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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苏区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随着其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和封锁政策的调整，经济封锁带来的后果日益严峻，给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经济封锁，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未能真正解决苏区的经济困境，这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中央苏区 “围剿” 经济封锁 反封锁 为了在周围强大外敌包围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地处落后农村的中央苏区要利用贫瘠的土地来支撑经济的运转，通过落后的经济支持战争，开展频繁的战争保护资源，使其形成一个循环，并竭尽全力保持其良性运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争夺资源、开发资源。除此之外，苏区还要面对的就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怎样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成为当时苏区面临的极严重的问题。本文以中央苏区时期的食盐、药材等作为考察的对象，研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深入分析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解决苏区经济物资上的压力和困难而实行的各种措施。中央苏区采取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短缺所造成的压力和困难，但是其未能真正解决苏区的经济困境。在“左”倾错误造成军事上节节失败的情状下，外部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压力和苏区越来越激进的政策，加上长期战争导致的内部资源的枯竭，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利，红军不得不转移进行长征。 一、国民党对苏区实施经济封锁 苏区建立后，为“剿灭”新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当局在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运用严密的政治与经济手段，对苏区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宣传舆论等各方面全面进攻的战略，对苏区构成巨大的威胁。 在苏区创建前期，国民党内即有党政并进的说法。如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在“清剿”革命力量时，即主张采取屠杀与软化相结合的办法，用“进剿朱毛，包围弋横，清查人口，设立联保，各种民众指委会，颁布共产党自首条例等，这种硬软并施、双管齐下的[办法]对付革命势力”。[1]P34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国民党实行军事“进剿”的同时，同时施以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使红白区域成为敌对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感叹：“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红区白区)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2]P70 自围攻井冈山开始，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再也没有中断过。1933年夏，国民党的封锁政策进入极端严厉时期。准备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对苏区和红军“着重在围”，“不急于进剿”，企图以逸待劳，拖延时日，使苏区物资日益匮乏，从而使苏区和红军“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他认为，“以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管齐下，而将共区经济封锁，无疑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务必严密封锁港口码头和河道水口，断绝与共区的一切经济往来，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3]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4]P1-2为此其制定了封锁苏区的种种办法，并严厉要求国民党高级官员“亲自出马”，“切实去办”。 1933年5月21日，第五次“围剿”总指挥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以下简称行营)成立[5]P149，管辖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陕西十省以及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负责“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及监督、指挥剿匪区内各省党政事务”。