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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期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抗战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及共产党的方针、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和党的建设情况，使共产国际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情形，作出支持中共政治路线的决议。任弼时正面阐述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没有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工作，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播了中共的主张。任弼时的报告，与六中全会纠正王明错误没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任弼时 共产国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十二月会议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启程赴苏联。当月中旬或下旬，经由迪化(今乌鲁木齐)抵达莫斯科。1940年2月25日，离开莫斯科回国。①出使共产国际的这两年，是任弼时革命生涯的重要时段。近年来，俄罗斯发布的共产国际档案被译成中文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期间前所未知的重要活动的记载。研究这部分资料，我们不仅能够丰富任弼时生平业绩的现有记述，并澄清有关细节，而且可以对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尤其是向共产国际所作的两个报告，得出新认识。 一、任弼时远赴共产国际的缘由与使命 任弼时是根据193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的决定赴莫斯科的，其任务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② 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认为，任弼时之所以奉派赴苏，是因为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推行所谓新政策，极力指责洛川会议确立的正确主张，并且在组织上作出了许多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举动。党中央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派专人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③也有的说得更纯粹，认为王明的观点迷惑了许多同志，在党内很有市场，毛泽东一度处于孤立境地，只有寻求共产国际支持这一条路可走。④ 的确，王明在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他是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书记处会议研究中国抗战和中共的方针问题，成立了他本人亲自参加，包括王明、邓发、康生等中共高级干部在内，由王明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起草指示中共的建议。10月10日，共产国际书记处批准了这个专门委员会的建议。11月11日，应王明、康生的要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王明、康生和王稼祥，就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作了13条具体指示。⑤11月13日，在王明、康生回国的前夕，季米特洛夫又同他们二人及王稼祥作了临别谈话。⑥应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本质上是传达共产国际决定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指示精神，结合抗战以来的实际加以贯彻落实的会议，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政治局再次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鉴于战略防御阶段对日作战的形势在恶化，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悬而未决，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需要把全面抗战以来中国的各方面形势，中共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决议的情形，及时向共产国际直接报告，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 所以，《任弼时年谱》指出任出使共产国际的使命，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并未特别强调此行旨在寻求毛泽东与王明分歧的解决之道，才是准确而得当的。 二、任弼时的两个报告与共产国际决议 任弼时抵莫不久就给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时间标注为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年谱》说明这是完稿时间。《任弼时选集》的题注则指出这是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时间，也有任弼时出席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递交报告的说法。5月17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口头报告，文字稿于5月8日完成。⑦ 虽然所有论及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著述都要提到这两个报告，但大多采取条目式列举的办法，仅作概念性简介，个别论文才展开论述。这个回避式的窘境，是对任弼时出使缘由和使命的狭隘判断造成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判断，就无法说清任弼时全面报告十二月会议的意义。至于为何递交书面报告一个月之后，又向共产国际作口头说明和补充，有的认为这是因为作这个报告有难度，王明的主张大多出自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作报告，呈现复杂性，难免投鼠忌器。⑧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口头报告的日程是共产国际根据需要安排下来的，先送书面报告作纲要性汇报，便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尽早了解中国情况。仅此而已。 书面报告第一部分阐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评估了中国八个月抗战，列举了七个方面的成绩，分析了失利的原因。他分析了目前的战局和中心任务，指出中国军队在战略战术上，开始改变单纯的阵地战，战区和敌后的游击战争有很大发展，军队的军纪、军民关系、军事装备有所改进，指挥有进步，战斗能力也有所增强。他分析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中国因素、日本因素和国际因素，指出这些因素的变动，“都将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以取得最后的胜利。”⑨ 口头报告第一部分阐述“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首先，任弼时报告了九个月抗战的经过。其次，评估了抗战以来的得失：一是造成了中国内部从未有过的统一团结；二是中央政府逐渐变成国防性质的政府，由降日而抗日，由“剿共”而联共，“相当地实现了民主”；三是军队逐渐成为国防军。“这些进步，如果没有发动抗日战争是很难得到的。”抗战失利的主观原因：一是全面抗战的决心下得太迟；二是战略部署有失误；三是战役战术上主要采用了正面防堵的阵地战；四是政府未能坚决淘汰亲日主和分子。第二期抗战出现了新转机：一是改变单纯的阵地战，在敌人侧后进行运动战，并配以游击战；二是战区和敌后的游击战争得到普遍发展，八路军在华北的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三是军队在政治上、技术上也有进步和提高。再次，阐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与前途。任弼时以持久战为核心展开论述，预测一旦武汉、西安失守，情况将会恶化。他再次肯定了抗战前景，重申“在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蒋介石，今天还是表示要坚决抗战的。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是不愿投降而需要抵抗到底的。”目前摆在中共面前的最基本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⑩ 书面报告第二部分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任弼时首先简要说明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和发展：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间的某些摩擦，十二月会议后逐渐减少；十二月会议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对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更详细的讨论，认为“是战略性质的改变”，“确立国共两党合作是长期性的”，胜利后还要共同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均在其次。