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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军史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记载，是阐释美国官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及战时中美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美国陆军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中与中国抗战有关的三卷，对美国援华的过程、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美国政府各层级与中国的关系、美国驻华使团与国共双方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做了详细的记述，并从军方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和简评，虽然有些观点存有偏颇，但为全面了解美国官方眼中的中国抗战提供了丰富史料和更多视角。 关键词：美国/陆军/军史/中国抗日战争/美中关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89) 美国军方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记载和评论是了解美国官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的重要史料和依据。由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编撰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U.S.Army in World War Ⅱ)堪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及著述的一部标志性巨作。这套战史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了美国陆军的原始记录，综合了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文件、记录、备忘录、日记、战报和通信，以及美军战场指挥官的日记和个人记录，内容极为丰富。许多卷成书于二战结束后不久，书中的当事人对战时的经历仍记忆犹新，口述史料的可信度比较高。书稿正式出版前又经过了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十几名编辑的检校、核实，并由包括战时欧洲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等在内的数十名美军高级将领审读。这套书被一些外国读者认为比较尊重史实。法国的莱斯蒂安(Lestien)将军认为它们是一次真正的“对良心的审查”，英国的富勒(J.F.C.Fuller)将军认为这是一部清晰的、无偏见的作品。《纽约时报》则称该书各卷“皆军事客观描写的范例”[1]。 这套书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是堪称中缅印战史“扛鼎之作”的《中缅印战区》系列三部曲：《史迪威出使中国》(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以下简称《出使中国》)、《史迪威的指挥困境》(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以下简称《指挥困境》)及《中缅印战区的最后岁月》(Time Runs Out in CBI，以下简称《最后岁月》)。这三卷是研究美军对战时中国战场认知和观感最有价值的军史著作。三部书的作者，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的查尔斯·罗曼努斯(Charles F.Romanus)和赖利·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服役期间于1945年夏参与了美国陆军军史研究中心印缅历史处和中国战区历史处的工作。罗曼努斯到中国重庆的盟军司令部，桑德兰则前往印度新德里的盟军司令部，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为写作此书，俩人作了数月的先期研究，又查阅了美国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部长、陆军部作战部、陆军部秘密文电中心的档案。在书稿写作过程中，先后有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的22名将校级美军军官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并得到包括马歇尔和魏德迈在内的几十位美军将校级军官的帮助。与其他非常重要的中缅印战区官方战史研究成果(如英国官方战史《对日战争》、美国陆军历史中心的《对日战争》等)相比，上述三部美国陆军军史在中缅印战史著作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虽然作者强调这几部书讲的只是美国陆军的观点，旨在帮助人们了解1941-1946年美国在亚洲所做的努力以及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并非二战亚洲战场的全部历史，但鉴于二战中美军在亚洲大陆投入的主要是陆军，因此，美国陆军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军二战期间在亚洲大陆的历史。迄今为止，这三卷书尚未译成中文。本文将就这三卷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做一介绍，并作相关分析和评论。 一、美国早期对华援助及对中国战略地位的看法 《出使中国》是三部曲中历史价值最大的一部。该书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即开始写作，1952年定稿，1953年出版，1956年再版，1970年再次印刷，详述了美国援华的起源和早期活动，着重记载了史迪威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及中国方面对史迪威的看法。 (一)美国早期对华援助 1.美国对华援助的起源 根据《出使中国》的记载，自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就曾同美国商人威廉·D.泡利(William D.Pawley)和退休军官布鲁斯·雷顿(Bruce Leighton)讨论在中国使用美国空中力量的可能性。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欧洲国家自顾不暇，不能向中国提供武器和技术援助，中国政府遂向美国寻求帮助。美国虽同情中国，但出于对当时美日关系的考虑，在对华援助上相当谨慎。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所属通用贸易公司提供了两笔共计4500万美元的贷款，但规定“其用途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2]7。1940年6月，中国外长宋子文访美，请求美国提供武器和更多贷款。《出使中国》认为，此时美国决策者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也考虑到将来参战后要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地理位置，但又不想刺激咄咄逼人的日本和在欧洲势如破竹的德国，还得考虑美国自身及英国的需求以及援华物资运输上的困难，故援华事宜很难推动。