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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十年中，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认知从形成到固化直线发展，其优越型自我认知因“三国干涉还辽”一度受挫后，又经历了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之后的两次“提升”。基于上述“自他认知”，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行动选择以庚子事变为界，前期以守为攻，表面上对华“示善”，以巩固既得的在华权益，实际上与列强“协调”，以共同蚕食中国主权；后期为了铲除其对华领土扩张的头号绊脚石，傍上英国，震慑中国，发动日俄战争并打败俄国，从而把中国东北南部纳入了其殖民统治范畴。 关键词：日本 对华知行 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完胜告终。作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一举改变了东亚传统地缘政治格局，而且使日本形成了蔑视型中国观和国民性优越感。十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初步确立了“东洋霸主”地位，为吞并朝鲜，进而向中国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在揭示该时期日本对华认知及自我认知演进的基础上，阐明其对华行动选择的原因和特点。 一、蔑视型中国认知的形成与固化 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割地赔款，但在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领土争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不俗表现，因而仍被西方人喻为“沉睡的雄狮”，是世界东方无出其右的大国。对日本来说，庞大的中国无疑是阻挡其向大陆领土扩张的可畏存在。 然而，战争的结果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虚弱本质，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由此完成了从质疑到蔑视的根本性转变。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处分案》中写道，一个国家要想在列强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维持独立，民众必须具备国家思想，否则即使兵力强大国家也会灭亡。然而，中国人“知道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1](17－18)尾崎认为：中国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而文弱之民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1](27)自由党成员小室重弘指出，中国人缺乏爱国心的根源是清朝专制，“在专制国内，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非国民共有之国家，乃君主一人之财产，是以唯其主人君主独爱其国，余者庶民百姓对国家无自主、无自由、无责任、无义务，只是可怜的奴隶。人民视国家之安危存亡，不过为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2]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经此一战，中国业已国将不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已死”论的出现，更是如实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程度。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认为，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3]吉野作造回忆说：“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4]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的败北，使支那的真相在世界曝光，战争中那种软弱无力和混乱无序，政府高官对亡国的怠慢和无能，士兵们对清帝国忠诚心的欠缺，使和平时期已经对此有所感知的列强也有些意外。支那，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理当被食用。”[5] 19世纪末，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反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1898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并提出“扶清灭洋”的新口号，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打击对象是在华外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1900年1月，慈禧太后批准端郡王刚毅“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奏折，下诏承认义和团，政策上变“剿”为“抚”，于是义和团声势日大，华北各地外国教会遭到攻击，列强驻华使馆也受到威胁。英、美、德、日、俄等列强以救援驻华公使馆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对华开战，8月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9月，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以保证彻底剿灭义和团、向八国列强赔偿4.5亿两白银平息了战事。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中国“象形蚯体”论开始在日本媒体出现。《国民新闻》的一篇文章写道：“今日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之形体，并无一套完整机关，无论切断何处，也会留下几分生气。若将其分为千百份，便是千百份个体。若保持其整体状态，亦无非千百份个体之呆然杂处，中央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则可杀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唯若蚯蚓之类小虫子尚可忍受，然今日支那，乃象身嫁接蚯蚓之构造，不难想象其处置之麻烦。”