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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1年至1927年是中共从研究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跨越的重要时期，而连接中共与群众的“党团”机制是其中关键。中共和青年团既可派人秘密渗透到各群众团体，不引人注意，潜移默化地扩大党的影响，以有形化无形；“党团”通过组织、宣传、外联等途径渗透、整合、掌控群众团体，掀起群众运动的洪波，化无形为有形。同时，“党团”活动受主客观的因素的影响，出现行动个人化，组织上层化，宣传激进化，随时局好坏而起伏不定等问题。“党团”机制在不断矫正纠偏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完善，成为中共政党体系之中有力且独特的组织机制。 关键词：中共/党团/群众运动 中共早期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组织宣传和动员群众为中心的革命党。在1921年至1927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约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与影响力辐射到全国相当广泛的阶层民众①。这种崛起的速度与运动群众的能力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首屈一指的(除苏俄之外)，一度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肯定。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初步奠定了其组织宣传与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然而，早期的中共究竟通过何种机制渗透乃至控制各种群众组织，并对其加以改造?当时尚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如何影响人数百倍于己的社会群体，将自己的主义与策略转化为有形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而合作的形式很独特：一方面，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共又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因而又具有“党外合作”的性质。从党员的角度而言，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不仅具有双重党籍，而且必须同时接受两党的指令。当两党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这些跨党党员如何自处?中共又是通过何种组织机制来指挥和控制这些跨党党员按党的指示行事，实现本党的政治目标的?本文所要考察的“党团”②，是中共早期逐步摸索出来的一套系统完整、运作绵密的组织机制。正是这一“党团”机制在中共早期发动群众运动以及处理与其他党派团体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宏观角度梳理中共早期“党团”机制的演变，并以五卅运动前后各地“党团”活动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中共“党团”机制与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互动关系③。 一、早期“党团”的发展脉络 “党团”本是指中共在一切党外组织与群众组织中进行组织活动的秘密机关，围绕它而衍生出一整套渗透、整合、领导群众组织乃至群众运动的组织机制和行动规则，是为“党团”机制。该机制可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议会党团。议会党团由同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中政治倾向相同的议员所组成，是政党在议会中进行活动的载体。列宁将这一制度移植到苏俄布尔什维克，并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苏维埃及一切社会团体，借此扩大党的影响，确保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成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一种独特机制。 早在建党之初，中共对“党团”的探索已有迹可循。中共一大首个纲领的英文稿规定，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进行党外活动④。这一规定可视为中共设立“党团”的先声。1922年，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仿照俄国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的作法，规定中共的议员须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和指挥，一切不得自主⑤。同时，中共还在工会运动的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在一切劳动团体如工会、行会、俱乐部、工人学校之中，组织强有力的小团体⑥。所谓“小团体”正是“党团”组织。很快，在1922年至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就有了中共“党团”的身影。据罗章龙回忆，京汉铁路总工会内即建立了中共“党团”，并成立了“党团”办事处，罗章龙为书记，王仲一、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等人为“党团”成员。另外，中共在陇海铁路、正太铁路工会中亦设有“党团”。“党团”负责领导全局，常在工人运动发生前，讨论应对政策，确定运动手段和步骤。⑦ 基层党员起初多对“党团”制度感到陌生，不识“党团”为何物，混淆“党团”与支部的差别。在中共的组织设计中，“党团”与支部有明确分工。一般而言，支部重发展，“党团”偏行动；支部负责吸收党员，“党团”则不负此责任；支部还担负教育党员、督率党员的工作，“党团”则决定非党的团体组织中一切斗争的方针政策与策略，指导非党团体中的党员一致行动，贯彻党的政策。1925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对“党团”的组织和任务加以明确⑧。1926年1月，中共又在对工人运动的指示中进一步规范“党团”和支部：支部和“党团”均须对内统一思想，对外宣传党的政策；支部为固定机关中的基础组织，“党团”为临时会议或联合机关中的机动组织；单一的工会或学校设支部，不设“党团”，有特别会议发生时，由支部书记临时组织“党团”。但有时在工会或学生会中，亦有“党团”。支部和“党团”有时亦可重合。工厂之支部，同为工会之“党团”，既受该工会最高“党团”命令，也须听从党委的指导⑨。“党团”中的每个分子，既要坚决执行党对“党团”的决议，也须执行“党团”自己的决议⑩。如在工会中，当负责人为非同志时，“应由相近的同志包围他”，使他“无形中”执行“党团”决定之政策(11)。在投票表决时，“党团”成员要表达一致意见；在群众运动中，“党团”成员要展示一致力量。 在中共组织系统中，“党团”不是独立单位，也不能自成系统(12)，如全国或地方的总工会最高“党团”，只能宏观指导下级“党团”。为贯彻某种政策及避免各地冲突起见，“党团”须呈报中央及区党部或直接通知各地党部，对该项政策加以说明(13)。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的中共“党团”，则由中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国民党地方党部中的中共“党团”，由中共区委或地委指挥，向区委或地委负责。上级“党团”不能任意指挥下级“党团”，须征求区委或地委的同意。而“党团”如需调用支部力量，也须经支部上级地委许可。(14)下级“党团”受同级区委、地委和上级“党团”的双重领导。 “党团”虽早有实践，却很晚才出现在中共党章之中，甚至晚于国民党。中共党章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党章均取法苏俄，然所借鉴之蓝本有所差异。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系借鉴1919年12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5)。而1927年修订的中共党章，则更近似1922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修订的党章(16)。而两者关于“党团”的规定几乎一致，均摆脱了早期议会党团的痕迹，仅在“党团”书记的选任方式上有所不同(17)。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团”的性质、作用以及“党团”的组织方法、隶属关系、活动规范和纪律惩处等(18)。 与共产党相似，青年团(19)亦有类似“党团”的机关，名为“团组”。该机关的产生和发展，亦经历一探索过程。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并没有规定团员应如何在党外团体中活动，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已指示青年团与其他团体有三种关系模式：一是团员加入其中，“造成中坚势力”；二是团员在运动中与之联络进行，以达目的；三是“无顾惜的披露其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迷蒙，并以实力推翻之(20)。可见，渗透、联络与破坏是青年团对其他党派团体的三种基本活动方式，虽无“党团”之形，实已得其神。 1924年3月22日，青年团中央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学生运动决议案》指出应当在各地学生会中“设立团的小组”。