日军1940年秋侵占印度支那北部并于9月23日与法国维希政府达成协议，及4日后日、德、意三国签署轴心协定，促使美国采取了行动。为了给情绪低落的中国政府打气，美国向中国提供了第三笔(2500万美元)贷款，但仍规定这笔贷款不能用于购买武器。10月，日军切断云南至印度支那的铁路，滇缅公路成为连接中国同外部的唯一通道，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提出援助请求。10月18日，蒋介石面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说：“日军的封锁削弱了中国经济，打击了国民的士气，中共正在利用这种局势。”他“对中共的担忧更甚于对日本人的担心”，“在日军夺取新加坡或切断滇缅公路之前，中国必须得到经济援助以及由大量美国志愿人员驾驶的美国飞机，否则就有可能崩溃”。蒋介石还说，有了美国飞机援助，他就可“将日本海军摧毁于基地之中”，从而使太平洋问题得以“根本性解决”。詹森遂“敦促国务院采取实质行动，来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美国国务院10月23日的答复措辞谨慎，向蒋介石重申，“新加坡和滇缅公路目前看来还是安全的，中美利益是并行不悖的，尽管美国的传统政策是避免结盟”，但“将继续研究事态发展，看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能够为中国做些什么”。在收到美国国务院的上述答复后，中国政府就开始对德国人在中日之间进行的调停置之不理了[2]9-10。 据《出使中国》记载，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是在1940年12月1日。1940年11月，蒋介石派到美国寻求援助的中国军事使团向美国总统联络委员会提出美国1941年向中国提供500架战斗机及飞行员等要求，此外还向美方提出价值3000万美元的陆军物资购置清单。第一笔物资的规模是装备30个师。12月1日，美国同意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其中2500万美元可以购买武器，这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提供军援。19日，罗斯福要求国务院、陆海军和财政部寻找实施一项援助计划的办法。出于对日本图谋的担忧，美国海军部对援华较为积极，海军部长诺克斯尽管行事谨慎，但很快成为美军高层对华提供飞机和志愿人员的倡导者。陆军部对援华则较为谨慎。但实际上，1942年6月之前原计划提供给中国的物资因优先满足美英的需要而没有到位。《出使中国》认为，援华迟滞的真正原因是日军侵占中国的速度要比美国人料想的快得多，而并非美国官方所言制造能力不足[2]10-12。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后，宋子文在31日又提出了援华要求，包括提供1000架飞机和武器，“在中国与友好国家之间建立有效的通信联络”，等等。鉴于此时国内仍受中立法案掣肘等原因，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法案援助的时间要大大迟于中国所要求的时间。4月22日，陆军部提供了一份价值761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清单，而总统批准的首批租借法案援华物资价值是4510万美元(少了40％多)，主要用于购买商用和军用车辆、筑路和通信设备、军火、燃油等[2]14-16。5月中旬时，美国可向中国提供租借法案5000万美元资金援助，从美军储备中拿出2300万美元，用于中国军队的重新武装。1941年下半年，鉴于日军已占领中国海南和印度支那，美国把援华战略定为“制止日本从陆地和海上向南进一步扩张”，增加了租借法案的对华援助[2]23。罗斯福于7月23日批准提供269架战斗机和66架轰炸机用于中国及邻国抵抗日军的活动。8月底，陆军部发出首批租借法案援华武器。 2.美国向中国派出志愿人员和军事使团 根据《出使中国》记载，在中国寻求美国提供物资和资金援助的同时，后来以组建飞虎队著名的美国军官陈纳德帮助宋子文准备了一份向罗斯福提出的方案，即由美国志愿者驾驶B-17轰炸机从中国基地起飞轰炸日本。该想法比蒋介石早先提出的炸沉日本舰队的建议更受美国关注，得到了国务卿赫尔、财政部长摩根索等高官的认可。美国志愿队虽不受租借法案的资助，但得到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支持。首批志愿者于1941年7月28日抵达缅甸东吁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按陈纳德的战术体系进行训练。11月21日，第二支美国志愿队49名地面人员启程前往中国。 1941年5、6月时，美国为了确保中国有效使用租借法案援助及担心苏联有可能战败，加快了驻华军事使团的组建。7月3日，马歇尔批准成立美国驻华军事使团(AMMISCA)。8天后，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接陆军部通知，准备率一个租借法案使团赴华，一旦美国参战，该使团将作为“与中国盟友之间协调战略规划和行动的联络处”。8月，马格鲁德被任命为驻华武官兼驻华军事使团团长。《出使中国》认为，此时派遣驻华军事使团主要是美国做出的一个外交姿态，是对日本的一个警告[2]28-29。该使团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租借法案援助能被有效使用，但其更大、最终的使命是重建中国的军力。马格鲁德对马歇尔说，为了坚定中国人的意志，鼓舞蒋介石的士气，应给予蒋支持。马歇尔深表赞同。9月13日，美国驻华军事使团首批人员飞赴重庆。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援华只是为了在美国进攻日本人之前争取时间。 (二)中国战略地位的上升 1.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支持 综合《出使中国》的记述和分析来看，美国政府一开始对中国抗战的战略价值估计并不高，只是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事件使华盛顿担心中国有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罗斯福才急忙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去向中国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但当时美军方高层较为重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马歇尔相信，如果对中国军队进行适当的领导、供给、训练和装备，他们是不次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军人的。如果中国军队积极与日军作战，日军就不敢在太平洋其他地方进行冒险，美军就不必分散到多个战区作战，而可集中在欧洲主战场对纳粹进行决定性的一击。马格鲁德于1941年10月抵达重庆后不久，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以防日军进攻云南，夺取昆明，进而切断滇缅公路，摧毁中国同外界唯一的通道。马格鲁德虽然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说中国军队装备、训练、组织都很差，不能有效抵御日军，但他还是支持蒋介石的意见，并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总统、国务院、军方对马格鲁德的报告都很重视，但美国此时不愿与日本开战。