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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0年代中期，台湾国民党视越战升级为游说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计划的良好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灌输越战是一场“代理人”战争的理念，强调只有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才能从源头纾缓越战困局，向美国提出“炬光五号”等对大陆的军事进攻计划，希望在华南开辟第二战场。约翰逊政府却力图避免另一场“韩战”，屡次拒绝国民党出兵南越的要求。随着越战升级，美国国内对华舆论发生转变，出现“遏制而不孤立”等观点，官方也展示出对北京缓和的姿态。台湾当局千方百计加以阻止，它“绑定”美国的主要方式是在不直接出兵的情况下，对美国在越行动给予支持，以期阻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转变。本可给国民党“反攻大陆”带来一丝曙光的越战，却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为遏制这种转变，台湾当局又不得不协助美国在越南的行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悖论。 【关键词】中美关系 美台 越战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战白热化之后，美国几乎动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军事资源来应对局势，并请求其盟友加入。除了英国和西德，西方阵营内许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这场战争。作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盟友，台湾当局在越战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虽然大陆没有出兵越南，但在整个越战期间，大陆始终是美国假想的幕后敌人。对与中共隔海对峙的国民党政权而言，在这场战争中的定位和选择有着超越其作为美国盟友的特殊意义。美国深陷越战对国民党意味着什么? 本文综合利用来自美国、英国和台湾等地的解密档案、口述史和回忆录等资料，揭示1960年代越战升级之际，美国和台湾围绕着越南战争的外交互动。本文将美台关系的这一历史片段，放置在中美关系转型前夕美国对华舆论演变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探讨越战对20世纪60年代美台关系的影响。 一、东南受挫、取道越南 如众多论者所述，对台湾当局而言，越南战争首先是一次实现“反攻大陆”的良好时机。肯尼迪(John F.Kennedy)时期，台湾当局多次向华盛顿提出各种鼓动性的建议，要求向大陆开展直接军事行动，但美国仅容忍其在一定限度内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查袭扰，不允许它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由于大陆军民严阵以待，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党对大陆的袭扰活动屡遭挫败，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其规模逐渐减小。①虽然如此，蒋介石始终未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他偏安东南，坚持“反攻大陆”不仅是其东山再起的梦想，更是其维护在台湾统治合法性的基石。蒋介石“至死不渝其志”的性格亦决定了他不会甘于承认失败。由于对美国态度的心知肚明，一方面，台湾当局等待机会继续游说美国；另一方面，则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筹划新的反攻计划，甚至酝酿过撇开美国单干的“国光计划”。②由于拿不出可行的方案，再加上美国驻台机构对国民党一举一动的严密监控，台湾当局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单独起事，只好将反攻的日程表一天一天地往后推。③ 然而，1963年底1964年初台湾当局经历的一系列“外交”挫折很快使其无法安于现状。1963年8月以来，日台关系因“周鸿庆事件”和中日贸易的发展而危机重重。1964年1月，中法建交，台湾被迫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台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围堵中共政权的堤坝在西方第一次被撕裂出一道巨口。同时，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这一连串外交挫折对台湾士气民心造成强烈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1964年1月的“湖口兵变”。主事者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不满国民党若干将领的腐败及政府不思“反攻大陆”，且认为国际局势日益对台湾不利，台湾有陷于孤立之可能。因而号召属下往台北市区进发，跟他清除蒋介石身边的“坏人”，以“保护蒋总统”。④ 虽然赵志华迅速被缴械，“湖口兵变”未酿成更大的事故，但外交受挫和军心动荡给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心理震动，重提“反攻”将不仅是为了“光复大陆”，更是为了稳定台湾的士气和民心，维护国民党在台统治的合法性。根据斯坦福大学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中法建交前后蒋一直在考虑如何在外交上变被动为主动。鉴于先前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态度，中法建交给了蒋介石再次向美国进言的机会。他盘算如何用中法建交前后台湾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外危机，结合南越日益恶化的局势，说服美国在亚洲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政策。他在196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透露了这些想法：“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利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今时与其利害最关切者是越南问题，当彼进退维谷之际，提出中美越韩四国反共同盟或中越、中韩各别联盟，彼或有考虑之可能乎?”中法建交后，“不仅东南亚”，而且“我自由中国与日韩皆有很快赤化之可能”，因此，须向美国“提出警告”。⑤为遏制“中华民国”国际地位的大厦将倾之势，台湾当局于1964年初向美国提出必须采取措施以巩固其在东南亚的地位。 蒋介石思考的第一个方案是在亚洲建立新的反共联盟。1964年2月下旬，台湾当局向华盛顿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美国牵头组建美国、南韩、南越和台湾的“四国”同盟，各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由盟国支配；其次，如果美国不赞成“四国同盟”，可由韩国、南越和台湾三方缔结盟约，美国允诺给予海、空力量的支持；第三，请求美国支持国民党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如支持国民党和南越、韩国政府分别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美国明白蒋介石此举名义上为加强其远东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实际上却是想为开辟“反攻大道”修桥铺路，故予以断然拒绝。⑥ 此举未成，台湾当局于1964年3月直接向美国提出对海南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谓倘若美国对北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共在海南的力量将对美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并要求美国给予海、空军和后勤支持。但是，当国民党将行动计划提交给美台军事协商机构“蓝狮”委员会时，⑦美国驻台“大使”、退休海军上将杰罗尔德·赖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予以一口回绝。他说“蓝狮”委员会的职责仅限于研究一旦中国大陆发生民众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可能性。如果台湾当局想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用于防御台湾之外的其他目的，“蓝狮”委员会无权作任何评论。⑧ 既然美国驻台“使馆”不愿意替国民党传达其反攻的要求，蒋介石只好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向美国国务院直陈其意。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没有知会美国的情况下，开始和南越政权展开密商。1964年3月23—27日，南越国防部长陈善谦(Tran Thien Khiem)对台湾进行为期四天的秘密访问。英美驻台机构获知消息后纷纷猜测，陈善谦访台的主要目的是和台湾当局商讨联合进行游击战的问题。