行营成立后，即开始实施封锁具体事项。行营颁布《封锁匪区办法》[6]P458，将封锁区域分为“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和“安全区”四种类型。其中，“全系赤匪盘踞之地方”为全匪区，“常有匪患之地方”为半匪区，“邻近匪区之地方”为“邻匪区”，“全无匪患之地方”为安全区。规定封锁区域驻军最高军事长官(“剿匪”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负责主持一切封锁事宜。组织公卖会对食盐、火油等物资实行公卖，禁止私人在“邻匪区”和“半匪区”贩卖。苏区民众前往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贸易偷运食盐等禁用品，不幸被捕，则必杀无疑。 江西是南昌行营的驻地，是“围剿”的主要区域，因此对江西经济的封锁最为严酷。江西全省除了南昌和新建两县被划为安全区外，其余均被划为封锁区，均设立了公卖会和封锁管理所。到1934年11月份，江西全省紧邻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的40个县被划分为8个封锁区，各区设检察官，由当地最高驻军长官担任，实行食盐公卖的县份有73个，外加5个特别区，共成立公卖会76个，成立公卖分会709个；设立封锁管理所74个，管理分所376处，检查卡1053个，部分检查卡还设检查分组若干处。在水路，则设立赣江万(安)丰(城)间水道督察处及13个封锁管理所，加紧对赣江沿线的全面封锁。 南昌行营先后颁发了13种封锁令，对封锁事项、封锁组织、封锁办法等逐一作出详细规定。主要在物质、交通和通信三方面实行封锁。“出入邻匪区半匪区者，须持有通行证，始可通行。其他如河道山地之间，两县交界之地，均划分职责，严加封锁。”[7]P119 在三种封锁中，核心是物质封锁。物质主要包括粮食、食盐、布匹等必需日用品和药材以及钢铁、铅等军用品的材料。由于江西不产食盐，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盐是重点封锁的物资之一。1933年7月17日，按照行营的要求，江西食盐火油管理局成立，代表军方对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火油的运输、储存和买卖进行严格管控，并有权就食盐火油公卖事务监督各县县长认真履行职责。随后，行营对原已实行的食盐火油公卖政策进行调整，出台《修正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严格控制食盐的买卖，实行计口售盐。 《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规定，公卖委员会及各地分会需将本区人口数量、食用量、存储量、售卖数量分别登记造册。所有食盐必须凭证购买，购买凭证分为护照、许可证和凭单三种。县公卖会必须凭县政府发放的护照采购食盐，公卖分会则要取得购买许可证之后，才能前往县公卖会购买食盐。民众则以户为单位，持县政府发放的购买凭单，往本地区公卖分会购买。对于食盐购买的数量，不允许在最低限度之外有丝毫富余，规定“每人每天，只许购买三钱(皆旧制，一斤为十六两，以下皆同)，五口之家，得购一两五钱”，经常有红军出没，且没有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地方，县公卖会每次购买的食盐不得超过总人口三日的食用量，对于离苏区较远，且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县公卖会每次也不得购买超过15日的用量，分会和住户不得购买超过10日的用量。[8]P6-14 为清查人口，实行“计口售盐”，国民党还推行了保甲制度。1931年7月1日，为严密民众组织以便利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江西43县“剿匪”区域停办地方自治，对原社区公所及乡镇闾邻制度进行改组，实行保甲制度。后发现保甲制度便于“协剿”，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932年3月正式废除乡镇闾邻组织，在全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度。江西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全国第一个实行保甲制度的省份。保甲在编制上以户为单位，10户组成一甲，10甲组成一保，分社设立户长、甲长和保长。保甲内实行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制度，即所谓一人“通匪”，全户同罪，并类推而株连全甲、全保。万年县规定编组保甲尚未完成区域，民众“购买食盐数量应严格控制，每次只许购买半斤或4两”。而未组织保甲区域或赤化区域，民众则“不得购买食盐及布匹钢铁药品等项”[9]。保甲制度以居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城乡底层，形成了对基层社会和村镇居民的严密控制，奠定了“计口售盐”的基础，配合连坐制度的实行，有效地减少了食盐流入苏区的可能。因此，国民党人对其高度肯定，认为“淸匪工作靠它，代理乡镇闾邻的自治制度也靠它”[10]。 封锁初期，存在的疏漏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封锁不严导致食盐偷运频繁。1933年7月20日，蒋介石电令必须马上成立封锁办理及公卖的机关，仅7、8两月，江西省设立封锁管理所和公卖会的县份即达33个县之多。