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7月7日，在台北参加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午听完马英九的演讲，下午就轮到我评论台史政局前局长傅应川先生论抗战期间共军发展策略及影响的论文[1]。在指出论文当中存在一些史实叙述上的错误之外，我着重就作者引用的一则材料做了评论。因时间所限，我的评论亦较简略，只着重说明，这则材料存在明显误植和演绎的情况，弄错了时间地点，不加考析地当作史据来引用，是不适当的。 事实上，1995年，大陆史学界第一次组团赴台参加由中研院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台湾老一辈学者就在依据这则材料做史实的论证了。我当时就曾在会上对这则材料中的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过质疑。以后，在其他场合中，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对这则材料只能在充分考证的条件下有分析地利用。但迄今为止，海内外不少学者在文章或专著中利用这则材料，却从未见有哪位学者对这则材料中记述的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过最基本的考证。因此，时隔20年之后，不仅坊间许多人在用这则材料论证史实，甚至在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也仍有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大段引证这则材料来说明史实。 其实，任何利用这则材料者，都理当结合抗战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事战略及策略决策演变的具体史实。只要注意过笔者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过《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或1991年笔者所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一书中的进一步说明[2]，就应该看出这则材料与具体史实有颇多不合之处。但看来真正细读过笔者这两项研究成果者并不多。有鉴于此，笔者特就这则材料内容的真伪及其所涉及的毛泽东抗战爆发初期军事发展策略设想的变动情况，包括这期间十分关键的洛川会议的内容，做一专门的考析和说明。 一、关于李法卿材料的可信度问题 这里所谈的李法卿材料，就是流传甚久的所谓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关于“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讲话或指示。该材料出自1940年4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拍发自天津的密电，内容是报告刚刚逃到国民党方面去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一段谈话记录。[3]记录中李用回忆的方式，陈述了三年前（即1937年）夏八路军115师由陕北出发奔赴山西前线时，毛泽东、朱德当面训话的内容。 原文称：“我前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曾受共党一年的训练。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时，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指共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对于在这场战争中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朱具体说明了设想好的三阶段的步骤：第一阶段“分二路由晋西北向前发展，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和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而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经过二至三年工夫，等战争进入相持期，即转入第二阶段，任务是“要将黄河以北国民党的势力肃清”。待黄河以北巩固后，就开始争取第三阶段目标，即“伸入华中各地，建立如华北各地之根据地，分段遮断中央系军队的联系，瓦解和离间中央系的部队，而巩固中共的基础”。[4] 最早公开利用了这则材料的，是蒋介石，时间是1956年底。蒋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依据李的回忆，明确肯定毛泽东自抗战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蒋对调查局电报文字的引述既不具体也不严谨，也因此影响了之后利用这则材料的众多人士。如蒋把原报告中李回忆所说毛泽东、朱德召集讲话，改成了“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原报告并未提到八路军出发时间及毛、朱讲话时间，蒋则确定为“二十六年之秋”；李回忆所述中共中央所谓三阶段发展步骤的文字，也被蒋缩略成了很简单的三句话，即“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5] 就目前所知，最早读到调查局电报原文并引用了部分关键内容的，是日本记者古屋奎二。他在1970年代中后期由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详细引述了电报中李所回忆的毛、朱所谈第一阶段的发展任务。但古屋奎二也受了蒋书的影响，认定这不是报告中所说的毛、朱的训话，称这只是毛一个人的讲话。他并进一步将蒋书所称讲话时间在“二十六年之秋”，具体化为“九月二十六日”。同时他认定毛当时召集的是“该军连长以上干部”。他对原报告中毛、朱三阶段论的理解，则明显接受了蒋的概括，且直接缩略成了6个字，即（一）“妥协”；（二）“竞争”；（三）“反攻”。[6] 1985年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即“中共活动真相”，收录了藏在台北总统府机要档案中此一电报收报的节录稿。但有些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近30年时间不少引用到此则材料的学者，仍多转引二手或三手说法，很少去阅读及引用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刊布的原始文献。自然，更未见到有对这则材料本身的可信度加以考证研究者。[7] 其实，即使不看李法卿回忆毛、朱讲话内容，只要看一下上述李法卿自己所谈经历，和蒋介石、古屋奎二对毛讲话时间及对象的说法，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历史稍有了解的研究者，就理当注意到，这些说法与当时的若干历史背景并不完全相合。 第一，李称自己“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明显不确。众所周知，中共红军是分三路，先后开始长征的，到陕北的时间各路相差甚远。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中在川西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很快关系破裂，9月10日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强行单独北上，下旬即已抵达陕北。红二、六军团迟至一年后，即1936年6月底方与四方面军会师，改编为二方面军后开始与四方面军一同北上，这一年10月下旬才与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北部，而非陕西北部。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后，即1937年1月初，二方面军才又从甘肃合水等地移驻陕西关中一带，先后进驻过泾阳、富平、淳化、同官等地。到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出动抗日，主力都未驻过陕北。 第二，如果李法卿确是第一一五师独立第一师（1937年8月出发时应为独立团）杨成武部属下，那么蒋介石和古屋奎二所称李1937年秋或9月26日当面听到毛送别训话的说法，也与史实相差甚远。查一下杨成武的回忆录、一一五师战史，或国民党西安行营这段时间的相关电报即可了解，一一五师是红军改编后第一批出动去前线的部队，该师第一旅8月10日已从甘肃镇原、庆阳、正宁之线集中陕西淳化、三原，全师主力21日完成改编并誓师，22日出发东进，31日部队已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了。[8]其他如一二〇师，9月2日由耀县出动，7日已到山西侯马。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动的时间是9月6日，15日也过了黄河。出动最晚的是一二九师，9月上旬仍在陕西蒲城一带，9月30日开动，10月上旬才渡过黄河。[9]所谓毛、朱当年秋或9月26日向一一五师连以上干部训话之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与史实不合。 第三，原报告根据李法卿的交待，说明李叛逃时的身份是“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共产党支部书记”。查杨成武部1937年11月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当月杨部兼晋察冀军区一分区，12月改属晋察冀军区，改称一支队。另外，该部原无骑兵，1938年4月所部一团成功伏击日军，缴获大洋马数十匹，该支队才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但这个骑兵连的编制只使用了几个月，1939年初即扩建成骑兵营了。1940年9月，一、三分区两个骑兵营合并，改属晋察冀军区，成为骑兵团。由此可知，1940年初李法卿叛逃时，杨成武部既不叫“独立第一师”，也不直属“十八集团军”（按即八路军），更没有师属骑兵连的编制与名义。[10] 二、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军事上关注的重心是什么？ 李法卿回忆的内容是否可信呢？要验证其可信度，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根据李回忆一一五师出发的时间，即1937年8月下旬，或根据蒋介石、古屋奎二给出的毛泽东讲话的最晚时间，1937年9月下旬中，比较对照一下自抗战开始至8月下旬，至迟9月下旬前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抗战方针及军事策略的设想和内部指示具体是怎样的。中国大陆有关这方面资料的关键部分，即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主力军事策略的基本主张和意见，最早公开发表于1981年7月7日《人民日报》，之后陆续补充披露于《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文集》以及《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年谱》等出版物。有心者从中已可以了解战争爆发及八路军改编出动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战略策略设想是怎样的。当然，要具体了解洛川会议前，即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8月22日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对形势判断及军事应对战略策略的看法和意见变动经过，还需要对毛泽东相关文选、年谱等资料文献做进一步的爬梳和考察，才能有所了解。 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延安得知消息在两天后。[11]因当时消息来源单一，中共中央无法清楚跟进事变发展进程。故毛泽东9日得到事变消息后，只去电给在外做统战工作的干部，提醒他们应“努力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强调“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12]中共中央正式对外表态的通电是7月13日发表的（对外标为“七月八日”），主要宣布两点：一是“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一是“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与日寇决一死战。”[13]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关于苏维埃政府改制和红军改编的谈判正处于僵持状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要考虑点，是尽快打破僵局，实现中共党、政、军合法化。故中共中央对事变的第一反应，是向蒋介石表示出动抗日的坚定决心，以便推进交涉，实现红军改编。为此，中共中央军委亦开始做了出动的准备。11日，毛、朱联名指示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电周转林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14]15日，毛再电彭德怀和任弼时等强调：“红军出动应作真实准备，须迅速，以便在蒋阎同意后不失时机向平绥线出动。”[15] 对于出动作战，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这时做了两手准备：“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16]基于当时中日对峙形势，可知毛泽东等这时考虑，如红军主力出动作战，则应参加平绥线方向的正面防御；如小部队出动，则可活动于热河、察哈尔与河北交界处，争取在日军侧翼做游击牵制动作。 