双方很可能签订秘密协定，以允许南越使用台湾当局在雷州半岛和中越边界之间的游击据点。同时，驻扎在缅泰边界的台湾当局“非正规军”将向北越境内渗透以建立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将和台湾当局在广东的游击据点连接起来，共同南下对付越共。⑨不过，这些计划能否得以实现，关键还得看美国是否愿意开绿灯。 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抵台访问。蒋介石试图借机说服腊斯克改变美国对台湾反攻大陆的态度。他向腊斯克指出：中共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部队军心动摇，华南地区民怨沸腾。他要求美国抓住时机支持其对大陆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运动。他提出台湾当局拟向中国大陆的云南、广西和广东地区，空投10个营共5000人到10000人的力量以激起当地的反共革命运动，并切断中共通往越南、老挝和缅甸的运输线。之后便可乘胜占领沿海省份乃至整个长江以南地区。⑩腊斯克生怕美国被台湾当局拖入与中共的战争，马上表示异议说，除非美国军事力量直接大规模介入，甚至动用核武器，不然国民党军队不可能在大陆站住脚跟。腊斯克还担心台湾对大陆的行动将使中苏握手言和。他说如果台湾进攻大陆，“赫鲁晓夫很可能重新倒向毛泽东，整个北半球将因此陷入战争的火海”。(11)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腊斯克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虽然自1960年代初以来，中苏分歧已由意识形态之争逐渐扩展到国家利益的对立，但华盛顿却一直担心国共冲突将可能促使中苏之间逐渐扩大的裂痕走向重新弥合。1963年11月15日，国务院远东司制定的《美国对华政策纲要》认为：虽然中国与苏联同盟关系因双方的分歧与争论已大为弱化，然而，对苏联而言，中国大陆由谁控制，以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却依然左右着苏联集团在全球冷战格局的战略态势。因此，“中国的内战形势，虽然眼下如黎明般的寂静，但却潜伏着引发我们同中共及苏联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12)因此，只要美国继续将分化和离间中苏关系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之一，华盛顿决不会允许蒋介石充当搅局者。 196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在越南军事干涉的升级，华盛顿对台湾当局在东南亚的动态愈加警惕。美国驻台“大使”赖特注意到，1964年以来台湾当局反攻政策有了显著的变化：1962年末和1963年初那样大规模的军事准备行动似乎已经偃旗息鼓，“国民党的注意力从横渡海峡的两栖军事行动转向东南亚，尤其是老挝和越南”。(13)果然，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在东南亚的国民党残军显得躁动不安。(14)8月18日，台湾驻“土耳其大使”邵玉麟向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公使马丁(曾任美国太平洋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非正式的试探台湾当局入越参战的可能性。之后，他马上给“总统府”发电报建议“目前美国虽然不让中国军队参加越战，但届时中国军队在寮越泰边境之华南地带，如能配合美国军加强游击作战牵制匪军南下，自属美军急需”。(15)9月4日，美国国务院收到其驻缅甸大使馆的报告说：缅甸当局对驻扎在缅泰边境的台湾当局军队的活动表示担忧。腊斯克立即致电赖特，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反对国民党残军进入这一地区，以免引起美缅之间的误会”，并要他警告台湾当局“立即中止在东南亚采取过激的轻率行动，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16)10月12日，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也通过台湾“驻美公使”沈锜警告台湾不要和老挝右派政要交往太密切。(17) 二、“加强游说”与“自主反攻” 1964年11月，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竞选成功之后，华盛顿开始拟定更加积极的对越政策。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让南越政府独自承担作战任务，美国不得不扩大在南越的军事干涉计划。(18)1965年3月，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并派首批地面部队3500人进入南越。7月下旬，美国在南越的兵力已急剧增加到近10万人，承担着南越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 由于在越南泥足深陷，国内又开始兴起反战运动，约翰逊政府希望获得亚太盟国的支持，以分担美国在越南的沉重负担。1965年4月下旬，约翰逊派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走访亚太地区，就越南形势和各国政府首脑交换意见并要求各方给予必要的协助。台湾当局视洛奇来访为游说美国支持其插手越南以“反攻大陆”的良好机会。蒋经国借机一再向洛奇表示，台湾愿意为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竭尽所能”，但是，令台湾当局失望的是，洛奇并没有提出让台湾当局军事力量参与越南行动的要求，却转而请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派遣地面部队参与越南战争。(19)台湾当局觉得等美国人主动开口无望，则不得不自我请缨，直接向华盛顿要求派军队去越南参战。 6月底，中国大陆主要城市爆发反美游行，游行者打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把美国侵略者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在越南”和“一定要解放台湾”等革命口号。(20)台湾当局“外交部”试图借机大作文章，煽动美国国内的反共情绪、游说华盛顿支持台军赴越参战。台湾当局决定一方面向美国政府通报中国大陆的种种反美情况；另一方面，则由“驻美大使馆”和“行政院”新闻局驻美机构出面，联系美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以发表丛书、专栏、投书或宣言的方式”，制造浩大的声势，并要求美国政府“贯彻对越南的剿共政策”，以压迫政府支持国民党军队入越开辟第二战场。(21) 在开展对美游说的同时，台湾当局也准备向华盛顿的政府高层直陈其意。在此之前，台湾当局的政策建议主要是通过美国驻台“大使”赖特传达给华盛顿，蒋介石这次想另辟途径直达华府高层。于是，7月初，蒋介石邀请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前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雷·克莱恩(Ray S.Cline)来台“恳谈”，希望能利用他与克莱恩的私人关系向约翰逊总统直接转达台湾当局的诉求。赖特对蒋介石绕过“驻台使馆”直达华盛顿的做法颇为不满，建议国务院阻止克莱恩访台。(22)国务院猜测台湾当局大概想通过克莱恩继续提出美台对大陆的“联合行动”之类，经过权衡决定允许克莱恩接受邀请，但规定克莱恩必须等到赖特离台之后方可动身，且克莱恩此行的性质仅是例行的会谈而不涉及任何政策商讨。(23) 赖特将于7月25日卸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离台前夕，他和蒋介石进行过一次会谈。他观察到蒋介石对于反攻大陆的基本目标没有丝毫动摇，但由于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显得甚为沮丧。赖特提醒国务院蒋介石很关注越南形势，“并很可能将之视为实现目标的途径”。(24) 赖特离台的第二日，蒋介石收到约翰逊向其通报越南局势的来信，谈到美国无法在南越达成和谈协议，只好向越南增加军事力量，但他着重表明“美国将尽量克制不让战火燃烧到亚洲大陆”。约翰逊号召自由世界增加对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支持，希望台湾当局在这方面能起到表率作用，以向世界表明“自由世界内部的团结坚如磐石”。()7月29日，蒋介石在回信中说“愿意提供所有的可能援助以支持美国在越南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和捍卫自由的行动”，但他再次表明，越南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是“由于中共兼并印度支那和赤化东南亚的野心不死，任何政治与外交手段都不能使其改变邪恶和顽固的政策”。蒋介石认为，“越南动乱的根源不在越南国内，而在中国大陆疆域之内”。(26) 经过近一个月的拖延，克莱恩8月初以私人身份访台。3、4两日，他与蒋介石连续进行两次长谈。蒋介石对克莱恩说：“中共和北越正联合要和美国打持久的摩擦战，如果美国需要的话，国民党打算向越南派兵”；他提出可由国民党军队在华南发动两栖登陆，以截断北平对越南的援助线。为此，他拟了一个军事计划，将由蒋经国9月份访美时带给约翰逊总统。虽然克莱恩对蒋氏父子深表同情，他发回的报告称，蒋介石之所以重提反攻大陆的计划是由于其现在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如果不对中共采取行动的话，他对台湾的控制将会削弱。即便如此，对蒋氏父子而言，克莱恩所起的作用只不过为其发泄郁闷情绪提供了一道“安全阀”而已。