陆军部作战计划处认定，如果为了援助昆明而从新加坡抽调英军和从马尼拉调拨美军，就会削弱马尼拉的防御，且冒与日本开战的风险。马歇尔甚至怀疑日军会真地进攻昆明。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和马歇尔都认为，美国不应参与到一场防止日军切断滇缅公路的战争中，在远东仅能考虑的对日作战计划，是同英国、荷兰合作，为一场防御性战事做准备[2]31-40。11月3日，美国联合委员会重申，目前最重要的是不在太平洋卷入战事，而是关注大西洋的局势。笔者认为，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美国军方高层一度从此前的认识后退，评估有所降低，是这一时期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最有力援助的决定性原因。 综合《出使中国》的记载，1941年11月底和12月上旬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援华大体状况是：军方已形成向中国提供武器援助的思路框架并得到总统批准；陆军部计划根据中国的需求运送多批物资，明确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创建一支现代空军、建立和维持有效的与中国的联络、武装30个师的建议；向中国派遣军事使团，以帮助中国向美国提出和有效使用美援物资和后勤保障[2]48-49。笔者要指出的是，上述大规模军援还处于计划阶段而非行动，中美之间尚未举行过联合应对太平洋战事的会谈，更没有相应的规划，马格鲁德的赴华使命中不包括如果日美在太平洋的危机引发战争该如何行事的指示。此时美国关注的重点是维持美日关系及欧洲战场。 2.中国战区的建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综合《出使中国》的记载和观点不难看出，在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方面，罗斯福本人起了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荷成为盟友。但美国与英、荷商讨、制定合作计划，却未与中国这么做，美国陆军部还指令马格鲁德不要与中方进行会谈。8日，蒋介石提出制定一项指导太平洋战争的全面计划，以及为使苏联及早参加对日作战，美、苏、中、英结成联盟的建议。10日，蒋介石召集有美、英、中高官参加的会议，提出了旨在加强盟国团结的四国条约，建议由美国提出一项综合性的美、英、中、荷、苏联合作战计划，而马格鲁德因未接到上级指示在会议讨论时不便表态。随着欧洲战局的恶化，美国更加关心中国的情况。罗斯福在28日指示，为了帮助保持中国的士气，美国必须有所行动，他建议在华盛顿和重庆成立委员会，来协商指挥问题。次日，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提出建立由蒋介石任最高指挥的中国战区，范围包括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部分地区。《出使中国》认为，罗斯福请蒋介石接受中国战区最高指挥一职，是出于其对华政策的长远考虑——战后要“把中国作为大国来对待”[2]62。罗斯福还说，为使蒋介石的指挥行之有效，应尽快成立一个英、中、美联合参谋机构。《出使中国》对于美国成立中国战区动机的分析很透彻。书中指出，这既有近期对中国的担心，也有对中长期利用价值的考虑。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当时中国情况不妙，有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因此，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两点，一是确保中国作为早期对日作战行动的基地，二是确保中国不要退出战争。马歇尔考虑的则比较长远，很关注中国的空军力量。陆军部当时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是：向中国军队提供装备，以使其能够继续抵抗日军；鼓励蒋介石努力恢复受到削弱的中国人的士气；确保和维持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组织多支美军进行游击作战[2]65。蒋介石在1942年1月5日表示希望有一名美军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陆军部最先考虑的是别人，后来马歇尔在14日提名了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熟悉中国情况的史迪威。21日，中国政府同意史迪威作为蒋介石任最高司令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对英、中、美军队——尤其是在缅甸的军队——拥有指挥权。 从上述事态发展可看出，1942年1至2月，中国战场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上升。美国先是派出驻华军事使团，后又开辟了一个战区。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即使缅甸遇到更多困难，也要确保从印度到中国的空中运输线畅通。从双边关系来看，1942年2月，美国对华态度迈出历史性一步，中美之间的关系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蒋介石可以指挥英美军队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美国军人当了蒋介石为最高指挥的中国战区的参谋长。 (三)史迪威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出使中国》对史迪威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叙述十分详细。笔者认为，对比该书的记载，与迄今可看到的中国有关方面的说法有两大偏差，一是过分夸大了史迪威个人的作用，二是在看待史迪威与中共的关系时感情色彩稍过浓厚。 1.史迪威与国民党的关系 《出使中国》说，史迪威离美赴中国任职前，对新的职务并未显出有多喜欢，只是说奉命行事。从给他的任命来看，史迪威的权力从一开始就受到制约。在缅甸，英国人为他任命了一位高级军官来指挥在缅英军；在中国，根据宋子文和史汀生达成的协议，史迪威与何应钦共同作为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参谋长，根据总统命令出任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并向最高指挥官报告。此外，史迪威还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指挥官。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命令是“提高美国援华战争物资的效率，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2]74。在援华问题上，美国面临着后勤和行政指挥上的诸多困难。史迪威首先理顺了与其他在华美国人员和机构的关系。1942年3月4日史迪威在昆明与陈纳德首次见面时，后者同意接受史迪威的领导。史迪威到任后与美国驻华军事使团在指挥权上的关系问题即刻出现，陆军部指令马格鲁德的人马归史迪威管。如此，史迪威就把美军、中国、缅甸和印度合并成了一个指挥部。 从《出使中国》的记载来看，史迪威起初与国民党方面合作还算顺利。