不过，尽管封锁和公卖机关陆续设立，但封锁的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偷运食盐时有发生。1933年10月，驻永丰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三师向行营报告称：“刻下封锁匪区，未能十分见效，匪区之生产品，已可由半匪区之民众代运，来我军驻地一带出卖，而我地之货物，亦可利用同样方法，输进匪区，即食盐一项，匪区内并不感缺乏，盖因永丰一隅封锁，而新淦、樟树、丰城各地，仍可自由买卖”，并特别提到“且福建方面，封锁尚不十分周密，食盐仍可大批由此输进匪区。”[11]实际上，即使到10月份，永丰县公卖会仍“尚未组织健全”，“泰和县仅于马家洲、三都墟、沿溪渡三处设置分所，其余交通要隘，概未设立”。[12] 针对封锁过程中存在的疏漏以及造成的混乱局面，为强化封锁效果，南昌行营实行改组，由原来的四厅缩减为两厅[13]，第二厅负责党政经济，主办封锁，厅长由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的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行营改组后，对公卖及封锁机关进行整理，以军法严惩公卖及封锁舞弊人员；为减低食盐运输费用，允许各县分会变通购盐区域就近购盐；制发部队购盐凭单，规范部队购盐手续。经过调整，食盐封锁得到进一步强化，封锁程度前所未有。 药材作为战争环境的特殊用品，也是重点封锁的物质之一。1932年3月红军失利撤围赣州后，国民党赣州地方当局在赣州开始实行封锁。不仅在水陆要道上设立各类关卡，并严密搜查与巡逻，还实行保甲制度，对盐、布实行公卖。“对西药药材更是严加控制。抓到私运盐、布、西药材的人，轻者没收物资，剃眉毛，罚苦役二、三年，重者则以通‘匪’罪，杀头示众”。[14]P352 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对苏区的冲击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食盐、布、药材和火油等产品严重短缺，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现，苏区经济日益困难。尤其是食盐和药材的短缺给苏区军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中央将这一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共产国际的发言中谈到：“过去苏区与国统区的经济往来是相当容易的，而现在则要困难几十倍。国民党对于跟苏区经商的商人不惜采取各种镇压、枪毙的手段，而这种封锁产生了效果。如果说过去不管怎样总能把一些工业品带到苏区来，而现在可能性极少。”[15]P274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商业萧条，商店大量倒闭。如闽西长汀，原本商业繁荣，大大小小的店铺很多，但1932年后，近“80％的店铺因没有进货无生意可做而停业关门”[16]P169。整个中央苏区内“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以至于“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14]P344。据毛泽东调查，兴国长冈乡“豆子可以换盐，但盐量大减”，“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17]P16上杭才溪乡：“暴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减少了百分之八十”，盐价，暴前每元十斤，1932年夏涨至每元7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得十四两。”[18]P344国民党媒体当时也有诸多类似的报道，并认为“封锁之效果，较军事推进更有力量”[19]P44。 因为缺盐，苏区军民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长期缺盐也导致许多群众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疾病，甚至丧失生命。一些红军指战员因为盐分摄入不足，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战士们“吃饭时，无盐无油，经常以辣椒和芋头干送饭。日子长了，大家感到力气不足”[20]P158。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也指出，由于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和苏区内“左”倾政策的影响，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吃盐也成了大问题，“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21]P115。 长期的反“围剿”战争使苏区伤员急剧增加，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又使苏区医药来源越来越困难，药材奇缺，西药更是没有。在红军医院，因为没有西药，多是用中药治外伤，“洗伤口用甘草水，洗净后，如无红肿，就用玉红膏；如有红肿，就在伤口的周围涂金黄散，伤口上用玉红膏；如还有疼痛，则口服七里散”[14]P184。在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吃的药，大部分是中药丸子，只有少量西药。外科的主要药品有‘油少尔’和碘酒，油少尔是自己用盐和硼酸配制的”[14]P180。苏区不仅药品缺乏，而且医药器材也十分紧缺。