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修订的章程中，首次出现关于组织“团组”的明确规定(21)。大会通过的《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还对“团组”在学生组织中的定位和活动作了详细规定，如青年团“团组”应设立在学生会之中，使学生会成为学生运动的“总机关”与“领袖”；在学生会会议未讨论各种问题之前，“团组”应先讨论；在学生运动发动前，“团组”应有一预估，“非有胜利希望时，不必发起学潮”；而对于已经发生的学潮，“团组”应引导学生会参加(22)。1928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对“团组”的性质与活动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团组”是青年团在其他组织中实行团的政策，加强团的影响，并监督团员工作的组织(23)。 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大体上处于并驾齐驱的状态，甚至出现“团先党后”的现象。初期青年团人数多于中共，且团员多为知识青年，文化程度大多高于党员，因而承担更多实际工作(24)。共青团俨然有“第二党”倾向，自认与中共比肩而立，党为兄，团为弟(25)。尤其在学生运动中，共青团员数量较多，“团组”颇为活跃。在这个时期，青年团不仅“包办”学生运动，甚至代替党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C.P.没有一点分别”(26)。如在湖北各地，一切国民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工作都归青年团领导(27)。 五卅运动后，各地党与青年团组织均有相当发展，但部分地区党的支部几乎没有党员，甚至出现上层党领导团、下层团取代党的现象。党和团的势力难以截然分开。省港罢工中党员与团员混合组成“党团”。中共广东区委屡次想将二者分开，却发现罢工“党团”依照罢工团体而设，并无工人组织与青年工人组织之分，如分开则指挥不便(28)。同理，上海总工会和学生联合会内的“团组”也被取消，并入“党团”(29)。可以说，早期的中共和青年团合组“党团”已相当普遍(30)。 二、“党团”运作下的国共关系 中共“党团”机制的活动对象和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群众组织，也包括其他政党。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仿照列宁主义政党体制进行了改组，但改组并不彻底，改组后仍以三民主义为“体”，仅以俄共组织为“用”，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党的组织涣散如故。亦因为此，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团员在国民党内拥有相当宽松的活动空间。如众所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非常独特：一方面，中共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具有双重党籍，形成一种“跨党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在国民党之外仍然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际合作”关系。从国民党的立场看，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是“联合共产党”。单独称“容共”，或单独称“联共”均难以完整表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这种两重性。(31)在中共眼中，国民党组织松散，成员复杂，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列宁主义革命政党。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伊始，中共即试图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通过“党团”影响乃至控制国民党。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中共首次在国民党内明确建立“党团”。在现有材料中，中共最早的“党团”会议记录，见于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札记。1924年1月18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出席国民党大会的20名中共代表与鲍罗廷召开“党团”会议，共同讨论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共“党团”如何运作的问题。毛泽东主张，中共代表在国民党一大上应分成若干小组秘密进行，不宜集中公开活动，以免引起其他团体反对。鲍罗廷则认为中共代表无妨公开活动。最后决定与会的20名中共代表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及各代表团代表的联席会议，以利相互联络与共同行动。(32)自此之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主要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秘密活动，形成“党内有党”的局面。事实证明，毛泽东等中共党员显然比苏俄顾问鲍罗廷更熟稔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组织逻辑。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更利于工作开展。 由于中共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松散，中共党、团员在理想信仰方面也比国民党员表现坚定，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团员很快呈现反客为主的态势。中共党员谭平山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自然有利于中共党、团员在国民党内施展手脚。据他的说法，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33)。1926年2月，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34)同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国民党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党团”来领导国民党(35)。同年11月，陈独秀更自豪地声称，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的“包办”之下(36)。在“包办”国民党的过程中，中共“党团”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党团”实际成为国民党“机关”中的“机关”。 相对于国民党中央，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地方党部中的运作更为成功。团武昌地委报告，团员在国民党省委和各区委中“均负主持之责”(37)。中共天津地委在国民党中也安插“党团”，确保共产党的主张在国民党地方党部的贯彻(38)。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39)。中共“党团”过于强势，以至于成员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程序，直接执行中共的行动策略，一度引起国民党党员的反感。 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和青年团通过“党团”控制国民党，再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各项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学生联合会居于领导地位，在学生中颇有威望。在学联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党团”，而该“党团”的实际指挥者又是中共和青年团合组的“党团”(40)。1926年底，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整顿后，共产党将“一切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转移至它(国民党市党部——引者注)身上”，再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领导运动(41)。青年团武昌地委组织的农民运动，也都是透过国民党的组织来进行(42)。中共“党团”亦介入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如中共广东区委在出征江西的北伐军中，便组织了一个负责军事的“党团”，规定军事“党团”只管军事，不能干涉地方党务(43)。在中共眼中，国民党只是一个躯壳，是国民运动的组织载体，与农民团体、青年团体、妇女团体的作用相近(44)。 中共借助国民党的躯壳，有其自身考虑。国民党有历史、有地盘、有影响，此为早期中共所不及。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眼中，国民党的形象比谣传“共产共妻”的共产党温和。因而，共产党假借国民党的名义，易于在民众中开展活动。同时，借重国民党之声望，中共易于吸纳有志青年。国民党在河北张家口颇有声望，“学生脑海中亦有国民党三字之印象”。青年团因利乘便，先介绍学生加入国民党，再将国民党内优秀分子介绍进青年团。(45)此外，中共和青年团经费紧张，而利用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可以向国民党中央申请经费，扩大运动(46)。 