依照觉悟的程度和迫切的需要提出要求，不要太高太左”；指出了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各党各派合作，在国民政府现有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军队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建立统一的民众团体以发动群众运动；“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须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与和缓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摩擦。党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是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说明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巩固地方政府与军队对中央政府及八路军的合作，巩固了人民与政府及军队间的关系，组织无组织的群众加入各种合法的群众组织；在党内外宣布这种统一战线原则，国共两党关系有进步。任弼时阐述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合作形式、合作中的障碍与困难：共产党主张建立民族联盟，在共同纲领之下，各党派保持组织独立；共产党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共在理论和实际上答复了取消共产党的叫嚷；蒋介石坚持只有一个党，“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任弼时介绍了其他党派的状况及其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着重介绍和分析了国民党，指出该党开始产生改进组织的要求和趋势，中共对此采取赞助的方针，这种改进“可以促成国共合作之巩固与发展”。(11) 口头报告第二部分阐述“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任弼时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分析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国共合作出现摩擦的原因，汇报了书面报告已经陈述的王明回国后十二月会议传达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全部内容。他分析了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特点，指出第一次合作时国民党政权范围不大且不巩固，军队不多，受内外敌人压迫，现在则有全国性的政权、强大的军事力量，有全国的舆论机关；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在各地党的组织力量相当强大，现在则有了自己的军队和独立地区，在全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在国统区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第一次合作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北洋军阀，是打倒军阀的内战，现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战争。关于面临困难和阻碍，首先指出这是由于国民党“一方面表示自大主义，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办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任弼时列举了国民党为国共合作设置障碍的各种心态和动作，也介绍了共产党为克服这些障碍作出的各种努力。任弼时分析了国民党，肯定国民党在全面抗战以来，发生由反动重新回到民族革命斗争中来的进步转变，其政治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但继续进步的速度因其所受的限制而不会很快。他指出要使两党不仅能够合作抗日，而且能够合作建国，共产党就要促进国民党进步，促进国共合作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仍是中国党在抗日战争当中的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12) 书面报告第三部分阐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任弼时阐述了八路军参加抗战的经过，指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运动战、游击战，在战区内把发动、组织和武装人民作为重要任务，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从五个方面说明了八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政治工作上的模范和推动作用。他介绍了在抗日战争中开辟的晋察冀边区，认为晋察冀边区的经验，“不仅证明在敌人深远后方可以发动游击战争，而且可以创造持久斗争的根据地，使敌人占领区域无法巩固”。任弼时强调，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红军时期的制度没有改变。由于国民党及政府有意消耗和削弱八路军，致使面临武器、装备、经费等方面严重不足的困难。(13) 口头报告第三部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最近状况”，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指出八路军开进山西就确立了三个方面的方针：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不搞正面防守；在作战的同时，加紧做组织与武装地方民众的工作；加紧内部的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密切军民关系。由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首战平型关，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由八路军取得。它使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信心得到提高，也使其逐渐认识到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互相配合的重要意义，推动了战略战术上的进步。任弼时具体介绍了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建立游击队扩大队伍，建立敌后根据地，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方面的情况。任弼时阐述了红军改编过程中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情况，党在八路军中的组织和党员分布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并具体介绍了新四军。关于党在军事上的任务，他指出要使八路军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发挥决定作用，就要以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在数量上扩大、在技术装备上提高，使之成为近代化军队；同时，要更深刻认识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14) 书面报告第四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第五部分阐述“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关于党在抗战中的收获，任弼时列举了四项内容：一是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打开了抗战的局面；二是八路军的胜利与壮大，推动了中国军队各方面的进步；三是得到公开半公开活动的地位，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四是被国民党摧残的省区的工作逐渐得到恢复。他列举了主要弱点，分析了在国统区党与群众组织力量薄弱的原因，从五个方面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指出边区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目前并未得到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党确定边区的基本方针是使它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中国最民主最进步的区域、能够影响和推动国民党区域政权进步的区域。