但对于红军主力是否应担任正面防线一段之防御作战任务，毛泽东这时显然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考虑了。他在7月14日拟稿并与朱德、彭德怀等军事将领联署致叶剑英呈行营转蒋的电报中即委婉提议说明：“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7]此电清楚地反映出毛对红军打防御作、阵地战的能力有所担心，同时这也是他最早谈到红军应避免正面作战，发挥运动作战和在敌后游击作战特长的一封电报。 7月27日，北平中日军队全面开战，各报纷纷告捷。蒋亦电催红军迅速改编，以便尽快出动，参加华北防御作战。注意到红军主力改编出动在即，而蒋介石此前的谈判中一直坚持改编后的红军不设指挥部，要由他直接指挥的情况，毛泽东又开始担心红军主力很可能被蒋调散，脱离中共中央军委指挥，最终被国民党吃掉的危险。因此，他在28日与洛甫（即张闻天）[18]联名致谈判代表周恩来等电报中又改变了14日的提议，提出：红军可以在8月15日编好，20日出动，惟希望部队能“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防御，以争取“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散）”。[19] 三天后，平津意外沦陷，消息传来，再次打乱了毛此前预想的军事策略方针。报载及中外广播中得到的各种消息显示，平津守军二十九军在与日军几度局部交手的过程中，“伤亡奇重”，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及约5000将士阵亡，宋哲元等均已退守保定、涿州一带。[20]毛泽东马上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诸将领，提出：“关于红军与日寇进行真面目战斗有许多新的实际的问题请你们着重考虑。”目前“部队东移不必开得太快，可下令从八月五日起（或更迟几天）开始东移，每天走五十里左右，每走三天休息一天，集中后一面改编一面加紧训练，一面要求南京补充”。[21]次日，毛、洛又联名电正在云阳红军总部的周恩来等，进一步强调指出：“红军抗日宣传与实行作战二者亦有缓急之分，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否则有损无益，请与前方同志过细考虑之。”[22] 上述情况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毛泽东开始因应急剧变动中的国共关系和中日战争这一新形势时，判断、考虑和意见，一直是变动的。变动的中心点集中在对红军有利还是不利这一关键问题上。真到红军主力要投身于对日作战的时候，他的顾虑和考量就越发谨慎小心。平津沦陷、二十九军遭重创的消息对他的冲击显然是很大的。他很清楚，红军历史上只擅长游击，打阵地战还没有成功的经验。这正是他7月14日主张请蒋考虑照顾红军这一特点的原因所在，但当时面对的问题主要还在如何促蒋同意按中共方面希望的方案改编部队，同时平津方面当时亦未全面开战，因此他还没有把红军出动后作战形式问题放在考虑的首位，且一度因担心主力出动后有被调散的危险，还明确提议过希望“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防御，以便主力能集中指挥和作战。但二十九军在平津的惨败让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多达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如此不堪一击，这时仅3万红军主力如全部投入对日正面防御作战，其危险程度不难想象。 在左思右想之后，毛泽东于8月1日正式提出了当前敌我情况下红军出动参战的两原则，即“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23]而且，毛还主张：“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据此，他明确电示准备出席南京召集的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以下四项要求：（1）给予红军“独立自主的指挥权”；（2）同意红军“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同意红军“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4）批准红军以三分之一主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可以一团兵力“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24] 在这个时候，即平津沦陷，舆论沸腾，各界抗日情绪极度高涨，国共合作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成的情势下，中共多数军政领导人颇难完全接受毛泽东的上述意见。这时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以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经过连日讨论，先后两电毛泽东和洛甫，提出了不同意见。其电称：“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考虑到政治影响，红军既不能拖延改编，也不应反对开察绥；红军虽不宜打阵地战，但仍应“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因为在实际作战中完全可以“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25] 毛泽东亦注意到自己的提议有考虑未周之处，故在给朱、周等领导人的复电中他修订了自己前电中的几处提法，表示，如在允许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下，我们可“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在大家同意独立自主、以箝制作战为主，而不是“独当一面”的前提下，他不反对要求“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和进行“游击运动战”。但他也具体说明了自己不同意主力全部出动的顾虑所在：第一，“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第二，“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他因此重申，可否要求担任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作战任务？[26] 8月上旬，中日两军已在河北涿州、保定一带展开，同时首先在南口方向打响，守军防线全面溃败的情况尚未发生，故毛泽东明显地还主张红军要以“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为主。[27]他并且改变了此前提议过的派一游击师去敌后进行牵制作战的设想，开始提出主力应置于敌之侧翼，只宜派一团兵力去“威胁敌后方”。特别是8月7日中共谈判代表报告蒋介石基本满足了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改编的关键性要求，包括设自己的总指挥部之后，他亦表示不反对红军主力出动作战，只是强调在出兵的问题上应依据形势权宜行事。[28]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这时已按中共中央命令，开始誓师并准备按蒋要求，边开动边改编，甚至准备不等改编完成即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29] 这一情况却因国共谈判发生波折，再度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形势判断和对红军出动等问题的想法。 新的波折和国民党改派复兴社书记长康泽介入谈判，对中共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有关。此前中共中央曾提交给蒋一个宣言稿，准备在宣布改制改编的同时公开发表。蒋将此稿交给极端反共的康泽去审查，康做了大量删改，甚至连共产党三个字也不许提，同时并坚持红军改编必须要接受中央政府选派的参谋长和联络参谋等。 8月13日，正在交涉中的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电告了当天双方代表就此发生争执的情况，但三人仍旧提议：鉴于南京主战空气浓厚，我们应“努力抗战，参加作战显示政治力，以巩固蒋之决心”。红军出动不应受此影响，仍应“立即改编勿延，争取开动”。[30]毛泽东对此明确反对。他在次日晨的复电中明白提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谈判问题“欲速不达，缓则有济”，红军“不忙于迅速出动”。他随即电告彭德怀称：“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周此次在宁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31] 而就在康泽以强硬态度与朱、周等交涉宣言措辞和改编问题的当天，亦是上海“八一三”中日开战之时。眼看战火已燃到华东，全面战争打响，国共双方都很快开始做出妥协。但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防范心理还是明显加强了。此前，毛曾几度提议红军主力出动前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因军政主要负责人分散各处，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时，毛泽东和洛甫显然相信，这个会是非开不可了。 18日，毛、洛联名分别致电各主要军政领导人，明确提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故我们必须坚持要国民党迅即实现“发表我党宣言”，“发表边区组织”，“发表指挥部”，同意“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不分割使用”和“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电称：鉴于“此事关系重大”，因此各领导人，包括在外的朱德、周恩来，必须“到洛川开会”，“慎重讨论”。[32] 三、毛泽东洛川会议报告及发言主要谈了些什么？ 有关1937年8月22-2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所谓洛川会议的基本内容及其报告讨论情况，严格说来在许多早期的研究著作中都有较具体的介绍说明，包括个别较长的引文的引用。但因该会议记录从未开放查阅和全部公开发表，故当调查局报告所称毛泽东等抗战初期有过“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指示变得引人注目后，可以反映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意见分歧的洛川会议，就成了海内外研究者格外关注的一个焦点。随之而来，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内容，自然也就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议论话题。 在具体说明洛川会议内容之前，需要约略提到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举行，一方面与毛泽东、洛甫等力图统一党内对全国抗战形势的认识需要有关；一方面也与毛泽东急于统一党内在军事策略方针上的设想有关。不过，由于多数主要党政军负责人在外不能参加，故此次会议并没有完全达成目的。包括对大战形势问题，毛、洛之间看法也未能完全统一起来。但是，在会上，毛泽东还是清楚地表述了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红军出动后必须坚守的原则的看法。 对形势，他的判断是，中日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蒋介石国民党也已下了抗战决心。只是，蒋的抗战是“应战主义”的，国民党的军事方针是单纯防御。照此打下去，太原、张家口、石家庄、涿州都有丢掉的可能。对红军应对战争的军事方针，他的意见是，国共合作已大体成功，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红军应当依据自身特点，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和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33] 就在毛、洛发出召开洛川会议的电示当天，中共中央即得到通知，南京军委会正式发表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彭被任命为总副指挥，下辖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三个师。周恩来建议，宜马上派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即改编后的一一五师第一旅8000人为先遣兵团，即日由淳化出动，到侯马上车，受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至山西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集中。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他同时提出：“其余候南京发表两党宣言及边区组织后出动”。他的意见是，由于南京拖延不决，“共产党与红军还未取得合法地位，（此次）非取得此种地位不可”。[34] 所谓洛川会议，召开于8月22日晚，结束于8月24日，25日形成决议文字。