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一直令不少国民党人深怀戒惧，痛感“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47)。很多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不应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党团”活动。而中共方面则反驳说：“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48) 国民党以中共“党团”为洪水猛兽，中共则辩称“党团”为挽救国民党之良方。1924年6月18日，张继等国民党元老以中共“党团”活动为罪证，提出弹劾案，认为共产党不忠于国民党。6月25日，谢持、张继前往东山鲍罗庭寓所，质问鲍罗庭：“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作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鲍罗庭回答：“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鲍罗庭进而补充，凡党必有派，中共“党团”无异于国民党的一派。国共关系本是“互相利用”，国民党从中共“党团”中也能获益。(49)双方交锋的关键在于国民党的组织性质。鲍罗庭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散，党不成党，有其他政党加入无可厚非。而张继等人意见正相反，认为“党内有党”，必不相安。由此可见，“党团”机制是国共冲突的内在根源之一，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策伊始，矛盾隐患即已埋下。 国共“跨党”纷争不在于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而在于中共“党团”活动方式隐秘。换言之，跨党之纠葛，症结在“党团”之运作。1924年8月21日，为解决“党团”问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禁止“党团”之存在： 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其所以有党团作用之嫌疑者，由于此等印刷品，其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同志平日相与戮力，其精神之浃洽，不外于理智之互浚与感情之相孚，而此等之秘密行为实足为感情隔膜之导因。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务之秘密，本党固无须过问，然其活动之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则欲知之，以期对于国民革命得齐其趋向与步骤。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此在中国共产党为当然之事；而本党则认为，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及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之讨论及决议，使本党得以与闻，则本党敢信党内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无从发生。(50) 国民党要求中共“党团”成员公开身份，决策透明，设立国际联络处，了解中共活动及与国民党关系，均被中共拒绝。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如此，中共“党团”组织将全部暴露，中共自然未允其提议。蒋介石感叹：“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51) 中共“党团”问题始终是困扰国民党的心结。国民党也曾经尝试以“党团”对“党团”，向中共反击。据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并派人加入共产党，侦察对方情形。但其“党团”仅秘密渗透一项，稍似中共，在其内部并不能形成势力，影响决策。(52)国民党始终未能有效反制中共“党团”，最后不得不诉诸武力“清共”。 总之，“党团”是中共与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主要组织媒介，也是中共在国民党内活动的主要运作方式。中共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发展壮大，以及对国民党的影响乃至操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党团”的成功运作。但国共合作的破裂，也与“党团”运作所导致的矛盾激化有一定关系。(53) 三、“党团”与群众组织、群众运动 群众组织是中共动员群众的媒介，而“党团”则是中共引导和控制群众组织的媒介。截至1927年6月，中共已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党团、中华全国学生总会党团、中华全国济难总会党团、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等众多全国性团体组织的“党团”(54)。可见，中共意在通过“党团”，掌控和统摄全国各类型的群众团体。 除这些常规组织外，中共在临时性的群众组织中亦设有“党团”，较为著名的有省港大罢工运动中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如苏兆征、邓中夏等均为“党团”成员。他们通常晚上参加“党团”会议，由成员先行汇报各自部门工作情况和问题，然后讨论作出决定，第二天贯彻执行。另有一小规模、高级别的“党团”会议，仅少数成员参加，以苏俄顾问鲍罗廷为核心。曾参与领导省港罢工的黄平回忆：“省港大罢工的重要决策无一不是同鲍顾问商量过的，多数是他提出来的。”(55) 各地农民协会中也有中共“党团”的身影。中共宁波地委发展11个区，每区均有农民协会，总人数近千人，协会由“党团”负责指挥(56)。1926年，广东各县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各协会中的“党团”组织非常活跃，几乎取代党支部地位，成为乡村党组织的核心(57)。 在众多群众团体中，“党团”与学生联合会的关联尤为复杂，也尤为重要。在“五四”之后的群众运动中，学生群体均是先导者和风向标。据时在北京地委工作的李渤海观察，“北京惟一的群众是学生”(58)。全国各地也有类似情况。学生组织历史悠久，自有系统，且对政治极其敏感。全国学生联合会与京沪等地学生联合会，声气相通，互相倚重，构成庞大的学生组织网络。故中共对学生团体组织极为重视，学生团体自然也成为“党团”力图介入的重要目标。 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是学生联合会。中共和青年团也认识到学联是宣传主义的“最好场合”。中共北京地委要求，鉴于学联贴近群众，可统一指挥，因而应重点活动。在1922年建立之初，青年团中央即明确指示团员应打入各地学联内部，“不停的以活动在其中造成中坚势力”，在爱国运动中设法取得指导地位(59)。1924年6月4日，青年团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应设法恢复或成立学联，以求全国学生组织的稳固和扩大(60)。 然而，学生联合会本属学生自由结合，设立情况依当地学生运动水平而定。部分地区的学生联合会有名无实，甚至没有学生联合会，发展极不平衡。以学生运动策源地的北京而言，在五四时期，各校均有学生会或自治会，至1924年则多已零落(61)。1925年4月，北京学生联合会联络学校约70余所，其中一半以上的学校或没有学生会，或有学生会而无人出席，不符合中共党、团联合学生的条件。因此，发动学联多从组织各校学生会做起。 组织学生会，有组织渗透和组织重组二途。青年团鼓励团员加入各校学生会，并占据有利位置。团济南地委指出，组织学生运动，首在建立学生及各县的青年团体组织，然后统一组成山东学生总会(62)。团北京地委为实现对各校学生会的控制，对学生政治派别进行了细致调查，注意拉拢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学生，孤立国民党右派——民治派，从而扩大在学生会中的势力(63)。据团青州特支报告，本地学生团员虽仅有11人，但在各学生会中占据总务股和宣传股的重要位置。在团员的主持下，学生会统一喊出“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等口号。(64)组织渗透和组织重组只是手段，而取得主导地位，得以领导宣传和活动，获得代表名义，方为目的。 学联建立后，虽已有组织基础，仍须师出有名，受社会认可。1924年12月，团中央通告各地，借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之机改组学联，结果反响平平。反倒是半年后的五卅惨案，成为学联发展的契机。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共“党团”和“团组”活动大规模开展并取得成效的关键时期。鉴于当时革命潮流高涨，各地区、各阶层、各类别的群众组织层出不穷，群众联合迫在眉睫，中共认识到此刻的重点是“在群众中巩固我们党的势力”，若要证明在群众之中“真有势力，真能指导”，必须利用革命潮流，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支部和“党团”(65)。这对中共的“党团”工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卅”之前，济南青年团虽有活动，但规模甚小。惨案发生后，济南地区的中共与青年团合作，成立济南学生联合会，逾半数中等以上学校参与，青年团活动顿显生机(66)。团宁波地委也借“五卅”之机，改组学生联合会，当地公立、私立、教会学校基本全部加入学联，“无形中已受本校(团宁波地委——引者注)之指挥”(67)。团武昌地委在1925年5月之初，仅能通过学联召集七八所学校开会，而湖北的其他地区尚不如武昌。五卅运动之后，湖北地区的学联已初具规模，下辖学生约有1.4万余人，仅武昌一地就有9.5千人(68)，足见学联组织扩张之速。 