(27)克莱恩返美后，立即指示中央情报局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能力及结果进行评估，所得结果印证了一年前腊斯克和蒋介石会谈时表示的担心：如果没有美国的大规模支持，无论是横渡海峡或是空降广东，还是取道云南，国民党截断中国通往越南的军事补给线等反攻计划都必将遭到失败。(28) 正当美国思考下一步如何应对蒋介石的时候，台北却先行和西贡开始了秘密往来。1965年8月初，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向国务院报告：南越“总理”阮高其(Nguyen Cao Ky)将于8月中旬赴台会见蒋介石，进行南越政权成立以来对台湾的首次“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对此的第一反应即向阮高其提出能否取消该次访问，因为美国担心台越双方将借机讨论国民党出兵越南或筹建两国军事同盟的事宜。阮高其表示，台北之行已经安排良久，无法取消，且他和蒋介石的会谈将仅限于“一般性的援助”。国务院告诫阮高其必须向美国通报他的台湾之行的所有详细情况，并指示驻泰国、日本和台湾的机构分别警告台、越双方的“越轨”行为将对东南亚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29)或许是由于台越先前就没有酝酿美国所担忧的军事合作，或者是由于美国的警告使得它们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阮高其于8月15—19日访台之后，双方没有达成台湾对越军事援助以外的其他协定。华盛顿化解了一场可能的麻烦。 台湾当局准备“自主反攻”计划在1965年中期逐渐达到高潮。面对越战的升级和美国对其行动的束缚，蒋介石在军事会议里指示，单独反攻是国民党的唯一出路，美军虽然连续轰炸北越，但仍否认进入南海上空，这是畏惧中共的表现。4月19日，他在阳明山主持国防研究院第七期开学典礼时谈到越南局势时说：“不管越局如何发展，越战最有可能继续拖下去，反攻大陆时机一旦出现，我们就要随时准备出击。”(30)于是，国民党三军开始秘密进行各项作战准备和检查，“国光作业室”则予以积极配合，但“国光计划”因此间的一系列挫折而再次拖延。6月17日，蒋介石在台陆军官校召集军方基层以上干部，以官校历史检讨会为名义进行精神讲话，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干部都已预立遗嘱，军方同时选择最适合发起登陆战的D日(D-Day)，一周后(6月24日)，国军在左营桃子园外海实施模拟登陆演习，但不幸五辆两栖登陆车(LVT)被浪打翻，数十人殉职，成了“国光计划”演习中伤亡最大的一次。但是，对“国光计划”打击最大的还是“八六海战”。8月6日，国民党海军剑门、章江两艘军舰出海执行海啸一号任务，运送特战人员，侦测台军在大陆沿海实施国光计划所需情报。两舰在福建东山岛附近遭大陆鱼雷艇伏击沉没，均被击沉，第二巡防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及170多名官兵阵亡，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韫山等33人落海被俘。(31) 美国情报机构显然没有将“八六海战”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企图联系在一起。海战的第二天，中央情报局认为，该海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其原因是国民党军“误入中共领海”，而且没有引起中共的“激烈的军事反应”。(32)但对台湾当局而言，“八六海战”再加上11月13日另一场海战失利成了“国光计划”的重要转折点。事后，国民党军方检讨海战失利的原因，得出一个主要结论是军舰从高雄离港出海，即被中共雷达测知，海上动静皆为其掌握，中共海军力量已今非昔比了。惨痛的海战教训，让蒋介石终于明白在丧失制海优势的情况下，对大陆发动渡海登陆战至为困难，他对“国光计划”的热情开始逐渐冷却。(32) 三、“炬光五号”战略计划的流产 “八六海战”也使蒋介石认识到，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单方面想取得反攻大陆的胜利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不放弃任何可能说服美国政府改变态度的机会。 经过克莱恩先前的铺垫，1965年9月22日，华盛顿迎来了台湾新任“国防部长”蒋经国的访问。蒋经国此次访美的主要目的是游说美国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抵美当天，他就向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提交一份英文代号为“GT-5”(Great Torch Five，“炬光五号”)的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国民党军队将在中国西南五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登陆，开辟越战新战场以切断中国境内的援越补给线，从而帮助美军彻底摆脱在越南进退维谷的困境。他向麦克纳马拉解释道：中共在西南五省“统治最为薄弱”，而且“蒋总统”在这些地区“广受爱戴”，只要国军一登陆，当地人民将揭竿响应。但是，麦克纳马拉立即对该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他认为，美国如不派出地面部队乃至动用核武器予以配合，该计划很可能将和肯尼迪当政时期的“猪湾事件”一样流于失败。(34) 第二天，约翰逊接见蒋经国，会谈持续了约半个小时。蒋经国小心翼翼的向约翰逊试探道，“蒋总统很想知道美国现在的远东政策及国民政府能为美国提供什么帮助?”约翰逊知其来意，故意拐弯抹角地说，“近来越战的形势比较鼓舞人心，有人希望美国采取无限制的军事措施，但是美国政府认为这将导致美国源源不断向他方提供援助，这是不明智的”。随即把话题引向别处。蒋经国不住地向约翰逊发问，“如果想削弱或消灭中共，如何能避免全面的战争?”接着将其反攻大陆的计划及种种理由在约翰逊面前略陈一遍，约翰逊不予回答，会谈匆匆结束。(35) 蒋经国此番美国之行，没有和华盛顿就支持其反攻大陆达成任何协议。蒋经国与麦克纳马拉发表的联合声明，对台湾政界所期待的国民党参加越战问题只字不提，仅表示赞成国民党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36)蒋经国明白拉美国下水的希望极为渺茫，所以，9月27日他在纽约出席《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Luce)为他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表示：在对中国大陆的“讨伐行动”中，“中华民国”仅需要美国盟友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并不需要美国直接参加“光复大陆”的战争。(37) 蒋经国访美期间还向美国提出建立美台之间定期磋商机制的建议。返台后，他继续和美国驻台机构的相关人员就此作进一步的商讨。起初，蒋经国提出美台之间建立每隔三个月的正式高层会晤，但美国国务院认为目前建立该层面的会谈机制既没必要也不可能。蒋经国的立场随即后退，同意将正式高层会晤改为双方不定期非正式交换意见。(38)虽然蒋经国这一提议引起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塞缪尔·贝格(Samuel Berger)等人的兴趣，但相关机构对与国民党会谈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却有较大分歧。同情国民党并主张加强与之对话的人士除了贝格之外，还有驻台“使馆”代办恒安石(Arthur Hummel)。他们都认为，眼下和国民党进行“无主题漫谈”极有必要：一方面，美国政府可以借此安抚国民党的情绪，减少其被美国冷落的感觉；另一方面，只要国民党遵守会谈的程序规则，美国还可以利用磋商的名义束缚国民党，防止其鲁莽行事。(39)但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爱德华·赖斯(Edward Rice)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认为，该会谈很可能引起中共的猜疑，而被认为美台在联合制定攻击大陆的军事计划。因而，此项建议不仅是“十分可疑的”，还是“极为危险的”。(40) 至此，蒋经国访美取得的最实质成果，正如他10月15日向立法院报告中提到的，仅仅是“明确向美国表示了我们反攻大陆的立场”，即如果美国想彻底解决越南问题而不仅仅寻求一种权宜之计，“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侵略的根源——消灭中国共产党政权”。(41)但是，美国对该问题持何立场还暂未可知。 实际上，蒋经国返台后，麦克纳马拉将“GT-5”计划交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11月1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曼哈特(A.H.Manhart)完成了对该计划的评估报告之后，证实了麦克纳马拉先前的猜测。曼哈特的结论是：“GT-5”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该计划所言美国海军和空军所起的作用仅是掩护而不参与对中共实施直接打击是不现实的，因为国民党有限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攻打中国南部的机场……而且没有情报表明中国大陆的人民会拥护这一行动。”他提出三点建议：首先，通过“蓝狮委员会”指出国民党的战略计划的漏洞，要求蒋介石检讨其对大陆的观点与策略；其次，美台双方对大陆局势进行联合情报评估，重点研究大陆是否真正存在着“民众起义”和“共军投诚”的两种可能；再次，美国绝不参与、鼓励、支持国民党空降大陆的行动计划。