和遵义会议以后历次中央会议的开会程序不同，本次会议没有由担任总书记的洛甫先做政治报告。由于会议的召开及主要目的是解决红军主力改编出动后的军事策略问题，故会议召开当天就集中讨论了军事问题，因此首由负责指导军事和统战工作的毛泽东报告了“军事外交问题”。[35]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他对军事形势及红军出动、作战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他认为，当前日军“主要打华北，向山西、绥远”，“辅助方面是上海等”。红军作战地区应为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域，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箝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什么需要强调民族革命领导权问题呢？毛解释说：这是革命的长期性决定的。目前国民党还是领导的党，“据今天的条件说，（我们的）技术贫弱……相对的比蒋介石也差（数量和技术）”，“单从数量上不能解释此问题”。但他相信，红军“声威与地位则远超过之。根据过去红军能力，全国瞩望。以后还要用最大力量，争取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还要在其他方面取得领导地位）”。问题是要讲究“达到任务的方法”。一是“要一贯的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二是要坚持“红、国军共同作战（统一战线）”；三是红军作战的战略原则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什么叫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他的解释是，就指挥原则而言，应承认“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总的战略上），但一定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就作战原则而言，则应坚持“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战法。为什么要强调山地作战？毛泽东明确讲，这是因为山地更便利创造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山地也是红军长期熟悉的作战条件，对平原战则无经验。当然，毛泽东并不是打算放弃在华北平原作战和创造根据地的可能性。他的意见是，目前可派“小游击队去发展平原”。 除军事战略问题外，毛泽东的报告也特别说明了军事战略考虑的政治背景问题，即所谓“外交”问题。这里所指的“外交”，其实就是党的统战关系。毛泽东主要报告了他对两党关系状况的看法。他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关系问题。称：“资产阶级要对付日本，向红军招手，现在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在阶级上（两党）根本是敌人！”这一点不应须臾忘记。他列举了陕甘边土匪问题、宁夏马鸿逵威胁问题、南方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被缴械问题等情况，指出：“统一战线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党的阶级的独立性与警觉性”。他介绍了两党谈判及其反复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可能接受的让步范围，认为谈判拖延不决，很大程度在于“国民党方针是一方面限制我们，一方面破坏我们”。他特别在意国民党限制红军的种种处置，包括坚持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参谋长等，声称这“是万万不可以（接受）的”。他提出，在红军改编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们“现在要催促发宣言及决定边区的发表”。他也表示，他并不反对主力出动参战，但强调全部主力出动的时间要“按（问题解决）情况决定”。[36] 当晚讨论中半数与会者发表了意见。洛甫、林彪、聂荣臻、凯丰、张浩，包括张国焘，都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等则表示异议。朱德认为，保存红军力量的方法“应当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发展群众战”。故“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败了，不好。”周恩来提出：“对国民党的限制问题，要一步一步冲破，红军开拔还是早点开拔”。我们的军队“不仅是游击战争，同时要提出我们是可以打大仗的”，故提法上“还是运动游击战好”。要国民党不束缚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要做全国群众工作的问题，因此统战关系要弄好。彭德怀讲得更坦率：“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和红军的地位。”“战术上要很谨慎，但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就要集中优势兵力来袭击敌人”。事实上，“游击战和运动战是红军密切不可分开的”作战形式。[37] 根据与会者讨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他解释说，他虽然力主在战略上红军目前在全国范围之内应“成为游击支队”，起牵制作用，但“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在指挥关系上，他主张“不能违背军委方针去迁就国民党的方针”，但亦同意应该在“以我们的指挥为主”的基础上“适当来解决、来调剂（与国民党的关系）”。[38] 23日，政治局休会一天，中央召开常委会，讨论安排了红军出动后各方面的人事问题，包括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39]24日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洛甫就政治问题做了补充报告。他在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政治判断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主张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掉自己的立场，强调与国民党的联合是基于抗战的需要。而且，“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40]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解释了他看红军作用、地位及作战方式等问题的其他一些背景方面的考量。他指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从持久战的角度，不宜把数量很小的红军的作用放在眼前正面战场的作战上。鉴于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故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着保持与扩大红军”，以便实现这一斗争目标。 对此，朱德和彭德怀仍旧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在发言中认为，对与日本军队作战不应顾忌太多，日军毕竟是外国军队，红军的活动余地是很大的。“日本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在统一战线的条件下，“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警惕性过高是不对的”，“国民党今天还是想我们打胜仗，如说国民党集中力量专打我们的主意，是不对的。”在听取了几天会上会下讨论的意见后，洛甫最后做结论时，口气上和提法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他一方面肯定“阶级矛盾还继续着，警觉性问题要坚持”，一方面也表示接受朱、彭的有些意见。如此前他还赞同毛的提法，说“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这时则同意说，在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是持久战的前提下，红军“主要的作战方式应是运动战”。[41] 由上可知，洛川会议没有能够就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出动、作战指挥、作战方式等问题达成统一意见。在洛甫和毛泽东看来，25日形成的会议的书面决议，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肯定国民党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同时，批评了国民党惧怕和限制人民参战运动的方针“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从毛泽东的角度，他最关心和最想要在这次会上解决的军事战略及策略方针问题，却还没能得到解决。[42] 四、主力出动后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洛川会议结束后第三天，为进一步加强党内同志的阶级警觉性，在毛、洛的提议下，仍在洛川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几个涉及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前途的政治大问题。如“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无和平转变的可能？”“和平转变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无两党存在的可能？”等。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 紧接着，9月1日，在延安中央积极分子会议上，他在重申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共产党不能跟着国民党跑的问题的同时，又特别提出了党和红军阶段性任务的区别与联系问题。他提出，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当好“壮气军”，是红军当下阶段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争取壮大发展，就能早日实现第二阶段的目标：“从现在的（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43] 洛川会议前后，虽然红军改编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国民党仍未发表中共宣言，亦未解决边区政权的合法地位问题。尽管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以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这时都有电报提议3个师应迅速开动，毛还是相信最多只能先开动两个师。他在8月31日的电报中还特别说明称：政府方面提供给红军及边区的补给、补充，“仅有衣物及少数弹药”和“月仅五十万”经费，“无枪炮等之补充”，还一直拖延不发中共宣言，边区主席、红军参谋长及政治部副主任等蒋还坚持要由他指派中共难以接受的国民党人充任。他据此明确电告朱、彭等说：“第三师非待国民党对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44] 但这时红军主力出动已成事实，故毛泽东关注的重心很快就转到红军主力出动后的作战区域安排问题上来了。这时西安行营和二战区指定给八路军的活动区域是晋东北的几个县，距华北前线尚远。9月初，毛泽东得知的情况是，平绥前线除二十九军退守保定及津浦线外，中央军汤恩伯部从南口防线一路败退，居庸关、张家口均告失守。“卫立煌军三个师位于居庸关以西永定河南岸，刘汝明师及晋军之七十二师撤集于洋河南岸，傅作义增援军约六个团约在怀来地域，赵承绶骑兵军大约在兴和天镇地域，晋军主力在大同、广灵、代县地域。”据此，他的提议是：“红军一二两军（即一一五、一二〇两师——引者注）约本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具体活动区域应与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交涉，争取如下地点：“（一）涿鹿、阳源、蔚县三县境内一切友军未驻地区。（二）宛平、房山、涞水、易县四县友军未驻地区。（三）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六县县城以西地区。（四）涞源、阜平、灵邱三个全县作为我军之中心根据地。（五）广灵、浑源、繁峙、五台、盂县五县。”[45] 由上可知，毛泽东并不赞成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都集中晋东北数县范围内，希望最大限度地争取红军的活动范围，以利于进行游击作战。他所提这21个县，分布于晋、冀、察三省交界处，跨越了一、二两个战区，并不是敌后。故他也讲明：一要尽可能交涉到这些县内“一切友军未驻地区”；二要得到当地政府和友军的支持。毛特别告诉周恩来等说：此项交涉“必须确实指定并由南京及晋阎令知三省省政府转令各县县政府同时令知各县及其附近之驻军，说明红军之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之任务。