宣传和组织是“党团”在学联中的主攻领域，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尤为关键。团员加入学联后，积极占据总务、宣传、组织机关，从而掌握组织、宣传以及对外联络的主动。武昌学联改组后，总务、宣传、农工三股主任均系团员，组织股主任也是国民党左倾学生(69)。团青州支部报告，团员在学联中“地位很好”，重要职务如总务、编辑、宣传等，都由团员担任(70)。团员占据学联重要岗位后，受“党团”支配的学联成为青年团宣传政策的机关。团武昌地委报告称，学联“在吾人之手”，快邮代电、宣言传单内容均由团员决定(71)。1925年11月中旬，团天津地委，号召学生“向革命的路上走”，即是利用天津学联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72)。在“党团”的主持下，团的宣传口号即成为学联的口号。 上海为中共党、团中央之所在。中共和青年团在上海成员众多，根基最固。“五卅”能由一个惨案发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与中共在上海的势力最为发达有关。中共和青年团通过“党团”控制上海学联的过程，颇具典型意义。“党团”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前，已成功改组了上海学联，为学生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73)。五卅惨案发生后，本持观望态度的复旦、圣约翰、东吴法科等校也纷纷加入上海学联。学联成员达90余校，职员超过百人，一跃而为上海的重要团体，为社会瞩目。与此同时，中共和青年团也在各校拓殖势力，吸收党员、团员，建立支部，并通过“党团”加强对学生组织的控制，获得该校的代表名额，以便出席各种会议及联合会。青年团不仅清楚掌握各校国民党、学生会以及其他学生团体的成员分布，更深刻分析了“党团”对学生组织的控制状况，依控制程度由弱到强，大致分为“参与”“活动”“支配”。(74)如此绵密细致的前期工作，既是对“党团”工作的督促，督促党、团员占据支配地位，也利于活动时因“校”制宜，灵活应变。 中共认识到，掌握学联，便能掌握当地学生运动，进而掌握整个社会运动的主导权。在与各界互动的过程中，学生历来占据主动。中共“党团”通过学生会发动学生，再由学生发动商人和市民参与。学生联合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之重要，正如恽代英指出的那样：“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产生”，“学生会在那时很有权威”(75)。在当时的社会差序下，工人对商人怀有信仰，而商人又对学生有所敬畏。据李立三回忆，他们最初先动员工人总罢工，但未能成功，等商人总罢市以后，工人总罢工才实现(76)。 商人如此，底层的工人农民对学生更是信仰有加，如上海党组织的一份报告便专门提到“工人崇拜学生”的现象(77)。学生受重视，既有“士大夫”的传统余荫，更有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五四”之后学生的“神圣化”与组织化，被中共充分运用于自身组织建设与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宁波学联发起工会促成会，联络成立机器工人联合会、渡船工人联合会，并通过“党团”加以领导；团宁波地委主持宁波学联，号召各界组成宁波外交后援会，无论演讲、募捐还是调查，学生均是其中主力(78)。各地学联在组织各界联合组织时，往往充当先锋的角色。 从当时的报道来看，各地“五卅”后援会建立的组织流程大致相似，往往以当地学生联合会及各校学生会号召罢课为先导，继而学生上街游行，分队演讲，向民众报告，造成声势，最后联合各社会团体，在大会上成立各界联合会。1925年6月5日，在团开封支部的策划下，河南全省学生会议决各校一律罢课，由各校组织讲演团，联络各界组织“五卅”后援会(79)。团大连特支接团中央运动指示，依靠学界，组织沪案后援会，安排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市民游行(80)，获大连各界群起响应。党员和团员加入后援会，旨在加强组织力量，左右决策，贯彻中央主张。安庆于6月2日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三项决议，通电声援运动、组织团体募捐、与英日两国经济绝交，三项提案均为共产党员徐梦秋、薛卓汉等所提(81)。团南昌地委成员加入当地后援会文书部，牢牢把控后援会的宣传方向(82)。各界大会的组织流程为各界所熟悉，中共和青年团的“党团”并未别出心裁，而是加以沿用，并巧妙地事先设计好大会决议和口号，旧瓶装新酒，利于各界群众接受。 后援会组织成员的广泛性，既是其力量之所在，也是其内部分歧之所由。各地商界、学界精英并不完全认同中共政策，更不愿被年轻的“党团”成员所操控，致使后援会内部频有冲突。宁波五卅运动在中共“党团”推动下，深入广大县乡，为一时之盛，但也受到外交后援会中绅士、商人的质疑。在讨论游行口号时，学联提议用“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民族解放万岁”等较为激进的口号，而绅士提议用“爱用国货，取消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万岁”等温和口号。学联坚持主张，加之此时又发生群众打砸外人住宅事件，引起绅士恐慌。绅士认为都是“学生闯的乱子”，联名辞去后援会职务，后因各公团会议通过钳制学联的议案，才勉强复职。(83)目标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立场的一致性。当后援会的“党团”成员触及绅、商、学各界利益之时，隐藏的矛盾便会显露。 中共和青年团努力掌握各界联合组织，以便掌握群众运动的走向。其时，各方势力竞相争夺各界联合组织的领导权，甚至演至组织对抗。五卅运动时期，北京即存在两大联合组织并立的局面：一为中共和青年团“党团”主导的沪案雪耻会，一为北京各界联席会议。后者以各校沪案后援会、北京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教会学校为主体，主张单独对英，不用“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与中共主导的雪耻会针锋相对。1925年6月14日，由北京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发起召开北京各界联席会议。6月16日和18日，北京各界联席会两次召开会议，准备于25日举行总示威。雪耻会鉴于形势不利，只得顺势参与。双方在群众大会上就主席、口号、指挥等事项相互争夺。后援会原计划在天安门开会，未得政府批准，于是仅在天安门略事追悼，即移烈士灵位至中央公园。雪耻会乘此机会，攻击其擅移灵位之举，带领群众再回天安门，夺得主席台重开大会，将中共事先准备的口号和提案一并通过。而后，雪耻会组织对后援会“拆台”，吸引对方学校加入己方。后援会在激进的氛围中，难以自立，濒于解体，雪耻会反愈显活力。(84)地方精英并不任由革命政党掌控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有时会动用组织、金钱等资源加以抵制和竞争。但中共因“党团”的策略和方法得当，在群众大会上屡占上风，在竞争中往往更胜对手一筹。 四、“党团”的有限张力 五卅运动成功之要诀，在于中共群众运动的成功策略，其中“党团”机制自内而外的张力，将党的影响拓展至社会各界，功劳不小。然而这种张力并非无穷无限。到五卅运动后期，“党团”活动开始显现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性，就主观而言，大抵可总结为三点：一为行动个人化，二为组织上层化，三为宣传激进化。 “党团”机制以寡御众，四两拨千斤，运用之妙，自不待言。但党员和团员本身数量较少，人才匮乏，这也是不得不尔的苦衷。1925年1月，中共党员人数仅994人，经历五卅运动后，1925年9月，中共党员达到3164人，1926年3月党员人数也仅有8000人左右(85)。团员数量较同时期党员为多，1924年10月，青年团中央统计团员数量为2546人，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其他各地团员数量，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86)。依靠数量优势驾驭成千上万人的团体，几乎不可能。自身条件和设计目标之间的巨大鸿沟，只能靠组织技术和个人活动加以弥补。久之，个人活动被等同于团体活动。1925年3月，时任团武昌地委书记的林育南在向团中央报告武昌地委组织及学生运动情形时指出：“学联会改选，事前未报告团体，仅由同志个人之决定，虽同志占主要职员，然而他们不能做事，并且因代表促成会而北上，亦无人代替，学联会可说是完全无人负责。我们的同志，可说全不知纪律为何物，团体行动为何物，完全是个人的行动。干与不干，来往去就，全是由个人的意思。他既不报告团体，请示于团体，而以前的地委对此事亦不闻不问。”(87) 只见个人，不见团体，在革命政党草创之初，此种现象颇为普遍。个人处事灵活，决策迅速，可以弥补人才短缺之弊。但此非长久之计，工作因人而动，缺乏连续性，组织也不能发挥统筹作用。团汉口地委反思汉口学联，只见两个负责人的努力，不见整个青年团的行动，“致常有顾此失彼情形”。学联也徒有其表，各校代表提议与议决案均出于个人想法，各校代表回校后，也未将会议情形报告全体学生，以致学生群众与学联关系不紧密，运动学生时颇感困难。(88)及至五卅运动后期，各地组织普遍遭遇人手短缺的危机。在团上海地委中，“老是这几个持掌着”，忽略培养新学生领袖，致使“同志太少，活动殊多困难”(89)。共产党宁波地委的发展，也是如此。党员在数量上虽已有相当发展，但仍感人手短缺，致使五卅运动后期呈现竭蹶状况。过往的组织经验，已无法适应五卅运动的形势。个人活动虽可支撑一时，但不能持久。所以正如宁波地委所言，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运动，为时短暂，如昙花一现，五卅运动过后，即归于消沉(90)。这其中有多重原因，如政治环境与五卅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力量的壮大引起军阀当局警惕，唯恐运动复萌。但组织因素，亦不可忽视。 为造成更广大的群众参与，“党团”必须占领群众组织的机关，却造成有上层而无下层、有领导而无群众的现象。