[6]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及庚子赔款期间，“中国亡国论”再度升温。1901年4月24日，山县有朋致信伊藤博文，内称：“清国纲纪已灭，国本已坏，唯在苟延残喘。”山县断言：“清国之瓜分已是必然命运，非人力可扭转。”[7]政友会的小川平吉在党报上撰文说：“至于支那是否已成尸骸，有识之士早有定论，今无须赘言。”小川的主张是：中国虽然已成“尸骸”，但对日本还有使用价值，“此尸骸确实是尸骸，但尚是具有身体而受其子民亲族尊敬之尸骸，与其妄自唾之、鞭之，斩断其手足，招致其子民亲族怨恨，莫如郑重埋葬之，以巧妙地获取其遗产。”[8] 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展开火并。战火所及，当地民众生灵涂炭。通过日俄战争，日本不仅铲除了俄国这个阻碍其向大陆扩张的绊脚石，而且再次确认了清朝的腐朽懦弱，其蔑视型中国观大举泛滥并走向固化。战争期间，除了参战士兵及从军记者外，户水宽人、内藤湖南、有贺长雄、德富苏峰等不少社会名人也以个人身份考察了中国，在他们向日本国民传递的中国信息中，既有切中要害的分析，也有丑化与偏见，而在中国衰亡的基本结论上，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竭力贬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有以下种种： 低级动物说。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军医土肥原三千太在日记中将中国人比作蚂蚁。“有拉牛的蚂蚁，牵驴的蚂蚁，卖鸡蛋的蚂蚁，拣东西的蚂蚁，无外乎一些形体像人的动物。”[9]第10师团炮兵大尉佐藤清胜认为：中国人“像蝼蚁一样贪婪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要统治这些愚昧的人民，再没有比专制更好的方法了。”[10]第二军随军作家田山花袋在从军记《圣尘》中写道：“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试想，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泥沼里、马蹄印里的积水吗？而不论喝着哪儿的水，都具有不可侵蚀的肠子！[11] 有家无国、一盘散沙说。《外交时报》主编有贺长雄认为：“清国人地方心强、缺乏涵盖支那整体的爱国心”。[12]德富苏峰在《七十八日游记》“支那无国论”一节中写道：“支那有家无国，有孝无忠，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没有国家观念，过去也没有国家观念之类的东西。”[13](232) 文弱之国说。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是“文弱的国民”，缺乏尚勇斗狠的阳刚之气，因此中国更像个女人国。“纵观支那古今，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弱一事”。“支那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无论如何爱好和平，也总应有一些防卫力量，然而支那人一点也没有”。“观其国乃文弱之国，其民乃文弱之民，其容貌、风采，处处像女性，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故支那的战争就像支那人吵架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百万大军只有一成在拿起武器真正地战斗”。“支那的文弱可以用古往今来的积极防御、不思进攻来证明。万里长城、都邑、城墙、院墙，大到整个支那，小到一家一户，都在防备侵略。”[13](235－241)德富苏峰还认为：相比之下，“日本人像男人，故知廉耻，有力量。支那人不像男人，故不知廉耻，不辞任何卑贱的工作，连南非的金矿不也在引进支那人吗？”[13](309) 见利忘义说。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无正邪标准，只有利害打算。”“杀身成仁只是快语，明哲保身才是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殉国、殉君者，在支那反倒是无法无天的表现，他们虽被不断地赞美，却也不断地被人在私下骂做傻瓜。”[13](246－248)他讥讽中国人是个人利益至上、缺乏公德的国民，是图虚荣、讲排场、爱面子、行“贿赂”的国民，具有为了私利可以不惜一切的贪婪本性，即“支那的诸般问题，只能用一个‘利’字来解释……支那人会为什么努力呢？不是君父之仇，也不是国家或宗教，而是自身的利益。为此胆小鬼也能成为勇者，怠惰者也能勤奋，甚至不惜舍弃生命。”[13](250－252) 二、优越型自我认知的形成与升级 与中国认知上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与固化相对照，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形成的优越型自我认知，也随着战后对华扩张行动的步步得手而不断膨胀，进而又引起了自我使命的不断提升。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是其有史以来的初次体验，割地赔款更让日本举国沸腾。既然中国这个东洋的传统老大已被打败，那么日本当然可以取而代之，成为“东洋盟主”，这是当时日本国民中形成的普遍意识。 1894年8月，日本在黄海海战中击败北洋舰队后，伊藤博文旗下的自由党党报撰文称：“迫使朝鲜废弃与清国的条约，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自主独立国，断绝清国的干涉，阻止其他各国觊觎，以保东洋和平，堪为东洋盟主者乃我日本帝国。”[14]该党成员梅田又次郎公然叫嚣：“将我国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称霸东洋，驰骋于世界强国竞争之舞台。”[15]议会第二大党改进党的喉舌《每日新闻》开战前就扬言“日本实乃东洋之盟主”[16]，开战后调高调门，狂妄地宣称：“日本原本不敌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但是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应断然排斥，贯彻独自本领，方能掌握东洋霸权，与欧洲列强争雄于世界。”[17]1894年11月21至25日，《万朝报》连载《东洋问题应由东洋自己处理》一文，文章强调：东亚事务应在东亚范围内解决，不容欧洲列强插手，在“兄弟阋墙”的争战中，日本要确立“东亚盟主”地位，“此乃天降处理东洋之大任于我双肩也。”[18]《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的文章也不乏东洋盟主论喧嚣，或呼吁“向区区东洋乃至全宇宙宣扬自身天职之重、任务之大”[19]，或妄言“东方之盟主，东洋之霸权，唾手可得”[20]。 但是，《马关条约》签署后随即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无疑是对“东洋盟主论”的当头棒喝。1895年4月22日，俄、德、法三国联合对日发出的“劝告”后，日本深知无力对抗，在接受清政府追加的3000万两库平银“赎辽费”后，“体面地”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含恨吐出了到嘴的“肥肉”。 