因为如不明白规定红军之区域及任务，并用通令下达友军及地方，势必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可能的话，最好利用红军新到，与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会面详谈，“以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46] 但这一设想很快就行不通了。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等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后以太行山脉特别是太行山北端，即晋东北范围为根据地，展开游击运动战。部队可动员群众，但不得干涉县政。[47]而毛泽东当天却得到消息称，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三部6万余人正开入蔚县、涞源、广灵和灵邱及其晋东北与冀察交界地区，他马上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上述地区已无红军活动余地”， 红军活动地域应南移。“此时红军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寿灵、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邱两县之南部地区，望与阎力争规定之。”[48] 几天后，周恩来再见阎锡山，要求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阜平地域，背靠恒山山脉。[49]但毛又得到消息，刘汝明师已开津浦线归还建制，汤恩伯部亦开平汉线整理，只剩卫立煌4个师留涞源东北。日军向大同进攻兵力5000，国民党正面守军至少在20万左右，惟士气不振，纷纷后撤，加上民众畏避，部队连吃饭都大成问题。阎锡山不得不放弃大同，准备改守雁门关。[50]据此，他再电周恩来等提出，请争取将“太行山脉之阜平、曲阳、灵寿、井陉、获鹿、五台、盂县、平定、昔阳、和顺等十县……定为我军补充区域”，以确保部队补给。[51] 这时，负责协助红军改编和出动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再三催促一二九师出动。眼看山西局势严峻，红军两师尚未确定理想活动地域，更无展开空间，毛泽东对行营的催促自然十分不满。他并且判断称：“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恰好蒋介石要求彭德怀去南京，毛为此专门致电彭，要求彭“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他并具体解释称：“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在电报中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彻底坚持的有过说明”，这次不仅是一重要机会，而且要想在避免发生无穷纠葛，这次亦非取得对方了解和承认不可。[52] 不过，彭德怀那边尚未见到蒋，山西前线又传来坏消息：“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进攻取太原。”针对朱、任9月15日建议一一五、一二〇师在晋东北山地“配合晋军行动”的电报[53]，毛泽东一改过去要求部队集中一地的方针，提出：“在此情况下，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他转而向朱德等提议：“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54] 毛泽东判断，日军放着南线不攻，先夺绥远、进山西，是“以大迂回姿式，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涞源、灵邱为敌必争之地……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鉴于晋阎指挥下之各军已失锐气，“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战略计划之结论。”故他相信继续以五台为中心创建根据地，势必受日军包围，“无持久可能”。他提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式，进至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据此，毛泽东再度提醒前方将领称：“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55] 不难看出，时至9月中旬末，毛泽东还没有将主力投入敌后的设想和计划。不仅如此，注意到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指挥上的严重情况，他又重新强调“山地游击战”战法的重要，强调主力要处于敌之翼侧，而且明确认为现在不存在洛川会议上讲的那种可以集中作战的“有利条件”，因而提出不仅暂时不适宜作“运动战”，而且应该劝告个别同志放弃集中打仗的观点。否则，“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捱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据此，9月21日，他明确电示彭德怀称：今日红军，一“要在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二“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即“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地战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56] 五、平型关战斗后毛泽东的军事设想是怎样的？ 严格地说，像阎锡山一样，毛泽东也担心日军西进。还在1937年7月20日，即平津尚未全面开打之际，他就曾去电阎锡山，提醒阎：如令日军进据北平及张家口，“则晋绥之危至”。故除应督责冀、察当局坚守平津、张家口等处外，晋绥军“似宜以一部向张家口出动增援”，并“力促蒋氏增兵北援”。[57]平津失陷后，他也曾进一步通过受邀参加南京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向蒋建言：“第一防线是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并应以攻势防御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红军愿出动三分之一兵力，以游击战相配合。[58] 进入9月下旬，日军已经打进山西境内，明显威胁到黄河以西陕甘宁边区的安危了。而这时，一系列新的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毛泽东军事方针及其策略的再度调整和转变。 其一，9月22日，中共合作抗日宣言得以公布，蒋介石亦公开发表了肯定的谈话[59]；其二，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在二战区的统一指挥下，集中一个多旅的兵力，与晋绥军配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将敌歼灭一千余人”。[60]其三，就在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发表当天，毛泽东收到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山西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的电报，报告阎锡山有意在山西与中共八路军全面合作，开辟敌后根据地，与日军长期周旋。这一情况让毛泽东颇感振奋，他当天就回电彭雪枫转告阎：完全同意关于在五台山脉建立游击区的想法。他并且进一步提议：“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毛表示，除五台山脉外，晋东南太行、太岳山脉均应利用，晋西南吕梁山脉，晋西北管涔山脉等，也应加紧准备。尤其是放手发动民众一事，关系到游击战争成败与否，更要高度重视。[61] 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得到了阎锡山的首肯，在二战区前线地区，即晋、绥、察三省交界各县，成立了有八路军代表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八路军总部亦顺利地在二战区范围内划分并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晋绥察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西南军分区，有了合法的活动空间。[62]受此鼓舞，毛泽东显然开始相信，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整个华北地区都有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了。 9月25日，他首度正式通电党政军负责人，尤其是电示北方局称：“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在太原被敌占的假想下，“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因该处可得阎、杨更多协助，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河北党应“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他并要求相关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队（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63]当然，他这时尚未完全形成敌后发展的思想，仍旧十分重视国民政府的承认问题。因而特别要求周恩来务必要先就此一工作方针可能带来的地方军政关系问题，与相关战区及军政负责人进行沟通。[64] 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指示的同时，朱德、彭德怀恰好也提出了向敌后活动的建议。他们提出，鉴于日军主力开始由平津大举南进，八路军似应考虑向敌后冀察方向派遣一支战术支队，一面游击作战，一面寻找发展条件。毛泽东接电后却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原定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因眼下条件不成熟，暂时亦应停止。派遣战术支队问题，“要待敌更深入后方，更分散才能执行”。[65]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对深入敌后作战的慎重态度，却不是出于对日军作战不摸底和担心集中作战对红军不利。他既不打算采取保守战法，甚至没有再提主力分散做群众工作和坚持山地的主张。他并且明白地提出，这是基于一定要在山西打一仗，挫敌锐气，争取稳定山西战局的大战略来考虑的。“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是因为在“敌之主力尚之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66]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专门就此致电朱、彭等，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整体作战计划。他分析称，日军主力既选择在河北大举南进，在山西灵邱、涞源、广灵、蔚县诸县应不会留多兵据守，如此则是扭转山西战局的有利时机。“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式下”，他的建议是，商请“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守前进，灵、广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源之间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他提出，届时我林师应以全部“向北突出，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敌之空虚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他认为，只有照此进行，出此奇兵，山西战局“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红军也必将会“发挥战略上的作用”。[67] 然而，就在毛泽东提出上述设想的同时，保定已失，日军用迂回战术一再轻易突破国民政府守军的正面防线。朱德和彭德怀于9月28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可考虑在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北涞源、山西灵邱和广灵地区成立根据地问题。在他们看来，该地区亦属山地，且山脉很大，地形比晋西北好，人口不少，粮食不缺，如在上述地区连同山西浑源、繁峙、五台、盂县、河北阜平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可与晋西北互相呼应。[68] 对此，毛泽东也复电表示认同。他说：“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不久后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依托长城抗战的战法也只是暂时的。我军今后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但是，他仍旧表示，目前“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他认为他此前所提以一一五师为一奇兵打敌侧后的战役设想，就还有条件一试。