1942年3月6日，史迪威与蒋介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蒋介石关注的是缅甸的指挥权及中英关系，对史迪威很尊重：“我告诉在缅甸的指挥官们，不要听任何人的命令，只听您的。”[2]94史迪威甚是欣喜。对于史迪威提出的建立联合参谋部的建议，蒋介石保证次日即可建立。9日，蒋介石与史迪威深谈至午夜，说要电告华盛顿，让史迪威指挥在缅英军和中国军队，这是因为中国人坚决反对由英国人出任在缅盟军指挥官。英国人想让亚历山大指挥中国军队，故不喜欢史迪威出现在缅甸。经过美英间几番磋商，3月11日，史迪威的指挥地位在被附加了若干限制后得以解决。史迪威21日驻扎缅甸后，通过中国驻缅总参谋部向中国远征军发出第0001号作战命令，中国军队开始在缅甸作战。24日，陈纳德的航空队也参加了中国军队在缅甸的作战行动[2]94-106。 关于史迪威与国民党的不和，《出使中国》记述尤为详细。笔者认为，其中多有为史迪威美言、开脱的成分。当然，作为陆军军史，替陆军将领说话也不奇怪。《出使中国》着重讲述了史迪威很快发现所面临的问题。笔者综合该书观点归纳为，到1942年3月底时，史迪威认为问题已十分清晰，归结起来主要是指挥权问题，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办法。他认为对策有三：(1)接受现状；(2)辞去指挥权；(3)要求授予他在缅甸完全的行动自由，将一支中国军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为此，他于3月31日赴重庆，建议蒋介石要么解除其职务，要么给他独立指挥权[2]117。4月2日在黄山见面后，蒋介石给了史迪威指挥中国赴缅远征军的权力，并任命罗卓英为史迪威的执行官赴缅甸。6-7日，蒋介石又亲赴缅甸，训令在缅中国军队指挥官听从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大受鼓舞，请求陆军部派遣一个美陆军师到印度。 《出使中国》指出，在中缅印盟军司令部中，史迪威很替中国说话，也得到了军方上层的信任。如盟军在缅甸的溃败导致中缅运输线受到严重威胁时，英美之间产生分歧。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关心的是英国殖民地印度，而史迪威则主张重点支援中国，主要是打破日军的对华封锁。史迪威得到了美国高层的信任和支持。罗斯福批准了马歇尔转呈的史迪威提出的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史汀生和马歇尔6月16日给史迪威的电报中，重申了他们对史迪威的信任，告诉史迪威他俩正努力做蒋介石的工作，以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些。如若不成，会把他派往另一个可施展其才华的战场[2]152。 按照《出使中国》的说法，史迪威为履行使命尽职尽责，主要是国民党方面反应冷淡。书中提出，随着事态的进展，史迪威与国民党方面因改革中国军队而出现分歧，且矛盾日益加深。1942年6月3日，身患黄疸症的史迪威从新德里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提出了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部分原因是缺乏装备，主要原因还是规模太大、物资太少等，应减少师的数量，重组军队。具体措施包括：(1)将师合并为满员建制，武器配备齐整，集中使用有战斗力的部队；(2)坚决清洗不称职的高级军官；(3)使史迪威对军队拥有完全控制权，全权指挥作战人员。国民党方面对史迪威的建议反应很冷淡[2]154。蒋介石的看法与史迪威很是不同，他认为最新、最好的物资可以赢得战争。自此，俩人之间开始出现重大分歧。笔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根据《出使中国》的说法，史迪威要求的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指挥整个中国军队的权力，而是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 笔者发现，循着《出使中国》的说法，史迪威与国民党关系闹僵也大有替美国政府受过的因素。该书虽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确，即中美政府各层级之间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使蒋介石把诸多不满撒在了史迪威身上。书中列了几件事。如，这一时期，美国租借法案分配给中国的份额减少了，缅甸失守又加重了运输困难，史迪威奉命行事，减少了租借法案给中国的武器、飞机和筑路机械的援助，蒋介石很生气；1942年时，蒋介石因担心日军报复，不愿意美国的B-25轰炸机轰炸东京后降落在中国，但未能遂愿，马歇尔对没有事先与蒋介石协商道了歉；1942年春夏，美国因生产能力不足没有向中国航线运送更多的飞机，令中国感到失望，史迪威作了努力，但运送飞机的时间被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推迟到1943年3月；由于客观困难和管理部门的干扰，1942年夏美国向中国空运的物资少得可怜(5月运送了80吨，6月是106吨，7月为73吨)，中国人对此很是不满，史迪威6月20日向陆军部报告说，飞机运至中国的物资尚不及中国期望的1/10，他本人也不满意。有一件事更是火上浇油。6月中下旬，因埃及战事吃紧，美国把原计划运往中国的一批重型轰炸机从印度转运到了埃及，蒋介石对此很恼火，于26日约见并训斥了史迪威。史迪威表示他已竭尽全力替中国说话。史迪威被蒋介石约见后建议美国高层认真考虑中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而27日罗斯福的答复“平和、礼貌，但未做任何承诺”。中国方面很不满意。蒋介石夫妇于29日约见史迪威，提出了维持中国战场的三点最基本要求(即“三项要求”)：(1)8-9月份派3个美军师到印度，与中国军队一同恢复中缅交通线；(2)自8月始，中国战场前线作战的飞机维持在500架；(3)自8月始，空运到中国的物资数量为每月5000吨。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确：这就是最后通牒。宋美龄说是否向中国运送A-29飞机是检验盟国是否需要中国战场的试金石。史迪威认为陆军部应当满足中国的这三项要求。在《出使中国》看来，国民党对史迪威过于苛刻，在用三项要求测试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后，又来测试史迪威的权威，要他把根据租借法案分派给中华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转给蒋介石使用。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不能命令他以蒋的参谋长的身份来获得租借法案援助物资，因为他有多重身份，而不单单是蒋介石的参谋长。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解释很不满意，遂把近期在几件事情上的不满都撒到了史迪威身上。《出使中国》替史迪威做了辩解，认为他只能说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自此以后，蒋介石就希望史迪威被召回了。史迪威认为，如他被召回，蒋介石可能会冒两大风险：失去美国的援助，失去美国人民的同情。他态度依旧：中国提出的三项要求是蒋介石给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这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是中美政府层面讨论的问题，应归总统和蒋介石来处理。到1943年10月下旬，史迪威认为他在中国的军事使命已近结束，主要精力应放到履行其作为美军战区指挥官的职责上了[2]171-190。 2.