(42) 虽然台湾方面在焦急地等待美方对“GT-5”计划的意见，但美方却故意拖延，迟迟未将国防部的评估结论通报给蒋介石。实际上，拖延是美国对付国民党反攻大陆政策的一个惯用手段：一方面，美国力图消耗国民党的耐心，让其白白错过所谓的“黄金机会”，为美方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在“GT-5”计划问题上，美方之所以不立即通知台湾国防部已经得出的最终意见，是故意体现他们对该计划的重视，而不是匆忙作结论。与此同时，亲台的克莱恩再次替蒋求情。12月6日，他向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A.McCone)提出建议，要求允许国民党军事力量参与越南战争。他认为，美国应该与国民党联合制定在华南的紧急空降行动计划，接收台湾1万人组成别动队在南越高地搜捕和扫荡敌军。他认为这是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防止共产党大规模干涉越南的最好威慑办法。倘若在北越的中共军队超过5万人，或中共军事力量与南越或老挝、泰国等地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时，国民党军队可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持下在中国南部登陆。(43) 除了通过亲台人士向约翰逊政府转达其观点之外，台湾亦重点游说美国军方人士，因为在为数不多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入越作战的美国人当中，部分即来自职业军人。如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桑伯恩少将(K.O.Sanborn)就对政客们的束手束脚大为不满，他在与陪同腊斯克来台访问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谈到南越局势时说，“给我派两个国民党F-86飞行中队和他们的特种部队，我将在三个月之内结束战争”。(44)作为美国驻台的最高军事将领，桑伯恩对国民党的同情，部分源于其身处其地。桑伯恩的豪言壮语，如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叫嚣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同为武夫狂言，美国高层对此并不赞同。12月29日，蒋介石和来台访问的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Earle G.Wheeler)上将会晤。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蒋多次强调美国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才是解决越战的根本之道，并一再恳求惠勒把他的看法转达给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鉴于蒋介石的经历和年龄，惠勒对其境况颇为同情，但是他对国民党所言“西南五省大多数人民支持蒋总统的复国大业”却不以为然。返美后，他随即建议约翰逊以“坦白而委婉”的方式拒绝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要求。(45) 1966年元旦，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抵达台湾并与蒋介石举行会谈，蒋介石再次借机重申越南战争是一场“代理人”之间的战争的理论。他对汉弗莱说，美国必须认识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头号敌人是中共，而非南越游击队和北越政权。美国在东南亚利用人力与中共抗衡的不明智的，先进的武器决不能替代人力的，只有美国出动后勤支持和台湾派出人力相结合才有可能制服中共。汉弗莱早已料到蒋介石将出此言，故笑而不答。蒋见其不置可否，又不便进一步追问，只好说：“如果贵我双方能在谁是真正的敌人这一点上取得共识，我们将继续讨论联合反共的战略细节。”(46) 延宕两个多月，美国终于向台湾吐露真实态度。1966年1月24日，“驻华使馆”代办恒安石向蒋经国明白无误地转达华府拒绝支持国民党反攻西南的决定。他指出，美国对“GT-5”计划的支持将意味着与中共的直接战争，这一点恰是美国要竭力避免的。同时，美国所收集的情报并不支持国民党入侵大陆将会激起当地民众起义的看法。因此，美国不同意国民党插手越南，只允许其对越南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五天后(1月29日)，国务院以书面形式将该意见正式递呈给蒋经国。(47)至此，国民党趁越南战争升温之机在中国西南五省引燃战火，而实现“反攻大陆”的构想终归南柯一梦，“GT-5”战略计划从此被束之高阁。 美国之所以一再反对国民党在中国西南开辟越战第二战场的请求，主要原因是担心国民党的介入将使事态升级而不可收拾。虽然1965年之后，约翰逊政府决定升级对越战争，但其认为这种升级必须限制在不引起与中国开战的范围之内。(48)越战发生后，中方曾通过各种渠道向美方多次发出警告，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这些信息得到约翰逊政府的高度重视。如美国学者陈兼和赫斯伯格所言，“当约翰逊作出同战争升级有关的任何一个具体决定时，他不能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中国可能对此做出的反应，以及不因己方的某些激烈行动……而使北京产生误解，进而将中国‘拖入’同美国的直接冲突”。(49)因此，约翰逊政府对任何可能引起中国大陆误会的政策动议均保持谨慎的态度。例如，2月19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赖斯向国务院汇报：中共正密切注视国民党军队动向并对美台联合侵略保持高度的警觉，建议美国“必须放弃‘蓝狮’或相似行动所抱的军事意图，我们与国民党的商议亦只能限于情报交换和相互提供参考意见”。(50)美国驻台“大使馆”不仅同意赖斯的看法，还进一步提出先前国防部拟在台湾设立B-52轰炸机基地的计划必须放弃，以免被中共认为美国有入侵中国大陆的企图。(51) 台湾当局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解读1965年之后美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越南战争的白热化和国内反战运动的升级，使约翰逊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其从速从快解决越南战事的愿望日益迫切，从而也给国民党参战提供更可能的时机。因此，对台湾当局而言，“GT-5”战略计划的夭折，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此后国民党仍然不失时机的宣传“反攻大陆”，但是再也没有向华盛顿提出类似的战略合作计划，因为此后再也找不到比1965年越战急剧升级更合适的时机和借口了。第二年，密谋“自主反攻”的“国光作业室”更名为“作战计划室”并进行改编，此后规模逐年缩小，直至1972年7月在悄无声息中被撤销。(52) 四、美台合作援助南越 越南战争的升级却导致一个台湾当局完全没有料到的结果：约翰逊政府为走出越南困境开始采取措施设法缓和中美僵局。实际上，自1960年代初以来，美国国内各界，包括为政府提供建议的决策幕僚、国会中开明议员、要求去中国拓展业务的商业人士，以及学术界的一些专家，均以不同方式要求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随着越战的升级，其呼声愈趋壮大。在此情况下，约翰逊为了缓和来自国内各界的舆论和打消中国领导人的疑虑，避免因干涉越南而引起中美军事对抗，于1965年8月做出决定，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医生、科学家及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人员访问中国，从而修正了美国政府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一直执行的对华旅行禁令。(53)虽然中国政府拒绝了美国绕过台湾问题所伸出的橄榄枝，但对国民党而言，此举是美国对中共“姑息”的体现。 1966年后，随着越战升级和中国在东亚地缘政治分量的日渐增长，美国朝野普遍担心再次同中国触发类似于朝鲜战争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中美关系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点，政府内外兴起新的一轮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在许多不同的论坛、讨论会和专题节目中，美国对华政策受到广泛关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领导的国会听证会开启了对华问题辩论的新风气。从3月8日开始，参议院外委会举行一系列题为“美国对中国大陆政策”的听证会，就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美国当时研究中国问题和国际政治的主要专家几乎都出席了听证会。虽然与会者对越南战争和中美关系各持已见，其中不乏极端强硬的反共言论，但参加听证会的多数学者都认为：虽然美国应该继续“遏制”中国，但必须抛弃“孤立”中国的政策，在文化、教育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开展同中国大陆的接触。(54)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鲍大可(A.Doak Barnett)提出美国应该主动放弃在联合国支持台湾的做法，赞成让中共和台湾一样享有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继承权”。