他提出：“关于使用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广、蔚及其以此突破，找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此着，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展开一个新局面。虽然不能根本的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但暂时的部分的破坏是可能的，这就大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69] 10月初，八路军主力主要位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之线两翼，同时组织有4个支队进入到日军侧后方。刘云彪骑兵支队约600人在河北涞源、紫砂荆关、易县、唐县、曲阳地区活动；杨成武独立团约3000人在山西灵邱、广灵、河北蔚县地区活动；宋时轮支队1000人在山西朔县、平鲁、左云、怀仁、浑源间活动；李井泉独立支队1000人在朔县以北地区活动。[70]毛泽东这时对八路军主力活动问题的地域设想，也主要着眼于晋东北和晋西北范围。他在4，5两日给朱、彭、任并周恩来的电报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他在4日电中同意一一五师以平型关以北，浑源城以南，灵邱、广灵以西，应县、广武以东地区为范围活动，不利时好适当南移；建议一二〇师“早日转入晋西北”；主张一二九师主力暂驻寿阳、平定、盂县，“将来准备转至太岳山脉”。5日得周恩来电，知道已与阎锡山商定作战计划，他除表示“完全同意”外，更是明令一一五师全部“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大营镇、沙河镇以南之山地。待敌人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激烈时，袭取平型关、大营、沙河、繁峙线。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向北突出，占领浑源、应县地区，开展新局面”。指示一二〇师暂时“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时，我一一五师又已实行向大营、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长城，袭击朔县、左云一带，与一一五师相呼应，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要求一二九师“以一团位于孝义，主力位于包括娘子关在内之正太铁路侧后，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及两侧农民战略上策应林、贺两师，巩固后路。”[71] 整个10月上旬，由于不断收到周恩来关于阎锡山对毛泽东作战设想态度积极的报告，毛显然还沉浸在以八路军一一五、一二〇师为主力，与晋军正面防御相配合，对日军从侧翼展开突袭作战的运动游击战的军事设想中。他已估计到“敌人深入后，在后方的兵力只能守主要的据点，企图保持其交通线”，我完全可以小部队，如一个营，在敌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抗日根据地”，但他这时还不主张马上就把中共整个战略重心转到游击战争上去。他认为，在地方创建游击队，只要保证有一个排的正规部队做基干即可。[72]主力目前仍应集中，以便与晋绥军配合，争取能挽救山西危局。 阎锡山这时正紧锣密鼓地调动军队，准备组织太原会战，特别是想要固守忻口要塞。10月6日，二战区商定了左、中、右三路部署，决定右路，含晋军10个团，统归朱、彭指挥。毛泽东更受鼓舞，当天即复电周恩来等，进一步说明了他的作战设想。称：“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一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一个师左右，已处于我三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他明确认为：“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除必须加派生力军坚守娘子关，以若干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力外，八路军两师亦应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的任务。“为此目的，我一一五师主力不但不应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龙泉关，似应第一步移至豆村、台怀之线，以便适时袭击大营、沙河、繁峙线，并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北越长城出至浑源、应县，以此为中心，分为若干支队，采取夜间行动，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他相信：“一一五师这一行动（如再加南京两个师更好），配合贺师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鲁、朔县之行动，将引起山西敌军正面攻击之停顿，甚至暂时部分的后退，并将引起平泽线敌军停止深入石家庄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备北平、石家庄线，以另一部转向灵、涞、广、蔚地区对付我军。”如此大规模作战会不会给八路军造成严重损失呢？对于这个问题，他这时却认为这既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在一一五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73] 对于毛泽东上述的形势判断和作战设想，周恩来于10月12日委婉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分析了阎锡山指挥下各部队协同之难，认为“忻口反攻无充分把握，东面娘子关守备亦不大可靠”。如无国民党军队的有效配合，八路军主力的出击和使用都应慎重。[74]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也于当天致电中央军委，再度强调扩大晋东北和冀西控制区域的重要性，认为这将能够延缓友军过快退过黄河的危险。[75] 毛泽东次日回电，对两电均表同意，但他认为，部队协同问题不是完全不能解决。比如，应该可以“向蒋、程、阎提议任命黄绍竑为娘子关、龙泉关沿太行山脉以东各军（红军不在内）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确保娘子关”。因桂系将领黄的身份较超然，可能便于协调。最重要的是，他相信，目前最关键的还在保住娘子关、龙泉关及其太行山脉，因为这才是控制整个山西甚至华北战局，以及影响友军的战略关键所在。他说，敌占太原并不要紧，只要四周山地都控制在我手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但若丢掉娘子关，就等于丢掉正太路，在太行山也难站住脚，如此“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意义”。他承认，这一计划较难实行，因为“华北弱点在军队太杂，无一个主力军，红军在力求配合作战，争取华北持久的原则下须同时顾到友军不可靠的处置”，确实问题多多。[76] 但是，在10月13日当天反复考虑后，毛泽东还是郑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请他们向蒋、阎等说明：太原失守不可怕，“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应实行如下的部署： 一、以现有太行山脉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五个至十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以黄绍竑为总司令，并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达确保该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之目的。 二、以卫立煌、郝梦麟、刘茂恩各部，另加川军两个师，以卫立煌为总司令，位于太原以东寿阳、盂县地区，除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外，以运动歼灭战，对付太原之敌。 三、以红军一一五师、晋军陈长捷部，另加桂军两师、骑兵一师，位于五台地区，以一部除向平型关、沙河、代县、崞县、原平线袭击外，主力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 四、以红军一二九师，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晋阳、榆次南部之地区，创造根据地，准备万一不利时之南面防御战。 五、以红军一二0师主力配合晋军主力十五个团左右，位于晋西北直至外长城一带，确保该地区，袭击太原、大同线。 六、以晋军二十个团左右，配合红军一二〇师之陈伯钧部，位于太原以西之汾阳、孝义直至离石、中阳地区，反抗敌军西进。 七、以晋军之余部，位于太原以南之太谷、平遥地区，完成对太原之四面包围。”[77] 以上所引电文，是目前所知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替国民政府华北抗战，特别是替阎锡山、黄绍竑组织的太原会战出谋划策的数封电报中的最后一封。从这些电报的提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红军改编和苏维埃政府改制基本落实，而日本已大举侵入山西的情况下，直至9月21日还反对红军集中作战，力主“依傍山地和不打硬仗”的毛泽东，从9月22日开始即一度转向了主张国共两军密切配合，集中兵力，以攻势防御挫败日军对山西的入侵的积极态度。 但是，由于毛身处陕北延安，他的提议要通过周恩来等转告，周等多半不能及时见到阎锡山和黄绍竑等，更不必说报送给蒋介石了，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他的提议难免会有所滞后。而更重要的是，蒋、阎、黄等实际上各有一套军事指挥观念，也各有自己的一堆问题和困难，他们也很难理解毛泽东以游击战为基础的运动战式的作战方法，更不必说接受其建议了。[78] 六、太原失守前后毛泽东军事方针有何变化？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黄绍竑使用的单纯防御式的“被动的呆板的战法”，毛泽东本不赞同。他看重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军能大量的采用运动战，“八路军则以游击战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79]他9月下旬以来种种建议和主张，均出于此。当然，虽然他的建议没有能为蒋、阎等所采纳，为阻止日军深入山西，进而威胁陕甘宁，整个10月里他在推动八路军主力配合作战问题上，态度仍很积极。他这时所坚持的既定方针只有一条，即“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80]在此基础上，他始终在督促朱、彭等指挥八路军主力积极参战，且并不反对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81] 如忻口战役打响前后，他就曾接连电示朱、彭主张：同意一一五师依阎、黄要求在繁峙、大营线动作，截击代县、繁峙间敌人，提议徐海东旅应转浑源、应县，以主力配合宋时轮支队截击大同、雁门关线，并以一部配合陈光旅截击平型关、代县线。主张杨成武团应侧向出击，截断广灵、平型关线。对这时刚刚投入战场的一二九师主力，他明确认为应部署在最重要的娘子关一带，配合守军作战。对该师陈赓旅主力还“没使用于娘子关以东之敌后截击，破坏敌攻娘子关计划，确保该关于我手中”的情况，他还委婉地提请朱、彭“考虑”。[82] 直到太原沦陷前夕，毛泽东仍在督促朱、彭做积极配合守军控制正太路的作战。娘子关失守前一天，他还在强调：“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故主张应将陈光旅也使用于正太路方向。说“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王震部似以加入雁门关一带，配合宋支队作战为有利”。“并且徐海东旅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83]娘子关失守后，他仍电示朱、彭，提出：“我右翼主力既集中于正太路，如打得好，当能有效制止敌进”。故一二〇师主力仍应北上，以两团兵力位于大同、怀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鲁地区，分数支队，以主力袭击铁路线。另以一团位于山阴、雁门关、朔县地区，以主力袭击铁道。“目的在保证切断敌运输大道，又能发展北面工作”。[84] 不过，战争进行到10月20日夜，毛泽东已注意到娘子关守军有溃乱征兆，太原沦陷在即，正太路亦将不保，日军届时如再向汾河流域推进，在晋东北作战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一二九两师都有被隔断在敌后的危险。由于这时尚无敌后作战及发展的尝试与经验，毛当即电示朱、彭称：一一五师不可再向北，一二九师不可再向东，出于安全考虑，八路军总部宜移至正太路附近，“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他并提议称：“林师（即一一五师——引者注）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区”，“刘师（一二九师——引者注）在正太路以南之现任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贺师（一二〇师——引者注）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惟可留一一五师独立团杨成武部于敌后的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85] 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提议部署一团兵力于敌后。