“绷带、贴布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绷带被越用越短，就用针线缝接起来，直到实在不能用才丢掉”。有时候，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员遭受伤痛的折磨而束手无策。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被飞机扔下的炸弹弹片击中，穿过直结肠，嵌在右肠骨上，伤势极为严重。由于苏区医疗条件太差，不能动手术，只能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可残留的弹片因无法取出，结果引起腹膜炎。因为缺少基本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红军伤病员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不仅如此，经济封锁还给苏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打击，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一方面外来工业品，如布匹、洋油、洋火、食盐等减少输入，价格日渐高昂；另一方面内地农产品，如纸、木、豆、烟叶、夏布、粮食等销不出去，价格大跌特跌。”[22]P315有些农产品如木材、纸、烟草等，因为苏区内部对这些产品的消费非常有限，几乎成了废物。[23]据毛泽东在才溪乡的调查称，煤油暴动前每元能买7斤14两，1933年每元仅能买1斤5两，暴动前58％的人家点煤油灯照明，暴动后由于煤油价高，除了政府机关办公点煤油外，一般居民只能点松明。暴动前棉布每元能买1匹，1932年要1元4毛买1匹，1933年涨至2元2毛1匹。因为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衣服。外来日用品的价格一再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一跌再跌。以谷为例，暴动前每担(100斤)10元，1929年2元5角，1930年5元，1932年6元2角，1933年5月10元，10月5元。[24]P348 另一方面，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现金银元的不足。苏区为购买军民必需品大量出口银元，但中央苏区的主要商品，如大米、纸、木材等却因为封锁不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出售。所以，中央苏区的银元大量流向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1933年以后，中央苏区的市场上再也见不到银元了，市场上不得不以物易物，如同回到了没有货币的原始社会。[25]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弥补财政不足大量发行纸币，又导致通货膨胀，也因此部分推高了物价，使苏区的金融财政状况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资短缺的困难。中共认为，除了封锁之外，苏区奸商富农将食盐藏着不卖，从中操纵，贱买贵卖，也是导致食盐价格暴涨的原因。据此提出要“镇压奸商、富农投机操纵，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强迫其照价将食盐卖给群众。但苏维埃对此必须予以必要的处治，以警戒奸商富农。对于有反革命嫌疑及阴谋的，应无条件的将食盐宣布没收，并严办反革命分子。”[26]P600由于害怕国民党暗探假扮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刺探情报，故对进入苏区的白区商人，地方苏维埃机关往往“任意没收商人货物，以致加以拘捕(如在登贤、会昌)”[27]。随着中共的政策不断“左”倾，对富农奸商的定义过于随意，从而导致商人多不敢在苏区做生意。物资匮乏，也导致部分士兵及民众逃往白区。“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那边去投亲靠友。”[28]P156被陈诚第三路军获俘的红五军团十三师指导员刘子祥供称“匪军粮食食盐均甚缺乏，众心动摇，多思投诚，恨无机可乘”。[29]为防止苏区民众逃往白区，部分苏区禁止民众出口产品到白区，换回食盐或布匹。许多地方(如万泰、杨殷等县)在“加紧赤色戒严”、“防止群众逃跑”的借口之下，阻止或禁绝进出口[27]，这无疑使苏区的盐荒雪上加霜。 可以说，能否解决物资匮乏问题，关系到苏区内部的稳定及民众对革命的支持。解决食盐等物资匮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中央苏区对经济封锁的应对 有封锁就有反封锁。早在1931年中共方面就已意识到：“目前敌人尚未下绝大决心来封锁苏区，所以日常用品许多还可以入口。但我们要知道，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剧烈，敌人也就必然的更严密的来封锁苏区。我们为巩固政权，进攻敌人，在经济上须有充分的准备。”[30]P368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群众来共同打破封锁，一方面发展中央苏区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争取扩大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针对苏区盐荒，中共中央要求全党“为消灭食盐困难而斗争”，“解决目前的食盐问题，是党在目前最紧急的工作之一。”[26]P600 起初，打土豪缴获物资是解决物资短缺问题的方式之一。