关于“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冲击，外相陆奥宗光写道：“社会如同遇到政治恐慌的袭击，举国陷入极度惊愕与阴霾之中……昨天还过度地骄慢，而今蒙受奇耻大辱，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21]德富苏峰听到“三国干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其自传中写道：“我因三国干涉受到了力之福音的洗礼……精神上判若两人。这毕竟是因为力量不足所致。我开始相信，如果力量不足，有正义公道也不值半文。”[13](310) “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上的一课是，日本虽然战胜了中国，但列强、特别是俄国还不允许日本在东亚的舞台上担任主角。由此，日本的东洋盟主梦受挫，优越型自我认知有所降温。当然，这种“降温”只是相对欧美列强而言，并不影响其对华优越感。 之后，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日本首次加入了列强侵华的统一行动。由于日本的出兵数量仅次于俄国且行动坚决，得到其他列强的赏识，从而改变了身份，被正式接纳为世界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优越型自我认知也随之提升。对此，政友会机关刊物刊载的文章袒露了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日清战争前，欧美人中连中流人士都以为‘日本是支那属国’。战后，日本得以首次将其身价宣告于世界，但尚未成为世界强权而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此次义和团运动，日本登上大陆舞台，首次昂首阔步，大显身手，与其他所谓团十郎、菊五郎等世界主角英吉利、露西亚、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同演一出戏，并在每出戏中都证明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今天，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已进入全新境界。日本已非日本之日本，亦非东洋之日本，而是处于成为世界之日本的转换期。日本要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22]林包明在《远东策论》一文中，专门辟出“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文中说：“欧美诸国，富强则富强矣，其发达早于我国，然而对我国并无师长之尊，若比国民文化，更不比我国先进多少，况如陆海军，则我国可与列强为伍，毫不逊色。”“退一步说，若列强单独出兵得我国相助，则事半功倍。一言以蔽之，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倍增，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名实俱为远东主人。”[23] 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这一结果使日本自信成了世界的“一等国”，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民。日俄战争后“东西文明调和论”的兴起，表明日本于甲午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越型自我认知，已经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打败俄国后，世界“一等国”意识弥漫于日本政界。政友会党报写道：“开战以来，陆海军连战连胜，国民雀跃不已。”媾和条约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毕竟通过战争，“使国家地位上升为一等国，彼此之公使升格为大使了。”[24]负责国民宣传教育的《教育时论》宣称：“今天，我大日本帝国已不是东洋孤岛上的贫弱国家，而是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25]该报同时放出狂言：今后日本要“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26] 战时和战后，媒体和御用文人也在挖空心思地鼓噪日本成为“一等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把日本必胜及获胜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文明”或“日本精神”。《国民新闻》在1904年10月31日的报道中宣称：国民的爱国心不是明治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源远流长地蕴含在“日本帝国的历史”中[27]。《大阪朝日新闻》11月16日刊载的文章强调：“两千年来养成的日本魂”是战胜俄国的精神法宝[28]。到日本胜局已定的1905年春，《大阪朝日新闻》不断推出“说花数樱花、说人数武士”[29]等鼓吹“武士道”精神的新词，日俄战争前夕新渡户稻造在英国出版的《武士道》此时被译成日文后，也立即受到热捧。 “一等国”意识出现，致使明治以来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论内涵发生了变化。日俄战争前，日本的文明论是以近代西欧文明为参照摹本；日俄战争后，则出现了试图以日本中心主义取代或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其代表性人物和主张，是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 1903年，冈仓天心用英文发表《The Ideals of the East－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即《东洋的理想》，此书开宗明义，提出了“亚洲为一”思想。书中写道：“喜马拉雅山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共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这不过是强调两者的各自特色。越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都具有‘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未受阻隔地成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30]冈仓认为，“欧洲的光荣是亚洲的屈辱！”为此，“分散独立的东洋民族再生的种子须自求于内部。泛亚同盟自身具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每个民族首先须感到自身的力量。”