关于党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列举了六个方面：一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党最中心的任务”，基本方针是调整关系，达到在抗日纲领下，地方政府、军队与中央之间，人民与政府、军队之间更能密切合作，孤立、分化并逐渐淘汰亲日派，充实和扩大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二是坚持持久战方针，保卫武汉、河南、西安；三是巩固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组织领导人民游击战争；四是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特别注重在工人阶级中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五是巩固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力量，建立党在全国的组织基础，培养大批干部，改善和学习统一战线中群众工作的方式，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六是在近半年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5) 口头报告将书面报告的第四、第五部分内容整合成“群众运动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并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关于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一般情形，分析了各地方、各阶级、各界别的动向，指出工人、农民、学生是抗战群众运动中最积极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站到了抗战方面，但惧怕共产党取得领导权，畏惧真正的群众运动，国民党采取抑制群众运动的方针即为体现；大地主、中小地主在敌占区、游击区，对抗战的态度有所区别。关于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和组织状况，介绍了党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阐述了在敌占区、国统区和边区群众工作的不同方针。关于党的建设的任务，与书面报告基本相同。(16) 季米特洛夫曾经肯定了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路线的转变，同时透露几分担心，提醒同志们“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为走向中国抗日人民阵线一切都会百分之百地顺利”。(17)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决议，指示中共“特别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力全面加强这一战线，把它看作是战胜日本军阀的一个最重要条件”。(18)斯大林要求中共“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19)任弼时的两个报告，对共产国际所关心或强调的关于中国抗战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状况及共产党的方针、军事战略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党的自身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站在全局的高度，作出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明确回答。 听取任弼时的报告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当即采纳季米特洛夫的建议，组成有季米特洛夫、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参加的委员会，由库西宁负责，讨论和起草相关文件。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飞行表决，批准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的决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作出的决议》。《声明》呼吁“给予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以全力支持”，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加强是中国进行胜利自卫的决定性条件”，需要参加统一战线的各方“真正紧密的接近”，“需要充分的相互信任”。(20)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表示共产国际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斗争”。在关于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再次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1)这些表态是对中共路线和行动的肯定，也表明任弼时完成使命取得了成功。 三、任弼时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上的发言 季米特洛夫十分关心中共七大的筹备，亲自起草电文，由任弼时向延安询问情况。1939年5月20日晚，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和林彪谈中国问题，建议中共中央将于本月底召集的全体会议，集中讨论和决定转入相持阶段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联盟的问题。(22)以中共七大即将召开，中国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合作暂时性的“蜜月”结束为背景，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书面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提请批准成立专门研究小组，以便做好相应准备。任弼时作为咨询专家，参加了该小组的工作。 6月5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弼时提议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以外，必须把研究国民党的组成、政治派别和内部斗争的任务列入研究计划，并把小组工作与为中共七大准备材料结合起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负责人莫尔德维诺夫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坚持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要求相矛盾；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不存在，不能将其硬塞入任何模式；突出中共的力量和影响，加强为扩大党在群众组织中的影响和为争夺在国统区的群众组织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都不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不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摩擦主要是中共干部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等等。 7月5日，任弼时首先做了观点明确、内容翔实的长篇发言，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国实际，亮出了中共的基本观点。 关于中国抗战的形势问题。任弼时指出：当前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对中国是否会走向投降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23)他分析了继续抵抗的有利条件，得出结论：“中国正面临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能够继续进行自卫战争的。”“目前我们在抗日斗争中的任务，是要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抗战，并让蒋介石意识到，即使英国、法国和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中国自己还是能够将这场自卫战争进行到底的。”(24) 关于加强国共合作问题。任弼时指出：国共之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相互对立的、敌对的阶级，国共两党分别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相矛盾的，况且双方打了十年的仗。因此，“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就是为巩固统一战线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他同时指出：“需要不让国共合作破裂”，“我们还是应该给自己提出杜绝摩擦，避免摩擦的任务。”(25) 任弼时肯定了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前途，指出当前需要完成三个任务：一是消除巩固国共合作事业中的一切困难和障碍。能否巩固国共合作，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蒋介石，国共合作得到加强会增强蒋介石坚持抗战的决心，因此，目前的任务就是争取继续抗战和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二是公开宣布反共的人都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敌人，反共就是准备投降，就是帮助日本人。在这方面，共产党要设法孤立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三是改进党的工作，向国民党作出适当让步。他说，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新华日报》常常将毛泽东的名字与蒋介石并列提及，蒋介石当然不会满意。 关于边区、八路军和中共党的建设问题。任弼时解释说：六中全会决议没有说现阶段不允许有一党专政，而是说当前这个历史阶段不能建立一党专政。他强调，历史时期不是说的当前，而是当前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所追求的既不是维持一党专政，也不是实行苏维埃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而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如果承认国民党一党专政，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将会被赶入地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共产党应该帮助国民党实行民主化，但不便像国民革命时期那样急着去做。 