如湘赣省苏规定，“省军委必须负责在上饶、横峰、弋阳、德兴积极的去布置向有盐与有布匹的地方坚决行动，以解决目前的食盐与布匹问题。”[31]P4651933年7月，由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第19师组成的东方军，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外线出击入闽作战，月余时间共筹款约30万元、食盐24万斤、煤油600余桶，以及大量武器、粮食、布匹、药材等物资。当然，这些方法只能暂时解决苏区物资的短缺，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苏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加强赤白贸易 加强贸易流通是打破经济封锁的关键。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要，苏维埃政府努力扩大与白区贸易的渠道。1930年秋，闽西就设立了国家保卫局领导下的工农通讯社。工农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传送党的机密信件，护送领导干部出入苏区，采办军需物资并保护这些物资输入根据地”。其采购的主要物资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运输物资则主要依靠群众，“群众很有组织，一叫就来，不论雨天黑夜……群众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等待来叫挑担”[32]P301。为了发展苏区对外贸易，“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1933年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工作重心在于“调剂粮食，指导合作社运动和发展对外贸易”[33]。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领导下的对外贸易总局，其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项，设法打破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生产品与境外的商品，得有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34]中央设外贸总局，省、县或重要市镇相继设立分局，重要口岸设立采办处，逐步形成了苏区的对外贸易管理网络。其中，两个最大的贸易分局是江口贸易分局和新泉贸易分局。江口分局高峰时一天“购进四千多斤食盐，出售了一万多斤稻谷”，“每圩都有赣州商人的成百条货船，载着一船一船的盐和布到江口圩来”。1933年夏，江口分局和赣州市大商户“广裕兴”互派代表，开展贸易，广裕兴后台是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江口分局在广裕兴设立秘密采购站组织货源，“苏区急需的物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通过这里以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14]P347 在设立各级贸易局之外，苏维埃政府还创办各类合作社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调剂粮食与一切产品的产销，发展对外贸易。到1934年2月，苏区各类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社员295993人，另外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合作社大量地输出苏区农产品，输入急需的工业品，并通过广泛吸收群众资金解决贸易所需资金问题，源源不断地输入食盐和军用品。 为了鼓励赤白贸易的开展，苏区对商人采取许多措施加以保护，并对紧缺的工业品实行低关税政策。中共闽西特委鉴于剪刀差问题严重，通过专门的商人条例，规定：“第一，商人遵守政府决议和法令，照章缴纳所得税，政府给予保护，不准任何人侵害；第二，允许商人自由贸易，政府不会限制其价格；第三，商家来往账目，政府不予取消；第四，各地船只、货物来往，除非违反苏维埃禁令物品者，否则其输入与输出，政府一律予以保护；第五，所有武装团体不得借口逮捕犯人，骚扰商店；第六，除非经县政府审判商人有罪，并获得闽西政府批准，否则，不得没收其商店；第七，商人不得私藏枪械……”[22]P296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仍然坚持保护守法商人，扩大赤白贸易的政策，规定：“凡遵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35]因为苏区市场的需求，以及中共的优惠政策，白区商人在与苏区的商品交易中赚取了较好的利润。因此，他们也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开辟各类通商途径，把大批的食盐、布匹、药材运到苏区。 临时中央政府还以税收作为杠杆，沟通赤白贸易。征税的原则则以苏区群众需要为标准。“不要的抽重些，要紧的抽轻些，一定要的就免税，比如盐、洋油、洋火、棉布、米谷、石灰、铁等等都是苏区目前极要紧的，所以进口税都免抽。其他洋布、洋袜等则不是十分需要的，所以抽些税。另一方面出口的东西，我们有多的抽轻些，不够的抽重些，必要的禁止出口，比如黄豆等是我们有多的要他出口，所以抽轻些，石灰、铁器却是我们不够用的，所以抽重些。”[36]P245 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的油盐公卖政策，中共中央局白区工作委员会要求在边区组织武装贩盐队参与贩盐，党组织和游击队要帮助白区来贩盐的小商贩。