虽然美国“必须继续协防台湾”及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美国不应该再继续沉湎于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的“虚拟事实”中。鲍大可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该从“遏制加孤立”转变为“遏制而不孤立”，即“一方面旨在制止军事或颠覆的威胁和来自北京的压力，另一方面旨在最大限度地同中共进行接触，并且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回归国际大家庭”。(55) 美国各界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连同约翰逊政府对华伸出缓和的触角引起了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应，台湾媒体纷纷指责约翰逊政府对中共采取“姑息态度”，并质问美国“如何能够这么快就忘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56)国民党担心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将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向中共妥协。一些国民党高官认为，美国对中共的抵制将很快崩溃，因为约翰逊政府由于害怕与中共战争，再加上“被反动力量所操纵的美国政策辩论”，将导致1945—1950年共产党和左派分子利用美国政策的历史悲剧重演。(57)4月5日，克莱恩和恒安石共同会见蒋介石时发现蒋一直沉默寡言，而且显得“阴郁和沮丧”。(58)蒋介石担心台湾成为美国解决越南问题的牺牲品，立即让国民党官员着手组建一个开展对美游说活动专门小组，以获取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及攻击批评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人。(29) 国民党在“严正抗议”和加强游说的同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套牢美国，防止其对华政策急剧改变。“高烧不退”的越南为台湾当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和渠道。对台湾当局而言，虽然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动向令其坐立不安，但是美国坚定的反共立场仍然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只要美国能将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置于其对外政策的首位，台湾就会受到其保护伞的荫庇。面对着美国对台湾逐渐冷却的热情，台湾当局力图继续以“忠诚”换取美国的支持与援助，而在越南为美国助上一臂之力是国民党对美“输诚”的最好手段。只要能将台北和西贡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就笔者目力所及，学术界关于台湾援助南越的研究极为有限，且叙述远未周全。这或许是由于与该问题相关之重要档案材料缺失之缘故。根据台湾《全球防卫杂志》月刊2003年6月号的一篇文章报道：1975年4月，西贡陷落之时，台湾对越援助的主要机构“中华民国驻越建设顾问团”的人员撤退仓促，许多文件不及带走，被就地焚毁，十余年来台湾援越的很多档案就此化为灰烬，只有少部分带回台湾保存。(60)笔者综合现有成果和来自美、台等方面的解密档案，对台湾援越情况做如下概述，以期抛砖引玉。 从美台关系的角度来看，台湾向南越提供的援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国民党政府与南越直接缔约，独立援助南越政府；另一类为美国与台湾缔约，美国不仅出资，还负责协调台越之间的关系。前者多以双边军事合作为主，如派遣军事顾问团；后者除了军事之外，还涉及经济、技术、医疗、运输等，多属后勤性质。严格来说，台湾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援助南越，而是援助美国在南越的行动。有论者认为美台合作的模式是为了便于台湾在“受援国建立声望”。(61)实际上，综合考虑此时美台关系的各种细微变化，可以认定国民党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此举进一步绑定美台同盟。 台湾对南越的直接援助始于1960年代初期。1960年，当时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要求蒋介石派遣一位将军前往越南，协助南越军队整建工作。5月，国民党派遣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校长王升携带两名助手赴南越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前期考察。同年底，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此即国民党援越顾问团的前身“奎山军官团”。该团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并于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务返台。1964年1月30日，越南发生阮庆政变。紧接其后，国民党再度派王升前往西贡，表示对阮庆政权的支持，并研商反共作战问题。(62) 1964年9月1日，南越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陈善谦上将，发函给台湾“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正式邀请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国防部”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中将为首任团长，全团共15人，于10月8日飞抵西贡，开始协助阮庆政权建立军中政治作战制度。军事顾问团除了在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局派驻顾问外，还从1966年7月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派驻顾问，隔年3月，又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顾问人数增为31人。1967年2月台湾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当时的团长徐汝楫成为第一任司令。台湾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创建政战大学等。至1973年3月12日台湾驻越军援团离越，援越工作共历时9年。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越战彻底“越南化”。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希望台湾驻越军援团能继续协助，国民党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团”的名义继续留越援助，直到1975年4月南越亡国。(63) 1965年下半年前，一方面，国民党在越南的行动是为履行作为美国盟国的天然“义务”；另一方面，则是力图寻找机会将战火北引进攻中国大陆，协助南越政权不是台湾当局的根本目的。如前所述，国民党屡次向美国提议在中国的西南开辟越南战争第二战场的要求，但屡遭拒绝。(64)美国和南越双方都不想让国民党直接卷入越南的军事冲突。美国觉得国民党军队的介入将会使越南与中国内战纠结在一起，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并给予北京重蹈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借口。 南越方面虽然欢迎国民党的种种援助，但对其军队的直接介入仍然心存疑虑。(6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股国民党军队曾在越南驻留以协助盟军抗日，但却在越南留下了军纪败坏、腐化堕落的恶名。虽然时过境迁近20年，但南越各界对国民党军队的劫掠与骚扰仍然记忆犹新，故对蒋介石军队保持高度警惕。(66)此外，南越当局与国民党曾一度因吴庭艳政权的排华政策而关系紧张。1955年，吴庭艳政权成立后，以反共为名发动了一些反华排华的事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强迫当地华侨加入越南国籍。部分不愿就范的南越华侨向台湾当局求助，希望国民党能为越南华侨争取到自由选择国籍的权利。虽然台湾当局曾希望抓住此机会彰显其代表全球华人的“合法地位”，但出于联合南越共同“反共”的目的，台湾当局不作为，转而屈就南越政府的强硬态度。(67)虽然如此，国民党在南越华侨问题上的立场并未完全解除吴庭艳当局的戒心，以至于当王升初次赴台与吴庭艳见面之时，吴开口便问其“对越南的‘华侨政策’有什么高见?”(68) 吴庭艳政权倒台后，南越政府和民众对华侨的疑虑和排斥情绪并未随之烟消云散。1964年8月，越南一些大学生发起“反华人奸商运动”，令台湾当局甚是诧异。台湾当局质问“深受共党祸害的越南，正在急需反共盟友的强有力的援助之际”，竟会出现如此“逆流”?(69)经过多方协调，南越的反华情绪稍有平息，但南越民众和政府始终对国民党保持警惕，如1967年国民党曾向南越政府提出一个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推行稻谷发展的项目计划。“经济部长”李国鼎对该项目抱有极大兴趣并加以推动，但南越“农业部长”却予以一口回绝。