[31]然而，冈仓强调的“亚洲一体”，是一种以日本为尖顶的金字塔形构造，其提倡的东方文明，既不是中国的儒学，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日本化了的儒学和佛教。冈仓认为：“中国由于几经覆盖全国的王朝覆灭、鞑靼骑兵的入侵、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以致除了文献与废墟外，没有任何能够使人想起唐代帝王荣华与宋代社会典雅的标识”。相反，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以类比的祝福、从未被征服的民族骄傲与自恃、牺牲膨胀发展而固守祖上传下的观念和本能的岛国孤立等，使日本成为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仓库”。“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32]，“能够凭借其秘藏的标本，对丰富的亚洲文化历史进行一贯研究的只有日本”[32]。不难看出，冈仓强调的“亚粹”，实际上是“日粹”，他所主张的亚洲主义核心是日本中心主义。 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提出的“东西文明调和论”，试图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为日俄战争后升级的日本人优越心理和自负提供理论诠释。大隈认为：日本人为东西文明的融合开创了新的历史，“欧美以为只有发生在本民族之间的文明才是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文明，以为只有自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欧美人“认识到除了西欧文明外还存在其他文明，除了西欧的道德、文学、美术外，还有其他道德、文学和美术，并对此产生尊敬之念和真挚的研究之情。”[33]大隈声称：所有文化只有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如今，日本作为东洋文明的代表者，不仅吸收咀嚼了白人文明，而且将之与东洋文明进行了调和发展。”[34]1907年1月5日，大隈又在《教育时论》上发表的《日本的文明》一文中写道：“开国以来，我日本国成为东西两大系统文明接触的交点，世界一切文明要素均汇合于此，我国的思想、制度、文物均发生了大混乱、大冲突、大竞争，……竟然在开国以来的五十年间，获得了充分的调和，真正意义的世界文明，首次在我国形成。”[33] 1907年，大隈辞去宪政本党总理职务，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翌年，建立了以其本人为会长的大日本文明协会，1910年组织发行《国民读本》，1911年组织创办《新日本》杂志。在此过程中，他时刻不忘鼓吹日本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即日本“对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故日本在东西文明的融合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34] 那么，居于如此文明地位的日本对东亚负有怎样的使命呢？大隈的回答是：“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及代表者，有指导亚洲劣等文明国家向文明迈进的责任”[35]，即“我国已处于代表东亚文明并向东洋介绍西洋文明的地位，很好地调和东西文明，进而醇化世界文明，带来人类和平，以图人道完美，是我国国民的理想，也是我日本帝国的天职。”[36]在大隈看来，“支那这一邻国，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能保护该国，负有拯救该国国民的义务和使命。”[37] 三、对华行动的选择与特点 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继续谋求在华权益的扩大，但是由于列强围绕在华权益的博弈及其相互制衡，以1900年的庚子事变为界，其对华行动选择的策略和实现路径也有明显变化。 “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有“功”，逼迫清政府“回报”，而其得到每一份“回报”，又成为英、美、日等要求“利益均沾”的借口。结果，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5年中，列强掀起了新一轮控制与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5年至1898年间，清政府为支付对日赔款，不得不以厘金、盐税、关税等收入为抵偿，向英、法、德、俄等国举借政治贷款，列强则以此为契机，纷纷向清政府讨价还价，攫取了中国的采矿权和铁路修筑权。1896年至1899年，法国获得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的采矿权。1898年至1899年，英国获得山西、河南、直隶、四川等省的采矿权，德国获得山东的采矿权，俄国获得中东铁路和南满支线的铁道修筑权及沿线采矿权。1898年，美国获得粤汉铁路修筑权，比利时银行团获得芦汉铁路修筑权。1899年，英国和德国获得了津镇铁路修筑权。 与此同时，性质上仅次于“领土割让”的“领土租借”也在进行。1897年冬，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入胶州湾并占领沿岸各地，清政府被迫于1898年3月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和湾内各岛“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俄国效仿德国，于1898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期25年。英国也不甘落后，于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翌日提出租借威海卫要求，清政府被迫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与俄国租借旅顺相同的条件，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1898年6月，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的“新界”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1898年4月，法国逼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翌年11月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 面对列强刮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日本甚为焦虑。但是，日本深知实力有限，无法与列强抗争而排他性地垄断中国，因此采取了与列强“协调”行动的对华外交策略。1898年2月18日，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向日本驻英、法、德、意、俄各国公使发出指令：“方今帝国外交最需慎重，一举一动需考虑将来结果和利害得失”。