“党团”虽能组织各校学生会，但因乏人响应，而无实际效用。1926年5月，中共反思指出，在工会、学生会、农会及其他临时集会各团体内，只图一时工作便利，占据机关，多占职员，“显出一种包办的形式”，反使群众脱离团体，甚至使团体分裂(91)。1926年7月，据青年团上海地委统计，可供指挥的青年团体共有51个，包含研究会、同乡会、济难会等，这些团体虽有3000余市民参与其中，但未能“群众化”，完全由团员一手包办，结果是“包而不办”(92)。“党团”成员在学生运动中的势力虽然庞大，但仅限于占领机关，而未能深入群众，取得群众。工人运动中也有相似情况。在广东15万工人中，仅有300名党员，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有1400名代表，而党员人数不足百人，“党团”成员尽管控制了工会的机关，却失去与工人接触的机会，一旦遭遇政局变动，就会马上解散(93)。 “党团”成员虽在学联组织担任领导，但并无群众基础，缺乏底层响应，容易暴露身份，惹人疑惧。团天津地委在反思学生运动时，谈及学生联合会虽在掌握之中，但无学生群众，“不过有两个图章”，必要时可资借用而已(94)。团济南地委亦反思，只有少数学生在群众中领导，难以起到领导作用，虽费心指导，却仍陷于“很困难的境地”(95)。在上海大同大学和南方大学的学潮中，“党团”成员均处于指挥位置，但因缺乏群众作后盾，归于失败(96)。团员汲汲于取得学联代表资格，忽略了为群众谋利益，故学联群众基础颇显匮乏。 这种作法的后遗症在“五卅”过后更逐渐显现，1925年下半年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改组即是一例。上海学联在五卅时期的壮大，多赖民气高昂，形势逼人。然而随着运动落潮，潜藏的矛盾逐渐暴露。秋季再行组织时，青年团发现运动形势已大不相同。国家主义派与研究系的学生势力，与青年团形成对立和竞争，且在学生中多有附和声音。团上海地委判断学联“无完全操纵之可能”，决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让出虚衔，而取实职，如组织部、宣传部和工人股(97)。尽管如此，地委仍不满意，认为学联是“空中楼阁之机关”，“党团”成员把持机关，对学生态度不佳，“前途实有无限之危险”(98)。因此，地委决定在国民党内召集“党团”会议，研究改组学联(99)。然而此举效果不佳，1927年1月，团上海地委仍感慨学联头重脚轻，虽社会地位崇隆，但下辖群众数量不增反减(100)。 同时，“党团”越活跃，宣传越明确，颜色越明显，反对的势力反而越有力，群众运动的阻力也越大。五卅时期，在中共领导下，各群众团体大力宣传反帝话语，“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妇孺皆知。然而，“五卅”以后，中共主导的组织并未随着口号流行而受到社会欢迎，反在多地遭遇“反赤”浪潮。济南学生就因所谓“赤色宣传”，盲目仇视青年团(101)。上海及周边的学联因“赤色”太浓，使学生群众不敢接近(102)。连思想进步的学生都深恐“赤色”，普通民众自不待言。团上海地委反思学生运动“有些红的色彩”(103)，语言太过政治化，不够浅显易懂，宣传未能深入群众。“阶级斗争”“国际联合”的口号令人困惑，也令人生疑。反观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的理论都非常简单，仅用“反共产”的简单口号，即可号召群众，令中共深感压力。色彩浓厚，主张激进，使中共和青年团在群众中反响平平，反而树敌颇多。 “反赤”大潮背后的政党竞争，正为中共和青年团所忌。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齐将矛头指向中共在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中的“党团”运作，给中共和青年团造成不小麻烦。国家主义派指责中共利用“党团”控制全国学生联合会，尽据要津，“一跃而得学生总会之全权”。他们还批评“党团”的活动方式，对于各团体不操纵即破坏，“非横乱地拿在红色的旗帜下任其化分不可”。(104)国家主义派提议分三步肃清中共影响：第一步改组共产党控制的各校学生会，第二步改组各地学生联合会，第三步改组全国学生总会(105)。这与中共控制学生组织的步骤相一致。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团、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各大学同志会，则以抹黑中共、拉拢学生代表等手法，削弱上海学联的群众基础。上海各派反共力量相互联合，形成反共联盟，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派、基督教研究系、新社会民主党等，到各校宣传共产党把持学联，使学联“党团”日益孤立(106)。 另外，“党团”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环境，可顺势而起，却不能逆势而为。1925年8月以后，各地局面趋于反动，群众反帝热情渐减，上海、湖北、湖南、天津、山东等多地军阀当局控制乃至镇压运动，使群众运动陷于困顿，中共和青年团虽欲有所作为，亦无能为力。湖南民众在军阀赵恒惕的高压之下，鲜有大规模运动，但自五卅运动以来，湖南地区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长沙、衡阳、南县等地“党团”随之活跃，掌握的群众组织成为五卅运动主力，并有反对军阀统治的趋向。赵恒惕大肆逮捕学生.封闭工会，查办学生会，群众运动顿显萎靡，“党团”也无法活动，成员四散。(107)此后，中共和青年团的运动工作再难获得教育界、商界同情，无明显发展(108)。1926年3月，唐生智起兵倒赵，湖南政局突变，“人心浮动”(109)。中共和青年团得以公开活动，借此机会发动群众集会，游街示威，文字宣传等，成绩“较往昔特多”。孰料5月初，唐生智退走衡阳，叶开鑫部进驻长沙，党和团对外活动的机会又“减去许多”。(110)群众运动吸引学生群众盲目加入，虽可蓬勃一时，然而一遇事变，即有竭蹶之虞。 上海也有类似情形，到五卅运动后期，奉系和孙传芳的势力对群众运动百般压制，工人群众革命意志消沉，“党团”成员亦无力改变局面，自感力量微弱，未能“打入群众”(111)。而1926年下半年开始的北伐，扭转了革命局势，社会气氛开始左倾，工人、学生组织再度活跃。党员感叹“革命的群众运动受革命的军事运动所限制”，群众组织的发展得益于革命潮流，“真正由我们工作能力上去发展者则很少”(112)。可见，“党团”活动的成效受政治局势、社会环境、群众心理等多方面影响，随当地时局优劣而波动起伏，这种情形一直存在，直至大革命失败。 当然，也应关注到，“党团”在起伏聚散的过程中，有一股潜滋暗长的发展趋势。中共和青年团总结教训，提出“群众化”和“布尔塞维克化”的口号(113)。在组织方面，健全支部、吸收党员。中共压抑“党团”自行其是的“第二组织”倾向，强调发挥支部的核心作用(114)，以党自身的发展带动“党团”发展，而非相反。在行动方面，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各地反思以往纪律松懈，囿于书生气，纯以感情结合的“无政府”状态，在“党团”活动时尤为突出(115)。上海、天津等地也反思党员浪漫虚荣，缺乏训练，不懂纪律，以致不听指挥，盲目运动(116)，强调群众组织中应只见“党团”，不见个人。思想上，统一认识，加强宣传。鉴于五卅运动后期的口号过于激进、深奥，未起宣传效果，反使“党团”成员陷于孤立，各地要求“党团”活动的政治宣传应简单易懂，口号应切合实际，态度要贴近群众(117)。可见，无论在组织、行动抑或宣传方面，中共“党团”机制均在不断修正和完善。 五、结论 1921年至1927年是中共从研究小团体向群众性政党跨越的关键时期，而连接中共与群众的“党团”机制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党团”机制对应着中共与党外团体之间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中共居于核心地位，而国民党、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界联合组织，则按照阶级划分、亲缘性和重要性向外依层递减，形成一张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蛛网结构。而“党团”恰是中心射向四方的蛛丝，勾连革命政党与群众团体。中共既可派人渗透到各群众团体，贯彻党的政策，以有形化无形；也可利用“党团”运作，造成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响应，化无形为有形。“党团”隐于群众团体之中，又超乎团体之外。“党团”通过对群众团体中组织、宣传、外联等环节的细致掌控，掌握群众团体乃至群众运动的主动。中共和青年团共同推动学生组织的政治改造，使其成为政党运动的一部分，而借由以学生联合会为代表的各群众团体合力推动，中共和青年团得以在各界联合会中遍设“党团”，掌握主动，从而获得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但随着运动深入，行动个人化、组织上层化、宣传激进化成为群众运动的顽疾。中共亦有所反思，三令五申之下，却效果不彰。这说明除地方执行不力的实际因素外，中共的群众运动存在结构性的弊端，“党团”机制在其中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在五卅运动前，中共和青年团仍是小党、弱团，人手短缺，经验有限，因缘际会，有机会参与领导五卅运动这样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然而自身条件局限与宏大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中共巧妙利用“党团”机制这一杠杆加以弥合。在运动初期，“党团”运作成效卓著，不但使中共、青年团在群众团体中站稳脚跟，更将运动导向革命方向。然而，正是这样的举措，使“党团”运作执迷于占领上层，不顾及实际情况，盲目制定口号，并招致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制，因而遭遇发展瓶颈。客观环境对于“党团”的影响亦甚明显。“五卅”以后，运动浪潮随政局好坏而几番起伏跌宕，直至大革命失败，“党团”活动步入下一阶段。 中共是一个颇具反省精神和纠错能力的政党，这一点在其早期成长中亦有所显现。