“在这里加紧领导这个反对食盐公卖的斗争，是我们苏区各县委及白区工作部第一等紧急的任务”，“边区与白区党必须去帮助继续在拼命贩盐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反抗国民党团匪的屠杀与拦抢，赣县、南雄、寻乌、安远、永定、上杭、宁化、黎川、南城、宜黄、公略等重要边区的党，应该派积极勇敢的同志到贩盐的群众中去参加贩盐。他的任务，去组织盐贩，组织贩盐的武装队伍。”[37]P10为了运盐到苏区，苏区群众想出了很多办法，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并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严密的封锁线将盐输送到苏区。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上面装粪底下装食盐；有的打通竹子里面的关节将盐装在里面；有的把食盐化成水浸泡衣服，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再晾成盐；有的还利用出殡的棺木运盐。 (二)开展自救生产 在努力发展经济，沟通对外贸易的同时，苏区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针对食盐短缺，大力推广土法熬盐。针对药材不足，就地取材，采集中草药，自制器材，用土方法为伤员治疗。在红军第一后方医院，“装药的瓶子是用竹筒子代替，镊子是自己用铜打的，探针都是自己用铜打的，也有用打土豪搞来的银子打的，甚至有用竹片子、竹竿子做的。提药的木盆子也是自己做的，长方形，里面放上装药的竹筒子。消毒的盘子有自己用铁皮做的，也有缴到敌人的。外科用的锯子是用锯木头的锯条加上竹弓做的。病床是用庙里的门板铺的。”[14]P179-180 土法熬盐运动则是在国民经济部负责领导下进行的，其方法是利用旧墙土、厕所或坟墓等地方的泥土熬硝盐。1934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封锁的加强，从白区购买食盐变得越来越困难，土法熬盐更加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击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有力工具，是保证红军的供给与改善工农生活的强大武器”，“是各地苏维埃当前的一个战斗任务!”，吴亮平要求“每一个合作社至少建立一个熬盐厂”，“合作社每月至少帮助5万斤盐给红军”，“宣传鼓动群众，打破不愿动土的迷信等”。[38] 1934年8月底，苏区江西省7个县，总共建成熬盐厂580个，其中合作社的224个，机关团体44个，群众私人的314个。胜利、洛口和博生等县部分地区(如兴国的部分地区，博生的青塘区和七里村，胜利的古龙岗和洛口的黄坡等区)据称基本能达到“食盐自给”，甚至“还能出售一部分”。赣南军区一个12人的熬盐厂，第一天熬盐9斤13两，第二天熬盐11斤多，第三天熬盐10斤多，平均每天熬盐约10斤。而瑞金县全县在1934年7月，共计“发展了二十八个(私人的不在内)熬盐厂，统计每天能够熬盐二百廿多斤”。[40]到1934年9月份，苏区江西省平均每天能熬盐约1900斤。[41] 土法熬制硝盐的方法是将土打碎浸泡数天过滤后，放在锅里熬干水，剩下的即是硝盐，然后将盐和硝分离开来。但是，盐和硝分离需要极高的技术，即使是当时工艺技术最先进、生产设施最完备的硝盐厂，最终也未能实现盐与硝的分解。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盐，不仅味苦而且有毒性，长期食用对身体很不利，以至于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四、余论 尽管为了解决物质短缺问题，苏维埃政府实施了很多办法，发展工业，加强对外贸易，寻找替代品开展自救，但是，苏区物质缺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尤其在1934年以后更加严重。严密的封锁还使苏区粮食、夏布、火油等物资得不到补充，严重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红军作战。毫无疑问，国民党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措施的强化和改进，使得一直存在的敌强我弱态势进一步扩展和强化，加剧了苏区应对的困境，形成了对苏区的强大压力。从形式上看，国共双方这时都在实行全社会的总动员，各以其所掌控的全社会资源相对抗，但比较而言，中共和苏区无论是从地域范围还是资源占有上说，与国民党都不是处在相同相等的位置，更何况在国民党压缩着苏区资源的同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长期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苏区的劣势进一步凸显。正是多种因素的作用，使红军终未能打破“围剿”。长征一方面是要避开国民党毁灭性的军事打击需要，同时也是从资源几近枯竭的中央苏区向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的被迫之举。 作者简介：吴晓荣(1981—)，女，江西都昌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央苏区史。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Z].内部资料，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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