“此际我国若与某国结成密切关系，或向他国泄露诸多不满，都是不利的。无论如何，我国处于孤立地位将极为不利，也无法实现任何愿望。时机未到之前，应随机应变，为实现目标而与一国相互提携，或加入数国联盟的共同行动。当下，我国对各国应采取中立态度，加强与列强的亲睦关系，保证将来无论发生何等事端，都可自由行动，此为当务之急。”[38] 根据这一外交方针，1898年4月2日，西德二郎外相致电日本驻英公使：“日本政府同意英国政府在日本撤兵后从支那政府手中租借威海卫。同时，日本政府希望，将来日本为增进自身安定和利益时，英国政府能够表示同情。”[39]4月8日，西外相向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发出指令：“日本政府为保障最近获得的新领土，欲要求中国承诺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列强。时机到来时，你将接到上述正式指令。在此期间，你当密切关注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动”[40]。4月15日，矢野接到西外相开始行动的指令后，于4月22日向清总理衙门提出了“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各地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的要求。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于4月24日承诺不把福建“割让”给日本以外的国家。由此，日本如愿以偿地将福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与英国等列强的“协调”中，分得了“割占支那”的一杯羹。 其后，日本又在庚子事变中加入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统一行动，在4.5亿两关平银的战争总赔款中(年息4％，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亿两)分得7.73％，并与其他列强一起获得了山海关至北京沿线的驻兵权。 耐人寻味的是，在“三国干涉还辽”至庚子事变期间，日本在与列强“协调”共同蚕食中国的同时，还打出了“保全中国”的招牌，并于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前后上演了一出对华“示善”的闹剧。 变法前夕，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撰文，认为“支那人与日本人都处在与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主张与中国合作，共商“人种保护政策”[41]。德富苏峰旗下的《国民新闻》载文称：“促使支那人觉醒实为我国朝野人士的一大责任”[42]，日本政府“应获取清政府信任，使中国的所有改革事业都依赖于日本”[43]。陆羯南主持的《日本》杂志呼吁，日本应抓住时机，诱导清朝进行制度改革[44]。进步党元老铃木重远则在进步党党报上撰文，明确主张中日提携，“保全中国”，即“眼下清国内部纲纪败坏，对外不能维护国权，恐怕难免被欧洲列国吞噬，故应给以一大刺激，开导诱掖，巩固其独立，互为辅车、唇齿相依，维护东洋和平，实乃我帝国责任。”[45] 变法开始后，伊藤博文掌控的《东京日日新闻》建议政府对中国的改革“宜尽量支援指点。”[46]“脱亚论”者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也认为，变法是迈入文明之门的必要途径，而中国的变法应“以日本为师”[47]。 然而，百日维新夭折后，日本舆论风向逆转。1899年9月，一向标榜“中日提携”、“保全支那”的东亚同文会，已在其机关报《东亚时论》卷首语中明确否定了“中日同盟论”[48]。10月，近卫笃磨在南京与刘坤一会谈时，也有意回避了刘坤一提出的中日同盟问题[49]。 显然，日本上演的这出对华“示善”闹剧，本来基于通过“支持”清政府“变法”而掌控中国的机会主义动机。因此，变法失败后，日本已无须继续伪装。 庚子事变后，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的对外扩张野心继续膨胀，但在对华扩张问题上，它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已不是千疮百孔的清朝帝国，而是沙皇俄国。 甲午战争后，清朝的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但日本并未由此一举控制朝鲜，围绕着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控制，日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事实上，朝鲜在失去清朝的保护伞后，很清楚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国家独立，除了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外别无良策，而俄国正是能够牵制日本、可为朝鲜所用的“夷”。1895年10月，在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的策动下，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掌权的闵妃被杀，亲日的大院君上台。翌年2月，朝鲜亲俄派发动政变，亲日派下台。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朝鲜国王和政府迁入俄国公使馆办公，俄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一度压倒了日本。同年5月，日俄两国签订《小村—韦贝备忘录》，正式确认两国在朝鲜拥有同等权利。1896年6月，两国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书》，再次确认朝鲜的独立由日俄两国“保证”。日本学者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两年中，“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势和日本影响的显著衰弱”[50]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日俄在东北亚的“均势”没有维持多久。1898年3月，俄国在取得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铺设权后，明确否定了日本提出的把朝鲜交给日本、把中国东北划入俄国势力范围的所谓“满韩交换”建议，摆出了一副既要独占中国东北、又不放弃在朝鲜的权益的强硬姿态。1900年庚子事变时，沙俄又以保护侨民和铁路为名，出动10万大军，一举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违反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在完成第一期撤军后，依然保留大量军队赖在中国东北不走。 