在越方看来，这个项目与南越政府正在进行的项目相比毫无创意，却需要大量增加台湾技术人员。所以，南越“农业部长”对美国表示，不想因此再增加在南越国民党技术人员，于是决定拒绝国民党的建议。(70) 华盛顿也注意到南越民众的排华情绪和西贡对国民党的防范心理，认为南越不愿意过多接受国民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因为“种族”因素作祟。(71)但由于国民党在越南的行动能给美国带来好处，美国也乐此不疲地协调台湾和南越之间的关系，为国民党援越创造便利条件。1967年4月，威廉·邦迪曾建议腊斯克尽量说服南越接受国民党计划，美国在台越之间加强协调，防止台湾援助越南的计划在实施中遭到耽搁。(72) 虽然国民党取道越南，反攻大陆的计划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其支援南越的热忱并未因此而稍减。相反，1965年以后，台湾作为美国在远东“最坚定的盟友”就一直以各种方式参与美国在越南的行动，而且力度不断加大，其目的是想通过扩大对越南的援助以“套牢”美蒋关系，阻止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如前所述，1966年元旦，蒋介石和美国副总统汉弗莱举行会谈。虽然蒋介石并未放弃此次游说美国机会，但是在会谈末尾，他一反常态的认为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和平攻势”是一个“必要的”明智之举。他还表示将加强对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支持。(73)在1966年12月与腊斯克的会谈中，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就更为明显了。他向腊斯克表示，国民党出兵越南将是个错误，因为中共一直认为解决越南问题就必须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直接参与越南的军事行动将使战争规模扩大。他决定国民党提供给越南的帮助将主要以政治和经济为主，而不是军事方面的。(74) 因此，在国民党军队不直接参战的前提下，美台之间主要通过各种其他间接的途径实现在越南战场上的合作。如“国安局”驻越代表负责督导情报局和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在越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展电讯情报、监听北越飞机通迅，并与中央情报局及美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采取秘密行动。台湾援越空运队于1965年11月25日抵达西贡，由空军34中队成员组成，首任队长为赵任侠中校，初期全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士3人和C-46运输机2架，由台湾驻越军事顾问团督导。国民党空运队参与了空中运输和间谍任务，并组成技术维修队伍。另外，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于1962年在西贡成立“南星办事处”，接手中情局在南北越丛林空投运补的特种任务。小股国民党的部队乔装成越南士兵在天主教僧侣领导的部队中服役，并接受美国援助。美军同时还在台湾中部驻扎3个C-130运输机中队和约3000名的空军地勤人员，国民党则为其提供配套的演习场地、加长机场跑道、建立修理设施等等。(75)截至1965年5月下旬，台湾总共向南越派出了86个人组成的农业援助小组、18个人组成的“心战”顾问团、10人组成的医疗队、9个人的电站维修队。此外，还在岛内帮助训练200多名的南越军事人员，美国还曾考虑让台湾承担远东弹药制造的任务。(76)1966年，台湾还将两艘登陆艇租借给美国，以协助解决南越港口拥挤的状况，并供美国海军作沿海运输之用。(77)除此之外，台湾还是入越作战美军的重要疗养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当局接纳了大量从西贡撤离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外交官的家属，让其在台享受各种优遇。(78) 除了这些“准军事”合作之外，国民党还通过经济合作的手段与越南联系起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对台援助开始缩减以后。台湾当局很重视美国为越南战争的军事采购，专门组成一个海外经济促进委员会以增加台湾在美国为越南的商业采购中所占的份额。在华盛顿限定采购商之前，台湾从对越贸易中获利颇丰。(79)国民党在越南服务的技术人员主要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财政资助，台湾也直接提供了一座发电站、一些课本、种子、肥料、框架建筑和价值80万美元的商品。(80)这些项目，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的，都使华盛顿和台北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结语 约翰逊上台之际，正是蒋介石内外交困之时。外交挫败和军心动荡使得国民党必须寻找新的时机游说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的计划，并认为逐渐升温的越南战争将为其赢得美国的首肯带来一次新的机会。然而，虽然越战规模不断扩大，约翰逊政府自始至终都避免战火北燃而同中国引发一场类似朝鲜战争的冲突，因而多次拒绝国民党所提出的可能导致战争扩大化的计划。就此意义而言，国民党和美国在越南抱有截然相对的战略目标。但是，基于冷战盟友关系和共同的反共要求，两者也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在国民党不直接参战的前提下，美台联合对南越施以援助。1965年以后，战争的升温导致美国政府做出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如解禁对华旅行)，同时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虽然这些动向尚未导致中美关系实质性的演变，但台湾当局却视之为美国对中共“姑息”的体现。为了防止对华政策的改变，国民党开始想方设法“绑定”美国，越战成了台湾当局阻止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一条渠道。只要国民党在越南协助反共，美国的对台政策就不可能获得根本性改变。蒋介石想将台湾的前途与越南战争连结起来的努力，虽然未能诱使美国支持其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却起到绑定华盛顿与台北之间关系的作用。对台湾而言，越战是一场充满悖论的历史遭遇。 注释： ①1963年12月，时刻监视着台湾动向的美国驻台“大使”赖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向国务院报道说，“近期没有迹象表明蒋介石正考虑对大陆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XXI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p.413，(hereafter，FRUS，with year and volume number)。 ②早在1961年4月，台湾军方于偏僻的台北县三峡地区成立“国光作业室”，开始避开美国单独拟定“自立”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为了掩护“国光计划”，台军方还另外在台北县新店碧潭成立“巨光计划室”，与美军共同研拟美台联盟反攻的作战计划，藉以隐瞒美方台湾正在预备单独向大陆发动进攻的军事意图。从1961年4月“国光计划”制定至1972年7月被撤销为止，该计划总共提出26项作战计划，参谋研究达214案，特别会谈向蒋介石提报研究案也达97次之多(其中1963年、1964年、1965年分别为23、23、21次)。关于“国光计划”的成立情况和具体运作，可参见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大型口述史项目成果：《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口述历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5年初版。 ③从1961年起就一直主持“国光计划”的朱元琮中将回忆说：“国光作业室进驻大埔小湾办公之后，美军顾问团方面亦有人风闻，判断此为我方策划自立反攻大陆机构，当初曾以直升机侦查我营地，继又加派车辆直闯我营地，亦未得直接进入，但其关注之情形，我参谋本部一直本着不承认、无此事以对应。”参见《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口述历史》，第12页；段玉衡将军也回忆说：“国光计划，是在美方对台政策仅以协防台澎为主之状况下借力美方之军经援而自力反攻之机密计划，在此情况下，美方对我暗中防范与阻挠甚力。”他列举多个美方监控国民党军队动向的例子，如派飞机在国光作业室所在地的三峡地区上空盘旋等。同上书，第193—194页。 ④沈默：《台湾“湖口兵变”之谜》，《炎黄春秋》1991年第1期，第47页。 ⑤《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⑥Outgoing Telegram No. 812, to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Feb. 28, 1964, 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SF), Countries, China, Vol. 1. Telegram, 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hereafter, DDRS), Record No. CK3100360305. ⑦1962年9月6日，蒋介石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艾伦·柯尔克(Admiral Alan G.Kirk)会谈时同意设立为代号“蓝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以加强双方的具体合作。