史迪威与共产党的关系 对于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出使中国》着笔很少，且所用的证据几乎全是否定性的。该书根据史迪威私人和公开文件认为，史迪威对中共没有多大兴趣，他本人与他们的关系是非正式、非主要的。他在中国的兴趣主要在奉陆军部之命提高中国军队的效率上。《出使中国》连同下一卷《指挥困境》讲述了史迪威与中共的关系及其对中共的看法，认为有一个事实比较重要，即在1943年5月的华盛顿会议上，史迪威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应当恢复国共统一战线，主要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但这个话题从史迪威后来的文件和其他文字记述中消失了[2]xiii。此前在1942年4月，史迪威曾对其参谋官说希望能把共产党军队派到缅甸，坚信他们会接受他的命令，但罗伯茨等参谋人员并不赞同。1944年史迪威曾告诉马歇尔，1942年时共产党军队是一直愿意在其指挥下作战的，他曾打算在一些地方使用他们，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2]121。 二、指挥权问题及美国对中国战略地位态度的变化 三部曲中第二部和第三部与中国有关的主要内容是指挥权问题、美国人眼中中国在二战中战略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在中国的调停活动。《指挥困境》揭示了史迪威、其参谋人员及美军因所处的美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合常规、极其复杂的态势而面临的种种问题。《最后岁月》讲的是魏德迈作为1944-1946年中国战场美军指挥官，为创建一个有效的中美合作、建设一支更好的中国军队的体制所做的努力。笔者要指出的是，该两卷对于史迪威与魏德迈的性格、做法、如何处理与国共的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和评论，有颇多新鲜之处。 (一)史迪威被召回及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 1.史迪威角色的变化 《指挥困境》提出，史迪威的角色在1943年10月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只提建议、无指挥权的参谋军官转变为一个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作为中缅印战场美军指挥官、东南亚战区副最高指挥、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北部战区指挥官，史迪威负有多种职责。多种角色、时常矛盾的使命和要求，意味着他时常面对一系列指挥问题。《指挥困境》中一个并未言明的观点是，史迪威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与美国对中国战略地位的看法有着相互影响。书中指出，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很重视在东南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来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并使日军转移在西南太平洋的兵力，罗斯福认为此举对亚洲意义重大。11月的开罗会议和12月的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的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取消了原计划发动的缅甸战役。《指挥困境》认为影响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评估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的举止，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拒绝为打破日军对华封锁做出重大努力。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罗斯福对于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和政治家的评价，他给蒋介石的电文语气越来越强硬，以至于威胁要中止对华租借法案援助。同时，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罗斯福更多地支持史迪威的意见。12月底，史迪威在缅甸北部履职。罗斯福敦促中国在战争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军作战计划处提出中缅印战场的使命应是为盟军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笔者认为，《指挥困境》关于罗斯福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的描述基本客观，但把变化的原因过多归咎于蒋介石，显然是在为美国方面开脱责任。真实的原因是，苏联答应参战后，美国认为取得对日作战胜利已无问题，不再那么需要中国了。 《指挥困境》认为，蒋介石在指挥权问题上勉强同意做出让步主要是因为史迪威在缅甸取得的战功。书中指出，1944年春，对中国的后勤支援依然严重不足。罗斯福与蒋介石决定把美国对华援助的重点放在空中力量上。日军攻占衡阳后，中国人的不满开始集中在美援的分配和使用上。史迪威继续遵循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罗斯福派赫尔利赴华，就指挥权的移交进行谈判。缅北战役在史迪威的指挥下取得重大进展，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拿下了缅北腹地，把中国和美国的国旗插在了距中国边界40英里的地方。1944年8月3日，盟军占领密支那，这是中缅印战场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史迪威缅甸赫赫战功的背景下，蒋介石在8月下旬表示，“原则上”同意给予史迪威在中国的指挥权，而难处理的是复杂的指挥权的界定问题[3]。史迪威越来越怀疑他自己就是蒋介石“彻头彻尾的一个傀儡”。笔者认为，《指挥困境》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只字未提美方对中国方面的不够尊重。 2.史迪威被召回及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 关于史迪威被召回的主要原因，《最后岁月》的说法大体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不可调和；罗斯福出于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为了最终打败日本，美国还需要中国和蒋介石。史迪威赴华履职后不久就发现很难说服国民政府采取他提出的诸如减少军队数量、加强军队战斗力并为其配备高素质职业军官等必要措施。陈纳德也反对史迪威的计划。在得到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支持后，陈纳德获得了使用美国空军援华物资的优先权，这就大大妨碍了史迪威重新武装和改革60个中国师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从华东的基地给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持，认为如果史迪威能指挥包括国共在内所有的中国军队，就能阻止日军夺取美军在中国的基地。