全面抗战局面形成以后，国民党以妨碍统一为由，屡次提出取消边区。任弼时指出：边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取消边区，实际上也换不来国共合作的巩固、中国政府中亲日派的消除、中国国家制度的民主化、一系列民主法律和宣言的颁布，换不来整个中国的进步和共产党行动的更大自由。他断然表示：“在目前的形势下取代边区，我们真的能够获得这一切吗？我认为，不能。”(26) 关于八路军和中共党的建设问题。任弼时介绍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八路军实际上已由三个师扩编成三个军，由于英勇善战，它同国民党部队的关系，甚至要比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好得多，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之一。他指出党的发展很重要，要大力吸收新党员，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重点发展工人、雇农和贫农以及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吸收党员与教育党员结合起来。要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已经存在国民党组织或由国民党建立的群众组织，共产党不另起炉灶。 7月8日，任弼时出席了研究小组最后一次会议。这个小组的工作后来并未产生相应的结果。任弼时的发言，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形势，阐述了中共的主张，针对共产国际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言论释疑解惑，对错误的东西予以坚决抵制。 四、促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综合因素 共产国际听了任弼时的报告，作出相应决议以后，任弼时正式接替回国的王稼祥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王稼祥带回的指示，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有研究就认为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报告作出的决议，沉重地打击了王明的错误主张，充分地肯定和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27) 应当说，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包括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所作报告在内。从对两个报告的排比式梳理、分析可知，任弼时并没有触及十二月会议的矛盾。他对十二月会议主要内容的陈述，现在的文章多指为王明的错误主张。其实，这部分内容倒与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的论述基本一致。他明白地写着：“‘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不是不要现有军队”；“统一指挥、纪律、武装、供给、作战计划等”；“使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起来，仅靠游击战不能战胜日寇”；“群众运动中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合法’与‘统一’’。(28)比较王明的报告大纲，所讲的并未超出这些内容。(29) 问题可能出在如何在实践中处置这些议题上。总的方向一致，不一定路径完全一样；总的目标相同，着重点也可能会有差别。抗战以来，在统一战线方面，初期是“左”倾。(30)毛泽东后来如此评价。王明回国，急于立威，拿洛川会议开刀，尖锐批评统一战线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两个问题上坚守立场。据张闻天说，十二月会议检讨了前段工作中“左”的缺点和错误，但也肯定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张闻天强调目前主要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发展”，不放弃党的独立性，“领导权不在争，而在做”；统一战线中的某些缺点，责任不能都由共产党来负；有人说过去没有拿住“抗日第一”，“这是过于把我们的责任强调了”；对友党应当是互相让步，“不是让步政策”。(31)他承认检讨过去有必要，但不能取消批评友党的立场，不是要拿自己的屁股给人家打。可以想见，这是说给王明听的。 真正起影响的，或者说对毛泽东有触动的，当是组织人事的调整和王明在会后另搞一套。(32)季米特洛夫说“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33)，王明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新人”。这次会议调整了中央书记处，王明增补为书记。为筹备党的七大，决定成立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则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组成。会后，王明到武汉从事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工作。后来，他承认自己在这段工作中“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任弼时也认为王明“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34) 王明不便再打共产国际的旗号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起了关键作用，与任弼时的报告并无直接关系。王明在共产国际担任多种职务，是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但共产国际也没有让他取代国内领导人的意思。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就对他说：“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35)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又特别叮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36)共产国际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从组织上提出以“毛泽东为首”，这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双重保障。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9页。《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则把任抵达莫斯科的时间定在“大约三月底”，见该书第61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609页；徐则浩：《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学术界》2004年第6期。 ④李亮：《抗战初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世纪》2006年第5期；吴精通：《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不辱使命》，《党史文苑》2004年第5期。 ⑤⑦(17)(18)(19)(20)(21)(23)(24)(25)(26)(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41、4、10、13—14、90—91、94，97、156、160、160、169、3页。 ⑥(2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5页。 ⑧(27)徐则浩：《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学术界》2004年第6期。 ⑨(11)(13)(15)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1、61—66、71—79页。 ⑩(12)(14)(1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176、176—188、188—199、199—207页。 (2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6页。 (29)参见《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0—545页。 (30)(34)(35)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410、410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主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761页。 (32)关于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矛盾的分析，可参见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郭国祥、丁俊萍：《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合作和分歧》，《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主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