“蓝狮”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FRUS，1961-1963，Vol.XXII，pp.306-312，342-344；国民党关于海南的观点，可参见蒋经国和美国驻越大使的会谈及1965年前后的一些媒体评论，Memorandum by Henry Cabot Lodge，May 4，1965，DDRS，CK3100157043。 ⑧FRUS, 1964-1968, Vol. XXX, p. 32. ⑨“South Vietnamese Minister of Defence's Visit to Taiwan, ”FO 371/175987,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NAUK). ⑩GRC Reaction to the Situation on Mainland China,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LBJL). (11)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41-49. (12)“Guidelines of U. S. Policy towards China, ”Nov. 15, 1963, DDRS, CK3100082375. (13)“Embassy Cable from Taipei, ”Jul. 28, 1964, DDRS, CK3100328836；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81-82. (14)1949年末至1950年，在大陆失败的国民党残军一部退入缅甸、老挝、泰国边境地区，得到台湾当局的长期支持。国民党企图继续利用这股残军侵袭骚扰中国大陆西南边境，配合实现其反攻计划。迫于肯尼迪政府的压力，国民党从缅泰老边境撤出了大部分残军，但仍有数千残军出于种种原因不肯撤出，参见牛大勇：《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华南边境和沿海岛屿撤兵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75—84页。 (15)《邵玉麟给总统府机要室电》(1964年8月19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档号080106，第032卷，编号08A-01572。 (16)FRUS, 1964-1968, Vol. XXX, p. 84. (17)沈锜：《我的一生：沈锜回忆录》第四卷，台北：联经总经销2000年初版，第67—68页。 (18)[美]罗伯特·史丘钦格：《鏖斗的年代：1941至1975年的美越关系》，席代岳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19)“Conversation between Henry Cabot Lodge and Chiang Ching-kuo, ” Apr. 23, 1965, DDRS, CK3100002434；“Memorandum by Henry Cabot Lodge, ”May 4, 1965, DDRS, CK3100157043. (20)《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65年6月28日第1版；《上海等八城市举行反美大示威》，《人民日报》1965年6月29日第1版；《声讨美帝侵占台湾的示威活动扩展到许多沿海城市》，《人民日报》1965年6月30日第1版；《纪念“六·二五”十五周年支持朝鲜人民反美斗争》，《人民日报》1965年6月30日第5版。 (21)《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致外交部长沈昌焕批文》(1965年7月10日)，《外交部致驻美大使馆电报稿》(1965年7月10日)，(台湾)“外交部”北美司档案，《加强对美宣传案》，(1965年7月—1968年6月3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分类号403，案次号0007。 (22)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190-191. (23)“Cab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Embassy in Taipei, ”Jul. 13, 1965, DDRS, CK3100572273. (24)“Cable from Embassy in Taipei, ”Jul. 16, 1965, DDRS, CK3100125557. (25)“Lyndon Johnson to Chiang Kai-shek, ”Jul. 26, 1965,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4, LBJL. (26)“Lyndon Johnson to Chiang Kai-shek, ”Jul. 26, 1965,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4, LBJL. (27)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190-191. (28)“Memorandum from Ray Cline to McGeorge Bundy, ”Aug. 18, 1965, DDRS, CK3100488102. (29)“Cable from Embassy in Saigon, ”Aug. 4, 1965, DDRS, CK3100476234；“CIA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Cable: South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Nguyen Cao Ky to Visit Taiwan, ”Aug. 5, 1965, DDRS, CK3100337178；“Cable Regarding U. S. Concern over South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Nguyen Cao Ky's Planned Visit to Taiwan, ”Aug. 5, 1965, DDRS, CK3100508658. (30)汪士淳：《漂移岁月：将军大使胡炘的战争纪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236页。 (31)《尘封的作战计划》，第197—198、197—208页；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军事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06—307页。 (32)“CIA Brief”Aug. T. 1965, DDRS, CK3100059804. (33)从1961—1970年10年间，蒋介石共举行了97次国光计划“特别会谈”，其中前5年举行了81次，占总数的83.49％；而后5年仅举行了16次，占16.51％。参见《尘封的作战计划》，第49、61页。 (34)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09-214. (35)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16-218. (36)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北：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261页。 (37)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蒋部长访美专卷，1965》(缩微胶卷)，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制作，1957—1969。 (38)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22-223. (39)这些规则是：第一，国民党决策者必须以假定中国大陆已经发生起义为前提制定详细登陆中国沿海的计划；第二，行动计划必须建立在国民党现有力量的基础上，美国军队不参与也不提供任何物质援助；第三，计划全本必须交给美方将审议并提出适当的批评和建议。惯例想以磋商为名义限制国民党对大陆发动军事进攻。参见：FRUS，1964-1968，Vol.XXX，pp.226-227。 (40)Ibid. , p. 228, footnote 2. (41)1965年10月15日蒋经国在“立法院”的报告。转引自John W.Garver，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Armonk，N.Y.：M.E.Sharpe，1997，p.213。 (42)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24-226. (43)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31-232. (44)“NLO's Call on CHIEF of US MAAG, Major General K. O. Sanborn, ”May 5, 1964, FO 371/175987, NAUK. (45)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34-237. (46)Ibid. , pp. 238-239. (47)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42-245, 247. (48)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后来在口述史中也谈到，引发同中国的战争是约翰逊所有政策的底线，参见“Transcript，McGeorge Bundy Oral History Special Interview II，”Nov.10，1993，by Robert Dallek，Electronic Copy，LBJL. (49)陈兼、赫斯伯格：《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史林》2004年第1期，第106—125页。 (50)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56-259. (51)Ibid.，pp.259-260.1965年12月初，美国国防部曾考虑在台湾、菲律宾、泰国设B52轰炸机基地，参见“DOS Considers Additional B-52 Base either in Taiwan，Philippines，or Thailand，”Dec.7，1965，DDRS，CK3100002148. (52)《尘封的作战计划》，第48页。 (53)翟强：《越南战争和约翰逊对华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 期，第98—116页。 (54)听证会的主要证词参见：China，Vietnam，and the United States：Highlights of the Hearing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Public Affairs Press，1966。 (55)Ibid. , pp. 15-31. (56)“Mc Conaughy to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tic Reactions to Presidential Speech, ”July 16, 1966,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11, LBJL. (57)“Hummel to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Apr. 6, 1966,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39, LBJL. (58)FRUS，1964-1968，Vol.XXX，p.279.美国驻台“大使”赖特于1965年7月以休假为由返回美国，此后美国“驻华大使”职位长期空悬，直至1966年6月马康卫(Walter P.Mc Conaughy)才接任美国驻台“大使”。在此期间，美国驻台使馆由“代办”恒安石料理日常事务，国民党对此极为不满。参见：《蒋帮对美“大使”长期离台不满》，《参考消息》1966年3月10日第3版。 (59)“Intelligence Memorandum: Growing Pessimism Among Nationalist Chinese Leaders, ”May 17, 1966,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0, LBJL. (60)宫常：《中华民国驻越建设顾问团：一段失落的军援越南秘史》，(台湾)《全球防卫杂志》2003年6月号，第88—95页。 (61)刘晓鹏：《从非洲维持美台联盟：重新检视“先锋案”》，《台湾史研究》，第14卷第2期(2007年6月)，第163页。 (62)尼洛：《王升：险夷原不滞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320页；陈祖耀：《孤蓬写真》，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初版，第166页。 (63)宫常：《中华民国驻越建设顾问团：一段失落的军援越南秘史》，第88—95页。 (64)“Excerpts from Secretary Rusk's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pr. 16, 1964, DDRS, CK3100087397；“Alfred Jenkins' Memo to Walt Rostow, ”Mar. 7, 1967, DDRS, CK3100111047. (65)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in Briefing Book for the Visit of Chia-kan Yen,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No. 10-3-66, May 19, 1966, DDRS, CK3100574233. (66)C. P. Fitzgeral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1945, Camberwell, Vic. : Longman Australia, 1973, p. 13. (67)赵绮娜：《从越南国籍法案之交涉看我国对越南华侨政策(1956—1957)》，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年，转引自刘雄：《试析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变迁中的冷战因素》，《求是学刊》2011年第5期，第152—156页。 (68)尼洛：《王升：险夷原不滞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69)《越南出现“反华人奸商运动”的逆流》，海外侨情匪情参考资料(第一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编印，1964年8月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藏，类号718/302。 (70)“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 (71)FRUS, 1964-1968, Vol. XXX, p. 555；“Analysis of Free World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 ”Feb. 26, 1965, DDRS, CK3100187578. (72)“William Bundy to the Secretar, ”May 6,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1, LBJL. (73)“Summary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Leadership of Japan, Philippin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Korean, ”Dec. 28, 1965, to Jan. 2, 1966, NSF, Name File, Box 4, LBJL. (74)“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 (75)宫常：《中华民国驻越建设顾问团：一段失落的军援越南秘史》，第88—95页。“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May 4，1967，NSF，Country File，China，Box 245，LBJL.；Nancy Bernkopf Tucker，“Threats，Opportunities，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in Warren I.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eds.，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3-1968，Cambridge Univerity Press，1994，pp.112-113. (76)“Analysis of Free World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 ”Feb. 26, 1965, DDRS, CK3100187578；Free World Aid to Viet-Nam, May 26, 1965, DDRS, CK3100436161. (77)(台湾)“外交部”北美司档案，《美向我借登陆艇案》，1966年1—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分类号426.3，案次号0002。 (78)(台湾)“外交部”北美司档案，《美驻越官兵在华享受待遇案》，1965年3月1日—1968年8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分类号426.1，案次号0077、0078。 (79)根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仅1964年上半年，台湾销往越南的产品总值就达3000万美元，参见(台湾)“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档案，《美国洽请自由世界各国共同援越抗共剪报案》，1964年7—8月，台北：“国史馆”，现藏移转史料，目录号172-8，卷号0596-4。 (80)“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