罗斯福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在1944年7-9月通过其特别代表赫尔利，多次劝说蒋介石让史迪威做中国战区的战场指挥官。蒋介石最初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后来又变了卦，指责史迪威的表现不称职，要求美国政府将其召回。罗斯福认识到这涉及到了中国的主权问题，遂召回了史迪威。 《最后岁月》认为，尽管此时由于太平洋战场美军在莱特湾海战中打败日本海军，麦克阿瑟重占菲律宾，太平洋的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大大减少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斯大林在1944年10月15日答应苏联将在打败德国后3个月内投入60个师对日作战，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识到，60个师的苏军足以扫清长城以东的日军，因而中国的基地于对日作战已非必不可少，但是，假如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单独媾和，或蒋介石本人被亲日力量政变赶下台，麻烦就依然存在。 3.魏德迈接替史迪威 《最后岁月》详细记述了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后出使中国的这段历史，认为他与国民党方面相处甚好。魏德迈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场美军指挥官及蒋介石的参谋长后，于1944年10月31日飞赴重庆。此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24日给魏德迈的指令是：(1)在中国军队的首要使命是在对日军事行动中给最高统帅蒋介石提供建议并给予协助；(2)在美国作战部队中的首要使命是指挥美军执行从中国起飞的空中行动，此外还继续为中国空中和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训练和后勤支援提供帮助；(3)不得在中国国内冲突中使用美国的资源进行镇压行动，除非是为了保卫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必需。给魏德迈的指令与给史迪威的最大不同，是没有了要改革中国军队的内容，《最后岁月》认为这是因为陆军部开始对中国军队是否还来得及为最终打败日本提供帮助持怀疑态度了。魏德迈发现他最初可以给蒋介石提供咨询的都是些诸如夏令时、交通规则、给合作者的待遇、对上海的外国资产的政策等中国的内部事务。这一时期，罗斯福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史迪威被召回后明显变冷，从1944年11月直到去世，罗斯福很少给蒋介石写信(相比之下，1944年1-10月，他给蒋介石写了23封信，1943年写了22封)[4]15-16。但魏德迈很快与蒋介石建立了宽容、愉快的私人关系，与蒋介石的另一个参谋长何应钦的关系也很融洽、和睦。在魏德迈出使中国期间，美国第14航空队成为美国援华最重要的一支力量。1944年11月，该航空队的实力维持在398架战斗机、97架中型轰炸机和47架重型轰炸机的水平。在11月一个月里，第14航空队把13578吨物资运过了驼峰，其中9357吨是燃气和石油[4]25。 (二)中美对日军战略判断上的分歧 《最后岁月》对于中美军方对日军战略意图的不同看法做了详细描述和分析。书中提到，中国战区认为，日军可能在中国东部组织一条近海水上撤退通道及另一条陆上撤退路线。此外，为了对付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向日本本土的进攻，日军可依靠在中国内地的机场，出动轰炸机袭扰、攻击美军，还可运送数个师团对付华东沿海一带美军的进攻。因此，日本正是出于上述确保沿海交通线畅通的考虑，才把更多的师团调往华东。但美国军方对在华日军的战略意图有着自己的看法，认为在魏德迈1944年10月31日接任时，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军是作为预备部队的，可随时抽调去增援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日军，日军大本营没有任何拿下昆明、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的想法，也没有建立中国大陆桥头堡的企图，中国领土对日本没有吸引力。日本大本营给冈村宁次的命令表明，侵华日军在作战行动中起的是机动作用，如果可能，通过占领华东机场、防止从中国基地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等行动来阻滞盟军的行动，如有必要，还可对盟军发动反击。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冈村宁次指挥下的10-20个师团必须调往东北。亚洲大陆的日军承担的任务要比美国人想的更有限[4]51。魏德迈对中国战事有自己的判断。他到中国之初最关心两件事，一是尽可能保卫桂林机场，二是绝对守住昆明。他感到必须要稳定桂林—柳州一带的局势，但不认为日本人正企图通过向蒋介石政权施压来结束对华战争，更相信日本在寻求准备一场“大陆交通线防御战”来弥补其在太平洋岛屿战中遭到的损失。笔者认为，《最后岁月》的上述分析揭示了美国驻华官员与华盛顿的官员之间在战略上的重大分歧，值得关注。 《最后岁月》的记载显示，魏德迈对国民党军队评价不高。他在11月10日给马歇尔和陆军部提交的第一份对中国人关于战争的看法的分析报告中说，中国人“冷漠，缺乏才智”；中国人的方法效果不佳，如华东的战事没有任何一名指挥官来负总责，而在重庆的参谋们则试图操控一切；重庆方面的命令漫无计划，中国人的混乱“令人难以理解”；参战的中国军队的每一项任务都是零碎的，相邻部队的高级军官们之间既无合作又无协调。魏德迈与史迪威一样，也认为中国军队即使最好的师级指挥官也是平庸的，军队训练水平很低，没有有效的兵员补充制度。装备和食物常常匮乏[4]52-53。 三、美国与中国内部事务 (一)关于使用共产党军队的三个方案 《最后岁月》有一个很吸引中国读者之处，即它对在重庆的美国人和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关系的细节描述极其详细。书中提到，在史迪威被召回前数月，罗斯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曾要求给予在最高元帅蒋介石领导下的史迪威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国共两党军队的指挥权。陆军部曾认真考虑过租借法案对华援助把共产党军队也包括在内。史迪威被召回国后美国政府并没有改变上述观点。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Robert B.McClure)1944年11月28日上任后很快积极参与了制定武装和使用中共军队的计划。在1944年10月解决了因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引发的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危机后，罗斯福总统私人特使赫尔利又将注意力转到中国的内部争执上，得到了罗斯福对他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支持。魏德迈、麦克卢尔及其他战区司令部的美国官员们都认为，共产党军队对阻止日军会大有帮助。魏德迈的司令部先后提出过3个使用中共军队的方案。最早提出、也是最简单的，是魏德迈于11月27日向蒋介石提出的为共产党军队提供军火的方案。