中共和青年团几经辉煌和顿挫，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组织、行动、宣传等方面均有修正，为以后中共在根据地和国统区开展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党团”机制亦得以逐渐发展、完善，而演化为中共政治体系中独特且重要的一环——党组制度。 注释： ①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62页。 ②因本文的考察对象“党团”机制与中共、青年团的缩写“党”“团”容易产生混淆，为示区隔，用双引号“党团”来标注前者。 ③由于“党团”秘密运作、行事诡谲，加之“党团”材料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因而学界并无专门的“党团”研究成果，更多是在探讨中共组织结构时稍作涉及，且研究时段大多为30年代以后，以“党组”为核心考察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是从文本规定出发关切中央的组织设计及调整，较为忽视“党团”与当时历史情境的互动关系，且对各地“党团”发展的具体情形语焉不详，难见“党团”全貌，本文即为解决以上问题的尝试。 ④《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4、75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0、81页。 ⑦罗章龙回忆的“党团”，未见中共文件加以佐证，究竟是当时党员已有明确的“党团”训练，还是罗章龙事后加以修饰，犹有疑问。参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第232、243页。 ⑧《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65页。 ⑨《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79页。 ⑩《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86页。 (11)《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79页。 (12)《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86页。 (13)《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79页。 (14)《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65页。 (15)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14页。俄共(布)党团脱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早期议会斗争时期的议会党团，在1919年党章中尚有指导议会斗争条款。国民党党章照搬了这些条款，如“国议会内之党团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及管辖；省议会内之党团受该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及管辖”，“如与党之纪律大有违反时，其辞职书即在党报上发表，并且须本人脱离该议会”等。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32-34页。 (16)胡德平细致比较了1927年修订的中共党章与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的差别，认为中共在“拿来”俄共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一定的本土化调整。作者基本同意其观点，但也认为1927年修订的中共党章与1922年的俄共(布)修订版的历史渊源更深，更具比较价值。参见胡德平：“中国共产党党组政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第54、55页。 (17)俄共(布)要求党团内部选举产生，而中共则由党委指定。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8、229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53、154页。 (19)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成立之初，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在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青年团。 (20)《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2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第84页。 (22)《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第71页。 (2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第167页。 (24)1925年1月，中共党员共有994人，而团员有2191人；1925年9月，中共党员有3164人，而团员则近9000余人。参见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25)光亮：《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政策、工作、组织》(1923年7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册，1957年，第325、329页。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66页。 (27)《团武汉地委关于湖北各地团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6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1983年，第294页。 (28)《团汕头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召开第二次团员大会的经过》(1925年11月1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第2册，1982年，第188页。 (29)《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会议记录——关于总工会与学生会的党团问题》(1925年9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1986年，第135页。 (30)即便“党团”“团组”分立，由于当时党团不分、党团并进的实际状况，“党团”成员与“团组”成员的活动对象、活动方式也无明显差别，“党团”与“团组”的功能与角色往往混同，二者分享着相同的组织机制和行动规则，故而本文将二者背后的“党团”机制视作统一的考察对象，后文中无论“党团”抑或“团组”，均以“党团”指代。 (3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56页。 (3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53-455页。 (33)转引自[苏]杰柳辛、科斯佳耶娃著，曾宪权译：《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4页。 (3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22-423页。 (36)《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291-292页。 (37)《团武昌地委报告(第一号)——关于地委改选及教育、训练工作情况》(1925年3月31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31页。 (38)《李志新关于组织与天津学联情况致钟英的信》(1925年8月12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1997年，第292页。 (39)《中央扩大会议关于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1986年，第306页。 (40)《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学生运动情况》(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1986年，第134页。 (41)《宁波地委组织部十月份工作报告——关于政治状况、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等问题》(1926年11月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宁波地委文件)》(1925-1927)，1988年，第385页。 (42)《团武昌地委致团中央信——关于组织整顿、宣传等工作情况》(1925年7月29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89页。 (43)《中共广东区委致党中央信——答复中央十月四日来信》(1926年10月2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区委文件)》(1921-1926)，1982年，第390页。 (44)《求实致鄂弟信——关于湖北团组织、宣传、学生运动、经济斗争、青年团体等工作的意见》(1926年3月10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270页。 (45)《大奎关于宣传部工作报告及今后工作意见》(1925年)，《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421页。 (46)武汉国民党员有百余人，也由青年团领导。参见《团武昌地委致团中央信——关于政治状况、组织工作及学潮等情况》(1925年11月9日)、《团武汉地委关于湖北各地团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6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142、285页。 (47)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48)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第326-327页。 (49)《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78-580页。 (50)黄彦编注：《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9、200页。 (51)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89页。 (52)《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17、160页。 (5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89-90页。 (5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55)《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1925年7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区委文件)》(1921-1926)，第31页；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26页。 (56)《宁波地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报告——自“五卅”运动至北伐军进浙江省前》(1926年1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宁波地委文件)》(1925-1927)，第443页。 (57)《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1926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区委文件)》(1921-1926)，第301、302页。 (58)《李渤海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报告》(1925年1月16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1991年，第210页。 (59)《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第15页。 (60)赵朴：《团二次扩大会至三次大会》，《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12期。 (61)即便有学生会，亦多以解决校内实际问题为主，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少有过问。参见《团北京地委关于北京学生状况的报告》(1924年3月20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第68-70页。 (62)《团济南地委关于半年来工作概况的报告》(1926年7月14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 (63)《伯庄善南关于北京青年团学联学生会等组织状况的报告》(1925年4月20日)、《李渤海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报告》(1925年1月16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第272、213页。 (64)《团青州支部关于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1925年9月15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第68、70页。武昌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参见《团武昌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关于组织、宣传、经济情况》(1925年1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2页。 (65)《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66、67页。 (66)《团济南地委报告第十五号》(1925年7月23日)，《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94年，第452页。 (67)《宁波分校报告十二——半年来宁波学生运动概况》(1925年6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6)，1985年，第152页。山西亦有类似情况，中共在山西省学生联合会中本无势力，但利用五卅运动之机，成功改组学生联合会，由共产党员王瀛担任主席。参见《彭真年谱(1902-1948)》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68)《团武昌地委报告(第七号)——四月份组宣、工农学运方面之工作概况》(1925年5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56页；《团武汉地方报告——团内外组织和活动情况》(1926年5月12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355、356页。 (69)《团武昌地委半年来的工作报告——关于组织、宣教、工农、学生工作情形》(1925年8月27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56页。 (70)《团青州支部关于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1925年9月15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第70页。 (71)《团武昌地委报告(第七号)——四月份组宣、工农学运方面之工作概况》(1925年5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56页。 (72)12月学联被青年团改组后，又发宣言指出：学生已不能安心读书，只有过问政治。参见《天津十一月份学生运动工作报告》(1925年12月1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380、381页。 (73)1924年秋，由上海团地委策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学生会召集各校代表大会，否认之前的学生会，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重要席位“悉为我们同志抓到”。《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学生运动情况》(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131页。 (74)《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学生运动情况》(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126-131页。 (75)《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0页。 (76)《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145页。工人一般跟在商人后面行动，而商人之所以罢市，又主要是为了声援学生而非工人。当时邓中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43页。 (77)《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1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6年4月—1926年6月)，第121页。 (78)《宁波分校报告十二——半年来宁波学生运动概况》(1925年6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6)，第153、152页。 (79)《宏远给弼时的信——关于援助沪案的情况》(1925年6月14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3-1926)，1983年，第20页；《学、工界开展反帝活动》，《民国日报》1925年6月13日。 (80)《杨志云、傅景阳给团中央的信》(1925年6月10日)、《团大连特支关于成立沪案后援会及工作进行情况给团中央的信》(1925年6月15日)，《中共大连地方组织文献选编(1926-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4、16页。 (81)《五卅运动史料》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82)《团南昌地委学生部报告(第七号)——关于南昌援助“沪案”情况和九江日清工人罢工缘因》(1925年6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年—1926年)》(1)，1986年，第171、172页。 (83)《宁波分校报告十二——半年来宁波学生运动概况》(1925年6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6)，第152页。 (84)《伯庄关于团北京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25年7月14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第344-346页。 (85)《1921年7月至1927年5月中共党员数量统计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39页。 (86)赵朴：《青年团组织史资料之二》，《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2集，第80、81页。 (87)《林根致团中央信——关于组织、教宣、青工、学运等工作情况》(1925年3月24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22页。 (88)《团汉口部委半年来工作报告——关于汉口政治及团的工作概况》(1926年8月)，《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441、447页。 (89)《团上海地委通告第八号——关于学生运动》(1925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202页。 (90)《宁波地委工作报告——关于社会情况、党的工作及群运工作等情况》(1926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宁波地委文件)》(1925-1927)，第217页。 (9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92)《团上海地方工作的总现象》(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263页。 (93)《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关于广州工会各派的演变，对待各派的策略》(1926年夏)，《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区委文件)》(1921-1926)，第346页。 (94)《田锦报告(特别的)——政治民众团的教育和组织发展等情况》(1926年1月4日)、《天津学生运动之报告》(1925年)，《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439、414页。 (95)《团济南地委关于半年来工作概况的报告》(1926年7月14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第144页。 (96)《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学生运动情况》(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137页。 (97)《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学生运动情况》(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136页。 (98)《团上海地委通告第八号——关于学生运动》(1925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204页。 (99)《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学生运动情况》(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136、137页。 (100)《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401页。 (101)《团济南地委关于半年来工作概况的报告》(1926年7月14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第144页。 (102)《宁波地委工作报告——关于社会情况、党的工作及群运工作等情况》(1926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宁波地委文件)》(1925-1927)，第236、237页。 (103)《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400页。 (104)《共产党把持下的全国学生总会》，《醒狮周报》1926年第84号。 (105)《共产党把持全国学生总会的又一证据》，《醒狮周报》1926年第81号。 (106)《半年来上海学生运动报告》(1926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363页。 (107)《团湖南区委十一月份政治报告——湖南军阀内部派系冲突及民众运动》(1925年12月20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甲)，1984年，第419、420页。 (108)《团湖南区委工作报告(选)——区委组织及工作，全区团的组织与群众组织状况，宣传工作与学生运动》(1925年10月25日至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史料汇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109)《团湖南区委学生运动报告(三月份)——省学联和各地学运情形等》(1926年5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甲)，1983年，第198页。 (110)《团湖南区委报告——七个月工作概况》(1926年7月8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甲)，第324页。 (111)《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各部委汇报工作和区委书记报告》(1926年4月2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第232页。 (112)《上海总工会陈之一对于沪区职工运动的意见》(1926年1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各群众团体文件)》(1924年—1927年)，1989年，第219、222页。 (113)1926年5月，中共中央在要求全党同志阅读的小册子中提出，“五卅”以来，党的错误在于未能深入群众，有时甚至故意离开群众，说他们都是“反动派”“反革命”，因此应使自身“群众化”，获得群众信仰，以便领导群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11、114页)。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布尔塞维克化”，即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80页)。 (1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85页。另外，各地组织部还要求发展党员，上海区委规定每名党员必须“于最短期内”介绍五名以上的工人，或两名以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广州、青岛、青州等地也要求扩征党员，以期组织能随运动而渐次扩大。参见《团青岛地委关于加强组织工作的通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第67页；《团青州支部关于群运情况的报告》，《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济南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广东区委文件)》(1921-1926)，第90页。 (115)《各地工作的缺点和教训》(1926年7月15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1986年，第10、11页；《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210、265页。 (116)《志新关于组织状况致总校的信》(1925年7月2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266页；《团北京地委工作情况综合报告》(1925年9月22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第387页。 (117)浙江、上海、北京、湖北等地均对宣传问题作出类似反省，解决方法亦大体一致。参见《各地工作的缺点和教训》(1926年7月15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第13页；《团上海地委通告第八号——关于学生运动》(1925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204页；《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2月—1927年1月)，第215页；《团北京地委学委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1926年1月6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第439页；《求实致鄂弟信——关于湖北团组织、宣传、学生运动、经济斗争、青年团体等工作的意见》(1926年3月10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群团文件)》(1925-1926)，第26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