俄国咄咄逼人的远东政策，不仅引发了中国的“拒俄运动”，而且强烈地刺激了日本。本来，“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已经把俄国锁定为第一假想敌，卧薪尝胆，准备对俄复仇。此刻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意味着堵死了日本“北进”大陆的扩张之门，是日本不能容忍的。进入20世纪后，日本一面加快对俄作战的军事准备，一面开展外交斡旋。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获得了英国及其背后的美国在政治及军事上的支持。1904年1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按照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指令，向清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庆亲王奕劻提出了日俄交战时中国应表面保持中立、暗地给予支持的要求，而庆亲王的答复是“日俄开战时只能恪守中立”。[51] 内外条件准备就绪后，日本决定一赌“国运”。1904年2月4日，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6日，宣布与俄幽断绝外交关系。8日，日本舰队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俄国在朝鲜仁川港的军舰和在中国旅顺的太平洋舰队。10日，两国同时宣战，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在这场历时1年又7个月、规模空前的海陆大战中，双方均动员了近百万兵力，经过惨烈的黄海海战、辽阳会战、旅顺口争夺战、奉天会战和日本海海战，日本取得了战场上优势，俄国则困兽犹斗。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其主要内容是：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日俄同时撤出在“满州”的全部军队；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至旅顺间的南满铁路权益让与给日本；俄国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让与日本。[52]由此，日本确立了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努”也成了其后来死死抱住“满蒙特殊权益”不放的“根据”。 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争夺殖民地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的火并。由于怯懦的清政府采取了“局外中立”政策，致使当地民众被卷入战火，数万生灵涂炭，数十万民众无家可归。 《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的1905年10月27日，日本政府确定了与清政府谈判的方针，即不仅要清政府承认日本“接管”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而且变本加厉地要求清政府让出更多权益。对此，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直言不讳地说：“日俄之间已经谈好的满洲权利处理问题，支那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日本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日本的提案超出了俄国原有的权利，因此才有了与其商谈的必要。”[53]12月22日，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其中“正约”承认了日本继承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附约”则满足了日本提出的其他无理要求，即日俄撤兵后，速将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库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16处辟为商埠；日本得继续经营战时修筑的安东至奉天军用铁路，15年后估价卖给中国；允设中日合营木材公司并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日本得在营口、安东和奉天划定租界[54]。这样，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国，正式将中国东北南部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认知在甲午战争中已经形成，经过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后趋于固化，因此可以说是直线发展的。对此，吉野作造写道：“我国已经不再惧怕支那了。庚子事件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国。日本告别了甲午战争后清国复仇的担忧。……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为狗屁不如。”[55]自不待言，这种蔑视型的中国认知，正是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重要思想前提。 与此同时，日本的优越型自我认知在甲午战争中骤然提高，进而滋生了“东洋盟主”使命感。这种自我认知和使命感虽因“三国干涉还辽”而一度受挫，但是通过庚子事件和日俄战争得到了两次提升，成为其后进一步侵略中国乃至争霸世界的又一思想源泉。 以上述“自他认知”为根据，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日本时刻不忘对华权益扩张，但在具体的对华行动选择路径上，又明显地反映出机会主义特点，即在“三国干涉还辽”的郁闷中思量着与列强关系如何调整，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盘算着怎样获取自己那杯羹，在戊戌变法时对华“示善”图谋掌控中国，在庚子事变中格外卖力并合伙分赃，最后为了搬开其向大陆领土扩张的绊脚石，傍住英美，震慑清朝，在日俄战争打败强敌，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全面侵华的桥头堡。 【作者简介】杨栋梁，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天津 300071) 【参考文献】 [1]［日］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M].东京：博文馆，1895: 17－1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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