蒋介石说时机还不成熟，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此后，为了配合访华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麦克卢尔和魏德迈开始拟定更加全面的计划。第一个接近形成的方案出自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包瑞德，为麦克卢尔所接受并得到了魏德迈的批准，在1944年12月2日提交给蒋介石。该计划建议在延安组建3个共产党军队的步兵团，总数约5000人，由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武器装备，将进入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或陕西省潼关，到达指定地点后由一名美军军官指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方案，提出的理由是，共产党军队将要去的地方的民众会对他们持相当敌对的态度[4]72-74。另一个方案是麦克卢尔自己准备的，提出如国共双方都同意，将派遣由4000-5000名受过良好训练的美国技术人员组成的多支空降队到共产党占领区，主要任务是在共产党武装配合下破坏日军的通信设施。在魏德迈同意此构想后，麦克卢尔开始着手完善计划草案。他请包瑞德询问延安方面对计划草案的意见，还把方案交给了赫尔利，并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陈诚和外交部长宋子文过目[4]75。 (二)魏德迈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及前景的看法 在《最后岁月》的描述中，魏德迈是一位颇有主见的美军将领。他在赫尔利调停的前景、苏军出兵东北的重要性等方面，与中美高官意见不尽一致。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逐渐形成了更多对中国存在的问题的看法。他在1944年12月16日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1)昆明第一重要，必须保住昆明地区作为供应线的终端；(2)重庆第二重要，因为失去它无疑将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产生灾难性影响；(3)中国人没有任何组织、后勤和现代战争的概念；(4)蒋介石力求在重庆领导这场战争；(5)蒋介石不愿分权给下属。他还谈到了中美关于昆明和重庆哪个更重要的分歧。对于赫尔利调停的前景，1944年12月时，蒋介石、宋子文、赫尔利等都相当乐观，魏德迈却感到悲观。他也不同意国军在日军面前屡遭挫折是因为缺乏武器的说法，认为国民政府不重视军队是日军在中国长驱直入的原因[4]165-167。 笔者从《最后岁月》的记载中发现，关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前景及其重要性，魏德迈不像美国政府那么看重。1945年1月底，他建议中国战区作战行动的重心转向东部。2月5日他在为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所做的中国局势汇报中认为，俄国人将在德国战败4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投入的兵力可能会由原计划的30个师增至60个师，但他本人不建议为了让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去做任何事情，相信自己正在为中国军队谋划的作战行动可“摧毁亚洲大陆的日军”，并使其不再可能从亚洲大陆大规模抽调兵力回到日本去迎击美军的入侵[4]331-332。然而，魏德迈的意见没有对美国高层产生影响。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愿意付出高昂代价，其中包括围绕中国权益进行的秘密交易。赫尔利担心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牺牲将损害其在华使命，他对继任总统杜鲁门说，中国人反对苏联在大连的特权，反对旅顺港租借给苏联做海军基地，反对苏联在东北铁路上的特权。有鉴于此，他认为最好由斯大林来尽快正式告诉蒋介石雅尔塔协议的内容[4]340。魏德迈建议继续支持蒋介石。他在3月27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给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较小规模的帮助，就可把国内的叛乱镇压下去”，可以防止日军在中国发动更大进攻。对于中共的军事能力，魏德迈在1945年4-5月、赫尔利在1945年上半年，都多次给出了较低的评价，而这种评估正是形成其支持国民党政策的背景原因的一部分[4]338。 (三)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及对中国前景的担忧 根据《最后岁月》的记载，美国政府和魏德迈在国共之争中明确支持蒋介石，但魏德迈更担心中国在二战结束时出现混乱，在有些问题上也没有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意见。书中提到，随着二战接近尾声，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党的支持力度，但魏德迈在华行动较为慎重。1945年7月3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称不想卷入中国大陆的战役(空中力量除外)，但很有必要占领亚洲的一些港口，“以便更好地为中国军队收复国土提供帮助”。这些港口按重要性排名依次为：上海、釜山、烟台和秦皇岛。魏德迈对于中国突然实现和平会产生何种影响不抱幻想，因为中国依然存在诸多严重问题，而且在华美军和国军之间以及中国内部还有各种不和，有两名美军士兵就死于国军第30师之手。8月1日，魏德迈在就中国局势为马歇尔写的一份报告中坦称，假如和平来临，中国“十有八九会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对于美军登陆中国，魏德迈与蒋介石的意见并非高度一致。在7月31日魏德迈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会谈中，蒋介石明确表示，从太平洋登陆中国的美军绝对不能由史迪威来指挥，他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与中国人“精诚团结”的美军指挥官。蒋介石同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釜山位居上海之后作为盟军要占领的港口的意见，认为这样会有助于中国在俄国进入朝鲜之前控制朝鲜，而且也会防止朝鲜出现一个共产党政府。魏德迈提醒蒋介石，美国即将停止实施租借法案，他并没有把一个朝鲜港口列入要由中国军队占领的名单之中，也不会回应蒋介石提出的由中国军队占领朝鲜的建议。他答应会尽其最大努力用飞机运送中央军，美军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他和蒋介石都同意把要占领港口的优先次序调整为：上海、釜山、大沽、广州和青岛。魏德迈对蒋介石上述评价史迪威的话深感震惊，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见中国军队和人民不喜欢史迪威。笔者认为，大概受此影响，魏德迈才提出任何登陆中国的美军都要接受他本人的指挥，美军夺取港口要为国军的重新部署提供帮助，这些美军要避免与任何反对中央政府的军队进行合作[4]389-392。