但孤悬一团于敌后，纵使游击于山地，缺少战略呼应，能否坚持，毛总感到有些担心。几经考虑，他于次日对这一计划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调整。他再电朱、彭、周称：因杨部要“准备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活动于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故请“速即配备军事上、政治上高级的可靠干部若干人以增强之”，并“通讯方法及通讯材料须准备用至两年之久”。另外，以杨部一团活动于三省交界处，怕很难顾及五台山脉，而五台山脉的控制战略上又极其重要，故他提出：“请考虑从总部特务团中派出一个最好的营，配备能够领导三千人以上的军政干部若干人，独立自主的长期活动于五台山脉地区，与杨成武部相呼应。”为使杨部能与后方形成战略呼应关系并便于联络，他并要求朱、彭考虑派宋时轮团全部“准备长期活动于长城以北大同、雁门以西地区，东与杨成武部、南与一二〇师主力相呼应。”[86] 11月初，忻口战役失利。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得知太原失守消息后，当即致电周、朱、彭、任并告各师首长，提出：太原失守后，“阎、卫、孙、曾、冯、赵、邓、孙等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毛因此明确要求：今后应以靠近陕北的晋西北吕梁山脉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及“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惟“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在他看来，今后“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他因此首度提出八路军今后要准备在山西创建能够军政一体的扩军、筹粮的自己的根据地。其原话是：“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87] 次日，因估计日军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山西各县之要点进攻，晋西北、晋东南及晋西南“敌均将向之前进”，毛泽东除明令一一五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外，明确要求晋察冀军区和一二〇、一二九师务必独立自主地先行开入日军可能进入之地区，“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枝，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总之，“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88] 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石拐镇开会讨论了毛泽东的提议，主张已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继续留在同蒲路北北段活动，一一五师主力退出晋东北后转到汾河流域和晋南一带做群众工作，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依托太行山脉开展游击战争。[89]然而几天来毛泽东的思路却又所转变。因为他注意到山西正面抵抗失利后军心民心正处于极度低落期，八路军若不能“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马上分散去做群众工作，未必有利。故他于13日重新提议称：“林师徐旅速到吴城镇地区，准备与贺师之贺廖支队配合作战，打几个小胜仗。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准备打几个小胜仗。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多打小胜仗。”[90] 由此不难了解，不仅自抗战开始以来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及军事方针始终是和国共关系状态及中日战局发展变化的情况紧密互动着的，而且太原失守后至1937年11月，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虽然对在敌后建立根据地问题逐渐取得一致看法，但大家认定的可以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地方还只限于两个，一是五台山山脉；一是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91]不仅对其他敌后发展设想及方向都还未曾有过具体考虑，即对八路军主力的部署安排也仍着眼于敌之侧翼。毛泽东并多次强调，在考虑到红军安全寻找转移区域时，务必要注意到与国民党友军的关系。称：“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使用与适当的转移”，红军主力在“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应及时转移至“不影响国民党友军，能扩大本身训练，有给养条件之地域”。[92]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什么时候开始有计划地尝试着部署小部队进入河北平原腹地敌后农村去活动呢？从已知的文献看，这已经是1937年12月中旬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毛泽东根据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的提议，同意派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以两三个连的兵力，组成支队前往磁县、沙河、赵县以东和石家庄、保定、定县以东农村中活动。但派两支小部队去“活动”的目的还不要建根据地，而是“侦察情况”；“收集遗散武器”；“破坏伪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扩大本身”。毛泽东亦明确讲，要想做到这些，“首先即须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而这就要求两支队“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亦即不应设定任何硬性的任务。[93] 换言之，一直到1937年12月底，毛泽东更关注的还是中共所在山西以及西北地区的战略安危问题。29日，注意到日军将要向南推进夺取孝义、沁县、灵石、霍县一带，他即电示朱、彭并告八路军三个师及北方局领导人，要求准备对进攻之敌实施“夹击”，争取在此次敌南进过程中，我军能“集中必要兵力在有利条件下打二三个好的胜仗”。[94]一旦估计西北战局出现危险，毛还是会考虑将三个师的主力集中使用到主战场上来。 30日，毛泽东判断日军很可能会在占领济南、徐州、蚌埠、郑州、开封后，出于切断中国外援通道的谋略，“先占兰州、广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稍后”，从确保苏联援华陆路通道新兰、西兰两公路不被切断的设想出发，他又转经中共驻武汉的代表郑重向蒋提议：立即调八路军一师开甘、凉两州，一师开固原地区，一师开豫西地区，以求应对此一严重危险。当然，他也提议，请允许八路军三个师“在冀、晋各留一团兵力，配合游击队，坚持华北游击战争”。[95] 毛泽东什么时候下决心派一师主力出动到敌后河北、山东等地去的呢？1938年2月中下旬。他这时接连致电朱、彭、林等提议称：请考虑“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96] 毛泽东的第二、三步设想及条件是什么呢？他写道：“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到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97] 毛泽东很清楚，此一部署“比较带冒险性”。但他强调，“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辅助之。”“因此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他认为，“要使三个师都有广大发展前途，在战争中起重要制敌作用，并影响全国，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98]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毛泽东这时有过如此建议，还只是设想而已。他随后明确电告朱、彭及三个师的领导人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99]对于敌后作战及发展方针，他这时提出的最重要的方针其实只有一条，即“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在这里，“不被敌根本隔断”仍旧至为关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如果八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从战争长期性出发，必须如此，方为有利。”[100] 结语 综上所述，对照李法卿回忆提到的毛、朱1937年8月或9月向部队一般干部谈及的那个所谓“七、二、一”发展计划，可知以当时形势与战局变动之复杂，和毛、朱等对国共关系状况及中日战局变化了解之局限，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无论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还是在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以及在自身发展和活动区域选择等问题上，自战争打响以来，其实一直在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在摸索和改变着。李法卿所称红军主力“分二路由晋西北向前发展，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和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而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云云[101]，其实不过是1940年初人们对中共八路军自抗战爆发以来军事发展经过情形的一种描述或总结罢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1940年春李法卿逃走前或许了解到当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在西北、华北、华中“猛烈发展”的重要指示的内容。这一指示的基本精神及其部署安排，确是将军事发展放在了决定性的位置上，并且具体规划了“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的大发展目标及其实际步骤。[102]但是，这毕竟是1939年国共两党关系发生急剧改变之后的情况了，与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张冠李戴。 作者简介：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注释： [1] 傅应川：《抗战期间共军的发展策略及其战略影响》，“战争的历史与记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论文，台北，2015年7月7—9日。 [2] 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81—94页。 [3] 傅应川：《抗战期间共军的发展策略及其战略影响》，“战争的历史与记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论文，台北，2015年7月7—9日。 [4] 见《第八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期间中整个阴谋》，无年月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5年，第357—360页。 [5]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1956年12月，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79—80页。 [6]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十八年之证言》第6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1年译印，第117页。 [7] 如徐约中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等都用到这一说法，但都未注文献出处。徐书为转引（见该书第587页）；陈书未注释（见该书第346—347页）。 [8] 《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东开情况致太原电》，1937年8月30日；《钱大钧关于第一一五师行军等情给蒋介石的呈文》(1937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杨成武：《杨成武回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 [9] 《毛泽东关于我军渡河情况致雪枫电》(1937年9月2日)；《钱大钧关于八路军各师运输情形给蒋介石的呈文》(1937年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1），第17页；《毛泽东关于各师在山西作战部署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1937年10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10] 可参见《骑兵营和宣传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6dd3950102dzru.html，2015年8月8日。 [11] 有关事变消息各报均报道于7月9日，（天津）《大公报》亦不例外。转见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第407页。 [12] 《洛、毛关于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事致叶电》(1937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3]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8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第1页。 [14] 《毛、朱关于红军一部调赴河北抗战一事给彭、任、邓电》(1937年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毛泽东关于积极同中央军等协商抗战总方针事致剑英等电》(193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第2页。 [15] 《毛关于红军出动应作真实准备致彭、任、叶电》(1937年7月15日)。 [16] 《毛、朱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致彭、任等电》(1937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7]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关于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致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18] 因本文引用的张闻天这时签署的电报都使用的是“洛”或“洛甫”，故正文中亦用张当年在党内的这个名字。 [19] 《洛、毛关于红军改编计划致周、博、林电》(1937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8页。 [20] 当时认定的损失情况可见《何应钦对于卢变经过及军情等报告》(1937年8月1日)，章伯锋等主编：《抗日战争》第二卷（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21] 《毛泽东关于部队东移不必开得太快致朱、彭、任、刘、张、贺、关并告剑英电》（1937年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2页。 [22] 《洛、毛关于与蒋商谈的时机问题致周、博电》(1937年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2页。 [23] 《洛、毛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致周、博、林电》(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4] 《洛、毛关于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与战法不应请蒋决定致朱、周转彭、任电》(1937年8月1日)；《洛、毛对国防问题的意见致周、朱、叶电》(1937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23页。 [25] 《朱、周等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致毛、洛电》(1937年8月4日）；《朱、周等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致洛、毛电》(1937年8月4日），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416页；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69—370页；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85—86页。 [26] 《洛、毛关于红军参加抗战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致周、朱、博、林、彭、任电》(193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25—126页。 [27]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给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8—29页。 [28] 《毛关于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致朱、周电》(1937年8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5页。 [29] 《毛泽东关于三个方面军宜靠拢前进致彭、任电》(1937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8—29页；《洛、毛关于各军开誓师大会等事致彭、任并告博、林电》(193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第6页；《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给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5页。 [30]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建议》，1937年8月13日。 [31] 《洛、毛关于‘宣言’修改和发表时机问题致朱、周、叶电》，1937年8月14日；《毛关于谈判结束才能确定红军出动日期致彭电》，1937年8月14日。 [32]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17日；《洛、毛关于洛川会议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电》，1937年8月18日；《洛、毛关于须开洛川会议讨论国民党阴谋问题致博、林、彭、任电》，1937年8月18日；《洛、毛关于不能同意黄白案问题致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分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71—4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6—19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第13—14页。 [3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第12页。 [34] 《毛泽东关于同意派一军团为抗日先遣部队致彭、任电》(1937年8月18日)；《毛关于我军同意受阎锡山节制致彭电》(1937年8月19日)；《毛泽东关于我先遣兵团日内出动致雪枫、胡服电》(1937年8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6—197页 [35] 目前学界或研究者对洛川会议内容以及毛报告内容的引述，较多利用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说法。另亦有引用网络匿名伪造毛报告内容的情况。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卷，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第386—390页；戴晴：《国共纷争》，《失败者的胜利》，转见http://www.cclawnet.com/daiqing/005.html. [36] 《毛泽东关于军事外交工作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7] 讨论发言内容可参见《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22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72—373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419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79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卷，第385—390页；注：张国焘对洛川会议内容的回忆，从会议召开的时间，主要报告人或报告的顺序及报告的内容，特别是他自己的发言内容，都与会议记录相差甚远。 [38]《毛泽东关于军事外交工作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9]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419页。 [40]《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4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43—349页。 [41]《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22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340页；《洛甫关于政治形势报告的结论》（1937年8月24日）。 [42] 会议通过的文件均未提到红军出动及作战和发展的军事战略、策略问题。《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拟稿并经会议通过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473—474页。 [43] 毛泽东：《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937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9页。 [44]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我军实行种种限制致小开电》(1937年8月31日）；《毛泽东关于第二、三师出动问题致朱、彭、任电》(1937年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8页。 [45] 《毛泽东关于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区域问题致周、朱、彭、任电》(193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0—41页；《毛泽东关于国民党抗敌情况致朱、彭、任等电》(1937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9页。 [46] 《毛泽东关于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区域致周、朱、彭、任电》(193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0—41页；《毛泽东关于请周恩来与四省军政人员面谈华北抗战事致雪枫转周电》(1937年9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199—200页。 [47]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421页。 [48] 《毛泽东关于力争把阜平等县规定为红军活动地区致周、彭、林电》(1937年9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页。 [49]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421页。 [50] 《毛泽东关于大同、蔚县一带国民党军情况致博、叶电》(1937年9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第201页。 [51] 《毛泽东关于改变我军补充区域问题致博、叶电》(1937年9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01页。 [52] 《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193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12页。 [53] 《八路朱、任关于一一五和一二〇两师宜在晋东北配合晋军行动致毛、彭电》(1937年9月15日)，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76页。 [54] 《毛泽东关于我三个师的活动部署致朱德、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02页。 [55] 《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致朱、彭、任等电》(193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18页；《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战略区域问题致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6—48、50页。 [56] 《毛泽东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20页。 [57] 《毛泽东为力保平津、张家口致阎锡山电》(193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页。 [58] 《洛、毛对国防问题的意见致周、朱、叶等电》(1937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23页。 [59] 中共中央对此表示高度肯定，除命令一二九师很快开动外，并通告党内称，此事“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洛甫、毛泽东关于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建立致周电》(1937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04页。 [60] 《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和伤亡情况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9月21日毛泽东亦同意部队可适当集中，如林彪“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毛泽东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20页。 [61] 此电原文因未注月份，故《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编者对月份的判断有所差异。根据毛泽东原文内容及其前后和当日各电判断，笔者认同《毛泽东文集》编者认定的月份。《毛泽东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致雪枫并告周、朱、彭等电》（193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22页。 [62] 《朱、彭、任关于冀察晋绥各省八路军部署问题致毛泽东电》(1937年10月25日)，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99—400页。 [63] 《毛泽东关于在日军占太原的设想下布置五台山脉游击战争致周、朱、彭、任并告胡服、杨尚昆、朱瑞电》(193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5页。 [64] 《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致周并转胡服、尚昆、朱瑞等电》(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页。 [65] 《毛泽东关于向恒山山脉突击的计划暂无执行条件致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04页。 [66] 《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页。 [67] 《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26页。 [68] 《朱、彭关于争取在晋东西两大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致洛、毛、周、任等电》(1937年9月28日），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82页。 [69] 《毛泽东关于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致周、朱、彭、任电》(1937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66页。 [70] 《朱、彭关于八路军作战部署及战况的通报》(1937年10月3日），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85页。 [71]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各师在山西的作战部署致朱、彭、任电》(193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2—73页。并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425页。 [72] 《中央军委关于在冀热边区创造根据地的指示》(1937年10月2日）；《毛泽东关于晋西北工作布置致贺、萧电》(193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4—75页。 [73] 《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致周、朱、彭等电》(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35页。 [74] 《周恩来关于与阎、卫商谈内容致毛、朱、彭电》(1937年10月12日），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428页；并见《毛泽东关于华北战局重点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致周、朱、彭等电》(1937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0页。 [75] 《朱、彭、任关于华北形势与八路军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0月12日），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90页。 [76] 《毛泽东关于华北战局重点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致周、朱、彭等电》(1937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0页。 [77] 《毛泽东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的意见致周、朱、彭、博、叶五同志电》(1937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2—83页。 [78] 对于毛泽东10月13日两电的提议，周恩来16日电告：“此间作战指挥中心在太原，阎、黄对八路军使用均须与我们面商，电报往返非常不便”。周18日才见到黄绍竑，其当天电告毛称，已向黄说明娘子关重于太原，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数钳制，主力向东北出击。对方尚未表态，但估计阎、黄很难同意。另关于毛、朱、彭所提电蒋增兵问题，周亦认为，恐蒋估计太原必失，亦不会派兵来。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429页。 [79]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转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80] 《毛泽东关于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致林彪并告朱、任等电》(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5页。 [81] 关于1937年10月17日毛泽东和洛甫联名要求华北军分会停止传达10月8日训令的问题，过去一些人曾认为是因为训令中强调了“运动游击战”，不符合毛泽东“山地游击战”的提法。但这一解读并不准确。相关讨论可参见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争问题》，《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李羿《彭德怀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考析》，《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82] 关于一一五师的战斗部署问题，可见周恩来10月8日电，《周恩来军事年谱》，第427页。余见《毛泽东关于一二九师先头团位置问题致周、朱、彭电》(1937年10月14日）；《毛泽东关于徐海东等部部署问题致周、朱、彭电》(1937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09—210页。 [83] 《毛泽东关于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致朱、彭电》（193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00页。 [84] 《毛泽东关于一二0师在晋西北的部署致朱、彭电》(193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09页。 [85] 《毛泽东关于日军占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致周、朱、彭、任电》(1937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7—88页。 [86] 10月22日，毛泽东又提出“请考虑将总部特务团全部留驻五台山的问题”。《毛泽东关于一二九、一二〇师等部作战部署致朱、彭并告周电》(1937年10月21日）；《毛泽东关于总部与一一五师行动部署致朱、彭、任并告周电》(193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9—90、94页。 [87] 《毛泽东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致周、朱、彭、任等电》(193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11—112页。 [88] 《毛泽东关于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致朱、彭、任并告周等电》(193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14页。 [89] 转见袁伟等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408—409页。 [90] 《毛泽东关于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华北的任务致朱、彭、任等电》(193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16—117页。 [91] 《洛、毛关于发展晋冀两省游击战争的部署致周、胡服、尚昆并告彭、任电》(1937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19页。 [92] 《洛、毛关于坚持山西游击战争方针不能动摇致胡服、尚昆电》，1937年11月23日；《毛、周、彭关于徐海东旅行动原则致林彪并告朱、任电》（1937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19、221页。 [93] 《毛、彭关于派两个支队向平汉路以东游击致朱、任电》(193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28-129页。 [94] 《毛泽东关于在敌南进中须集中兵力打两三个胜仗致朱、彭、任并告林、聂、贺萧、刘徐、胡杨电》，1937年12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2页。 [9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刊印的文字为“三师在鲁、晋各留一团兵力配合游击队”，其中“鲁”字疑为误植，应为“冀”字。因这时八路军最远的活动范围只到山西与河北交界地区，离山东尚远。查《毛泽东军事年谱》第223页，该句中该字为原缺，亦可证明“鲁”字应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编者所植。参见《毛泽东对日军进攻形势的判断与我之部署的建议致陈、周、项、博、叶电》(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4页。 [96] 《毛泽东、滕代远致朱、彭、林、左并告周、叶电》。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57-158页。 [97] 同上引注。 [98] 《毛泽东关于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致朱、彭等电》，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0页。 [99] 《毛泽东关于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0页。 [100]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致朱、彭电》（1938年3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2-193页。 [101] 《第八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期间中整个阴谋》，无年月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58页。 [102]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第126—13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