先，制定长远的国防和边疆防御战略，以国防建设为主，以边疆防御为重的战略支撑，使边疆防御以强大的国防建设为后盾，有效维护、保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自由行使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所以，坚强的边疆防御是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基础。 其次，把应对国家间的局部冲突作为防御重点，快速发展海空联合部队和有效核遏制武器，部署战略防御和反击的航空航天部队。而发挥这些硬件作用的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民族自豪精神。因此，我们应当高举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以维护和提高广大人民的利益和生活水平为核心，把保卫人民和保卫国家统一在一起，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从教育入手，提高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力，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边界。 其三，提高网络天空的“边界监督”，把信息工程和信息打击战略结合起来，学习美国组织“网军”监控所有信息和传媒活动。事实上，在美国人看来，让别国“网络失控”，让他国“媒体自由”，是信息化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所以，不遗余力地鼓吹“网络功能”和“信息传输自由”的同时，歇斯底里攻击“网络监控”和批判别国“人权状况”，都是西方传统战略的新手段。我们要做的是向他们学习。 其四，把过去边防一线、二线的管理区域，变成边防体制的划分区域，即在边防一线区域内，基础建设、事业单位和口岸贸易区的部门行业均由国家统一计划和投入，确保国家在边防一线的经济主导权。在边防二线，重点以发展教育、医疗和旅游加工业为主，避免大型企业和污染性企业的建设。在边境大城市，加强统一管理和协调，避免执法部门的交叉和空白，应该把边境常驻人口的户籍管理坚持并完善起来。 其五，在地形复杂和广阔海疆区域配备飞行器巡逻制度，有效监管地貌地形变化和人为破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飞行器巡逻制度早已配备，战略轰炸机和战略巡海船只执勤，也是一种常态。它与现在一些国家口岸管理通行的物证预留和安全号码制度，都是高科技前提下预防和控制的有效手段，对打击“三种势力”和刑事犯罪都十分有效。应当把发展强大的海空力量作为边防防御的重点。 最后，坚固的边疆的核心是坚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坚固的党的领导的基础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人民，因此，提高边疆区域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速度，是巩固边防的首要任务。从“十一五”规划开始的“兴边富民”行动，经过10年的努力，在我国边疆区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对边疆各族人民的关心。在“十二五”规划中，可以把“兴边富民”行动转化为一个长期的国家工程，系统而有针对性地把边疆区域建设提高到全新的水平，以适应今后我国边疆防御和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国防和边疆防御的关系，从纵向看就是一个大的“环”套着一个小的“环”，小环依靠大环；从横向看就是边疆防御是国防的中心，是常态化的“亮点”，是随时可能出现的“热点”。所以，建设强大的国防和构筑坚强的边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边疆防御装备的常备化、尖端化和部队的快速性、有效性又是其独特之处。我们要正确把握和理解两者的统一关系，在新形势下，以科学发展的理念指导我们不断探索新问题，创造新条件，获得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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