华盛顿时间8月10日，魏德迈接到了战后给他的第一条指令，该指令完整保留了让他给最高统帅提供咨询和协助的使命，但又增加了一条警告：适用该指令规定的所有行动“都不能危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美国不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支持中国中央政府”[4]393-394。魏德迈认为上述指令对他没有多少指导意义，建议上司不要光注意日本，要多关注中国。他担心美国如不在中国采取强有力行动，将会失去胜利的果实。蒋介石则通过魏德迈告诉美国，他急于得到美援来解除在华日军武装并遣散他们。他预想设立3个占领区，分别以南京、北平和广州为中心，由美国人出任这几个占领区中国指挥官的参谋长，还要求派5个师的美军进驻大沽、上海和广州。蒋介石还提醒说，1943年12月在开罗时，罗斯福总统曾许诺要装备90个中国师。魏德迈直言不讳地警告蒋介石，美国政府是不愿看到“日本投降后中国可能出现爆炸性和不详局面的”，内地有两大危险：中共开始内战，日军有可能拒绝投降。他敦促美国政府往上海、大沽、广州派驻美军，把占领中国的港口放在优先地位，命令日军只向国民党投降，不要向共产党投降。从陆军部对魏德迈提出的警告的最初反应来看，美国尚未对其战后在中国扮演何种角色打定主意。魏德迈最初接到的指令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被告知要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而后的指令又命令他，如果国民党参加内战，就不要支持他们。在魏德迈提出警告后，中国战区很快采取了一项措施，预示着美国人要对在华行动实行认真限制了。1945年8月22日，美国人“暂停”了在其监督之下进行的所有训练[4]395-396。 四、余论 笔者认为，总的来看，上述二战美国陆军军史涉及中国抗战的三部曲，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为史书，它们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美国史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三卷书都对相关美国档案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解读和使用，包括当时所能看到的从总统到政府各部首长、前线将领、外交官等各个方面的原始档案、历史文献、回忆录及口述史料，并由当事人进行了审阅和修改，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研究资料。二是非常重视历史细节的描写。这三部曲在写法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用细节讲故事，即通过对大量史实细节的编排、描述，来叙述完整的历史故事，从而直接得出结论，或留待读者自己去总结，少有把结论强加于人的感觉。三是突出了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包括美国方面人物性格、个人的作用、上下级和同行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各层级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影响，从中可以理出一些事件的发展脉络，如美国方面军政不调对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及史迪威、魏德迈使华结局的影响。 从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三部史书也有三点明显的不足。一是史料方面的局限性。书中所用美国史料相当全面、丰富，但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中国、英国(含英属印度等)及其他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所用甚少，这无疑影响了对有关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二是有美化美国方面并替重要人物开脱、叫屈之嫌。如三部书重墨描写美国政府对华援助、史迪威等人及美军的“功劳”，而对中国军民艰难、顽强、勇敢的抗日作战及其作用却叙述很少；在阐述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时，夸大美国各层级官员面临的困难，而很少着眼中国方面的紧急需求；对于史迪威、魏德迈使华的过程及结局的记载和分析，多强调美国官员的难处和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责任”，忽略、淡化了美国对中国方面的不尊重、不重视和对矛盾的回避和推诿。三是对历史总结不够。三部书完全从美国的立场来撰写中缅印战场的历史。对于美国方面的态度、政策和行为对中美关系、中英关系、美英关系、亚洲大陆战局乃至二战亚洲战场的影响，总结、分析得很不够。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但这三部军史著作，对于开阔我们的眼界，丰富人们对于当时的中美关系、中美军事关系、美国与中共关系和美国对华军援等方面的具体了解，迄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对于许多历史细节的整理和叙述，是对这段历史的重要补充。举例来说，它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完全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大局和美国的需要来决定对中国的态度，来决定处置中美关系的轻重缓急。至于在中国的执行层面，美国人不论是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还是赫尔利，都不能不面对蒋介石这个难对付的盟友。凡是跟蒋介石意图接近的，事情就好办，否则就难办。因此，陈纳德事情好办。史迪威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甚至还幻想直接指挥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军队，最后成为蒋美较劲的牺牲品。后来的魏德迈学乖了，对蒋有所迁就，对蒋的不满直到几年之后作为钦差大臣重返中国时才爆发。当然，归根结底，这是美国军方的一家之言。对于这段历史，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和说法，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继续深入探讨，庶几接近于原貌。 原文参考文献： [1]M.C.Helfers.The United States Army’s History of World War Ⅱ[J].Military Affairs,1955(1):32-36. [2]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U.S.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M].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 [3]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U.S.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M].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6:3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